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伦理的现代想象
——苏青文学书写的文化表征意义

陈 啸(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苏青与张爱玲齐名，很得周作人、林语堂、陶亢德等现代文坛顶级文人的欣赏，是红极一时的海派作家。作为职业文人，苏青不似张爱玲自小有着写作的职志与理想，她是被生活逼成的作家。在都市的风雨中，苏青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不平，也因此有着更多的市民生活的实感。苏青的文学创作，谈不上精彩，也没有多少古深的意味，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表征意义。

一、市民文人与都市社会经济关系的缔结

近代以来的上海，在殖民文化的影响下，城市化进程呈畸形发展态势。“城市化”的显层体现主要在于人口的流动与重新分布，致使城市人口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数量增加等。城市化的深层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并由此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变迁。这是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工商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变迁的历程，也是人力、经济、文化等众多资本由自然形态向社会转变的过程。城市化具体体现在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竞价结构的发展。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生存环境的变化、经济形态的变迁势必带来文化的转型。其最终结果是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精神革命，产生一种不同于乡土文化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由“血缘”文化到“业缘”文化的颠覆性的改变。正是上海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带来的现代文明的知识经济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促使生活于其间的都市文人转型，直至成为地道的市民文人，苏青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家之一。

从根本意义上，苏青开始远离宗法血缘的创作根性，思索着都市中人与人、人与城的关系，并真正有了城市的情感。另外，作为一名文人，苏青与都市社会经济关系的缔结也与其特殊的经历相关。苏青虽出身大户，天资聪慧，却命运多舛，一生困顿。苏青的祖父是前清举人，后经商，家道殷实，置田数千亩。苏青的父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母亲毕业于师范学校，是新女性。小学毕业前后，其父先有外室，后事业受挫，郁积成病，不久离世。苏青被迫随母亲从上海回宁波读县立女子师范，后读宁波省立第四中学。因经济困窘，苏青读高中使用的都是聘金。因英文突出，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很遗憾，刚一入学，即奉母命结婚，大二期间怀孕，加之经济不支，不得已退学，肄业后移居上海。因连生四女，遭婆家嫌弃。三女儿因时值战乱，寄养别人家夭折，又遭丧女之痛。后丈夫出轨、失业。离婚后的苏青既要养活几个孩子，还要贴补前夫。生活艰辛，又别无所能，苏青因此走上了职业文人的道路。

苏青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也甘于平凡。她本无写作之志，也非饱学之士，更没有想过终身做一个写作者。1942年冬天，因夫妻反目，她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生活所迫，她不得已才投稿，写作目的“纯粹为了钱”。“那时候上海已成为沦陷区，所谓正义文化人早已跟着他们所属的机关团体纷纷避往内地去了，上海虽有不少报章杂志，而写作的人数却大为减少起来”，她试着投稿，“自然容易被采用了”。开始的时候，她发文章甚至不愿署真名，大概是“预备把卖稿当作一个短时期的生活方法，不久以后仍希望能有固定的职业，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然而，世事难料，固定的职业一直没有找到，但“苏青”却渐渐为人熟知，也就“只好死心塌地做职业文人下去了”[1]。可见，生活的困窘，加上“适逢其时”，成就了海派的苏青。

写作之外，她也办杂志。办杂志同样是为了生活，“文化云云”“为国为民”自是其次，“混饭吃”才是根本。她深深地懂得，读者乃职业文人的衣食父母，也曾因此到处打听读者的兴趣爱好。后来索性不打听了，完全照着自己喜欢的写，自己喜欢的编。但凑巧的是，她就是市民中的一员，懂得市民大众的温热凉薄。只要写出了真实的自己，自然也就写进了市民读者的心里。而大众的接受，又让她心存感激，也由此增加了继续写作的勇气。她格调不高，也高不了，因为她根本“不懂得高深的学问云云，也懒得求，更不愿意攀”，她只求说着入情入理的话儿。“神乎仙乎还拉到鬼的头上去又何必呢？”[2]为了生活，自己的写作当然是希望有人买，有人看，“赚些钱，得些名，此外还有些什么呢？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3]。而在这“莫名其妙的喜悦”中，则蕴含了诸多一己的情怀与心曲。

生活到处潜悲辛，贫穷给予苏青的委屈实在太大，但她要咬紧牙关生活下去。她以职业文人为生活的根本，也因此得到了“刹那的安慰与排遣”。在“白云悠悠的夏之傍晚”，她辛苦地校对稿样，在“夜深人静之后”，她握笔凝思。在那个“疯狂的世界，人心焦灼、烦躁，终日戚戚，或莫名其妙地兴奋着，像在大山上跳舞，又像在冰层上筑琼楼玉宇，明明知道这可是转瞬间便要倒坍的，然而还得争取这一刹那——一刹那的安慰与排遣哪！否则这几分钟活着的功夫又将干什么呢？”于是，她安心于这“职业文人”来排遣目前的光阴。她只想度过那时期，她要活，“得痛快地活下去呀！”[4]

苏青因生活的苦难求助于写作，又因职业写作而依赖于写作。这对她来说是稻粱谋，同时也求得了灵魂的安宁。这“安宁”似乎足以说明苏青对“血缘”文化的割舍，而以职业文人的身份向“业缘”文化的前行。

二、市民生活与日常空间的凸显

苏青常写的总是那类“男男女女的事情”，因为她所熟悉的也只有这一切。这“男男女女”的事情皆根源于自己切身的生活体验与经历。作为女性作家，她以女性切身的问题为中心，以写实的手法还原了与之相关的所有一切，如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女人与孩子，女人与家庭、社会等。作为市井社会的一员，她以认同的方式、爽利的笔触表达了对生活的热切盼望与希冀，理性而真实，朴素而动人，虽没有太多的新意，但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亲切感[5]。当然，作品也充满着寂寞与苦痛。她感慨深重，且常常愤激，体现了市民文人“讨生活”的辛酸与艰难，同时，也足以管窥苏青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市民生活的基本情状。

1.现代女性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于家庭与社会两个方面。苏青的作品，重在叙事与抒情，诸如相夫教子、夫妻矛盾、婆媳及姑嫂的行事等，展示了现代中国所谓的家庭形象。而那些关于女性在现代社会的实际生存状态的描述及议论，是苏青最有兴味的话头，尤其值得体会与玩味。其执拗的女性意识的表达，并无意于在社会层面讨论妇女解放的精义，而是以郁勃的热情、宗教般的信仰，关心着女性切身而难言的问题。在其处女作《生男育女》一文中，苏青以社会和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发微，关心女性的生存地位，也预示着作为女性作家日后创作的题材兴趣。苏青清醒、深切地认识到女人在中国自古以来被轻视的地位。以“生男育女”言，“为人妻者，无论你的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古国古礼，就得被丈夫逐出去，这就是所谓的“七出”之一的“无子”。假使“夫恩浩荡”，那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忍着眼泪与屈辱。而生了儿子，则情形完全不同，“母以子贵”使女性成为家庭或家族中的功臣[6]。现代社会，虽然有着各种各样新潮的思想或学说，而行为仍然循着传统的观念。比如离婚常常使女人陷入寂寞凄惨之境。“社会待离婚男女是不平等的：对男人是不予重视，管他丧妻也好，离婚也好，一经续娶便没事了；对女人则是万般责难。”[7]女人不能太强，女人在男人面前天生似乎就该是个弱者。当说到女人的地位低于传统自“王”“公”“大夫”“士”“阜”“舆”“隶”“僚”“仆”至“台”十等人，而成为“第十一等人”时，苏青是异常愤激的。然而，却又异常清醒地认识到不平等是一种本然，这不是说女子只好做一世“生理的奴隶”，而是希望“先满足自己合理的迫切的生理需要以后，再来享受其他所谓与男人平等的权利”[8]。苏青谈“性”之文字，不是诱惑，也没有挑逗，实在是浓得化不开的苦涩。苏青以女性的体验说出了几乎所有女性的情感，同时，也认真地为女人鸣不平。

2.现代人性的世俗本相。苏青重视叙事与抒情，也爱议论与感慨，于说笑中蕴至理，有一种雄辩的色彩。她谈男人，谈女人，尤其是女人，谈得入木三分，并由此悟得这男男女女纷纭的世界。在苏青看来，世界是男人的世界，但归根结底，又是女人的世界。说世界是男人的，因为只有男人在“你争我夺”。但男人的“争夺”却是因女人而起。男人一切的一切莫不是为了赚钱：

但赚了钱来干什么呢？唯一光明正大的理由无非是养活家小罢了。也有些男人暗中想想觉得不值得，不服气，还是私自出外去偷乐一回吧？然而到头来也仍旧脱不了女人：跳舞要有伴；看戏，打牌，抽鸦片都得邀几个娘儿们在旁才起劲，至于嫖呀之类，那更不必说了。脂粉，香水，高跟鞋，绫罗绸缎……一切都是因女人们的需要才制造的；世界上有无数万万的工人在为女子而日夜劳动着。……女人的虚荣逼使男人放弃其正当取悦之道，不以年青、强壮、漂亮来刺激异性，只逞凶残杀，非法敛财，希冀因此可大出风头，引起全世界女人的注意，殊不知这时他的性情，已变得贪狠暴戾，再不适合于水样温柔，雾般飘忽的爱了。女人虽然虚荣，总也不能完全抹杀其本能的性感，她们决不能真正爱他。他在精神痛苦之余，其行为将更残酷而失却理性化，天下于是大乱了。[9]

在苏青看来,世界上若没有女子，“男人便无法赚钱，也无法花钱”。女人除了“虚荣”，还有“虚伪”。“一个女人若不知虚伪，便将为人所不齿，甚而至于无以自存了。”“虚伪”而又带来女人的“神秘”。“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10]女人的世界是狭窄的，狭窄的世界使得女人几乎无所不“妒”，“没有丈夫的妒人家有丈夫，丑陋的妒人家美丽，笨拙的妒人家聪明，贫穷的妒人家富有，年老的妒人家年青”，如此一来，“不要说女子对男子没有什么友谊可言，就是女子与女子间也很难找到真正的友谊”，“因此大半生光阴就非用来爱孩子不可”，这是“多么寂寞的人生啊”[11]！

女人的“虚荣”“虚伪”与“嫉妒”等却又真真记录着女性无奈与凄凉的命运。实际上，这男人女人的不平等世界还只是世俗的表象，世界上的很多事还都有个“骨子里”。在公道正义后面多的是“所求不遂”或“狭私报复”之类。尤其是这个时代，经济对人性的影响几乎无时不在。在经济发生问题时，一切所谓的人类之“爱”都要大打折扣。经济的不平等比男女的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而且，利益的权衡与争夺让社会道德沦丧，强权、腐败、贪污、欺诈、虚伪和势利等现象盛行。附骨之疽，社会之蠹随处可见。苏青由是不无愤慨地说：

假如世界上真没有人肯为公道而主持公道，为正义而伸张正义，则我宁愿与小人为伍，大家努力捉错儿，互相挟嫌报复，你告发我攘羊，我证明你偷鸡，只要有因有据，合法合理，骨子里为的什么可毋庸议，这样一来天下也许反会太平一些。[12]

显然，苏青的文学世界没有多少“新”或“深”的理想。不够狠，也不够爱，更谈不上精致。她喜欢写的且能写的也始终是社会、人生、家庭及妇女身边琐事之类的东西。她所熟悉的也就是这些。在有限的生活体验里，苏青谈出了自己的“味道”。这“味道”不是专属于文人的，是对于社会人生有清楚认识的大众的、写实的、民间的“味道”。正如宁波小菜的特色，“鱼是鱼，肉是肉，毛笋，盐烤笋，豆，青蟹”“什么是什么，不失其本味”，因为“新鲜的蔬菜鱼虾原不必多放什么料理的呀”[13]！

在畸形发展的都市与社会政治环境崩溃的特殊环境下，日常空间成为苏青唯一可感知的存在，也真正使得日常空间具有了自身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不像中国古代的日常空间，常常负载着国家政治伦理等宏大的主题，使得日常空间实际上成为国家政治的附庸；也不似“五四”时期的日常空间，常被文化精英们作了大部分的否定，失去了日常空间应有的意义，日常生活意识淹没于国家政治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苏青对于生存欲望的追逐让她感到了生活的继续与活着的安稳。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下，异于主流层面的政治伦理，苏青的文学作品更加凸显了普通市民生活的伦理价值，她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个人生存的价值。日常空间的凸显与重视提示我们，在真正的现代人性化、道德伦理的形成过程中，如果只关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而忽视日常生活领域，极有可能造成社会道德的虚伪、空洞与混乱。

三、都市伦理及未来“合理”世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苏青惯写的“男男女女”其实并非自己所爱，甚至有点憎恶，她不喜欢所写人物的扭捏作态。她说：“我的理想中的男女等人应该是爽直、坦白、朴实、大方而且热情的。”她似以自己的方式暴露“黑暗”，同时，想象着将来“合理”的世界。[14]她所谓的“合理的世界”其实是她认真地替女人抱着委屈，以女性的视角思索着女性的将来，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将来。作为一名市民文人，苏青所思所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是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依赖于工商经济与市民群体的都市伦理的想象。

都市伦理意指与都市道德主体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与乡村伦理相对而言。中国的都市虽然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其伦理主体依然受制于强大的宗法制乡村伦理的制约，而依赖于工商经济与市民群体的都市伦理并未真正出现，即便有也多是以零散的、边缘的形态居于宗法制乡村伦理及其衍生出的政治伦理的边缘。近代以来，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的功能逐渐由传统的政治军事功能过渡为经济文化功能，也随之带来伦理的新变。

都市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交往结构，也改变着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伦理之维。都市伦理体现着都市的本质，是都市的道德问题。都市化的过程也正是都市伦理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都市伦理决定着都市生活的基本样态，是都市交往的基础，体现着都市的文化与变迁。同时，都市伦理也决定着都市共同体的变迁。市民是都市活动的主体，主体之间在人工化的都市环境中得以正常的交往，必须建立相应完善的伦理体系。都市伦理也就是都市的交往规则。考察都市伦理，对于更好地理解都市化的过程与意义、把握都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以及更好地塑造与发展城市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中国的伦理核心是以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为核心的五伦关系，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几乎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这种超稳定的伦理结构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内涵，“根源即在于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维持这一结构的支柱便是严密的等级秩序”[15]。这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伦理关系。在转型期的现代都市中，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夫妻、恋人、熟人、朋友等各种关系进入苏青的视野。苏青文学作品中表现最多的还是婚姻家庭伦理关系与社会各色男女关系。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日趋瓦解，使得当时社会上的妇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但经济的不独立使女性仍然处于不自主的状态。或者说，这种都市伦理仍具有很强的过渡性，但终究又别于传统的乡村伦理，质属于新的人生观、道德观。传统伦理往往以家族族群伦理为中心，进而上升到国，而现代都市面对的多是个体，是一种现代性、个体性的伦理观念。苏青文学创作的都市伦理观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现代夫妻伦理。夫妻伦理即“小家庭”伦理，大概是现代都市伦理的核心，也恰是苏青关注最多的问题。现代家庭伦理牵扯的问题很多，也最为复杂。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诸如恋爱、结婚、养孩子等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传统乡村伦理向都市伦理转变的关键也正在于恋爱、结婚、养孩子等问题的转变。在苏青看来，转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题的职业化，并由此产生出种种新的人生观、道德观[16]。她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爱情很难专一，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婚姻的稳定也多半是为了经济。婚姻的本质已经不是感情或亲情，而是“经济”。“要使它持久而且专一最不容易”，婚姻的目的更多地是保障儿女，甚至结婚还往往促成爱情的崩溃[17]。女子在不得已的时候，苏青是主张离婚的。但“先得自己有能力、有勇气”。“即使失败了，也能忍受失败后的悲哀与痛苦。”[18]然而，现代职业女性之苦是尤甚于从前的，家庭工作两兼顾，还得不到社会人士的谅解。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她力主职业妇女参与的家庭劳动应该减少。譬如，为了解决照看孩子的问题，可以组织“里弄托儿所”，建立“廉价而工作好的洗衣店”，建立公共食堂等。在家庭里，不必浪费太多的时间，而且要觉得用丈夫的钱是一种快乐，因为女人多担任着一种生育的工作。

在苏青看来，“生”是自然之意志，人类难以控制，但也因此形成人类的悲剧。父母为自己制造爱的对象，精神的寄托，种的繁衍，尤其是将自己的儿女当作自己所制造的一件私有物看待。如此，父母之生子，是出于自私的。“最可恼的是事实上万万不能有孩子，却为一时不克自制，生下孩子来不惜牺牲孩子以掩饰自己的罪过，或者让孩子痛苦地活下去替他们代偿恶行为的代价，这样才是万死不能赎的愚蠢的父母。”对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要生而能育的让他们尽量生育，不要生亦不能育的暂且从缓，避孕的罪过比打胎小，打胎的罪过比杀婴要小。”“不能生的时候便不要生下来，这就是最大的慈悲与最高的道德，不尽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救救孩子！”“倘这孩子尚有外祖母在，则外婆养外孙该是更加合适的了。”[19]一个好的父亲对于儿童来说非常重要，“否则还是希望索性不要父亲。而母亲必须有相当的职业收入才是”[20]。在现代社会，做好媳妇，也须有些本领，不是过去的“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习得一手好女红，而是要懂得“孝礼”。要时时“暗示他们自己能够做孝顺媳妇，也能在必要时中止孝顺，假如他们真个不识抬举的话”。因公婆不比父母，无天性之爱，“不能讲‘孝心’只能讲‘孝礼’”[21]，等等。

苏青的现代夫妻伦理观念，涉及到了现代经济、政治及人的生态伦理等诸多方面。她为我们理解与探讨转型期都市伦理的构造提供了真切的，也颇为重要的感性材料。

2.现代荣誉伦理。苏青毫不隐晦自己的“俗”，更为自己的《道德论》和《牺牲论》正名为“俗人哲学”。她拆穿了历史上的忠君、爱国、救世、利群等道德美名背后隐藏着的盲从心理及其虚伪的一面。她说：“我们得相信那些最受人颂扬的所谓君子——理想中的道德之士——便是当时最勇于盲从的家伙。因为他们所由的都是他人之得，不曾享道德好处反吃了道德的亏，所以在他们做了牺牲以后，占过他们便宜的便赶紧把他们赞不绝口，还管他们想象出许多吃亏后的精神快乐来，意思当然在鼓励继起的人。”这种“道德”的血腥气味很重。而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分得清楚，便是对于“人类生存最有利益的基本工作，也是最合理的道德义务”[22]。“人类行为之值得赞美者在于合理，合理与否就是是非问题，是的就是真。真者必善，真者必美。”[23]这是在“合算”与现代理性基础上典型的市民荣誉伦理。“合算”之外，更要喜欢，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适合做的事情，应该也是最荣誉的事情。

3.现代尊严伦理。在传统文化社会中，女性很难有自身的尊严，她们往往依附于男性。诚如《礼记·郊特牲》里所说：“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以知帅人者也。”[24]而在都市进程中的现代女性，这种或隐或显依附于男性的根性似乎依然存在。女人因男人而生嫉妒，莫名其妙地不知在忙些什么，恐怕就是这种根性的变相表现。苏青为之愤愤不平。在她看来，女子有着自己的事业就是挺有尊严的事情。“自己的事业”其根本就是对“资本”或“经济”意义的肯定，也正是都市伦理背后的支撑力量，它反映着都市人如何生活的智慧。苏青喜欢看书，追求学识，谋一种生存的本领，她要为天下的女子争一口气。她呼吁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有相同的受教育的权利。当然，苏青所谓的女子教育不是跟着男子受男子教育，而是能够受她们所需要的女子教育，比如学些做妻子、母亲的本领及管家、养孩子的技能，学些“不养”(即避孕)的知识等。她站在女性的立场，在现代社会中呼吁着女子应有的尊严；在充分认识资本美学意义上，她呼喊新的良知、道德、理性与情感；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苏青对于女性尊严的书写与呼吁，也改变着一直以来男权话语对女性沙文主义的符号化解读。

作为一名职业女性，苏青所谈“都市伦理”，自然涉及“妇女解放”这个历史问题。从中国古代秦汉以来，以宗族为单位的家庭里，父权夫权说、“三纲”说等宗法社会中家庭生活的基本准则，成为女性挣不脱的沉重的枷锁。传统女性的人身依附本质上体现着经济与婚姻的扭结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拜金主义”开始成为现代市民群体中流行的一种思潮。而殖民文化影响下的现代都市，决定了早期中国都市伦理并不是内生性的都市伦理观念，或者说，不是自然而然渐次发展的都市伦理观念。统一的现代道德体系很难一蹴而就，而传统道德伦理作为民间文化形态之一，还有着强大的力量。无论思想观念，还是现实的物质基础，都决定了女性依然有着深层意识的依附性。都市女性对于金钱的重视，根本原因是其经济的不独立。苏青超越不了那个特殊的时空，只是融入了超前的理解和认识。苏青在呼吁并争取女性尊严与权力的同时，并不主张男女在职业、经济上的绝对平等。刚者宜刚，柔者宜柔，但应以人工的制度来补足自然的差失。不平是一种自然，一切人为都是补自然之不足，中间还夹杂“文化”的因素。“自然”“人工”“文化”正是苏青思考与想象都市伦理的三个维度。以生育为例，“我们要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地步，必须减轻女人工作，以补偿其生产所受之痛苦。假如她更担任养育儿童的工作，则其他工作更应减轻或全免，这才能以人为补自然之不足，也就是婚姻的本意。”[25]

苏青以女性的感觉思考且想象着新式女人的自由及旧式女人的权利。在新旧交替的环境中，苏青的思考多少有着传统的意味。她只在意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不回避什么，也不刻意追求什么，坦率直言，呈现出简单健康的世俗本相。但是，她的思考本质上已区别于传统宗法伦理体系的利他主义的义务论。都市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体现的是自由。都市伦理非常重视个人利益，“个人并不先天地弱于社会，也不必事事服从于社会，个人与社会是平等，个人出于自愿，与社会结成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个人的自主意识。”[26]苏青的文学书写正呈现着真正市民阶层与市民意识的产生。但也应该看到，近代上海的新伦理诉求与建构，依然面临着很大的阻力。殖民文化影响下的现代中国都市，在乡土中国土壤上就像一个孤岛，仍然置于广大乡土的包围之中，传统道德伦理依然起着强大的作用。处于都市转型时期的苏青等海派文人内心也时时充斥着“自由”与“循旧”的矛盾及困惑。近代中国城市是在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是因自身生产力的发展自然产生的，属于外生发展型。因此，越是现代化的都市，越具有洋化的一面，几乎是西方城市的翻版。海派作家笔下的上海就常常给人以异国情调的感觉。如此，城市也就失去了自我的灵魂。“一个没文化灵魂的城市，如同一个没精神理想的个体，其存在的全部意义与目标最后必然归结到‘物欲’和‘肉欲’上”[27]，而不是城市市民相对集中的丰富的集体认同感——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当传统观念崩溃之际，伦理观念等往往片面悬之于现实生活的欲望等有限的层面。传统观念的崩溃并没有带来现代都市人们的心安，人们对现实生活很少有着清醒的判断依据，更缺乏对都市法理社会的深入思考。在都市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心理的危机是伴随始终的，而危机的消解也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尚未充足的现实情况下，苏青的都市伦理还只能算是一种合理的想象。但无论如何，苏青呈现的都市伦理毕竟具有了现代都市伦理的基本格局与本质内涵，意味着进步与未来。

1840年以后，中国城市开始迈向工业化与商业化的进程，摆脱了与传统乡土文化的同构性，具有工商文化的独立性与异质性。与此同时，真正的都市文学便在半殖民地的都市空间中产生了。无疑地，海派文学正是当时都市文学的不二代表。从日常生活的文学化来讲，苏青的作品在海派作家作品中是最具有典型性的。苏青以及苏青的文学世界是真正属于都市的，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都市文明。苏青幼年虽长在乡间，对于乡间，也有着本能的情感与依恋，但她长期居于上海，她更属于都市。苏青投稿的阵地，几乎无一不是那些富有小报特征的刊物。张爱玲就曾充分肯定过小报具有浓浓的生活情趣，足以代表着现代的都市文明。苏青以其直率、朴实、大方、快乐及热情的个性，关注着切身的世俗人事，关注着女人最基本的话题。诚然，苏青的生活与视野是狭小的，其作品质属于软性的文章。但是，苏青的文学世界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开新，她在呼唤一个光明时代的到来，并前瞻性地思考了现代都市伦理，这才是苏青文学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