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交融与认同：北魏六镇社会与六镇起义的再认识

彭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北京 100081)

六镇是北魏时期北疆系列军镇的泛称，又被笼统称作“北镇”，设置于长城沿线，包括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赤城、沃野、御夷等军镇[1]，属于中国历史上较为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北魏末年爆发的六镇起义使六镇成为焦点，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针对六镇社会与六镇起义，陈寅恪先生提出了反汉化说[2]；唐长孺、周一良、杨耀坤等前辈提出了阶级斗争说[3]；孔毅、胡玉春、李克建、薛海波等学者分别从民族心理或经济的角度进行了新探索[4];佐川英治则从民族关系视角进行了探讨[5]。此外，张国安探讨了六镇的民族融合现象[6]，苏小华探讨了孝文帝迁都后六镇的汉化现象[7]。以上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代表性的学术意义，为认识六镇社会与六镇起义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存在较多薄弱之处，尚需补充和加强。比如对六镇社会的多面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较多关注其矛盾、冲突与碰撞。在关于六镇起义的解释中，这一点尤为凸显。虽有部分前贤对六镇社会的交融性给予了一定关注，但是当前对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仍然较为薄弱，研究深度与广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已有的研究缺乏社会结构分析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一问题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

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从社会结构分析的视角，从民族构成和阶层结构两个维度，对北魏六镇社会与六镇起义展开探讨，为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社会提供一个鲜活案例，推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的研究。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校正。

一、六镇的多民族构成与胡汉文化交融

长期以来，学界对六镇社会的民族构成与文化面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构成六镇社会的群体主要是拓跋鲜卑和其他北疆部族，即传统民族观视野中的胡人，六镇被认为是以胡人为主的社会。然而,事实上六镇从设置之始，就不仅有大量胡人，而且有大量汉人，后来还安置了部分南蛮部族，形成了胡、汉、蛮等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格局。北魏中期，由于北魏政权将部分重罪犯人发遣到六镇，六镇的民族构成进一步多元化，从而使六镇逐渐成为多民族交融共生之地和胡汉文化交融汇聚之地。

六镇设置之初，拓跋鲜卑良家子弟和汉人豪强大姓就是六镇的重要成员，形成了胡、汉交融共处的基本格局，其中汉人在六镇的存在尤为值得关注。魏兰根论及六镇问题由来时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8]这里说的“国之肺腑”“爪牙”主要指拓跋鲜卑良家子弟，“中原强宗子弟”主要指来自中原的汉人豪强大姓，其主体是后燕旧域的中原汉人豪强大姓。《魏书》卷二《太祖纪》载：北魏灭后燕之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这批人中的部分后来通过选拔、征调等途径被派遣到六镇为兵，这是六镇社会首批汉人的主要来源。《魏书》卷五十《慕容白曜传》载：北魏中期，北魏政权通过与刘宋政权交战，取得青州、徐州等地，将其地的大批汉人豪强大姓强制迁徙到平城及其周边，设“平齐郡”对他们进行专门管理，因而将他们称为“平齐户”或“平齐民”。这批人员中的一部分后来被再次强制征发至六镇等地为兵户，这是六镇汉人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例如以才学闻名后世的蒋少游、高聪均在此列。蒋少游“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9]，高聪的经历与蒋少游相近，“大军攻克东阳，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10]。

六镇中不仅有“中原强宗子弟”，还有一批来自北凉旧域的汉人豪强大姓，他们被称作“凉州土人”。元深曰：“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11]429-430根据北魏皇始年间(396-398年)的情况来看，元深提到的“盛简亲贤”主要指深受北魏统治者信任和重用的拓跋鲜卑亲贵，“高门子弟”“丰沛旧门”是指拓跋鲜卑良家子弟，而“凉州土人”则是指北魏灭亡北凉以后从凉州强制迁徙到平城、继而迁徙到六镇的汉人，其中包括大量凉州汉人豪族大姓。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灭北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12]90，年七十以下的凉州人均在强制东迁之列，其中包括凉州大姓名儒赵柔、索敞、阴仲达等人[13]。部分人员后来又被征发到六镇及其他边镇地区，如北魏末年司马子如、孙腾、段荣等人的先祖皆是以这种方式到达六镇并世代定居于此的。司马子如 “八世祖模，晋司空、南阳王。模世子保，晋乱出奔凉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居于云中”[14]。孙腾“祖通，仕沮渠氏为中书舍人，沮渠灭，入魏，因居北边”[15]。段荣“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16]。元深认为李冲执掌权要后，对凉州土人施以援手，帮助他们脱离了六镇苦役，而“丰沛旧门”仍在边镇服役，因此心有不平。这个叙述是不够准确的。事实上获得解救的主要限于李冲家族的亲友、世交或乡邻，其他的大部分凉州土人仍然居住在六镇，上引司马子如等人的家族经历即可证实。

由此可见，汉人豪族大姓是六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他们世代定居于六镇，有的家族至北魏末年已在六镇生息繁衍百余年，其人口总数虽不能准确估计，但规模可观是无疑的。一个可供参考的资料是，根据薛海波对北魏后期六镇豪强酋帅状况的统计，在纳入统计的70位豪强酋帅中，有18位为汉人，占总数的1/4[17]。 大量汉人豪强大姓的迁徙、定居和生息繁衍，为六镇的多民族格局与胡汉文化交融奠定了重要基础，其影响不可低估。

多民族交融共处的社会结构促使六镇社会呈现胡汉交融的文化面貌。一方面，六镇社会普遍崇尚武勇，喜爱胡风北俗，具有鲜明的胡化特征，学界对此已有较多共识，无需赘述。另一方面，由于汉人豪强大姓在六镇的生息繁衍以及北魏汉化政策的影响，六镇社会出现明显的汉化趋势。不少六镇人士有接受汉文化教育的经历，或者有爱好儒家经典的表现。兹略举数例。武川镇拓跋鲜卑豪强贺拔胜“自居重位，始爱坟籍。乃招引文儒，讨论义理。……身死之日，唯有随身兵仗及书千余卷而已”[25]220。 其弟贺拔岳“初为太学生”[26]， 亦有一定汉文化修养。武川镇豪强念贤“字盖卢。美容质，颇涉书史。为儿童时，在学中读书”[27]， 受过一定的汉文化教育。武川镇人雷绍在一次受命使往洛阳的公务之行中，“见京都礼义之美”，心向往之，“遂逃归，辞母求师，经年，通孝经、论语”[28]。雷绍学成后回到武川镇，成为乡里名人，“镇将召补镇佐”[28]， 为六镇的汉文化传播发挥了一定作用。由此可见，六镇并没有被完全隔绝于北魏汉化政策之外，而是同样受到汉文化浸润，成为胡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贺拔岳为太学生的经历，雷绍使往洛阳而立志学习儒家经典的经历，都说明六镇社会与汉化较为突出的洛阳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文化交融互动。念贤幼年在“学中读书”，反映了六镇社会自身亦有一定的汉文化教育意识和教育机构，不是仅仅依靠洛阳等外界来学习汉文化的。张国安、苏小华对此亦有论及[6][29]。 当然，也有六镇汉人胡化的现象。例如梁御先祖为汉人，定居武川后，姓氏和姓名都呈鲜卑化特点，“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为纥豆陵氏。高祖俟力提”[30]。 这是六镇多民族交融和胡汉文化互动的结果。

总之，从社会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六镇社会由拓跋鲜卑亲贵及良家子弟、中原和凉州的汉人豪族大姓、降附北魏的北疆部族酋帅与部民、南蛮部众以及来自北魏境内的各地罪犯共同组成。六镇各民族在共同的戍边、生产与生活中密切交往互动，增强了交融与认同，逐渐融为一体，形成了多民族交融共处的社会结构和胡汉文化交融互动的社会面貌。

二、六镇的阶层结构及其碰撞、交融与认同

六镇社会成员来源广泛，身份复杂，多种社会矛盾交织，使六镇社会的冲突与碰撞十分引人注目，在相关研究中被较多论及。然而，从社会阶层结构分析的视角，可以发现六镇社会既有尖锐的冲突与碰撞，又有紧密的交融与认同，呈现较为复杂的面貌。根据对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社会影响力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虑，笔者把六镇社会分为上层、中层与底层三个阶层。其中六镇社会中层的特点、地位与作用较为突出，中层与底层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对北朝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六镇社会上层主要是军府高级官吏，包括镇都大将、镇将、副将、长史、司马等。他们官位品级较高，总体人数不多，但控制了六镇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在六镇社会处于绝对主导、优势地位，位于六镇金字塔社会的塔尖。其中，以镇都大将最为显赫，位同州刺史，镇将次之。史曰：“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但不治。故为重于刺史。”[31]2976高级官吏是北魏王朝统治六镇的象征，他们由北魏中央朝廷直接任命，始终与朝廷保持密切的关系，具有较多迁转机会和较强的流动性，与六镇的粘合度不高。大部分六镇高级官吏任职期满后就离开六镇，其子孙后裔与六镇联系不够密切。值得关注的是，六镇社会高层包含了胡汉各族。例如于谨的曾祖于婆曾担任怀荒镇将，其家族为拓跋鲜卑的勋臣八姓之一，本为“勿忸于氏”，后根据孝文帝要求，改鲜卑姓为汉姓于氏[31]3007。杨忠的高祖杨元寿为武川镇司马，其家族为汉魏时期汉人大姓弘农杨氏[32]。

六镇社会中层大多由世代定居于六镇的人员组成，具有本土化的特点，主要由以下三类人员组成。一是在军府任职的中层官吏，如普通僚佐、诸曹参军、函使、军主、戍主等，二是高车、敕勒、匈奴等北疆部族酋帅，三是六镇豪强。他们与上层关系密切，部分人员有机会凭借战功、姻亲等关系升到上层。同时，他们与六镇社会底层声息相通，部分人员源自社会底层的升迁。其中，北疆部族酋帅不仅世代居住于六镇及周边地区，而且世袭酋长之职，统领一定数量的部民，在六镇拥有稳定的政治地位、经济和军事实力，对部民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例如前文所说的敕勒酋帅斛律金家族和高车酋帅叱列伏龟、叱列平家族。六镇豪强虽无世袭之职，但一般在本土累世经营，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由家族支配的乡曲武装。他们通过联姻、共事等渠道，与军府官吏、酋帅建立紧密联系，在六镇社会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而且酋帅和豪强往往有机会在军府担任中层官职，在军府官吏、酋帅、豪强等多重身份之间转换自如。例如贺拔胜曾祖“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25]215。经过三代繁衍，贺拔氏成为武川镇豪强，被视为“北土之望”[33]。贺拔胜之父贺拔度拔先后担任武川镇军主、怀朔镇统军等职[25]215。独孤信家族三世居于武川镇，其父既是豪强又是领民酋长，在六镇享有较高的威望，“北州咸敬服之”[34]。 阎庆家族四世定居于盛乐，逐渐发展为本土豪强，是六镇汉人豪强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六镇军府高级官吏转化为豪强的个例。史曰：“阎庆字仁庆，河南河阴人也。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35]史宁家族兼具军府中层官吏与六镇汉人豪强的双重身份。史宁先祖在北魏灭北凉以后被强制迁徙至抚宁镇，属于元深所说的“凉州土人”，史宁之父史遵“初为征虏府铠曹参军。属杜洛周构逆，六镇自相屠陷，遵遂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36]。史遵既在军府有军职，又在乡里具有号令二千余家的影响力，可见其家族在当地具有相当大的实力。还有部分六镇社会中层来自于底层社会。例如高欢家世贫寒，祖父高谧“坐法徙居怀朔镇”[37]1，以罪犯身份谪徙至六镇，后高欢娶本地豪强娄氏之女而“得给镇为队主”[37]1，上升到社会中层。总之，中层是六镇社会的纽带，与上层、底层均有密切联系，在六镇社会拥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社会凝聚的作用。特别是六镇中层往往统领或控制了一定数量的府户、部民、乡民，作为本土化势力，贴近底层军民，他们与底层军民具有天然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二者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六镇社会中层同样包含了胡汉各族。例如斛律金为敕勒人，叱列伏龟、叱列平为高车人，贺拔胜、独孤信为拓跋鲜卑人，高欢、阎庆、史遵为汉人。

六镇社会底层是六镇本土的基本人口，主要由两大群体组成：一是直接隶属六镇军府管理的府户，二是由酋帅直接管理的北疆各族部民。不管是府户还是部民，都受到北魏政权严格的人身控制，世代遭受各级官吏的层层压迫，不得擅自离开六镇。魏兰根指出六镇府户地位卑贱，形同奴隶，“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8]。 同时，六镇底层人员必须承担繁重的戍边、生产和征战等任务。例如太和十二年(488年)，“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38]164。 被安置在漠南的五部高车“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39]。 这说明北疆部族有交纳畜牧产品的任务，且交纳的数量较大，部民的经济负担很重。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孝文帝“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袁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38]184。这场因不愿意接受征调而引发的高车叛乱，最终以安抚的方式才得以平息。北魏后期，由于政治黑暗，六镇各级官吏贪贿成风，加上频繁的水旱灾害，六镇底层的处境犹如雪上加霜。源怀指出，宣武帝景明年间，“北蕃连年灾旱”，镇民生活困顿，然而“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40]。 通过源怀整顿，情况有所好转，“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4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镇豪强与“细民”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的实质是社会中层与底层的冲突和碰撞。肃宗元诩在位时期，宦官刘腾与元叉把控朝政，贪馋腐败，“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41]。值得注意的是，底层与中层一方面存在冲突与碰撞，另一方面又有紧密的交融与认同。如上所述，六镇底层与中层共同组成六镇本土化的基本人口，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戍边征战中增进了解与认同，形成了深厚的友情、亲情与乡情，二者并不因阶层利益的冲突与碰撞而截然割裂。特别是北疆各族酋帅与本族部民之间、六镇豪强与宗族成员及乡曲武装人员之间存在身份上的隶属关系和地缘、血缘、文化上的一致性，具有天然的共同性、认同感和凝聚力。六镇社会底层的民族身份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包括了拓跋鲜卑、汉人、柔然、敕勒、匈奴、南蛮等六镇地域内的大部分民族。

综上所述，六镇社会的三个阶层之间呈现既有冲突与碰撞，又有交融与认同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底层与中上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碰撞，六镇军府各级官吏和酋帅、豪强对底层军民实行人身控制和经济盘剥，使之生存维艰，反映了六镇的阶层对立与社会撕裂。另一方面，各阶层之间又具有紧密的交融与认同。首先，不论是高层、中层还是底层，都是由六镇的胡汉各个民族共同组成，这是六镇社会民族交融的重要体现。六镇中层和上层存在汉人以及六镇社会汉化的现象尤为值得重视，促使笔者重新思考关于六镇胡化的观点。其次，各阶层之间向上流动的渠道始终存在。北魏前期、中期，六镇官吏、镇兵上升的机遇优于其他地区，“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11]429。北魏后期，六镇各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受到一定影响，引发六镇社会普遍的怨气。不过，从北魏末年部分知名人物的经历来看，六镇的阶层流动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并未完全停止。例如高欢通过与豪强娄氏联姻，得以改善境遇，担任怀朔镇的队主;贺拔岳仍然获得太学生的资格，得以到洛阳接受当时最高行政级别的汉文化教育。这种阶层流动使各阶层人员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可能截然分开，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凝聚成特定的政治团体。特别是中层与底层之间有地缘、血缘、文化、友情等多重联系，二者存在紧密的交融与认同。六镇社会各阶层的交融与认同，对北朝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六镇成员后来主导北朝后期政治局势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六镇起义中的阶层对抗与民族交融

六镇起义暴露了六镇社会的矛盾、冲突与碰撞，为人们认识北魏六镇社会面貌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众多关于六镇社会的观点正是藉此形成的。关于六镇起义起源于民族矛盾、胡汉冲突或者阶级斗争的众多说法，凸显了六镇社会的撕裂与对立。与此同时，六镇社会也存在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交融与认同，然而这一点却被忽略。透过社会结构分析视角可以看到，六镇起义是六镇社会的阶层利益冲突与碰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阶层对抗阶段的产物，也是六镇胡汉各族交融的产物。

现有文献资料显示，六镇起义军以底层军民为主力。起义率先在沃野镇爆发。史曰：“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42]元深曰：“而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杀之，敢为逆命，攻城掠地，所见必诛。”[11]430综合两则材料，可知引发破六韩拔陵率众起义的直接原因是高阙戍主对部下的管理失当。戍主是六镇军府的中层军职。杨耀坤先生据此认为，破六韩拔陵及其所率领的众人应为高阙戍主管辖下的镇兵或镇民[43], 这是沃野起义军最初的主要人员，他们可能是府户，也可能是匈奴部民，总之都属于六镇社会的底层，其斗争目标非常明确，直指戍主、镇将及其所代表的北魏王朝。引发怀荒镇起义的原因是镇将于景管理失当，引发镇民愤怒，“及蠕蠕主阿那瑰叛乱，镇民固请粮廪，而景不给。镇民不胜其忿，遂反叛”[44]。 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镇将于景。可见怀荒镇的起义军以镇民为主，同样是六镇社会的底层。

起义镇压者包括北魏官军和六镇社会的中上层人员两大群体。基于探讨六镇社会面貌的需要，这里重点关注镇压者群体中的六镇内部人员，即六镇中上层人员。在镇压起义的六镇内部人员中，豪强和酋帅等六镇中层人员占据了主导地位(1)薛海波把六镇豪强酋帅分为“拥有权势”者和“世代受军镇压迫”者两种类型，认为六镇起义由后者发动，而前者则是“北魏镇压暴动的主要力量”。笔者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视角，认为“世代受军镇压迫”者实质上是六镇社会的底层军民，其实很难冠以豪强或酋帅之名；“拥有权势”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豪强酋帅，他们属于社会中层。不过，笔者赞成社会中层的豪强、酋帅是镇压起义的主力这一观点。参见薛海波：《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载《文史哲》2011第2期。。 起义爆发后，不少六镇豪强自发组织武装力量抵抗和镇压起义军。例如贺拔胜、宇文肱、独孤信等武川豪强自发组织家族成员和乡里豪杰，共同攻打“贼王”卫可瑰统领的起义军[45]1780， 最终杀卫可瑰，击溃卫氏领导的起义军。此事在宇文泰、贺拔胜、独孤信等人传记中均有记载[25][34][46]。 盛乐郡汉人豪强阎庆、阎进父子在卫可瑰围攻盛乐时，“率众拒守，绵历三载，昼夜交战，未尝休息”[35]。有的豪强主动加入北魏官军，配合、支持北魏政权镇压起义。统万镇鲜卑豪强窦泰的父兄倾力协助怀朔镇将杨钧抵御卫可瑰进攻，最终“战殁于镇”[47]。 窦泰的家族源自纥豆陵氏，因孝文帝改汉姓的要求而改称窦氏[31]3012， 其曾祖窦罗“魏统万镇将，因居北边”[47]， 至北魏末年已在北疆繁衍四世。高车酋帅叱列伏龟在起义爆发后加入北魏官军，参加镇压行动。史曰：“魏正光五年，广阳王深北征，请龟为宁朔将军，委以帐内兵事。”[19]豪强与酋帅作为六镇本土中层人员，在六镇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经济、武装实力，他们对起义的镇压，是六镇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由上可知，这场席卷六镇、波澜壮阔的起义，凸显了六镇社会的对立与撕裂，其程度已经超过一般性的冲突与碰撞，上升为群体性的阶层对抗，即六镇底层与中上层的对抗。

同时，六镇起义也是民族交融的产物。六镇的起义军与镇压者两大对立阵营均包含六镇的胡汉各族，具有多民族构成的特点。起义军主力是六镇底层军民，本身就具有民族构成的广泛性、多样性。其中起义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为匈奴后裔，是名将破六韩常的“宗人”，其先祖为匈奴单于右谷蠡王潘六奚[21]。起义军首领卫可瑰，因音译之故，史书又记为“卫可孤”或“卫可肱”[45-46]。 姚薇元先生根据其姓名本身具有“北人而胡名”的特点，推测他可能源出于匈奴卫氏[48]。 另一位被称为“贼王”的起义军重要将领为斛律野谷禄[49]， 与斛律金同姓，应为敕勒人。而起义镇压者同样包括六镇的胡汉各族，其中既有贺拔氏、宇文氏、独孤氏、窦氏等鲜卑人，也有汉人如阎庆家族，以及高车部族叱列氏等。由此可见，虽然某些民族有可能在起义中表现突出，但是从社会结构分析的宏观视角来看，六镇起义并非某一类民族对另一类民族的集体反抗，而是胡汉各族联合起来的人民大起义。与此相应的是，镇压者同样包含胡汉各族，而非某类特定民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同族、同姓乃至同宗的人员有可能分属于起义者、镇压者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例如破六韩常及其父孔雀虽与破六韩拔陵有“宗人”关系，却在加入起义军不久之后反戈一击，成为起义的镇压者[21]378。 斛律金虽与斛律野谷禄同一姓氏，同为敕勒人，同样分属镇压者与起义军两个阵营。史载斛律金虽曾投奔起义军，被破六韩拔陵假以王号，但他不久后“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即授第二领民酋长”[18]，加入了镇压起义的北魏官军。由此可见，同族、同姓乃至同宗之义，均不足以决定这一时期六镇中层人员的政治选择。他们的政治立场与民族身份没有直接关系，更没有包含民族意识或胡汉文化意识，主要与个人及家族的切身利益相关，与个人的政治观察、判断能力相关。这是六镇社会民族交融的重要表现。

总之，六镇起义是六镇社会阶层对抗与民族交融的产物。民族交融为六镇成员的认同、凝聚与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基础。六镇起义失败后，起义军降户先被北魏政权强制迁徙至河北地区，引发了杜洛周、鲜于修礼等六镇镇兵为首的河北起义。起义再度失败后，六镇降户被尔朱荣强制迁徙至并州、肆州一带。尽管六镇降户已经离开故土，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认同感与凝聚力。高欢正是利用这一点，向六镇降户宣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37]7， 强化六镇乡里认同，从而将大量六镇降户凝聚在自己周边，建立了东魏北齐政治集团。武川豪强宇文泰也集合了部分六镇降户，建立了西魏、北周政治集团。六镇成员在离开故里之后，仍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成为北朝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这是六镇社会交融与认同的历史回响。

四、碰撞、交融与认同：六镇社会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北魏六镇社会既有冲突与碰撞，又有交融与认同，二者紧密交织，反映了六镇社会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民族构成的角度看，六镇社会由胡、汉、蛮等各个民族共同组成，形成了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社会结构和胡汉文化交融的面貌。从阶层结构来看，六镇社会各阶层既碰撞又交融，其中六镇社会中层与底层的关系尤为复杂，既相斥又相融。一方面，中层与底层具有不同的阶层利益，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上文述及的六镇豪强与“细民”的矛盾就是突出的体现，六镇起义正是这种对抗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二者又有血缘、亲缘、地缘、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因此，他们即使离开了六镇本土，仍能在一定条件下凝聚成牢固的政治团体并发展壮大，成为北朝后期政治局势的主导力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汉人和汉文化在六镇社会中的影响被低估，各民族、各阶层的交融与认同现象受到一定忽略，六镇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与阶层碰撞被过于关注。这种状况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不可否认，由于六镇成员中包含大量敕勒、匈奴等北疆部族，地理位置上又外接柔然、高车等北疆游牧民族，因此北疆酋帅与部民在六镇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胡人、胡风构成了六镇社会有别于中原社会的独特风景。同时，六镇社会内部确实存在尖锐的对抗与撕裂。然而六镇社会中所包含的交融与认同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它是六镇人员后来凝聚、发展和壮大的基础，也是北朝后期北方民族融合继续深入发展的基础。碰撞、交融与认同是六镇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六镇社会的发展主线，贯穿了六镇社会的始终。若缺失了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关注，都难以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六镇社会是中国古代边疆民族社会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六镇社会的碰撞、交融与认同，体现了中国古代边疆民族社会的共同特点，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并逐渐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正是在历史上长期密切的碰撞、交融与认同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