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中国玉器收藏与研究初探

赵成清

17～18世纪中叶以来，在欧洲兴起的 “中国风”让陶瓷、丝绸等中国工艺品在西方受到青睐，他们也由此开始对中国艺术的进一步探索。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提升，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笔下那个恢弘伟大、遍地珠宝的中国对他们来说早已是触手可及的大洋一端，如，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等纷纷前往中国，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国艺术的关注由瓷器、织物等转移到具有历史人文积淀的青铜器与玉器上，但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玉器的关注远不如青铜器，20世纪30年代左右才出现针对玉器的独立性研究著作。在建构中国玉器知识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两个指标性的阶段：对材料、工艺技术的关注；对其文化意义、社会功能的探讨。藉由文物的流动，我们也看到西方人在跨过文化藩篱后，如何调整自己的态度去了解另一种文化。

一、西方对古玉认识的初步建构

玉器最早出现就带有强烈的审美性而非实用性，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因其质地通透，被作为通天地、晓神明之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将儒学与玉联系在一起，曰：“君子比德于玉”，①“玉有十一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王无德，则不可陪葬玉器，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玉器进入第一个发展的繁盛期。玉器多以龙、凤形玉佩出现，并饰有镂空、减地浅浮雕、镶嵌等工艺，线条流畅，精美绝伦。汉代是玉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东汉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②这时期不仅有传统的礼仪用玉，生活类玉器也十分普遍，汉代盛行厚葬及黄老之学，其葬玉传统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他们所制作的金缕玉衣、玉握、玉九窍塞等一套完整的葬玉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如此，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有大量优质的和田玉进入中原，因此汉玉多玉质上乘，雕刻精美。

汉至元代，中国玉器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走向现实主义，在秦汉的基础上，隋唐的玉器受到绘画和雕塑的影响，追求洗练的手法和灵动的精神，到了五代、辽、金，出土的玉器较少，但艺术水准仍居高不下。两宋时期，在城市经济的推动下，玉器与绘画进一步结合，以致乾隆称宋玉为“玉图画”，宋、辽、金的玉器可谓形神兼备，直至元代，现实主义风格逐渐衰落。

图1：玉马首，汉代，藏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图2：清中期，玉双耳活环鼎炉

图3：青铜鎏金盖玉奁，周代，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对玉器的表现走向了拟古主义，又选择性地吸收了西域痕都斯坦玉器的特点，集历代制玉之菁华，而走向大成。中国玉器研究也与金石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最早涉及玉器研究的是北宋吕大临所著《考古图》，之后元代朱德润所著《古玉图》是第一部著录玉器的专著。③他们将玉器进行定名、分类，基本以所见实物为参考，对玉器的大小、纹饰、造型都做了详细的著录。明清时期金石学的发展达到顶峰，对玉器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明代洪武年间曹昭所著、王佐增补的《格古要论》是第一部对文物进行鉴定的著作，其中就有对玉器的考证鉴定。其后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清代吴大澂的《古玉图考》、端方的《陶斋古玉图》、陈性的《玉纪》等著作也纷纷问世，玉器研究的成果日益丰富。

西方关于中国玉器的记录较早可见于《马可·波罗游记》：“在新疆河流中产碧玉及玉髓,商人将其运到库车或吐鲁番售卖。”④另一位传教士谢务禄（后改名曾德昭）（Alvarez Semedo）也曾在1655年出版的游记《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中描述过中国玉石。从1756年欧洲字典将玉定义为代表着普通硬玉的“Jasper”一词，到1887才将玉命名为包括软玉和硬玉的“Jade”一词，可以看出西方人对玉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玉器第一次作为艺术品出现在西方视野中是在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上，玉器以其温润精致的造型引起了观者的注意，它羊脂般的质感与巧夺天工的雕饰迅速成为西方的收藏热门。这一时期，一些关于中国玉器的展览与图册开始出现，西方的中国文物收藏家也逐渐将目光转向玉器。

杨晓能曾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中将中国考古划分为四个阶段：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初始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形成阶段；1949年至1976年的机构化阶段；1977年至今的成熟阶段。20世纪上半叶西方对中国玉器的认识与收藏也基本与中国考古的发展吻合，⑤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清宫玉器收藏时期（1840～1910）

继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之后，大量中国文物流向欧洲，这也直接促成了西方对中国玉器的收藏。北京和上海成为南北古玩的主要聚集地和海外出口地，时值中国清政府内忧外患之际，无暇顾及这些珍宝的外流，京城的八旗子弟见皇城破败，纷纷偷盗皇城财物，将之转手倒卖，这使得大量精美玉器涌入古玩市场。因此，该时期西方对中国玉器收藏主要以清宫收藏为主，清宫玉器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玉器的收藏多根据其外形的审美，第一批西方的中国玉器收藏家由此出现。

2、汉玉及先秦玉器收藏时期（1920～1940）

谈到海外中国古玉的收藏，无法避开卢芹斋（C .T. Loo）与姚叔来（C.F.Yau）两位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中国古董商。相比于卢芹斋，姚叔来的名字相对陌生，但在西方收藏界，他的名声同卢芹斋一样为人熟知。20世纪初，西方收藏家选购中国玉器的时候，经常受到这两位古董商的影响。因大量清宫收藏的流出，卢芹斋趁机低价收购，倒手转卖向欧洲，所以他也一直被视为“卖国贼”。由于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西方收藏界迎来了收藏中国文物的黄金时期。美国学者孔华润说：“最后，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混乱导致中国的主要收藏溃散、考古遗址被掠夺和伟大杰作流失——其中很多流向了美国。”⑥卢芹斋所收玉器多属“生坑”，他在巴黎成立的红楼生意蒸蒸日上，在倒卖文物的同时，他同时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如何欣赏中国玉器之美。1925年，卢芹斋在伯希和的帮助下出版了《中国古玉》一书，⑦该书出版后，不仅向西方简要地介绍了中国玉器的文化内涵，更将他们的收藏趣味引向了古拙的汉玉及先秦玉器。

3、高古玉收藏时期（1940～1950）

这一时期的西方收藏随着中国现代考古的不断发展而丰富，早期中国的考古发现多由外国人的参与协助完成，此时，齐家文化、龙山文化的大量高古玉出土，让西方收藏家们对玉器的历史认知和收藏追溯到新石器时期。

西方对中国玉器的收藏与研究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随着早期汉学家对中国玉器认识的不断增进，相应的学术著作也随之出现。

二、西方对中国玉器的主要收藏

中国晚清的几大玉石收藏家如吴大澂（著有《古玉图考》）、端方（著有《陶斋古玉图》）、罗振玉（著有《有竹斋古玉图谱》）等，他们的著录以及金石收藏都流散于海外各大博物馆或收藏家之手，中国文物收藏中的大量精品都流散国外，各大古董商的倒手转卖让文物的外流披着“合法”的外衣，这也让近代中国对于收回文物束手无策。海外对中国玉器的收藏基本以私人收藏为主，大多数博物馆的收藏均是由各大收藏家捐赠而来。⑧

就中国文物收藏而言，欧洲是最早开始的，它的汉学研究也早于美国，而且文物收藏也极为丰富。其中以英国大英博物馆的玉器馆藏最为可观，它的玉器收藏几乎涵盖新石器时期到清末，不论是玉琮、玉珏还是繁复精美的玉雕都千姿各态、应有尽有。这些玉器收藏主要来自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1963～1939）、霍 布 森、亨利·欧本海姆（Henry J. Oppenheim 1895～1959）和奥斯卡·拉斐尔（Oscar Charles Raphael，1874～1941）， 这 四 人都是卢芹斋收藏品的英国购买者。

大英博物馆中的中国玉器收藏主要以两周和西汉玉器为最多，也有不少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其中藏有出土物中最高的玉琮，高49.8厘米，共19节。⑨

在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也以藏有珍贵的中国玉器而著名，它的藏玉以汉玉和明清玉器为主，其中也有不少是从圆明园中流出的珍品。该博物馆的规模化玉器收藏仍来自于私人收藏家的捐赠，1882年，威尔斯在其去世前将92件玉雕捐给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1903年，英国收藏家考伯（W.H. Cope）去世后，其87件玉雕也捐给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1910年，该馆又获得了另一收藏家赛尔汀的遗赠品。1935年，该馆又获得了尤摩弗帕勒斯的部分藏品。⑩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所藏玉器珍品以汉朝的《玉马首》为最佳，虽然这件作品在辗转途中被破坏，只剩头部，但仍能从局部看出它的整体态势（图1）。“玉马首”耳尖鼻圆，体态健硕，马首低沉，马脖弓起，马嘴大张，似蓄千钧之力，只待一发。但对于这件玉马的年代尚有争议，因其仅有马首，也无法准确地下定义。

除玉马首外，另一件令人惊叹的玉器便是一只鹅形玉盒，由八只不同姿态的天鹅构成一组。鹅冠为红玛瑙，鹅眼睛由黑玻璃制成，鹅身上的羽毛雕刻清晰精细，柔美的体态与舒展的动作无一不体现出乾隆时期雕刻工艺之高超。

此外，英国的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也有一定的玉器收藏，主要源自拉斐尔的捐赠。除英国之外，其他欧洲各国的玉器收藏也颇为丰富。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The Guimet Museum）、圣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和枫丹白露宫（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 The Palace of Fontainebleau）中均藏有许多珍稀的中国玉器。

除此之外，欧洲藏有中国玉器的博物馆还包括瑞典的远东古物博物馆、德国柏林的东方博物馆、苏黎世博物馆，著名的中国玉器收藏家包括阿尔弗雷德 ·巴尔（Alfred Bahr， 1865～1951）、克劳斯·欧特赞（Klaus D. Baron Von Oertzen，1894～1991）等，此处不一一列举。

欧洲以其独到的眼光与见解发现了中国古玉的特殊价值，此时欧洲的玉器收藏如火如荼，但二战的硝烟蔓延至欧洲，这使他们无暇再顾及艺术收藏。由此中国文物收藏中心迅速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汉学研究及中国玉器收藏虽较欧洲稍晚，但作为“后起之秀”，其收藏丰富程度绝不亚于欧洲。

谈到美国的中国玉器收藏，先要提及的是早期收藏家中的佼佼者—毕晓普（Heber Reginald Bishop，1840～1902）。

毕晓普出生于美国波士顿，成年后他敏锐的商业直觉与果断的市场判断让其事业蒸蒸日上，这也成为他收藏爱好的资本。事业的成功让他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艺术收藏，从欧洲古典家具，中国丝绸、瓷器、玉器，日本的漆器、军刀，到印度的银饰、珠宝，他的收藏可谓包罗万象，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玉器收藏。毕晓普的“玉痴”收藏情节起源于1878年从蒂凡尼公司（Tiffany & Company）收购的一只来自圆明园的中国玉瓶，那是英法联军掠夺财物中的艺术品之首，更是有史以来最精致的玉雕器物之一。⑪这让毕晓普深深地被中国玉器的神秘气质所吸引，此后玉器成了他后半生最为珍视的藏品。出于对玉器的热爱，他曾多次来到中国，这个可以直接接触艺术品的机会让他在中国又搜集了不少珍稀宫廷玉器。随着对玉器兴趣的扩大，毕晓普的收藏范围不局限于精美雕刻的玉器（图2），一些技法稚拙但古朴沉厚的高古玉与玉器原石也成为他的收藏目标。

图4：玉璧，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藏于弗利尔美术馆

在毕晓普的所有玉器收藏中，中国玉器约占三分之二，有700多件。其中中国玉器的造型和纹饰多样，基本上都是从圆明园所流出的宫廷用玉。⑫

在收藏中国玉器的同时，毕晓普也展开了对它的系统研究。他从矿物学和地理学的角度入手，按照材质、硬度、色泽，将其收藏的玉器做了整理并建立了玉石原料数据库。到了晚年，为使这些中国艺术藏品惠及大众，他将之全部捐献给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制作了精良的图册，在图册的制作过程中，他招募了斯蒂芬·波西尔、乔治·昆兹（George F.Kunz）、罗伯特·雷利（Robert Lilley）等著名学者，不惟玉器研究，还包括其它各个领域的专家，从而将中国玉器的本身特性（比重、韧性、光学分析等）、工艺手段（雕刻、切割、抛光、镶嵌等）甚至还有声学分析、开采过程、考古数据等一一展现给世人。经过多年努力，这套画册最终被定名为《毕晓普收藏：玉器调查与研究》（The Bishop Collection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In Jade）。该图册于1906年出版，仅出版100套母版便被销毁。⑬这一图册是最早关于中国古代玉器的西文著作，书中所有的玉器插图，都是以西方传统钢笔画技法绘成，精美异常，其中还附有唐荣祚的《玉说》和李澄渊的《玉作图》。⑭

在早期的中国玉器收藏家中，另一位能与毕晓普媲美的当属美国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温索浦 (Grenville L.Winthrop，1864～1943)，温索浦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从事律师职业，但对这个职业毫无兴趣的他在1896年便永远退休。温索浦艺术收藏之初，极大地受到了查尔斯·爱略特·诺顿教授(Charles Eliot Norton)的影响，诺顿教授1875年在哈佛开设艺术史课程，从而启发了温索浦的艺术收藏，诺顿曾为不少重要的收藏家提供建议，其中即包括波士顿收藏家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和温索浦。

温氏所藏古玉数量丰富且种类多样，涵盖各个时期，但主要以商周至战国的玉器为主，这批玉器基本代表了海外收藏古典时期玉器雕刻的最高水平。温索浦从20世纪30年代左右便开始收藏玉器，尽管他不懂得如何欣赏相关的中国绘画，但他却从纯粹审美的角度发现了中国铜器和玉器之美。通过温索浦的玉器收藏可以看出，他对上古时期“象征主义”色彩浓烈的玉器更为偏爱，他所收藏的玉器基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商周时期的礼仪、祭祀用器；二是商周时期的人物与动物玉雕像；三是洛阳金村古玉，其中以周代青铜鎏金盖玉奁（图3）最为珍贵。

1943年，温索浦过世后，他的所有藏品都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福格（Foog）艺术博物馆，即今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并供哈佛学生无偿研究。温索浦的收藏同样伴随着学术研究，他注重对玉器历史的溯源和玉器造型的研究，强调对玉器出土地、时代、器型的比较和考证。无论是毕晓普或温索浦，这些私人收藏家的中国玉器收藏都为西方学界的中国玉器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他们也开创性地对玉器鉴赏进行了方法上的探索。

在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中，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独树一帜，其收藏基本全部来自于查尔斯·兰·弗利尔（1854～1919），他的玉器收藏以新石器时期晚期的良渚文化而著称，也包括齐家文化玉器（图4），据罗覃（Thomas Lawton）介绍，弗利尔曾多次前往亚洲旅行，以1907年和1910～1911年（最后一次）最为重要。罗覃曾在他的书中谈到：“弗利尔在1907年买到第一件中国玉器，四年后再次来到中国便对玉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狂热地收藏、购买中国玉器，许多是从北京、上海、开封等地的古董商那里收购，他也从日本商人山中定次郎（Yamanaka Sadajirō）那里收购到一些。”⑮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弗利尔在晚年收购的一批玉器。他称其为“夏代”玉器，当时引发了较多争议，因为关于“夏代”是否存在这一问题都尚不明确⑯。也正因此，玉器收藏家们开始注意文物出土地的第一手资料，以此甄别年代，并且开始着手于器型、纹样的对比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借助于考古学和文物学知识，这一批玉器在经过详细的器型对比与研究后，最终被确定为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玉器。

除此之外，美国的旧金山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The Arthur M.Sackler Gallery）、拥 有“ 桑 尼 辰 藏玉”的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西雅图美术馆、水牛城科学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均不乏玉器精品的收藏。在北美地区，值得一提的还有加拿大的安大略博物馆，其馆藏主要来自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1873～1960），这些藏品是他在河南传教和从事慈善活动的同时所盗走的洛阳金村古墓玉器。1934年，怀履光退休后回到加拿大，他将其所藏文物尽数卖给了安大略博物馆。他所收藏的玉器除了金村古玉外，还有一批为吴大澂的旧藏。有学者指出该馆藏玉的另一特点，即这批藏玉是“最原装”的藏玉。除为照相和修补所做的必须的清理外，大部分古玉都保留原始状态，即出土时玉器所带的土锈、朱砂以及浸染等仍然与古玉共存。⑰

在西方国家，许多私人收藏家们在去世后纷纷将藏品捐献给各大博物馆，这使得西方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珍品在不断地丰富，随着西方学者的介绍和各类中国艺术展览，中国玉器开始进入欧美大众的视野中，西方的中国玉器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化。

三、20世纪早期西方汉学界的中国玉器研究

西方关于中国玉器的研究是与其收藏紧密相关的，随着西方玉器收藏的兴起，收藏家们开始关注玉器的时代、用途、器型特点等，前文所提及的温索浦与弗利尔均已从玉器的断代开始了初步的研究。

但与青铜器和其他文物相比，玉器的独特审美并不容易被西方所接受。这是因为先秦及高古玉器器身基本没有刻字（铭文），明清时期玉器又以雕刻、材质见长，刻字也仅是附庸风雅，并无多大意义。其次，商周时的礼玉大多没有纹饰，器型也基本无改变。在研究上既无文献、器物也没有明显器型变化，因此早期的西方玉器研究著作基本上是从玉器的矿石身份入手的，如收藏家毕晓普所著《毕晓普收藏：玉器调查与研究》，前文已叙述该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矿物标本、考古品和艺术品。但由于发行量过少并没有广泛流传，因此影响不大。但此时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美术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在很多关于中国美术的普及性著作中都对中国玉器有所涉猎，如波西尔就在1904年出版的《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中，以一章的篇幅介绍中国玉器，他将这一章命名为“琢玉”。

波西尔认为，玉是中国人最为珍视之物，早先的中国甚至认为它由虹霓化成。在英文中，Jade源自西班牙，西班牙人称玉为Piedra de Hijada，译为腰石，能治腰病，事实上，中国人亦相信玉可疗病。

在《琢玉》中，波西尔详述了世界各地的产玉，并对软玉和硬玉的材料特征做了区分。依据中国人所划分的玉的种类：玉、碧玉、翡翠三种，波西尔对盛产地之一的新疆和田软玉作了介绍，他援引《西域闻见录》说：“新疆峭壁峻崖之石，皆为玉宝。其他回民，常常乘犛牛，上至雪界之外，以火熔石或锤凿之，使大块玉石纷纷坠于山下，然后拾归，琢成玉器。”⑱

为了充分且详实地说明中国玉器，波西尔分别从文献的角度介绍了南宋龙大渊等撰写的《古玉图谱》和毕晓普的《毕晓普收藏：玉器调查与研究》，波西尔指出，《古玉图谱》不但收录了宋高宗时七百余幅玉器图，还可依国宝部、压胜部、舆服部、文房部、薰燎部、饮器部、彝器部、音乐部、陈设部诸部门了解中国古代制玉的种类和分工。谈及毕晓普论玉之书，波西尔赞其鸿篇巨制、集玉学于大成。该书长24英寸、宽18英寸，首册中有林石泉手绘水彩画13幅，各种制玉技术，粲然纸上。

在介绍完琢玉的历史、器具和方法后，波西尔继而对古玉、玉器及其用处作了阐述，并以图例对韦尔斯（Wells）、乔治·沙尔丁(George Salting)等西方藏家收藏的白玉瓶、白玉如意、朝珠、笔筒、花瓶、绿玉瓶、插画屏、三仙人像、砚滴等物品进行了描述，其中，他既对中国玉器的审美观念、神话传说和民间习俗进行了解读，还指出了这些藏品的来源，如他指出朝珠和绿玉瓶等多件玉器皆为西方从圆明园掠夺得来的。

20世纪初，当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玉器的认识仍停留在“普通矿石”阶段时，波西尔已经着手于对中国玉器的材质、产地以及琢玉方法的叙述，可以看到，波西尔在书中引经据典，以此说明玉对中国古人的重要性。同时，他又对“蓬莱仙境”“寿星捧桃”“鲤鱼跃龙门”“鹰熊”等寓意吉祥的中国玉器进行了文化学和图像学的释读。⑲

波西尔同时还以中国玉器为媒介，对中外美术交流进行了追溯。针对劳佛（Berthold Laufer，1874～1934） 所 坚 持的古时玉器必来自东方，因此欧亚二洲在上古即曾通商之说，波西尔指出，自近日细勒细亚(Silesia)等处发现软玉，阿尔卑斯山(Alps)发现硬玉，奥、德、瑞典等国发现圆石玉，因此，劳佛一说难以成立。不过，波西尔也认同中国玉器演变历史中一直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他写道：“及乾隆时，四夷通商者日众，印度玉器遂多输入中国。故今日欧人收罗之玉器，常有花样制法似印度风，而其上又刻有中国诗歌及款识者，其款识尤以乾隆时为多。盖中国制玉之技，彼时最盛。尝设西蕃作，专模造印度人之美术品。”⑳由此可见中国玉器对印度玉器风格的采纳。

在书写中国玉器时，波西尔以一种普及性的概述对之进行描述，文中并无任何关于器型和纹案的研究，但他的论述抛砖引玉，引起了后来者的关注，这一点是现代中国玉器研究者不应忽视的意义所在。

在西方学界，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玉的学者是劳佛，他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与东亚语言系讲师，但他的东方学研究并非空谈，劳佛曾先后领导并参加了四次远东探险活动，每次都到中国，他大量搜集人类学、生物学、矿物学标本资料。在其1908年、1923年的第三、四次远东探险考察活动中，他收集和选购了大量的中国玉器，这为他以后的玉器研究奠定了基础。劳佛对中国玉器的研究主要见于两本著作：《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1912年；《两件中国宫廷玉器 》(Two Chinese Imperial Jades）。 此时西方对中国高古玉器的研究知识十分匮乏，他的《从玉器看中国的考古与宗教》一书自出版起便引起极大轰动，因为这是西方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玉器的著作，他在书中宣称：“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与文献来看，中国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其他文化圈所经历的‘石器时代’阶段”，㉑他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时代，更没有新石器时代。当时中国并无考古学，这样的结论虽有些武断但无可厚非，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量的考古出土发现则彻底推翻了劳佛的结论。在编著此书时，可供参考的实物与考古资料几乎没有，因此劳佛主要根据古籍中的玉器线索对它们进行功能和特性的解释。对于此书，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批评道：“美国人劳佛(B.Laufer)的《说玉：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的研究》(1912年英文版)在西方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古玉的考古研究专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际上这本书的考证部分几乎全部抄袭吴大澂的研究成果，有些地方也沿袭了吴氏的错误论断。但是他的这本书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确是远胜于布什尔(S.W.Bushell)（即波西尔——笔者注）等的《H.R.毕晓普(Bishop)收藏：玉器调查与研究》(1906年)一书。”㉒诚如夏鼐所说，劳佛的书也并非全无是处，劳佛在《导言》部分就讲到了现代科学的矿物学，区分了“Nephrite”和“Jadeite”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简单地用“软玉”和“硬玉”来表示。他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通过对中国玉器的原始材料、制作工艺、文化渊源、宗教功能、艺术特点等进行宏观描述和细节探讨，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特质中独特的玉文化，这点上完全不同于吴大澂的金石学研究。㉓劳佛同样也是使20世纪西方对中国文物收藏的趣味转向到早期玉器的重要人物，他在学术上积极地向西方介绍玉器，并且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及著作，从而有效地传播了中国玉器文化。㉔

虽然劳佛的《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这本著作引经据典、参考了大量文献，但田野考古出土资料却少之又少，这与当时中国考古的刚刚起步有很大关系。因此，这本书中的玉器鉴定基本上以文献资料为参考，缺乏实物的考证。玉器研究固然无法脱离史料，但仅有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考古出土的辅证就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玉器出土年代，也无法深入地对器物进行断代考证，更谈不上准确阐释其风格和内涵。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汉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一些汉学家在中国美术著述中开始单列一章介绍玉器，如1920年福开森（John C. Ferguson，1866～1945）所著的《中国艺术综述》（Survey of Chinese Art）。

在玉器一章中，福开森重点从玉器的概念、收藏、用途、雕刻和著述这几方面进行了叙述。该章节开头，福开森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矿物学两方面对玉器进行概念上的判断，他将中国古代玉器与青铜器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十分相似，但显然玉器并没有青铜器的地位高，在祭祀礼仪中也并非是必不可少的用器。他认为，相对于中国玉器，西方的“玉”这一概念出现得较晚，多被当作一种矿物质，学者主要从材质、硬度、颜色等方面对此进行研究。在中西方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两种对玉器的不同阐释反映出二者背后所折射的世界观，玉器在中国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在西方则仅是一种普通矿物。福开森开门见山地提出两种玉器的审美观念，由此让读者清晰地认识到玉器在中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玉器的独立价值。

随后，福开森梳理了中国古今玉器研究的相关文献，他对宋元时期的玉器评价基本沿用吴大澂的看法，他极为推崇吴大澂编著的《古玉图考》，认为该书并未拘泥于古代文献的看法，见解客观而独到，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不过，福开森对吴大澂的了解和推崇应来自于劳佛，前文曾提到，劳佛的《说玉：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的研究》几乎是《古玉图考》的翻版，而福开森则认为“劳佛对玉器研究的著作在任何西方著作中都算得上是权威。”㉕

最后，福开森谈到：“中国玉器的独特文化审美在西方不曾出现，但我们不能因从未见过就忽视与贬低它，没有一种材料能比玉更能体现中国文人的艺术品味。”㉖

从福开森对中国玉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准确地把握了玉器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与地位，换言之，他从文化学的角度探究中国文化中的玉器身份，虽然他的这些研究同波西尔、劳佛等人的著述一样，并未深入地对玉器的器物本身进行考古学上的类型甄别以及年代判断，但他在西方学界率先译介和梳理了中国古代玉器研究的文献成果，对这些史料的重读，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

西方对中国玉器的研究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初具雏形，在探索如何对玉器进行断代的过程中，史丹利·查尔斯·诺顿（Stanley Charles Nott，1902～1957）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36年，他出版了《中国玉器源流考》（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书 中 收 录300多幅图片，以明清玉器为主。他将自己所收藏的玉器进行初步的考证溯源，在购买玉器时，他格外注重相关的出土信息，以此来确保玉器的时代性。除此之外，诺顿同时参考了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记述的古玉鉴别法，通过文献和出土材料两者相结合进行鉴定。虽然此时中国并没有出版玉器考古相关图册，但从诺顿开始，西方学者已经基本确定了以田野考古的方法对中国玉器进行断代。

1938年，萨尔莫尼的专著《古代中国琢玉》（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仍因袭青铜器研究的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器物排比来断定年代，但这一方法显然对于秦汉时期的玉器或高古玉研究收效甚微，两件器型相似的玉器有可能相隔数百年，对于玉器的断代仍然需要准确的出土资料。萨尔莫尼著作的初衷原本是为了整理天津收藏家吴其周的个人收藏，之后更像是对玉器收藏家与古董商的人名罗列。㉗1950年，韩斯福（Howard Hansford）发表专著《中国玉器雕刻》（Chinese Jade Carving），他在书中再次提及第一手资料及田野考古发掘对古玉断代研究的重要意义，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也以实践证明，将出土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以此为依据排列出玉器器型发展年谱。

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考古发掘的限制，西方学者对中国玉器的研究仅停留在器型与断代的这一阶段。20世纪下半叶，随着考古发现的进步，大量中国玉器出土，以及积累的器型研究工作使西方对于玉器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

这一方面代表性的研究者便是罗樾（Max Loehr，1903～1988）与杰西卡 ·罗森（Dame Jessica Rawson），罗樾在 1953年出版的 《早期中国玉器》 （Early Chinese Jades）中就提出以考古发掘与文献对比，随后这一观点在杰西卡·罗森那里得到进一步深化。在1970年代左右，她将大量考古发掘古玉与藏玉进行对比研究，并以文献为基础，将两者相互佐证，以此建立了玉器断代的科学研究方式，在其1995年出版的著作《从新石器时期到清代的玉器》（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中，这一方法被有效地运用。

除了上述方法，西方的风格分析理论也影响着中国玉器研究，在中国美术史研究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青铜纹饰的研究分类就曾经被其他一些学者所关注，并用于研究中国玉器，虽然这一方法并不总是立竿见影，例如，用其分析早期玉器，因器型简单、花纹朴素，这一研究方法多少显得有些单薄。但在很多玉器风格的判定中，这一理论卓有成效。

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的中国玉器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方法，对于玉石的研究也由笼统到精细化，往往就某一专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如利拉·佩里（Lilla S.Perry）的《中国鼻烟壶》（Chinese Snuff Bottles）这一著作，就列举了大量的玉质鼻烟壶并对此进行分析；而美国学者韩思复著有《中国玉雕》和《中国雕玉》，书中不仅探讨了玉质、玉材、矿源、技法，还专门探讨了南阳玉。此外，加拿大学者多伦温德在《中国早期的玉鬼神面》中别出心裁地指出，玉鬼神面两面纹饰分别表现了悲和喜的造型；艾克与高本汉著文称玉琮象征女阴，玉圭象征男根，二者反映了原始的生殖崇拜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中国玉器研究方兴未艾，各类中国玉器在西方国家的艺术拍卖会上屡屡以破纪录的价格拍出，由此可见中国玉器的审美价值在西方逐渐为公众所熟知，基于一百年前西方汉学家的开拓性发现，西方现代学者在中国玉器纹饰、器型的分类研究、玉器的文化解读方面也有着更多的进展，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不断发表，不但中国玉器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玉器文化也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

四、结论

玉器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象征，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着瓷器、青铜器、书画等艺术品一同因盗窃、贩卖、掠夺而进入欧美国家，并被西方收藏家广泛收藏，随后，通过卢芹斋、弗利尔、温索浦、毕晓普等人的介绍，西方世界进一步欣赏到玉的独特价值。西方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客观上保护了中国玉器，并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玉器文明。但这些散落海外的珍宝也反映出沉痛的中国近代历史，对那些由于“非正规”途径而流失的国宝，国人只能望洋兴叹。正因此故，中国现代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先生曾亲身考察、专门编著海外中国文物丛书，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国宝回家，而中国历史理应将这些艺术品写入。

在本文中，透过西方收藏家的中国玉器收藏，以及波西尔、福开森、劳佛等学者的学术著述，可以看出西方的审美趣味变化。截至1914年，对一般的鉴赏家而言，中国艺术仅仅意味着绘画或雕塑，即使在1915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上，也只有三四件早期玉器，这些展品主要从卢瑟斯通与维吉尼亚处借来。但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青铜器和玉器逐渐成为审美的风向标。

从西方的玉器收藏到玉器研究，在这一进程中可以看到中西文明的对话，西方汉学家从早期西方人的隔膜和猎奇心态中走出，详细审视了中国玉器，他们从“矿物学”一步步走向出土考证、器型研究，毫无疑问，这些由浅到深的玉石研究为中国本土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也拓展了中国工艺美术史写作的世界视野。

注释：

①[西汉]戴圣撰，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聘义第四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3页。

②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③ 袁胜文：《中国古代玉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④ （意）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 64页。

⑤ 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⑥ （美）孔华润著，段勇译：《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⑦ 原书法文：Pelliot P. Jades archaïques de Chine appartenant à CT Loo. Bruxelles: G. van Oest,1925.

⑧ 潘守永：《海外收藏中国古玉及研究情况概述》，《文物春秋》，1993年第3期，第33-37页。

⑨ 同⑧，第34页。

⑩ 同⑤。

⑪ 蒋成龙：《收藏世家——毕晓普家族》，《世界博览》，2014 年第18期，第82页。

⑫ 古方：《古方先生玉器知识问答（四）》，《收藏》，2008年第7期，第76页。

⑬ 同⑫。

⑭ 同⑫。

⑮ Lawton T, Merrill L. Freer: A Legacy of Art.New York : Harry N Abrams Incorporated,1993, p.204.

⑯朱莉亚、苏文：《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玉器——谈美国佛里尔艺术馆玉器藏品》，《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第51-55页。

⑰ 古方：《欧美所藏中国古玉巡礼》，《收藏》，2005年第1～2期，第76页。

⑱（英）波西尔著，戴嶽译，蔡元培校：《中国美术（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7页。

⑲ 同⑱。

⑳（英）波西尔著，戴嶽译，蔡元培校：《中国美术（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

㉑ Laufer B.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p.11.

㉒ 夏鼐：《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夏鼐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0-280页。

㉓ Laufer B.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pp.1-8.

㉔ Latourette K S. 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37, pp.43-68.

㉕ John C. Ferguson. Survey of Chinese Ar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0,p.64.

㉖ ibid.p.73.

㉗Lanciotti RBL. Archaic Chinese Jades from the Edward and Louise B. Sonnenschein Collectionby Alfred Salmony. East & West,1954, vol.4. 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