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因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29所高校调查分析

李从浩，汪伟平

(1.中南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北京 102488)

一、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演进中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就尤为重要。正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252后，又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将其凝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并载入党章，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理论的顶层设计，随后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进一步作出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高等教育面临重大变革的当下，研究“五个认同”不仅是回答如何办大学和如何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也是回答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问题。少数民族大学生到底对“五个认同”持什么态度，究竟是什么在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五个认同”？如何通过加强“五个认同”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弄清楚这些基本问题，“何以教育”和“以何教育”才有可能。

关于“五个认同”的研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经历了从地方到全国、从“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的过程。“四个认同”最早是新疆在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中提出，随后新疆地区的有关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在新疆进行“四个认同”教育[4]。随着实践的发展，“四个认同”教育在2010年5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5]，到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四个认同”进一步丰富为“五个认同”[6]。

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的提出，学界在研究其渊源、意义、定义、内涵、路径等的基础上，开始研究其与“五个认同”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五个认同”,并且是其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最高体现[7]。有学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强“五个认同”的“情感依托、思想前提和文化归依”[8]。也有学者认为“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方式[9]。还有学者将“五个认同”嵌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六种意识”中[10]。整体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的关系还是一个研究不太充分的领域。

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研究，有学者从“四个认同”开始就进行过系统梳理[11]，后续的“五个认同”研究大致类似，在此不多赘述。具体到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因素研究，有从国内外环境和社会因素进行的研究[12]，也有从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着眼的研究[13],当然也有对学校、个人、社会、家庭等多因素的综合描述[14]。整体而言，关于“五个认同”的研究，从理论上关注“是什么”、“为什么”的较多，整体相对宏观宽泛，回答“现实是什么”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研究影响“五个认同”因素的研究更少。有鉴于此，本文做此尝试，求教方家。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一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整体状况良好，但“五个认同”之间呈现一定差异。二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情况受到性别、民族、生源地、家庭经济收入、就读中学、政治面貌、就读年级等因素影响，不同因素影响程度不同。三是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教育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根本入手。

2.研究工具。在参照Phinney的MEIM民族认同量表、Umana-taylor的EIS民族认同量表和史慧颖编制的民族认同测量问卷的基础上，基于前期文献梳理和工作实际，结合访谈和有关学者意见，设计了包括基本信息、“五个认同”总体认知以及“每个认同”认知等三大部分构成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调查问卷》，对29所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查。问卷共设计35个问题，基本信息部分涉及性别、民族、生源地、家庭经济收入、就读中学、政治面貌、就读年级7个问题，认知部分的28个问题主要从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四个维度进行设计，其中包括“五个认同”总体认知4个问题，“每个认同”分项认知3-6个问题不等，共24个。

总体认同部分运用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影响因素分析采取多元logistics分析，以每个认同为因变量，以基本信息的六个因素为自变量，分别对应形成五个模型。经过信度检验和KMO及Bartlett球形检验，问卷总体信度系数(为0.938)和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在0.85以上(“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信度系数分别为0.878、0.901、0.875、0.905和0.891)，达到KMO及Bartlett球形检验要求，表明该问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调查对象。为全面、准确了解调研对象，同时考虑不同高校类型、地域分布和调查对象在高校的比例等情况，在样本选取上，既有国家民委直属高校也有地方民族高校，既有民族高校也有综合性高校。调查对象是该校少数民族本科生，按照该校各少数民族比例、男女比例和就读年级尽量均匀分布。根据上述样本选取原则，本研究以武汉高校为中心，调查了华中、西南、西北等地区15省区市29所高校，其中包括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6所国家民委直属高校和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大学等11所地方民族高校以及广西大学、宁夏大学等12所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按照每所高校在校学生规模等比例发放问卷4353份，累计回收有效问卷3806份，回收率87.4%。有效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表2所示。

表1 样本概况

表2 样本民族成分

三、结果分析

1.“五个认同”现状分析。现状分析主要从“五个认同”总体认知和“每个认同”分项认知进行分析，其中总体认知由4个问题构成，“每个认同”分项认知由3-6个问题构成。统计表明，在总体认知中，认为“五个认同”是公民基本素质的占95.4%，是民族团结教育目的的占94.4%，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组成部分的占95.3%，是维护国家统一基础的占94.8%。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五个认同”从政治、文化、教育和素质等方面都有较高程度的认同。

在“五个认同”分项认知统计中，92%以上的调查对象对由不同维度组成的“每个认同”都有很高程度的认同，其中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领土完整、国家现状和国际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小康社会的认可度分别达到93.7%、95.5%、96.9%、95.3%、92.3%、97.6%、97.2%和94.3%。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和现实目标等都表现出高度认同和强烈自信。相关统计数据见表3。

表3 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总体状况统计

2.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设计中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前者主要包括性别、就读年级、政治面貌3个方面，后者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和社会表征理论将其分为生源地(社会文化环境)、毕业中学(学校教育环境)和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环境)3个变量。因问卷自变量、因变量均为分类变量，且为多元选项，故采取多元logistics模型，分别以“每个认同”为因变量，以6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分析。数据结果显示，各模型显著性水平值sig<0.05，说明模型有统计意义，即模型能有效解释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且“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国道路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等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水平值分别为1、0.836、1、1和0.855，说明本研究选取多元logistics模型拟合度较好，能有效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为判断各因素是否与“五个认同”相关，笔者将六个因素与“五个认同”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其显著性(Sig)P值，如表4所示。

表4 六个因素与“每个认同”的显著性分析

若P值﹤0.05，则可以判断二者具有相关性，P值越小相关性越强，P值﹥0.05则基本可以判断二者不相关。可以看出，性别因素对“五个认同”都有关系，其中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影响相对较小，这与梁莹的研究结论有些许不同[15]，可能与样本的选择有关；政治面貌对“五个认同”都有影响，其中对“中国道路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影响最大；毕业中学与“五个认同”都显著相关，其中对“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相关性最为显著；家庭收入对“五个认同”都有影响，其中对“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比较显著；不同的就读年级对“五个认同”都有影响，其中对“中国道路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影响最大。

为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对“每个认同”的影响程度，笔者选取Exp(b)值来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六个因素与“每个认同”的影响程度分析

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中，女生要高于男生，党员高于团员，普通中学毕业高于民族中学，散杂居要高于聚居区，城市生源高于农村生源，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认同增强但程度下降，同时，随大学就读年级变化认同呈U型变化。

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中，女生高于男生，党员高于团员，普通中学毕业同样高于民族中学，聚居区中城市高于农村，而在杂散居区中则相反。就城市而言，聚居区高于散杂居区，就农村而言，同样相反。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认同增强，但是程度较小。整体上随大学就读年级升高，认同降低。

在“伟大祖国认同”的影响因素中，“性别”“政治面貌”和“毕业中学”都影响较小。在“生源地”上，聚居区和散杂居区都是城市低于农村，同样随大学就读年级变化认同呈U型变化。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认同增强。

在“中国道路认同”影响因素中，毕业中学影响不大，女生要明显高于男生，党员高于团员，聚居区农村生源高于城市生源，散杂居区则相反。在家庭经济收入影响中，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变化中均随着经济收入的升高而提升，但在高收入群体中却随着经济收入的升高而降低。在大学就读年级中，总体上随就读年级升高认同逐年降低，大四时回升。

在“中国共产党认同”影响因素中，党员高于团员，女生相对高于男生，聚居区和散杂居区都是城市高于农村，差异程度聚居区要小于散杂居区。在家庭经济收入影响上，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随收入增加认同增强，而中高收入到高收入则随收入增加认同反而降低。在毕业中学，普通中学毕业要稍高于民族中学。同样随大学就读年级变化认同呈U型变化。

四、结论与建议

1.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整体状况良好，处于积极的认同状态。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我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高度自信，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国家的发展前景、国际地位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高度认可，充满自豪。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由此而生的各种制度得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衷心拥护，中国斐然的发展成就得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高度认同。需要说明的是，该调查是在2019年上半年进行，若现在进行，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出色有力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而形成的中外比较，可能还将进一步强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五个认同”。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而言，由于其核心内容与“五个认同”不谋而合[16]，国家发展的良好局面无疑为其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和心理基础。因此，最关键的就是要在“五个认同”教育中贯穿、体现和渗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要改变以前讲“多元”多、讲“一体”少的状况，不仅要讲“多元”，更要多讲“一体”。要在讲清历史、讲透逻辑的基础上，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功实践，也就是要讲清楚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问题、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当然，信息技术带来的深刻变革让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知识学习、资讯获取、认知形成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给我们讲好“一体”增加了难度，但制度优势和生动实践同样也给我们提供了讲好“一体”的极大自信和生动素材。首先要解决“讲不讲”的问题，解决大张旗鼓地讲还是遮遮掩掩地讲的问题，其次才是解决“讲得好不好”“如何讲好”的问题。

2.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受多种因素影响。“性别”“生源地”“经济收入”“毕业中学”“政治面貌”“就读年级”是其基本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性别”影响可能因男女关注点的不同而主要影响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生源地”和“经济收入”的影响，可能因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少数民族家庭个体感受到的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对其获得感的不同，而主要影响“中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毕业中学”因其就读背景及知识面、朋友圈的不同,主要影响“国家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政治面貌”方面，由于其政治信仰、理论学习、学习氛围、身份特质的不同，主要影响“道路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不同年级学生由于知识面和社会认知的不同，总体上呈U型变化。

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需要我们正视和面对。从更深层次来看，可能正是由于我们长期关注了“多元”和“差异”，忽视了“一体”和“普遍”，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研究和解决了“多元”问题就是解决了“一体”问题，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多元差异”的增多，变相增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度。过分强调民族差异、区域差异甚至个体差异,而把自己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外的意识和行为都是狭隘的民族意识在作祟。就本研究中涉及的各因素而言，教育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强调少数民族大学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是接受教育的在校大学生；其次才是有针对性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要解决“性别”“生源地”“经济收入”“毕业中学”“政治面貌”“就读年级”的具体影响问题。

3.部分因素的影响变化呈现一定规律性。在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基本因素中，有些影响本身存在一定规律性。一是经济收入的影响问题。在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家庭中，其“五个认同”基本上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而增强，但在中高收入、高收入家庭中随着经济收入的升高，其“五个认同”反而降低，这说明经济收入未必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也再次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2]253的精辟之论。二是就读年级的问题。随着就读年级的升高，“五个认同”反而下降，但在大四年级又开始回升的现象提醒我们：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采用符合其认知和实践水平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对于增强 “五个认同”的效果至关重要。三是毕业中学的问题。毕业于民族中学的学生，“五个认同”普遍要低于普通中学，这从侧面说明民族中学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五个认同”教育，也凸显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淡化单一民族教育的必要性。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系中，讲清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使命、取得的成绩、追求的目标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精准扶贫的成效，进一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优越性，展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现实的获得感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构建“小学—中学—大学”不断深入、层层递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链条，针对不同的民族、地域、年级、中学和政治面貌等开展重点突出、针对性强、形式多样、务求效果的“五个认同”教育，要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从“锣鼓喧天”向“潜移默化”转变，以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