刍议孔府旧藏明代品官“四服”

孔祥军

引言

明清服饰是孔府旧藏文物中独具特色的文物，这些服饰文物具有极高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种类繁多、工艺精良，其中尤以明代服饰最为珍贵。清代改易服制，行满服废除明服，因此民间存世的明代服饰大都灭失，唯有孔府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完整保存了一批精美的明代服装。孔府旧藏明代服装，是目前可知的年代较早、类别完整、传承有序、历史性丰富的传世冠服实物，极大地填补了明代考古出土服饰留下的空白，如鲜明的织物颜色、多样的服装形制等，完整展现了当时服饰制度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孔氏嫡裔子孙承爵袭封，作为尊崇儒家文化的代表，从明代开始，历代衍圣公穿着的服饰均与一品官员服制相同，因此孔府旧藏完整保存了明代品官的服制。孔府旧藏明代品官“四服”包括朝服、祭服、公服、常服，这“四服”体现出极强的等级性和礼仪性。明太祖朱元璋建元大明之后，于洪武元年二月，在吸取了周、汉、唐、宋服饰之长的基础上“诏复衣冠如唐制”，制定冠服制度，对明代品官冠服也进行了定制。《明史·舆服志》中对明代品官的朝服、祭服、公服、常服有所记载，按官阶品级规范衣服式样，内容严细繁缛。官服制度在此后明代近三百年中多次修订，品官服饰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历代朝廷崇儒尊孔，对孔子后裔恩渥备加，代增隆重，衍圣公品秩由宋代的五品至明代升为一品，朝贺时列文武班之首，曾多次颁赐服饰，赐服也是孔府旧藏服饰的主要来源之一。明洪武二年，赐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带，三台银印一颗，列文武班首，历传至今。自崇祯三年，又晋阶太子太傅袭封衍圣公。衍圣公长子，至十五岁，钦依冠服二品服色。次子至十五岁则授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则袭太常寺博士，主汶上县圣泽书院祀事。每随一代公爵递为更授。《孔府档案》五十九卷记载衍圣公孔胤植咨礼部为依例题授长子二品冠服事。档案内容为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衍圣公孔胤植奏请礼部依据明代则例为长子孔兴燮题授二品冠服一事。

孔府旧藏明代品官“四服”与配件在孔府内均有留存，作为服饰文化遗产中主要的组成部分，品官“四服”蕴含的是逝去岁月的各种信息，涉及到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百工技艺等各方面，从这些保存已久的“服”与“饰”中可以窥探明代服饰的变化发展与风格特征。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孔府旧藏明代品官“四服”作为研究对象。

图1：身着朝服的唐代官员，章怀太子墓礼宾图局部

图2：颖国公杨洪朝服坐像 (明永乐至景泰年间官员)

图3：赤罗朝服上衣（正面），孔府旧藏

一、朝服

朝服，又称为“具服”，是在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等重大典礼时文武百官穿用的礼服，其基本样式为衣裳制。

1、明代朝服的形成与变化

从现有记载来看周代即有朝服，汉代朝服基本沿用周代习惯，汉明帝永平二年制定冕服、朝服等制度，朱衣朝服才成为后世典范。唐代朝服资料丰富，对明代朝服影响较大。唐代与朝服所搭配的冠一般为“进贤冠”（图1），宋代朝服也是“多沿唐旧而循用之”，而后略作改动。

《明太祖实录》记载:“今斟酌唐、宋凡朝贺、辞谢等礼皆服朝服,用赤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饰领缘，裳与衣同，皂缘，蔽膝同裳色,大带用赤、白二色,革带,佩缓，白袜，黑履。”《事物绀珠》中冠服部分对朝服的色彩、形制有所记载，绛色青缘，上衣下裳。由此，明初朝服的款式参考唐、宋制式，虽然后来几经修改，但是朝服的基本形制一直保持上衣下裳的制式（图 2）。

据《大明会典》与《明史·舆服志》的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对文武官员的朝服制度更定，对朝服的应用场合与服装制度都做了相关规定。《明史·舆服志》载“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俱用梁冠，赤罗衣，白纱中单，青饰领缘，赤罗裳，青缘，赤罗蔽膝，大带赤白二色绢，革带，佩绶，白袜黑履。”

明初朝服形象亦可见于明孝陵的一些石像生中，而后朝服也出现变化，最初后绶由国家织造颁发，后来为个人自备，于是很多官员将绶环直接织在了后绶上，后绶花样只取华美，不按等级，组配则玉璧铜铁杂用。在嘉靖八年，朝廷又一次修订朝服制度。

《明史·舆服志》记载“嘉靖八年，更定朝服之制。梁冠如旧式，上衣赤罗青缘，长过腰指七寸，毋掩下裳。中单白纱青缘。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襞积，赤罗青缘。蔽膝缀革带。绶，各从品级花样。革带之后佩绶，系而掩之。其环亦各从品级，用玉犀金银铜，不以织于绶。大带表里俱素，惟两耳及下垂缘绿，又以青组约之”。

2、孔府旧藏朝服现状及结构特点

孔府旧藏明代朝服包括有梁冠、赤罗衣、赤罗裳、白罗中单等，另外还有配套的革带、玉组佩以及上朝时所用的牙牌、笏板等。

（1）赤罗衣

赤罗朝服衣长118厘米，袖通长250厘米，两腋下腰宽62厘米，领宽13厘米，袖宽73厘米（图3）。在领口、袖口以及下摆与前襟处贴有青罗衣缘，青缘宽15厘米。通袖由四幅面料拼接成，每幅面料幅宽约65厘米左右，是明代常用布料幅宽。赤罗衣与赤罗裳所用面料质地轻薄，为一绞一的纱罗织物。

赤罗衣的形制为交领右衽，广袖开口，两侧开衩有摆，这极有可能是受当时道服、道袍的影响而加有暗摆。赤罗衣与其他古代传统服饰一样，所使用的裁剪方式为平面“十字形”裁剪，从展开的服饰款式中可以看出布料的裁剪与拼接的形状。从款式来看裁剪时从腋下袖裁出一块布料，在制作袖子的时候，需用其他布将其补上。而在腋下裁开的布则要打两个上宽下窄褶子，打褶后的剩余部分折在身后内侧，分别拼接一块布料缝缀于衣身后片之上，这也是明代袍服习惯性的制作手法。

这件朝服后腰处一对带袢，带袢下还有一对小系带，其主要作用是穿挂革带（图4）。明代后期，革带越来越崇尚虚束，成为一种象征身份的装饰品，而真正起到束腰作用的是大带与宫绦。

（2）下裳

赤罗裳长89厘米，腰围129厘米，侧缘和底缘也贴有青罗料，缘宽15厘米。腰头为橘黄色，上面缀有两个带袢，应该是用小细布条穿过带袢来束腰。赤罗裳为典型的马面结构，整体分为两大片，每片用两幅面料拼缝，中间重合部位的光面即为“裙门”，两侧分别有八个活褶，四四相对（图5）。

（3）中单

根据《大明会典》朝服内配中单，即朝服内的衬衣，“中单白纱青缘”孔府也藏有同时代的中单。

这件中单衣长118厘米，通袖长254厘米，袖宽69厘米，腋下腰宽65厘米，这件中单的制作方法与赤罗上衣相同，也是腋下补片，两侧开衩有褶子，内摆固定在后身（图6）。

3、孔府旧藏朝服中的礼规与文化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与服饰紧密相连。明朝建立以后，汉民族掌握政权，汉民族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所以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法。明代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对冠服制度要求最为严格的朝代，这与服饰所体现的“辨贵贱、明等威”有着密切关系，从而更有利于稳定和维护封建政治体制。

在明代，文武官员在元旦、冬至和皇帝生日、大型朝会中，需要穿着最隆重的朝服，这些场合非常严肃，对于礼仪的要求也最为严格。衍圣公作为孔子的后裔，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都有采纳或运用，所以衍圣公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正因为这样的家族与地位，才使得这唯一一套保存如此完整的朝服存于世。而孔府旧藏朝服是明代冠服制度的体现，它的款式并非专属于衍圣公，正如《明史·舆服志》中所记载的制式，是明代品官在最重要场合所穿着的服饰，除冠带佩绶有所不同，其他部分一律相同。作为一种礼服，孔府旧藏朝服是明代崇尚礼规秩序观念的代表之作。

二、祭服

《左传》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历代都比较重视祭祀的礼仪与服饰。

1、明代祭服的形成与变化

周代祭祀多用冕服，冕服共有六种，分别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天子有六种，公候卿大夫等随着身份的降低，冕的种类以及服章数量、冕旒数也依次降低，形成等差。

周代具有比较完备的章服制度，故而成为了后世推崇的典范。到秦代郊祀之服皆以袀玄，袀玄是一套上下皆黑的祭服。直到东汉明帝时，才重新颁布冕服制度，而后历代基本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冕服的等差制度，以及章纹的安排。

隋唐重新修订了冕服制度，但是唐代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仅保留了衮冕一种，宋代对于冕服制度十分重视，多次颁修。

明代立国之初，翰林学士陶安奏请天子采用五冕，朱元璋则认为古制过于繁琐，仅仅保留了衮冕，用于“祭天地、宗庙”。而祭祀社稷等，服通天冠、绛纱袍，另外根据朝服形制确立文武官员的祭服。

图4：赤罗朝服背后的带袢，孔府旧藏

图5：赤罗裳，孔府旧藏

图6：白罗中单，孔府旧藏

图7：皂色祭服及形制图，孔府旧藏

《大明会典》载“凡上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第，并同朝服。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下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并去佩绶。又令杂职祭服与九品同。”

图8：《于慎行宦迹图》中的祭祀场景

图9：梁冠实物以及各部分构件示意图，孔府旧藏，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祭服作为文武官陪从天子举行国家祭祀活动时所穿着的服装，是最为隆重的礼服之一。在整体的形制上与朝服基本相似，只有上衣在颜色及一些用法上有所区别，其他部件可以通用，所以可以根据不同场合的情况相互搭配成套。

2、孔府旧藏中的祭服及特征

孔府旧藏祭服，主体为皂色，领子以及周边为青色缘边。衣袖、衣领处有所破损，但是观察其比例，可知其服饰比例与朝服类似，需要搭配下裳穿着。其结构也与朝服类似，侧边开衩有内摆，腋下袖根有补片，采用的是同一种制作方式（图 7）。

其周身采用青色、皂色两种颜色，但是与《大明会典》所规定的“上衣用青罗皂缘”恰好相反，为皂衣青缘，有可能是服饰在执行中出现的偏离制度的情况，其实这类祭服在明代画像中也有，如《于慎行宦迹图》中的祭祀场景，于慎行身着的祭服即与孔府旧藏的皂色衣相似（图 8）。

3、朝服、祭服的相关配件

（1）蔽膝与后绶

蔽膝是古代遮羞物的遗制，先秦之后区别尊卑等级的标志，在汉之后的衣裳制的大礼服中，往往都会有蔽膝的出现。

十分遗憾的是，孔府旧藏的朝服中缺少蔽膝与后绶，而且因为蔽膝后绶部件较小，且为礼服部件，目前存世极少。在定陵中出土过一件上窄下宽样貌的红罗蔽膝。

后绶的实物甚少，上海的韩思聪墓有出土，目前后绶的纹样除了一些文献记载之外，亦可以从一些石像生、牙雕人像等上面观察到。

（2）梁冠

孔府旧藏梁冠高约27厘米，冠口直径18.5厘米，颜题10厘米左右。形态为典型的明代制式，一般冠下有青组缨，从耳后垂到颔下，打一个虚结。梁冠上用簪子，但是此梁冠所用的缨簪已经不存在（图9）。

梁冠是搭配明代朝服或者祭服的冠，形制源于古进贤冠。进贤冠在东汉形成制度，成为朝服所配之冠（图10），一直延续到明末，虽然细节形态不同，但是整体结构一脉相承。祭服的形制中文武官员俱戴梁冠。从一品至九品，梁冠中梁数也有所不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祭服梁冠与朝服梁冠为同样制度，并未见有祭冠别制的记载。

4、孔府旧藏祭服中的礼仪与内涵

祭服与朝服一样，是明代冠服体系中等级最高的礼服，祭服作为封建社会等级的标志，祭祀之时穿着。明代祭祀的主要对象有“天、地、人”三类，从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中的“天之诸神”，到社稷、五岳、山川河流的“地袛”，再到祖先、圣人、功臣等祭祀对象。视祭礼之轻重，祭服分别有数种形制，敬谨而有节制。所表达的是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明代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推崇不仅体现在对历代衍圣公的恩渥上，祭祀圣人孔子也凸显出对人事的充分关照。

祭服的穿戴与礼是不可分开的。因为古人重视礼，认为礼是天地之序、治国之要，起着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助教化的作用。祭祀作为一项严肃、庄重的重要活动，穿戴与礼合为一体。对于崇尚礼的明代，对服饰的重视自不待言。从孔府旧藏梁冠中看出，无论其形制、色彩、配饰等物质层面，还是从其文化内涵、价值体现等精神层面的信息，无不蕴含“礼”。

古人对冠非常重视，成年的时候要举行冠礼，参与各种活动时也必须要带冠，冠即礼的象征。孔子的弟子就曾说：“君子死，而冠不免。”祭祀作为盛大的活动，必定要佩戴冠，祭服所沿用的佩饰上亦承袭前朝以冠梁和带饰标示品级，保证了礼节的完整性。

孔府旧藏祭服的形制与朝服一致，承袭前代服饰，服制中沿周秦为上衣下裳，裁剪强调平面布局，整体造型偏直线型，衣襟、衣袖、衣摆追求线条的流畅性、形象的完整性，注重的是政治、伦理下赋予的庄严之感。皂色祭服在色彩与材质应用上也符合祭祀情景，皂色、青色的色彩纯度偏低，色调协调一致，面料轻薄。虽有所破损，但也能看出纱质的工整、制作的精良，展现了严肃、庄重的服饰内涵。

三、公服

1、明代公服的形制

明代的公服为大袖圆领袍，一般为暗纹或者纯色面料，搭配单挞尾革带，头戴展脚幞头，以公服面料的花纹颜色，以及革带的带銙材质来区分品级（图11）。

《大明会典》载“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后常朝止便服，惟朔朢具公服朝参。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衽袍，或纻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鞓用青革，仍垂挞尾于下。靴用皂。”

明代公服主要参照宋代公服制式，在宋代，公服与常服的概念并不做区分，为大袖圆领袍（图12），形制来自于唐代的常服，但是袖宽变得十分宽大。在唐代有公服与常服的区分，公服为衣裳制，蔽膝后绶等。而唐代文武官员的常服多用圆领襕袍，服色制度多次改革。

2、孔府旧藏公服结构及其特点

孔府所藏这件素面赤罗圆领袍，为典型明代中后期的官员公服，承袭唐代圆领袍特点，圆领，外侧开襟处缀有纽扣（图13）。整体为大襟右衽，广袖敞口，衣身长135厘米，袖通长249厘米，袖宽72厘米，腋下腰宽65厘米。

整个通袖使用四幅面料拼接而成，每幅的幅宽约为65厘米左右，为明代主流面料幅宽。圆领袍就沿袭了传统“十”字型的剪裁，在剪裁方式上属于上下通裁，前后片连裁，肩部对折。

领子为面料斜裁，多片拼接，熨烫归拔成型，缝制后再熨烫至服帖，同时领口内嵌入一根棉绳，可以起到领口塑形的作用（图14）。

明代男子圆领袍主要特点是两侧有外摆，在裁剪制作时，腋下的面料并不裁掉，同时再外接一块补片以增加宽度。衣身两侧通过纳褶，使下摆起翘。两侧外接的补片在后面折回一部分，同时摆的起翘处内侧施以麻衬，使外摆形状挺括。

袍衫的腋下部分有明显的后补痕迹，增加了一块纱线方向不同的面料。这是为了方便省料，将外摆做出来，而在此处裁剪下一块面料，这是明代中后期袍服的常见做法（图15）。

图12：宋仁宗公服坐像轴，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

图13：赤罗公服（正面），孔府旧藏

这件赤罗袍整体用料为素织。根据《大明会典》规定“凡公侯驸马伯公服，服色花样腰带与一品同，凡文武官公服花样如无从织买，用素随宜”，可以看到传统礼制下的简洁素雅、文质彬彬的审美格调。

3、公服相关配件

（1）幞头

幞头最早来自于北周，在唐代增加了固定发髻的巾子，后来，人们把幞头后面的软脚用硬丝撑起来，形成“硬脚幞头”，裹头的软巾也逐渐变成了硬质的帽子。在宋代，幞头的种类比较丰富，《梦溪笔谈》中说“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明代的展脚幞头制式主要继承自宋代，细节上稍微有一些改变，例如宋代的展脚幞头帽翅多平直，而明代的帽翅多微有上翘。

图14：公服领子细节

图15：袍衫摆的细节图

图17：明代定陵出土的单挞尾革带玉片

孔府藏幞头，高20厘米，帽筒径17厘米，双翅长70厘米。帽体部分前低后高，翅子左右平伸，末尾略微上翘，在帽子后面有横向的管孔，用于插两个帽翅。幞头使用黑绉纱做表，里面使用铁丝固形，漆麻布做里子。两只帽翅使用铁丝做骨，附上黑纱。整体质地坚固又不失轻盈（图16）。

（2） 单挞尾革带

公服承袭自宋代，颇有存古之意，所用革带也是继承自前朝，采用单挞尾的方式，与朝服祭服以及常服所用的双挞尾革带不同。其更加简约，单挞尾革带是革带的最早形态，唐代诸多服饰中的革带均为单挞尾。到了宋代，公服上的革带往往十分长，需要绕腰间两圈，然后垂下。在明代极少有单挞尾革带的出土，孔府中也没有保存，定陵中曾出土一副单挞尾革带的玉带板（图17）。

4、孔府旧藏公服中的礼仪与审美

品官公服作为办理公务所穿着的服饰，在明代逐步发展为只在朔日、望日或部分礼仪场合中穿着。公服有严苛的等级差别，在形制上与日常穿着常服有所区别。公服的发展从唐代朝服中分化，到宋代以常服为公服，元代沿袭宋制，明初既保留公服又以唐代常服乌纱帽圆领袍为制，孔府旧藏公服与配饰就承袭了唐宋圆领袍、展脚幞头、玉带的制式。其中，圆领袍作为中国古代服饰的典型代表款式，它的特点是宽袍大袖，表现出严谨、庄重之感，这是汉民族性格特点的展示。而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圆领袍更成为封建社会严格按服饰等级、崇尚古代礼制的服饰典范。展脚幞头由一块民间的包头布逐步演变成衬有固定的帽身骨架和展角的完美造型，前后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因脱戴方便，华贵还不失活泼，成为华夏民族的代表性冠帽。

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吏，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府旧藏公服在款式结构上就符合这种衣着观念。孔府旧藏公服的外摆是正式服饰中的款式，外摆可以遮挡袍服开衩，以至于在活动时不露出内部衣服，具有保持着装规整的礼仪功能。而外摆这种形制与圆领的结合又造就了褒衣博带式的服饰美学，展现出男性的威严。

《天启宫词注》载，当时用天青竹绿花纱罗，当青素衬。以海天霞色淡红里衣，内外掩映，望之如波纹木理焉。所形容的是罗纹面料给人所带来的“波纹木理”般的视觉美感。孔府旧藏公服面料是绯色素面二经绞罗，展现出明代罗类织物“波纹状”的纹理美，结合圆领袍褒衣博带式的款式，这也是服饰所带来的仪态之美。搭配白色中单或贴里穿着后，深色的罗料在浅色内衣的对比下更加凸显出罗料纹理“波纹木理”般的动感之美。孔府旧藏公服的裁剪结构采用了面料拼合的形式，其袖子靠近腋下的部分明显纱向与衣身不同，这种裁剪的方式是古代节省衣料的做法，而这种拼合的弧线为整体服饰造型带来了丰富变化的线条美，更是一种工艺美的体现。

四、常服

常服是平时朝事穿着的服饰，也是穿着频率最多的服饰。明代常服由乌纱帽、圆领衫、革带和靴子组成，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前后有动物纹样的补子。

1、明代常服的来源与变迁

（1）明代常服的形成

隋唐两朝统治者起自北周，受鲜卑服饰影响颇深，故而其常服采用窄袖圆领襕袍。隋朝时，常服称为宴服，为圆领袍的形制，是天子与百官经常的穿着。唐上元元年对服饰颜色与革带带銙做了定制，以紫、绯、绿、青等服饰颜色来体现等级的差别。明代常服制度更为完善，据此也在洪武三年规定了常服的款式与带銙等级。

“凡文武官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一品玉带，二品花犀带，三品金钑花带，四品素金带，五品银钑花带，六品七品素银带，八品九品乌角带”。

因为前朝公服常服不做区分，此处虽名为“公服”，其实为常服功用，而后在此基础上规定了袖宽尺寸，以及胸背补子的纹样。

《明史·舆服志》载“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从此圆领袍前后的补子纹样和革带上的带銙不同，成为划分品官等级的重要标志。早在武则天时期， 就曾赐予官员“绣袍”，即在官服上以绣成对的动物纹饰，据《唐会要》记载“出绣袍以赐文武官三品已上……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虽然在唐朝就已经将胸背补子作为官员身份的标识, 但是直到明代才正式的作为冠服礼制确定下来。

（2）明代常服的变化

明初的常服基本参考唐制，为小袖圆领袍，据《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三年，文官衣长，自领至裔，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桩宽一尺，袖口九寸”。可知明初时候规定的常服袖子是十分窄小的。但是随着审美风尚的改变，明代常服形制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一个是袖宽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就是外摆越来越明显夸张。

从《沈度行乐图》中可以看到此时的袖子比较窄小，圆领袍呈现两侧自然开衩。沈度在永乐初年为翰林典籍，是明前期人，而孔府旧藏中的这件常服，其袖子十分宽大，且两侧摆开始比较夸张地往上翘起，为标准的晚期服饰（图18）。

2、孔府旧藏常服结构与特征

孔府中保存的这件常服为云鹤补红罗袍，为一品常服，在明代有很多的仙鹤补服的容像，可以相互印证（图19）。云鹤补的红罗袍的款式与素面赤罗袍的公服相近，都为圆领右衽大襟，衣长132厘米，袖通长242厘米，袖宽63厘米，腋下腰宽60厘米。

其结构与素面赤罗公服袍基本相同，只是袖子尺寸较小，衣袖的下缘有弧度，与公服的大袖开口不同，常服一般为收口袖，这件也不例外。整个通袖也是由四幅面料拼接，腋下同样有补片痕迹，摆的结构与赤罗公服袍也是完全一致，摆内亦有衬布，可知是同时代产物（图20）。

这件常服底布与公服不同，公服用料为素面罗，而本件织有云纹，《明史·舆服志》对常服的规定有“朝见人员，四时并用色衣，不许纯素”。云纹底色显得简单大气，造型优美，也展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艺术理念。

图18：沈度行乐图（永乐初翰林典籍）

图19：仙鹤补常服，孔府旧藏

图20：腋下与摆的细节

图21：乌纱帽，孔府旧藏

3、品官常服的搭配

（1）乌纱帽

乌纱帽是搭配常服的首服，为明代官服制度之特有，在上海明墓中有三顶出土。孔府旧藏乌纱帽高20.9厘米，口径19.7厘米（图21）。帽用革作为框架，外面用绸、麻、纱等面料装裱而成，一对帽翅横于帽后，与方正的展脚幞头一样，都是从唐代幞头发展而来。

图22：白罗褡护，孔府旧藏

图23：本色葛纱贴里，孔府旧藏

（2） 褡护、贴里

在明代的圆领常服里面，往往会内穿褡护与贴里。如在《明实录》中赐予冠服往往这样描述“常服纻丝夹一套，内大红织金胸背虎豹开揆圆领一，深青素褡护一，黑绿素帖里一，钑花金束带一，皂麂皮铜线靴一，双乌纱帽一”,可见一套完整的常服由三层服饰，外加帽带靴构成，而在孔府旧藏服饰中恰好就有褡护与贴里。

这件孔府所藏的白罗褡护身长141厘米，肩宽66.7厘米（图22）。明代褡护款式一般为交领，也称为“半臂”，衣身两侧开衩并接有双摆，一般衬于圆领袍的摆内，穿起来层次感分明。褡护在明代十分流行，在明定陵、南京外板仓徐俌墓、盐池冯记圈明墓均有出土。

这件孔府传世的贴里身长121厘米，通袖长261厘米（图23）。贴里在明代是男性服饰的基本款式，既可外穿又可内着，在很多墓中均有出土，孔府这件贴里与一般的打细纹褶子的贴里不同，前后均为褶量较大的马面褶，极具特色。

4、孔府旧藏常服中的文化与内涵

为了维护封建王权，等级制度成为维护自身统治最有利的工具。衣冠服饰作为体现等级差别最直接、最外在的表现力手段，从服饰制度的产生就贯穿着等级思想。明代作为历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服饰制服在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等级文化和民族融合。

孔府旧藏常服与配件无不体现等级的差别，从常服的服色、补子图案到服饰面料、乌纱帽帽顶都体现了品级高低。明代首次开创了官服的补子制度，而孔府旧藏常服中补子的应用，是明代最具特色的标识，在显眼的胸前，在方寸之间将等级文化集中于此，给人以鲜明的概括性和直观性。鹤的图案在精神建设的层面具有丰富的政治深意与道德内涵，将仙鹤应用于补子之上与鹤的寓意有关，在传统图案文化当中，鹤的地位非常高，仅次于凤。《诗经·小雅》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仙鹤鸣声嘹亮响于云天，姿态优雅俨然君子，比喻官员所应有的良好的品德、品质，这是补子中的文化内容与官服的结合。以物比德体现出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具有比德劝善的教化意义。鹤所代表的一品重臣的形象更足以印证衍圣公家族的地位。

明代服饰制度中蕴含着严格的社会等级规范，如孔府旧藏常服中圆领袍、贴里、褡护的套穿搭配方式，就是规范之礼的体现。孔府旧藏常服的款式与公服非常相似，作为同时代的产物，外摆的设计，有“礼”的功能，也使得常服造型沉稳。孔府旧藏常服、乌纱帽作为典型服式不仅是对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继承,更是对儒家人文思想的宣扬。

五、结论

孔府旧藏明代品官“四服”——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集汉民族衣冠传统之大成，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将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百工技艺、审美观念展示给世人，展现出大明王朝“汉官威仪”风貌。通过对孔府旧藏明代品官“四服”的梳理，可以感受到孔府旧藏服饰资源的丰富与宝贵，这是中华民族仁、礼文化的实物见证。孔府旧藏明代品官“四服”既有与史料相互印证的一面，也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制，反映了华夏衣冠礼乐文明的隆盛与传统服饰的精良工艺与审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