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呈现与生态回归
——基于民间工艺叶脉苗绣守正创新的思考

梁正海

(铜仁学院 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铜仁 55430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和开发性破坏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有学者呼吁坚持和完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建立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1]。这种政策层面关注的实质是强调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主导性原则。诚然，制度的完善对于非遗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非遗的传承与创新而言，政府主导虽然十分重要，但并非是包医百病的。“在政府包办文化与价值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2]。作为一种以草根性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保护传承与创新主体具有明显的大众性，广大民众理应成为传承创新的主体，过度依赖政府显然既不科学又不现实。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必须回归民间，回归民众的特定生活和特定场域。非遗只有与传承主体生活的土壤紧密结合，回归其应有的生态，才能活起来，从而获得长足的创新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叶脉苗绣工艺的生态回归及其化危为机的成功实践，为非遗传承创新所带来的启示性意义值得重视。传统苗绣以其对苗族文化生境的呈现和历史记忆的留存而获得了包括苗族民众在内的广泛认同。“叶脉苗绣”以传统为基础，创新性地将传统苗绣与树叶的机理有机融合，实现了非遗的深层性生态回归。正是这种回归，使传统苗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新的姿态诠释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一、传统苗绣：苗族的生态认知及其对自然物的文化呈现

苗绣是苗族刺绣、织锦、挑花等手工艺术的总称，它是从苗族历史上留存下来并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表达的意义模式，人们通过前后相继且富有意义的符号系统进行交流，以传达、保存和发展苗族人民对于生命的认知和态度。就苗绣呈现的各种花、草、鸟、兽、虫、鱼等符号的生物属性而言，它是对自然生命的一种呈现。就苗族赋予苗绣各种生物体的符号性意义而言，它又是苗族对于生态的一种文化认知或解读。

1.苗绣承载的物相是苗族对自然的理性认知与文化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的宠儿。王充认为:“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3]。黑格尔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由于人有思想。”[4]福州大学庄穆教授等人更是认为：“真正的人是与大自然一体化的人，人的真正幸福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使内在于生命中的生态需要得以实现，而不只是人的肉欲满足。”[5]人类对于内在于生命中的生态需要不仅仅表现为对于自然规律的被动顺从，还体现于对自然的主动认知及其文化对于自然万物的理性呈现。“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6]真正的人不仅有思想，会创造，而且能够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正所谓“仁民爱物”。人类文化对自然的呈现方式是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的呈现，既包括物质化的、非物质化的方方面面，又包括观念的、精神的方方面面，其关涉的面是十分广泛的，包括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苗绣是苗族女性创造的文化艺术品，构思之精巧，表达之自由，内容之丰富，体现了人类文化对于自然万物的融洽性，体现了苗族人民对于自然的友好态度和审美认知。

2.苗绣赋予的意象是苗族生态观的一种象征性表达。从苗绣常见图案来看，其对于自然物的呈现多姿多彩，但亦是具有选择性的，表明了苗族人民对于某些动植物的特殊情感。麒麟、龙、凤通常被视为吉祥物，苗绣对这些吉祥物给予了多姿多彩的表现，而且充分反映了这些物相的自由变体。在苗绣中，苗族妇女发挥想象，对龙的形象进行无拘无束的创作，将想象的龙与各种动植物“和合”[12]成诸多变体形象。张立文先生认为，和既是诸事物互相冲突、互相沟通、互相谅解的过程，又是互相妥协的过程，合是达到一个和谐相处，产生新事物的结果，即是和实生物[13]。苗族人民正是根据自由想象，将传说中的龙与牛、凤、蛇、鱼、鸟、虫等两两不同的动物形象和合形成龙身牛头、龙身凤头、鱼身龙头等新形象，把龙与花草树木嫁接，形成鸡头龙、蚕龙、叶龙、蜈蚣龙、人头龙等，各种形态的龙纹栩栩如生，实现了意象与具象的协调、传说与现实的和谐，这种新的形象经过绣娘的理解并巧手绣在各种土布上，以不同的色彩呈现，赋予其意义，使其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人们借此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态度。在苗族人民看来，万物同出一源，万物皆有灵性，人与世间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个体，所有美的事物都是可以被接纳和认可的，天与地、山与水、世间万物不仅可以融于一图，而且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龙不再是单纯的龙，而成为多元变体的吉祥物，成为苗绣图案的一种观念表达、一个符号象征、一则故事传说。虫、鱼、花卉、桃子、石榴等物也是苗绣呈现的常见物相,它们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乃是多子多花、抱籽成团、花团锦蔟，这些特点正好满足了人们多子多福、团结和睦的心理追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象征体系，苗族人民正是把桃子、石榴、虫、鱼等能指物与多子多福的所指意相结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联性思维。“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关联思维”,“只有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行为规则，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14]。很显然，深入理解苗绣所反映的苗族思维的深层象征结构，是更好地了解苗族人民和苗族文化的重要路径。

有学者对贵州苗绣母体图案进行文化内涵和审美分析后认为，“苗绣是世界上唯一用‘绣’的方式记载本民族历史脉络的艺术品”[15]。从苗绣对于自然物呈现的选择性来看，苗绣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文化的艺术品，它还承载了苗族人民的生命观和世界观。蝴蝶妈妈被苗族视为传说中的始祖，因此，蝴蝶纹在苗绣中的使用不仅多而且广，成为苗绣最主要的纹饰。苗绣中的蝴蝶纹极其丰富，写实的、虚幻的、具象的、抽象的应有尽有，人面、鸟足、凤尾、花翅，无奇不有。生命同源、宇宙同源，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哲学观使“苗族创造了一个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神圣的生命世界”[16]。这种哲学观正是苗族朴素生态观的集中体现。苗族长篇史诗《苗族古歌》富于哲理地呈现了这种生态认知：枫树——蝴蝶妈妈——水泡、游方——蛋——脊宇鸟——姜央、雷、龙、虎、水牛、蛇、蜈蚣等。这些表面看似毫无关联的动植物共同孕育了苗族人民，孕育了自然界。这种朴素的关联性认知，既是一个生命的进化路线，又是一个人与动植物相互合作的路线，更是一个人与动物共生的图景。这是苗族对生命起源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于无形之间消解了人与动植物之间的间性，构建了“万物并育”的理想世界，充分彰显了苗族“千万事物同一理，事物生成共根源”的生成哲学[17]。

二、叶脉苗绣：苗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的深度融合与回归

叶脉苗绣是基于传统苗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既是苗族女性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高度自觉和自信的体现，也是她们对于苗族文化生态回归的一种深层认知的符号表达。“既保留了树叶世间独一无二的茎络纹理之美，又让人在方寸间感受千年苗绣的精髓。”[18]叶脉苗绣是苗乡绣娘在叶脉上绣出的珍贵艺术品。与传统苗绣相比，叶脉苗绣工艺更为复杂而精巧。苗绣最为关键的环节是“绣”，它不仅是绣娘心灵手巧的体现，还蕴涵了绣娘的生活阅历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叶脉苗绣除了“绣”这个关键，叶脉制作更是关键之关键。绣娘只有首先成功完成叶脉制作，叶脉苗绣才有基础和依托，绣出的艺术品才能称之叶脉绣。因此，制作叶脉就成为苗族文化与自然生态深度融合、实现生态回归的关键一步。

1.叶脉制作与绘画是人性与叶性的和合。叶脉苗绣创始人杨丽的创作经历告诉我们，制作叶脉、创作叶脉苗绣不是天马行空想出来的，虽然它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但它更需要智慧和执著。杨丽创作叶脉苗绣的智慧火花迸发于她徒步于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被带刺的树叶扎痛的瞬间,她返身凝视着留下血迹的树叶时，脑海中闪出了这样一个念头：能不能在树叶上刺绣？为着这个念头——更为准确地说——充满灵性的想像，杨丽天天背着竹框进入深山捡拾落叶，回家便全身心制作叶脉，清洗、去叶肉、晾晒、涂米糊、醋蒸、草药薰，近乎痴迷地反复试验。通过在数千次试验中与树叶的对话，杨丽读懂了叶性,悟透了叶性，实现了人性与叶性的和合，制成了自己理想中的叶脉：薄如蝉翼、纹理清晰、茎脉柔韧、百折不断。

是否所有树叶的叶脉都可以作为叶脉苗绣的载体呢？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就现实来看，叶脉苗绣所用叶脉多为玉兰树叶和菩提树叶。笔者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两种树叶叶片均具有厚实、圆润、饱满、脉络匀称、主脉粗壮的特点，而且二者都是落叶乔木，两种树叶叶面网络疏密度均匀，都呈卵形，其中玉兰树叶为倒卵形，叶基呈小圆形、叶端呈大圆形，菩提树叶正好与之相反，叶基呈大圆形、叶端呈小圆形。尤其是菩提树叶叶端约1/5的位置突然变得细长，平添了一道审美情趣，又给予绣娘足够创意的空间。秋天是树叶成熟的季节，也是绣娘采摘树叶的季节。立秋前10天左右，是采摘树叶的最佳时间，向阳、未变黄的1-3年生树叶是最佳选择，因为此种树叶韧性最强、品相最好、形象最美。正如杨丽所言：“美需要持久等待！等树叶成熟。”是啊，对树叶的选择、采摘时间的把握，不正是一个为了美而拼的人对自然的理解与彻悟吗！

贵州铜仁祯通衢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绣娘们(以下简称祯通衢公司)，正是在杨丽的带领下，不断探索创新，一步步回归自然。她们改变最初用化学原料加工叶脉的方法，将采摘回来的树叶脱水存储，然后根据需要将脱水叶子放入山泉水浸泡，并根据需要适度加温，促进叶肉腐化进程。待叶肉慢慢腐化后即取出浸泡的树叶，用清水冲洗叶片，用柔软的牙刷轻轻点拍，使叶片渐渐变薄、变亮，这样反复浸泡点拍直至叶肉完全清除，一片完整透亮的叶脉便呈现在了眼前。但叶脉生性脆弱，要改变这一特性，接下来的工序就变得十分重要，也是叶脉苗绣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难关。为了迈过这道难关，杨丽四处求教，最终受一位申姓先生的点拨，将叶脉放入食用醋浸泡、醺蒸，通过给叶脉做“桑拿”降低叶脉的碱性，使叶脉变得柔软，百折不断。然而叶脉制作并未就此结束，要想让叶脉不腐不蚀、永葆脉形，还得给叶脉做防腐护理。杨丽结合民间知识，反复试验，成功自制中草药配方，通过为叶脉做烟雾桑拿，一劳永逸地达到了去腐防蚀之功效。

当制作完成的叶脉充分晾晒后，绘图顺利展开。绘图直接影响到苗绣的绣制和审美，一件上品苗绣不仅需要绣娘有良好的绣的技艺，还需要绣娘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扎实的绘图功底。传统苗绣图案纹样如前文所言，多为花、草、木、叶、蝴蝶、蜜蜂、龙、凤、狮、虎、麒麟、马、鱼、鸟、石榴、牡丹以及各种字体的吉庆词语等[19]，这些图案相对单一，绘图和绣制也相对简单。叶脉苗绣在继承传统图案的同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突破了传统苗绣相对单一的构图模式，图案内容更为丰富复杂、意境也更为宏大，梵天净土·桃源铜仁(1)梵天净土·桃源铜仁，是铜仁市近年来打造的一块靓丽文化品牌。、苗乡风情、苗族四面鼓等地方文化风情，梵净山蘑菇石、万卷书等自然景观，以及黔金丝猴、鸽子花等珍稀动植物纷纷走进叶脉苗绣。叶脉苗绣已经不只是一种文化呈现，更是蕴涵了一种人文的生态回归，它既呈现了生境，又回归于自然，可谓见一叶而知人与万物。当一片树叶被技艺和文化赋予诗意，成为空灵美的风景，这片叶子就变成了“一叶千金”[20]。杨丽在接受中新社电视采访时更是谈出了她从中悟出的一个人生哲理：“自然的就是最美的，本我的就是最好的”[21]。

2.刺绣是绣娘用心与自然的沟通与对话。叶脉苗绣工艺是十分复杂的，祯通衢公司将其总结为26道工序，后又根据合并同类项的原则，将26道工序归并为4道，即采集树叶、制作叶脉、绘图和刺绣。4道工序看似普通，但每一环节都不简单，是创造者和实践者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既体现了人们对生产工艺的精益求精和求真求美的生活态度，又蕴涵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及其与自然的沟通和对话。通过4道工序和合成“叶脉苗绣”这个新物品时，苗绣获得的新生意义已不仅仅是苗族的一种文化创造、一个文化产品实体，它还意味着苗族文化向着自然的一种回归旨趣。这种回归改变了传统苗绣对于自然的一种单向度的呈现，实现了人类文化对自然的呈现和向自然回归的双向互动，从而丰富和深化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哲学内涵。马克思抛开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虚幻的“物相”，从现实的真实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发，把精神的“自我意识”的自我设定、自我否定的能动的辩证“外化”过程，理解为“人”把自已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外化、对象化到自然对象上去的过程[22]73。从人类学哲学的角度看，叶脉苗绣的创作过程生动地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23]79-80过程。绣娘通过精心的劳动，把人的本质力量——诸如思想、观念、意愿、理想等等——外化、对象化到叶脉上，叶脉也通过接受人的劳动改造变成了人的精神外化的对象。这样，绣娘就以劳动为媒介，延续了“人与自然界的互化的自然历史过程”[22]57，丰富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往过程的辩证法”[22]73。

刺绣是高超技艺展示的过程。通过长期练习而熟练掌握叶脉刺绣的绣娘已经能够手持叶脉自由自在地刺绣。刺绣是一种劳心劳神的活，它需要绣娘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既要确保叶脉网眼不被破坏，又要用力均匀适度，让叶脉吃住绣线，不至于因用力过度而损坏叶脉骨架。这自然对绣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祯通忂公司用于叶脉绣的针都是特制的，针身细呈银白色，针尾电镀圆润呈金黄色，能够有效降低叶脉被刮划、挂伤的机率。叶脉苗绣已经从最初的单面绣发展到了双面同绣，这既是对传统苗绣的继承，又是对传统苗绣的创新与发展，突破了传统苗绣单一的反刺正看的局限。目前尚未实现双面异绣，不过双面异绣已经成为绣娘的一种理想和追求。不仅如此，杨丽还告诉笔者，她们正在尝试制作芭蕉叶脉，以拓展叶脉绣的载体。天道酬勤。只要她们始终执着一事，芭蕉叶脉、双面异绣的成功便指日可待，一片叶子承载的世界必将更加丰富。

马克思曾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23]49人靠自然界生活，靠自然获得灵感，靠自然界来创造。叶脉苗绣既是苗族人民的一种生活产品，又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是苗族绣娘通过劳动将自已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自然创生物——叶脉，同时又使自然物——树叶——人化，实现了人与自然界互为对象的辩证生活。这样的创造才是最美的创造，因为这是苗族人民在把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基础上的创造，是对自然界的丰富和发展，是人对自然的文化生态回归，而不是为了个体私利而对自然进行的破坏。

三、守正创新：叶脉苗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启示

恪守正道，勇于创新，是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一道法则。从笔者对叶脉苗绣的阐释可以清晰地看出，叶脉苗绣蕴涵着仁民爱物、崇尚自然的精神。苗绣具有人类的文相，叶脉具有自然的物相，将苗绣的文相与叶脉的物相有机融合，编织成赏心悦目的意义符号，并使之有序排列成符号串，构建起叶脉苗绣独特的文化表达模式，没有崇尚自然的精神不能及。如果背离叶脉的脉相随心所欲而绣，那么，不仅会破坏叶脉脉相，而且还会破坏人的心境。崇尚自然离不开爱物。朱熹说“盖天地万物本物吾一体”(《四书章句集注》)，王守仁也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王文成公全书》卷2)[12]，有了这样一种认知和体认，自然就不会背道而行、破坏自然，就会爱物。叶脉苗绣利用的叶脉都是阔叶落叶林中行将掉落的树叶，经绣娘细心采摘，精心处理，去叶肉而留叶脉，完美无缺，使行将化腐为土的树叶的生命永远定格，并经过绣娘心灵手巧的绣制，使叶片的生命实现了另一种更高形式的延续。可以说，叶脉苗绣是人的精神与自然的互融，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互融，因为载体的创新和内容的丰富，使传统苗绣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生命。

1.叶脉苗绣守正创新生态结构的人类学阐释。综合前文的分析和讨论，笔者将叶脉苗绣的守正创新之道图示如下(见图1)，一方面可以直观呈现，另一方面便于辅助阐释。

图1 叶脉苗绣守正创新的生态结构(2)需要说明的是，结构图中虚线和实线并没有特别意义上的区别，之所以没有用双箭头表示，主要为了便于视角上直观区分两个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笔者在对结构进行阐释时把虚线和实线合二为一，又是为了避免视角上产生二者相分离的错觉。下同。

叶脉苗绣守正创新的生态结构清晰地表明了叶脉苗绣的守正创新之道，即人类与自然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亦即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与自然界对于人类认知的反作用，从而不断促进和修正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实现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或者说深层生态哲学的回归，更进一步讲是人类学哲学的回归。如果将叶脉苗绣守正创新的生态结构图沿着认知轴上下对折，再将三个箭头两两相连，即获得两个等腰三角形，此时可以发现两个三角形共享的边为认知横轴，不断的认知与反作用认知推动着苗绣的传承和创新，如果失去了这种相互作用的认知，苗绣的传承和创新必然受挫。两边的等腰则意味着，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越深，自然界进入苗绣的物相就越多，人类的创造力也越强，人类文化也就越丰富，对自然界的呈现也越丰富，回归越深入，人与自然的融合度也就越深，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水平就越高。如果将叶脉苗绣守正创新的生态结构图沿着传承创新轴对折，再将三个箭头两两相连，仍然能够获得两个等腰三角形，它们共享的边正好是传承创新纵轴，不断的传承与创新反作用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推动着人类对自然认知的不断深化，如果失去传承创新，那么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亦必然受挫。两边的等腰进一步说明，自然界进入苗绣的物相越多，传承创新的活力就越强，人类的创造力也就越强，人类文化也就越丰富，对自然的呈现力越强，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也就越深，回归也就越深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水平也越高。苗绣就是在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们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跟苗绣一样是人类认知自然、改造自然的成果，是人的思想、意志、理想、追求、才华等本质力量的劳动对象化，是自然界的人化而形成的一系列有序排列的意义符号，人们通过前后相承的概念，交流、保存和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生命的态度。这深刻表明非遗是一种活态的生命体。刘魁立先生在谈《关于传承人抢救性记录问题》时说：“非物质文化是一个生命体，它在不断地发展着、不断地演变着，始终处在变化的过程中，它生命的活力就在这个演进当中。它的每一次呈现都是那个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24]无论是音乐类、舞蹈类、戏剧类，还是技艺类、医药类等，它们都是意义符号的有序排列。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创造、一种文化产品，理论上讲，每一个人都有权有能力分享或消费这种精神文明。既然有消费需求，就必然有生产供给。非遗操演的过程即是文化生产供给的过程，用刘魁立先生的话表达即是非遗的呈现，这种富有环节性的呈现将非遗生命链无限延伸，非遗即获得了无穷的生命力。因此，最有力的保护则无过于赋予非遗无穷的生命力。

2.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的历史逻辑。非遗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即是其不断传承与创新的过程。非遗每一次的再生产都不可能是前一次的克隆。非遗传承人每一次对非遗的操演或者说再生产，必然促进对非遗的再认识，在这种再生产与再认识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实现对非遗的传承和创新，消费者获得视觉、精神、心灵等方方面面的满足，如此，生产者即非遗传承人、消费品即非遗本身、消费者即不同的人群，便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生存生态关系。

从图2所示的这个三维动力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出，非遗生产者(传承人)——非遗生产——非遗消费者(大众)的相互作用对文化创造力的推动，笔者视之为非遗的内生动力结构。这个动力结构至少提供两条重要线索：其一，非遗生产者(传承人)对非遗的生产或者传承，既有利于非遗消费者(大众)对文化需要的满足，又能够进一步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消费者(大众)对非遗的消费，既激发非遗生产者(传承人)对非遗的生产和传承的积极性，又对非遗本身的生产提出更高的要求；非遗本身的生产，不仅有利于提高非遗生产者(传承人)的生产和传承水平，而且能够有效满足非遗消费者(大众)的消费需求，从而在外围形成了一个由互动箭头构成的三维动力结构。其二，正如内围互动箭头所示，这种互动促进的三维结构的动力共同作用于文化创造力，促进了文化创造力的不断提高，从而推动文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和发展动力，进而激发传承人的创造活力，提高创造水平，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非遗消费的需要。如此无限良性循环，非遗即获得了无限生机和活力，这既是非遗发展的历史逻辑，也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图2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动力结构

总之，非遗的产生、传承、创新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且这一逻辑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保护非遗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任何将之冰封在时间里的尝试不仅不会取得成功，反而会异化非遗本身，阻碍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