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资本运作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径
——以宣恩伍家台村茶产业为例

陈 云，朱莹莹(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地方经济、带动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资本视角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学界从资本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工商资本或金融资本介入乡村产业发展的形式、特点以及产生的影响。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介入乡村产业发展，自此，资本下乡就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周飞舟、王绍琛把“资本下乡”划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工商资本参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投资方可获得节余建设用地指标出让的收益；二是工商资本大规模租赁农地，发展现代农业，帮助基层政府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1]。本文所探讨的资本下乡形式即属于后者。张良着重分析了此种形式的特点：第一，向农户支付流转费获得较大规模土地使用权，一般在数百亩以上；第二，至少一部分土地用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第三，在基层政府或村级组织参与和推动下开展的[2]。

资本下乡对特色产业的推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利用工商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高产业发展的机械化程度和技术含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生产协作的形式，实现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发展[3]，促进资金、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回流,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4]，缩小城乡差距。

但是学者们更多地表达了对资本下乡之弊端的担忧。黄宗智、桂华、陈义媛等学者指出，与耕种自家农地的小农户和以低价转入亲友和邻居土地的家庭农场相比，大资本农场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5-7]。马九杰指出，大资本农场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农业雇工监管难度大、土地流转成本高[4]。何云庵、阳斌也认为，下乡资本对流转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利用，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充足的盈利，而且与农民争地的矛盾在加剧[8]。这些研究揭示出大资本农场农业效益较低的现实，正是因为无法实现可观的盈利，有些工商资本不得已退出种植，转向旅游产业、工业园建设等方向[9]。

更多的研究集中于“资本下乡”对农民利益的影响。一方面，工商资本具有“挤出效应”，会削弱家庭农场，摧毁留守小规模农户[7][10]，导致农民的依附性和主体性的丧失，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成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农地流转面积的增加和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在社会化服务供给、惠农政策、支农项目等方面向大资本农场倾斜，大资本农场比小规模农户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导致“去小农化”现象的产生[11]。陈义媛指出，企业通过将农户整合进其产业链，与农户之间事实上形成了雇佣关系，从而使家庭农业在这个意义上被改造[12]。另一方面，工商资本也会损害参加土地流转的农户利益，他们将面临严峻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等问题，以及进城失败后的进退两难问题[10]。

现有研究揭示了工商资本或金融资本引导、推动下，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之间存在偏差这一事实，也说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产业发展不能只考虑经济资本一个变量，而且预设农村的弱势地位和农业、农民的被动姿态也是不恰当的。此外，有少量学者尝试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角度探索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这种取向侧重挖掘农村社会的内源性要素，呈现了乡土地区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主体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同资本取向的研究虽然揭示了乡村产业发展的不同面相，但是无法全面展现乡村产业发展中多种主体、多种资源间的动态博弈过程，单一的资本视角无法还原产业发展振兴乡村的全貌。因此，基于资本视角的乡村产业发展研究亟待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能够体现特色产业发展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内在关联。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引入多重资本，从资本所有者角度区分出本地资本与外来资本，从资本内容的角度，区分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从这些资本的相互关系和动态关联中，理清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具体机制，并沿此路径进一步思考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契合问题。

二、分析框架

乡村是具有独特生态条件、文化底蕴、社会关系的地方性社会空间。这个场域中本身就包含着支撑自身体系运转的各种资源。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种外部资本与乡村场域中的同质性资本对接，在各个维度上形成了整体性资本，共同推动着村庄产业兴旺与社会发展。

伍家台村位于恩施州宣恩县贡茶产业带的核心区，村域面积8.5平方公里，全村17个村民小组，562户，现有户籍人口2116人。该村自然条件适宜，气候温润，地形多为高山谷地，平均海拔700米左右，土壤富含硒元素,有利于茶叶种植。2006年至今,伍家台村在富硒茶产业发展上持续投入建设，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运作顺畅、多方参与、关系和谐、成效显著的茶产业链，并在此基础上更新了乡村经济社会结构，朝向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迈进。伍家台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再推而广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在产业推动下要实现怎样的目标？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依赖于深入调查和思考。基于此，本文采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的场域理论，引入多重资本分析框架，来说明伍家台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及其特点(见图1)。

资本概念(1)布迪厄在早期论述中，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类型，后来又添加了符号资本作为对前述三种资本的认同。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其思考社会世界斗争历史的重要工具。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构成，场域中的所有行动者都携带惯习、运用资本去投入、去行动，从而把场域构建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这里借用“资本”概念力图强调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诸多行动者的主动性及其资源的生产性、积累性与增殖性。伍家台村作为一个村庄场域，其产业发展是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庄精英、村民与外来投资者、援助者等多方行动者运用资本展开运作的结果。

图1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多重资本运作示意图

图1将伍家台茶产业发展中的资本运作用同心圆来展示，从第一到第四象限分别是经济资本(载体为金钱货币)、符号资本(载体为称号、荣誉)、社会资本(载体为公共或私人关系)、文化资本(载体为知识、技艺、生产生活方式等)。这四种资本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符号资本是对其他三种资本的统合与认同。同时内圈代表本地资本，本文中增加了生态资本作为伍家台村场域内部的资本，这种资本为其他四类资本提供了生态基础，外圈代表外来资本。外圈与内圈之间的衔接表示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之间的互动。向内，表示外部资本嵌入村庄场域，引导和组织内部资本；向外表示村庄场域中的内部资本吸引、接纳外部资本，主动应对。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置于同心圆的下层，表示这两种资本在贡茶产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双层同心圆结构有助于剖析伍家台村茶产业发展过程中多重资本的运作逻辑，进而揭示民族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合理路径。

三、不同向度资本的相互嵌合

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消解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关系，城乡一体化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由于内生动力缺乏，乡村振兴面临诸多资源约束，本地资本必须依靠外地资本的调动、组织，才能有效激活传统生产要素，培育和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外部资本“下乡”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开发、利用过程，它们只有“嵌入”乡村场域，与本地资本有机嵌合，才能够有效避免资本下乡的困境。

(一)村庄场域内部资本构成

伍家台村本身场域内部资本较为丰富。该村茶文化历史悠久，种植、加工已有300多年。乾隆皇帝曾御赐皇匾“皇恩宠锡”一块，从此“伍家台贡茶”名扬天下，有“甲子翠绿留乙丑，贡茶一杯香满堂”之说。数百年来，伍家台村茶叶生产依赖手工制作，加工流程主要包括：采摘、杀青、揉捻、烘干、整形、精选、包装、储藏，每道工序都有其独特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要领。贡茶的传统制作技艺承载着数百年来不同时期的农耕文化，是一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伍家台茶产业的文化底蕴所在。该村村民世代以家庭为单位种植加工茶叶，辅以玉米、红薯等经济作物，过着朝耕暮息、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由此可见，伍家台村场域内部蕴含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加之该村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本，它们共同奠定了该村产业发展的基础。

独特的地域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决定了伍家台村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伍家台村在发展中，其内部资本也有过自组织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村里创办了茶厂。但由于茶叶种植面积不足，且多为散户种植、个体经营，没有形成规模化效应，加之茶厂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经营难以持续，茶产业对农民增收和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薄弱，2000年左右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仍低于1500元。在此情景下，茶产业发展不得不转向外部资本寻求转机。2006年，伍家台村采取招商引资、以奖代补的形式引进私人资本，注册成立了昌臣茶业有限公司，开启了茶产业现代化转型之路。

(二)外部资本嵌入村庄场域的机制

毋庸置疑，外部资本为伍家台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激发了村庄发展的内生力量。这一激发的过程并非靠外部资本的简单进入，而是“嵌入”来实现的。“嵌入”意味着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其所处社会结构的约束，强调非经济的制度或者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在伍家台村，外部工商资本也是通过把组织、技术、主体要素嵌入到当地场域中，与村庄内部资本相结合，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1.“横向+纵向”立体纵横的组织经营。经济活动中的组织要素决定着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属性和特点。外部资本对伍家台村贡茶产业转型的带动，首先在于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再组织，把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组织架构引入村庄场域，形成独特的组织形态和经营模式，这一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步，通过土地流转将村民的茶园流转到公司名下，进行统一管理、运作，雇佣流转出土地的茶农在公司茶园进行生产劳作。同时成立贡茶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的运作模式，集茶叶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融“产供销、贸工农”于一身。第二步，推出“1+X硒火燎原模式”，以昌臣茶叶公司为龙头，带领当地合作社、小茶厂、家庭农场、农户等抱团发展，通过保底收购和利益返还以及就业扶贫，三管齐下带动农户发展，提升农户利益，形成茶叶现代化生产与传统作坊生产的有机结合。第三步，围绕茶产业的发展，辅助推出乡村旅游项目，深入挖掘茶文化的经济价值，拓展村民增收渠道。

昌臣公司以每年每亩1000元的租赁费用从当地农户手里流转了大量土地，协议期为15年。公司将土地分区划片，统一规划、种植、修剪，统一管理，形成公司专属茶园。公司雇佣茶农种植、管理茶园。这种土地经营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以雇工为基础的大农场，公司拥有土地、机械、农资等生产资料，并通过雇工和监工进行生产。这是一种以土地集中为特征的“横向一体化”经营策略。

此外，伍家台村仍有12000亩茶园并未参与流转，还存在多个小茶厂、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分散种植。在该村的农业资本化过程中，家庭农业仍留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并未出现。但是全村的茶园种植、管理、生产、销售都跟随昌臣公司的运作而进行，小茶厂、合作社、家庭农场对昌臣公司发挥着拱卫作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种运营模式非常契合恰亚诺夫关于“纵向一体化”的论述，即小农家庭农场只有通过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才能够抵御资本主义的入侵，持续存在。在伍家台村，无论是资本化的大农场，还是普通小农户，都动态地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关系里面，相互关联。

以昌臣公司为主体的大资本农企的横向一体化经营与由诸多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围绕昌臣公司形成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有机结合，形成了立体纵横的组织体系和经营网络，各主体在茶产业生产经营的整体链条中都占据了特定位置，相互配合、协同发展。

2.“基层干部+经营管理者”角色叠加的身份再造。昌臣公司作为贡茶产业的龙头企业，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身份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对农村社区及其成员利益带来挑战。为了获得当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昌臣公司积极嵌入乡土社会，扎根村落场域，适应来自乡土社会各种社会关系、伦理关系及隐藏其下的社会结构的约束。主要做法有二：一是村支书担任公司法人；二是接纳村组干部参与茶叶公司的经营管理。

昌臣公司最初由村支书发起，筹集本村与外部资金共300万元成立。公司成立后，为了便于吸纳村庄资源、融入当地社会，聘请村支书担任总经理，作为公司法人直接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其他村组干部则以非正式的、松散的形式参与企业管理，在昌臣公司和其他经营主体之间联系协调。在外部资本进入村庄的过程中，乡土精英发挥着重要的引入、担保、承接、带动作用。

伍家台村支书起初是一位传统的乡村技术和经济精英，曾担任贡茶厂车间办主任。在茶厂转型的过程中，他抓住契机，凭借自身在社会资本、学习能力、信息获取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创新求变，充当下乡资本与茶厂的中间人，把外部资本引入产业发展，促成了茶叶公司的成立，并担任公司法人兼总经理。由于他在村庄经济发展中的领头作用，2008年被任命为村支书，成为政府的基层管理者和村庄“当家人”。他凭借其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身份，帮助昌臣公司顺利完成了土地流转，获取各种惠农项目及补贴，并通过关系建立、利益回报等形式回应了“体制内精英”对公司的承诺。

在乡土社会，村干部不仅是经济资本的拥有者，也是社会资本的拥有者。他们往往处于乡村关系网络的中心，是人情交换的中枢，也是第三方信任的基石。在伍家台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村支书及其他村干部作为中介和担保，有效规避了交易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村民出于对其了解和信任，将土地流转给昌臣公司，村委会也始终居中协调，在保障公司利益的基础上，避免农户利益受损。

昌臣公司的顺利建成、运作，有效带动了茶叶种植、生产、加工、储存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增值。与华中农业大学的深入合作，催生出一批懂技术、有经验的新经济精英。他们利用“村里人”身份的乡土内生性和嵌入性，在茶叶生产经营领域如鱼得水，建立了合作社、家庭农场、小茶厂，提升了普通农户模仿动机与采纳预期，实现了茶叶生产的乡村内组织，增强了村庄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总之，伍家台村资本顺利下乡的关键点在于正确认识和利用了该村内生社会资本，尤其是把握住村庄场域结构中的关键节点——村干部。一方面通过赋予经济精英以政治身份，使得茶叶公司的一系列运作获得权力支持。另一方面，乡村传统体制内精英也获得了下乡资本的利益回应，为村庄内生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传统+现代”结合的工艺创新。文化资本既是一个以物质和精神为基础的结构概念，也是一个以传承、积累和创新为基础的历史概念。乡村产业发展的文化资本是在贡茶文化资源活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贡茶典故到制茶技艺，传承百年的贡茶文化构成了伍家台村的比较优势，同时文化价值得以不断积累。传统手工制茶工艺是贡茶文化的核心，是决定茶叶品质的关键。无论现代技艺多么科学、先进，都无法完全复制再现手工制茶的韵味。

伍家台村充分正视传统制茶工艺的无可替代性，家庭农场、小作坊更多地延续着传统制茶工艺，生产着量少却品质优良的贡茶精品。昌臣公司则引入现代制茶技术，加大了加工工艺创新和科技开发力度，在传统工艺中求新，在新型工艺中求优。在确保大众化茶叶品质的基础上，用自动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升了伍家台贡茶的产量和种类，丰富了贡茶文化资本的客观形态。两种技艺在同一时空中并存，找到了各自的立足点，互补共生，同时满足市场拓展与品质传承的需要，带动了贡茶文化价值的持续积累。

此外，伍家台村将传统茶文化与现代理念相结合，积极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把硒元素的现代医学释义引入茶叶的生产与销售，把“抗癌”、“排毒”、“养生”、“健康”等现代理念融入茶叶的文化包装与宣传中，为传统茶产业的现代转型寻找到文化立足点。

(三)内外资本相互嵌合的效应

资本的核心内涵是能够实现积累并自我增值。在伍家台贡茶产业发展过程中，村庄立足本地资本，兼收外地资本的合理成分，迸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都实现了内外嵌合，在各维度上形成了新的整体性资本。

伍家台村的新经济资本以外部工商资本为动力，围绕“1+X”模式，形成了以昌臣茶叶公司为龙头，合作社、小茶厂、家庭农场、普通农户协同参与的经营架构。这其中，外部资本并未“通吃”，而是给其他经营主体预留了发展空间，乡村内部资本和生产要素得以激发，与外部资本合作共赢。内外资本联盟，合理控制土地流转比例，秉承契约精神，各司其职，以规避外来资本对乡村的潜在风险，同时促进乡村产业在外来工商资本协助下的稳中求进，既实现了产业规模化经营，又保护了农民的权益，让产业发展收益最大限度留在了农村。

伍家台村的新社会资本是由重构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重塑了新的身份和行动策略的乡村精英之间以及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户之间形成的新型关系网络。新乡村精英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外部信息、资金、技术、社会资源的引入与承接者，也是乡土社会人脉、人情、权力的承载与汇集者。他们依托自身的地位与资源优势，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与再造，也改变了与普通农户、村社组织之间的关系。普通农户维持生存的手段转化成辅助经营主体，加入大农主导的合作组织，参与统一购销，成为大农资源、利益和社会资本吸纳的对象。村庄传统的人际关系及其基础发生了明显改变。

伍家台村的新文化资本将传统茶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融合，实现传统制茶工艺与现代制茶工艺的有机统一，在小众精品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伍家台村的新符号资本是对前三种资本的统摄，它以一系列商标、商誉、称号为标志，综合体现着村庄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进步与成就，是茶叶品质的象征，是村庄持续发展的基础。

四、不同维度上的资本联动

通过不同向度上内外资本的相互嵌合，伍家台村实现了整体的资本更新和增殖。各维度资本彼此相辅相成、相互联动，共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一)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互利共赢

有学者表达了经济资本的逐利本性给乡村带来利益损害的担忧，这种担忧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乡村场域的主动性、应激性。乡土社会中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本能够有效稳固乡村场域结构，缓解经济资本嵌入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能够增加经济生产的文化内涵，提供附加值。

利用已有文化财富，将虚拟文化价值转换为客观经济收益，实现资本功能升级、农民增产增收，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选择。发展特色产业归根到底是利用经济工具激发特色文化价值的过程。一方面，伍家台村持续投入技术、设备、理念、资金，将特色产业文化与现代经营理念相结合，极大提升了产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性，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文化资本的价值不会在一次投入生产和循环中就消耗殆尽，反而能不断扩大原有价值并投入到再生产中。另一方面，该村将文化资本与经济市场有效嫁接，合理利用乡村文化资本的异质性，坚守乡村文化内核，有效避免了特色产业在经济资本驱使下商业化、同质化的问题，顺利实现了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互利共生，打造出高内涵、高收益的乡村特色产业，真正走出了一条适合于自身的产业发展之路。

(二)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互动再造

一方面，经济活动的运作离不开社会环境，外来经济资本想要在乡村立足，就需要嵌入到乡土社会，扎根在乡土性上，需要来自乡土社会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约束及辅佐[13]。外部资本能够顺利进入伍家台,关键是适应了这种约束，通过把传统乡村精英吸收到经营体系中，而化解了进入困境。从村支书、村主任到一般干部，这些土生土长的乡土精英不仅把体制内资源提供给外来资本，更是用乡土社会的人情、人脉、信任为外来资本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帮助经济资本完成“在地化”过程。总之，内部社会资本的接纳、承转、支持是经济资本立足与增殖的重要条件，能够提高现代企业在乡村场域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经济资本的落地为乡村注入外部资源，不仅解决了农业改造中最为核心的资金问题，更是实现了村庄与乡村精英的再造。乡村新精英通过学习与转化，与外来资本结盟，不仅自身得以成长，还促进了村庄内生发展。新精英在创办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过程中，更善于处理雇工关系，有利于农户生计的转型及稳定；新精英推进了以“能人”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重塑了乡村治理格局；新精英带动了乡土社会的变革，重构了村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乡土社会传统的生产理念、人际关系、人情网络在资本下乡的冲击下，开始松动转变，村庄开启了整体性转型。

(三)符号资本的有机统合

从“皇恩宠锡”到“1+X硒火燎原”，再到“村企共建”、“伍家台贡茶文化节”，符号辨识贯穿文化、经济、社会三种资本以及茶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布迪厄将符号资本看作是其他三大资本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各种资本的功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通过符号资本的辨识力与影响力，实现资本功能的转换与升级。符号资本可以理解为一种受到社会认可的、能够再生产和长期积累的荣誉、声名等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的稀缺性资源，这类资本是无形和象征性的，具有增强信誉与可信度的能力。

伍家台茶产业自转型以来，不断获得国家及社会的肯定，先后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第二届湖北省十大名茶”。“伍家台贡茶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伍家台贡茶制作技艺”被列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昌臣”被评为湖北省著名商标。伍家台村也先后被评为魅力茶乡、全国最美茶园、“湖北省绿色示范村”，被誉为“荆楚最美村镇”，并且成功举办了五届“伍家台贡茶文化节”。这些符号用巨大的影响力，增强了社会对伍家台茶产业的认知与认可，扩大了贡茶产业的社会影响力，为茶产业提供信誉保障。

五、多重资本运作的伸展

借助多重资本运作框架，伍家台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跃然而出。伍家台特色产业发展经验基本可以总结为：挖掘乡土文化、立足农民利益、利用外来资本、平衡农资关系。伍家台经验不能说完美无缺，但对资本下乡关键问题的处理还是有可借鉴之处：

首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推动农业转型，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与村庄社会整体发展。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在实现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之外，还要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这一目标必须贯穿资本下乡始终，毫不动摇。

其次，乡村振兴不是单一要素的投入或单一技术的使用，而是要将乡村看作一个复杂系统，进行整体设计。特色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整体事业中诸多环节中的一环，必须与乡村生态系统保护、乡土文化传承、空间体系优化等有机结合，走一条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资源多元要素耦合的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第三，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立足点是生态资本与文化资本，它们决定着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资本，资金、技术、信息、理念等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生产要素，能够引导和组织乡村内部资源；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是解决资本下乡的融合困境，既要利用乡村本土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络，也要最终服务于本土社会资本的转型增能，增强农民的主体性，推动乡村自主发展。

总而言之，乡村产业发展的根本是“自下而上”乡村建设的主动性与主导权的重新确立。唯有自身拥有主动性和主导权，乡土社会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发展的红利才能够留在乡村，造福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