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地区产业防贫实践中的农户主体性
——基于宁夏南部民族社区调查

成 媛,陈 祎

(1.西南民族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2.宁夏大学 政法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近年，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西北民族地区脱贫成就举世瞩目，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推动下的改革、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这四个阶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西北民族地区脱贫的重点是巩固提升脱贫农户的防贫能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确保少数民族群众与全国人民同步同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后脱贫时代，依然需要稳定脱贫成果，实现精准防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宁夏南部山区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是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也是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通过对宁夏南部山区3县10村的实证调查，旨在探索为西北民族地区的产业兴旺提供具有可操性防贫策略——重建小农户产业，切实提升农民自我发展和管理水平，实现防贫脱贫目标。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梳理

随着宁夏南部山区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逐渐衍生出两种发展助推模式：一是“行政助推”模式：地方政府通过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公共政策以及行政行为防止脱贫群众再一次返贫。二是“内源发展”模式：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作用于脱贫农户等发展主体，并通过其经济、社会行为提高农民自我管理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能力，从而防止脱贫群众再一次返贫。“行政助推”贫困治理模式对脱贫攻坚和实现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贫困群众的“等要靠”思想，“行政助推”模式尚未真正激发起贫困乡村和群众的内生动力，对于后脱贫时代宁夏南部山区防贫目标实现有一定的影响。只有切实激发出脱贫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实现“造血式”帮扶，才能提高后脱贫时代脱贫群众的防贫能力。

(一)研究缘起

从宏观看，西北民族地区产业扶贫主要通过发展地区特色产业，鼓励农户积极参加专业合作社或者村镇龙头企业而获取经营上的保护膜，而面对复杂动态的现实，产业扶贫在农户防贫能力上仍面临一些瓶颈和困境。当前，现代农业产业以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时常与农户生产的多样性、分散性以及微型性相矛盾[1]，致使农户生产常常处于市场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导致农户防贫能力的脆弱性与生产的不确定性。不根据市场做出反应，盲目的推行“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等集约化产业，反而更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与产品滞销，而一些贫困县更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产业项目，而相关的市场评估、产业遴选、合理布局、差异化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则难以顾及[2]，导致不断削弱农户生产积极性与内生动力。针对这一情形，应切实尊重农户产业发展意愿，发挥农户生产的主体性作用，有效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实现农户生产的市场化进程。

从微观看，在积极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土地流转、构建集约化大农业的趋势中，小农户生产的边缘化，加剧了他们成为市场利益链条最末端的趋势，使其无力应对主流市场的销售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正应和了波兰尼所说的“市场脱嵌”[3]，其实质是普通民众正在承受产业发展的风险。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农村，如何消化这些劳动力呢？答案就在于通过“内源发展”产业扶贫，切实尊重脱贫群众的主体地位，拓展和提高脱贫群众自我管理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从根本上激发脱贫群众增收致富奔向美好生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研究综述

脱贫农户主体性的实现是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与产业振兴的关键，也是有效增强产业防贫能力的重要抓手。关于脱贫农户主体性的实践内涵，笔者认为,就是脱贫农户在参与现代化产业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与意愿，自主的选择其生产方式、生产内容以及销售手段。有专家认为，新增贫困是贫困增量的构成主体，不同类型贫困县的返贫与新增贫困程度差异显著，疾病、残疾与缺乏劳动力是导致返贫和新增贫困的三大主要直接原因[4]。后脱贫时代，有效避免以上返贫的方式是切实激发脱贫农户的主体性。而现阶段,脱贫主体性不强主要源自农户内在发展能力不足所表现出的自我消极脱贫和因长期被扶所形成的政策依赖[5]。王春光等人指出,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产业扶贫政策，并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乃至遭遇失败，产生了“小农境地”，产业脱贫政策应该进行“服务转向”[6]。

后脱贫时代，脱贫乡村的产业扶贫应从农户现有资本出发，发挥农户产业发展的主体性，切实提高小农户自我防贫能力建设的内生动力。因此，笔者以“小农经济”为切入点，分析西北民族地区后脱贫时代乡村产业防贫的实践策略，为小农户有效对接大市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业发展的独特作用，为脱贫乡村的防贫能力提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二、产业扶贫的增收困境

课题组对宁夏南部山区的彭阳县、西吉县以及原州区的8个乡(镇)10个回汉民族互嵌式脱贫村进行调研，包括彭阳县红河镇红河村、孟塬乡小石沟村、草庙乡草庙村；隆德县张程乡马儿岔村、平峰镇李岔村；西吉县白崖乡黑窑洞村、白崖村；原州区头营镇石羊村、官厅镇阳洼村以及彭堡镇闫堡村，对乡村扶贫模式、现状以及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调研期间，与县、乡镇政府主要领导访谈17次，收集工作总结、发展规划资料等共计45份。问卷调查涉及10个村329户，其中有效问卷306份(非贫户192户，脱贫户97户，贫困户17户)，其中20份问卷由访谈结果填写而成，问卷有效率为93%。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比65.8%，女性占比34.2%;从年龄分布来看，年龄主要以35～50岁的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为42.17岁；受访者身体状况良好，可进行劳动生产的人口占比为75.83%(包含健康状况为一般及以上的样本户)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高中以下的文化程度占比72.8%，只有27.2%的受访者接受高中及以上的教育。问卷主要涉及产业收入、产业类型、产业发展等。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以及老年农业成为了影响产业扶贫效果的主要因素，严重制约了脱贫乡村的产业振兴进程，亟待提高脱贫群众的自我管理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能力。

(一)Y村的土地流转困境

Y村位于原州区西部，距离固原市区25公里，区域面积8.8平方公里，有7个自然村，户籍人口573户1714人，常住户405户，1405人。Y村属于回汉互嵌式社区，其中回族14户48人。Y村主要通过村企合作的模式，为降低市场风险而实施订单作业，并依托固原市涉农龙头企业固原润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于Y村建立蔬菜基地，由润农公司决定蔬菜种植品种，根据市场决定种植时间，采取企业(销售)+村委会(协调)+合作社(管理)+农户(种植)的模式，带动蔬菜种植500亩。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普惠了绝大多数的农户利益，让他们依托企业发展的同时带动自身发展。村企合作模式一方面帮助了农户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免受较大损失，确保农户的最低保护价。另一方面，农户只能被动接受企业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动性，趋于被动接受的境遇。据调查，现阶段宁南山区土地流转存在一定的困境，主要归结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土地没人流转。流转收益没保障，如遇降雨少的年份，种植后也不一定有收益。二是农户不愿意流转。不愿意流转首先因为自己要种，其次对流转企业或者合作社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怀疑。三是流转区域受限。根据企业、合作社发展定位而选择相应的流转区域。其中57%的农户表示不愿意流转，“家里就十几亩地，一下子全部都流转给了企业，咋不担心嘛？况且一流转就是五年，以后企业发展咋样，谁也不能保证，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一直种下去呢，还保险些。”村民WQL的顾虑是众多流转土地村民的一块心病，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的打算。L村还面临着绝大多数乡村的共同问题，即如何有效增收，抵御返贫风险。对于大多数已脱贫的农户，土地流转后的也仅仅是维持生计，正值中年的45岁村民MB扳着手指头算了一笔家庭经济账：

我上有快80岁的老母亲，下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现在只靠着流转的十几亩地压根没有办法生活，那个(企业)给旱地的流转费200多，水浇地的稍微多一点，这样我们家年收入才6000多，说实在的这俩娃上学的费用还是挺高的，参考书、吃饭、路费哪一个不花钱，没办法孩他娘就只能出去干，一个月1000多块钱。(2019年8月12日访谈记录)

调查结果显示，67%的农户家庭收入与支出持平，8%的农户收入超出支出500元以上；收入来源于务农的农户家庭为31%，绝大多数的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出务工，土地流转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农户的基本生活。土地流转后的农户，家中生产资本不在，再面对高额生活成本，无力扭转现状之时，其返贫风险便会增加。单单只靠流转费为收入的脱贫家庭，在遇到家庭变故时很难应对，可能直接导致返贫。后脱贫时代，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有效帮助脱贫农户扩充增收渠道，让他们通过现有生产资本实现家庭的跨越式发展。

(二)H村老年农业的困境

原州区官厅镇W村区域面积为28.2平方公里，距离城区(镇政府)所在地15公里，属回汉杂居村，现辖5个自然村，人口408户1513人(其中回族1249人)，常住人口202户784人，现有劳动力908人，其中外出打工544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60%。60岁以上人口为182人，占总人口的12%。该村属于典型的老龄化空心村，由于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口就不再从事生产，就变成了纯消费人口，只能靠领取养老金来生活，老龄人口占比越高，生产人口越少，进而农村返贫风险加剧。据统计，每户能实现1.5个劳动力就业，即可达到乡村稳定脱贫的目标。今年65岁的FH与老伴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孙子，家里的重担全部落在儿子和儿媳头上，去年听说新疆有收入较为可观的工作机会，他们将年幼的孩子交给老人抚养，去新疆打工，可是,FH老人却很不赞同这种做法。

58%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子女减轻点负担，可以通过土地获得收入的机会，进行小规模的种植或者养殖，一方面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减少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将剩余产品实现小本买卖，实现老人的价值再现，在农村生活，与土地结合起来，不仅有收入的机会，而且消费很少。家中只有一个儿子的86岁回族MBZ老人，自老伴2008年去世后就一直独自生活，直至五年前摔了一跤后，儿子不再放心他一个人居住，就带着自己的妻儿搬回来和他一同住。MBZ的孙子MSG今年二十四岁，自高中毕业后就选择了打工，他有些惆怅却依然充满信心的讲道：

我爷爷就我爸这一个儿子，我爸也就我这一个儿子，我爸妈今年也五十多岁了，况且我妈身体不是很好，我也不敢到远的地方打工，怕家里突然有啥事没法应付。家里2017年新盖了牛棚，家里从一开始的7头安格斯牛到今年的15头，感觉慢慢的进入正轨，我爸妈每天只要按时把牛喂好了，没事再打扫牛棚，其实每天也不累，就是让他们有点事做…家里流转了8亩地，还有14亩旱地我自己种了些玉米，虽然就我一个人，有的时候确实很累，也挣不了几个钱，但一想到一家人能在一起也是很好的。有时候我就琢磨着看那些地还能搞啥，我不怕吃苦，我就希望家里的日子能过得更好一些。现在我爷爷每天在院子里散散步，遛遛狗感觉开心了不少。(2019年9月3日访谈记录)

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据调查,75%的高龄老人都希望与子女共同生活，且希望生活在故土上，毕竟村庄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村庄中的农户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亲戚和邻居，正是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联系，才让乏味的老年生活在人和人的沟通交往中赋予意义。而且，家庭养老由建立在农业生产和家庭合作上，在土地上扩充了家庭收入来源，可以实现各种可能的副业收入，致使自给自足的程度加深，现金消费压力减小，使当前民族地区的老年农业也能呈现出一幅繁荣的景象，让一旦被城市淘汰的中老年人仍然有机会通过与土地的结合来获得收入与就业，可以体面的在农村生活。老年农业不仅应对了老龄化，也为乡村振兴的广泛性与可持续性提供了内生动力。

三、构建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

所谓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就是以农户为生产单位，以有限土地为基础，依靠传统生产方式，通过赋予地方、民族特色而进行的种植、养殖或者加工行为，与党委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形成合力，目的是以小本经营达到扶贫富民的最终目的。由于小农户产业适用于具有基本生产能力的任何农户，且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多少生产风险，因此亟待构建出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切实将农户生计资本(1)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经济资本。的活力激发出来，发挥农户主体性作用，调动广大农户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农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构建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首先在于寻找均衡的利益联结点，让每一个治理主体都能够朝着相同的方向不断努力，为增强脱贫乡村整体防贫能力，推动脱贫乡村振兴永葆内生性动力。

(一)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确保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仍面临着农民收入水平、农村现代文明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后脱贫时代，必须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脱贫乡村发展新动能。小农户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不断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繁荣，有效增强脱贫乡村的防贫能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不仅是惠及中国人民以及亿万农民的壮举，同时也为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乡村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小农户产业是一种追求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双重目标的实践策略，对于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推动脱贫乡村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乡村新型治理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市场经济体内的基本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越性在于极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效率来合理共享社会资源。市场经济因为竞争、激励、信息等优势而创造了较为凸显的经济效率，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矛盾，当下乡村振兴就是走向“公平与效率”并存的有益实践。后脱贫时代，小农户产业可以有效保护脱贫农户不致被市场排斥而边缘化，并通过扩大生产与提高质量，使乡村居民的收入保持相对公平[7]。

(二)个人-组织-国家齐发力，提高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发展能力

1.脱贫农户：劳动力素质中心化。依托家庭的产业发展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农户自身以及家庭成员作为劳动力的基本素质。调查显示，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家庭劳动力只占27.2%，78.3%低于高中学历的家庭劳动力对未来没有规划。因此，基于小农户产业发展，亟待激发农户本身的主导性与创造性。

图1 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示意图

农户劳动力(2)本文定义为农户家庭内18-60岁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教育与培训势在必行。小农户产业关键在于农户能力的提升，因为从事小农户产业的劳动力通常来自家庭内部且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市场以及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8]。教育和培训成为了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有效途径，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应提供不同种类的教育及培训目标，提高农户劳动力身体素质。据舒尔茨所言，健康状况的改善和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有更长久的职业生涯、更强的体力劳动能力，以及较少的病假时间损失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9]。提高农户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可有效增强小农户产业的抗风险能力。调查显示，仅有6%农户劳动力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时常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绝大多数的农户劳动力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认识不足且关注度不够。当前农村呈现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农半耕”结构，即进行小农户产业的农户劳动力大多为中老年人，他们的身体素质直接关系到小农户产业的发展与扩大，提高农户劳动力身体素质不仅要从医疗条件更要从意识思想上下功夫。

2.基层组织：服务帮扶媒介化。从政策源头看，许多农业政策母体并非完全来自中央政府，而是来自农民自身的探索，然后经过中央政府的追认和整合，转化为国家的理性化政策[10]。由于小农户资源特殊的社会历史性赋予了小农足够的自由，这使他们可以按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来使用资源，小农户产业的可移动性、灵活性以及自由性更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以服务为重点，将农民的所需所想放在核心位置。

3.国家：政策导向服务化。小农户产业最致命的在于由于远离市场而导致信息成本较高而产生的较大风险。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是将基层组织“媒介化”，使小农户产业生产者的利益诉求能与政策制定者直接沟通，同时联结城市消费者从而降低信息成本。

一是学会做农户需求传话筒。将农户真实需求反应给上级领导层面，能切实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帮助小农户产业发展。首先，实现定期走访做好产业信息管理工作，了解农户家庭内部产业发展的基础信息，以“大数据”为手段及时做好补充和更换工作。从产业数据信息中预测并发现本村小农户产业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并协助农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畅通需求反映-反馈渠道，建立匿名诉求反映信箱，让农户放心真实的反应问题与需求，做好确认、甄别工作后将农户需求反映给相关部门，同时随时等待回应。政策信息一旦发布第一时间通过信息公示栏以及微信公众号等现代化信息手段传达给村民，让村民及时了解政策走向，调整产业发展方向。

二是学会做产品信息传递者。在食品安全、生活质量至上的年代，我们更应该正视小农户产业在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健康方面的独特优势，免于沦落成为纯粹的物质和金钱交易。因此，基层组织更应该以此打出招牌，成为联结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为城市居民提供新鲜、有机、可溯源的农产品，同时也为小农户产业提供较为可靠、持续的市场供求信息。

四、拓宽产业防贫共同体的路径

脱贫乡村防贫是一项庞大且系统的工作，不仅涉及到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安排，也涉及到脱贫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后脱贫时代，切实发挥好党的领导在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优势，担负起为脱贫农户谋幸福的重要使命，完善地方性政策，强化小农户产业的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确保防贫工作的有序推进。小农户产业防贫的工作涉及面广且主体多元，要坚持协调联动，统筹推进。

社会组织的广泛灵活是实现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的关键。现阶段，我国脱贫攻坚面临扶贫投资和项目精准性较低的实践困境，由此限制了贫困人口的帮扶范围。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所获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为脆弱。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参与扶贫和防贫的社会责任，正是因为我国贫困人口较多且分散，结构和成因也较为复杂(3)由于区域结构、家庭结构、民族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的不平衡表现出以生存贫困为核心，体现在能力贫困、人文贫困、权利贫困、空间贫困、生计贫困等多个方面。，更需要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小农户产业。

市场组织的支持合作是实现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的核心。小农户产业振兴的行动主体涉及市场组织、合作社和农户，合作社的角色是龙头企业和农户联结的桥梁，其功能就是集合农户的产品并为龙头企业提供优质且稳定的生产原材料；对于农户，合作社可将市场组织的生产计划及相关信息转告给农户。由于农业生产体系的生物性以及地域分散性使得产出存在一定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广大小农户而言产品价格的长期稳定十分重要，在此期间小农户只能依靠简单的适应性预测来进行生产活动，而承受着较大的市场风险。现实中，小农户更倾向依靠合作社来实现与外部市场的联结，使小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交易能力提升，并进一步降低市场风险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另外，也可以帮助市场组织减少对分散农户的生产行为以及产品质量的监督成本。实际上，市场组织为入社的小农户提供一些“功能性的支持”，如提供诸如种子、技术、销售和信息，实现市场组织—合作社—农户三者利益网络的联合和嵌入，将合作社作为市场组织“社会要素”的补充，作为相关利益者来完成市场组织的某种功能，如提高产品质量以及维护企业形象等。

脱贫农户的自助发展是实现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的动力。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充分地调动起来，让脱贫农户切实感受到小农户产业带给他们的实际利益和长远实惠，让脱贫群众有情感上的认同感以及实际上的获得感。脱贫农户作为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要尊重脱贫农户的自主意愿以及保护脱贫农户的实际利益，通过积极引导，激发出脱贫农户在防贫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使脱贫农户永葆热情和干劲，真正成为防贫工作的拥护者、践行者和最终受益者。

结语

为巩固脱贫成果，实现精准防贫，民族地区的产业扶贫应重视重建小农户产业，有效增强西北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市场化、专业化、基础化、能动化等特质，使之成为民族互嵌式社区产业发展所需生产要素承载的主要主体，也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补充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亟待解决土地细碎化以及农民难以组织起来两大困境，脱贫乡村小农户产业重建为乡村振兴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内生发展基础。后脱贫时代，将脱贫乡村农民调动起来，将农民利益与农村土地联系起来，使小农户产业成为对接国家资源、激发农民积极性、发挥农民主体性的桥梁，必将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