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能高效引导企业技术创新
——商业领袖职业特征与企业创新决策行为

周晓光

1 引 言

现阶段，中国已经步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加快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成为当前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由此形成了“如何驱动微观主体技术创新”的大讨论。技术创新的演进往往呈现出从“理论创新到应用创新”的路径［1］，这一过程中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承担了更多的偏向于基础性质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创新工作。这些基础理论与方法经由企业部门吸收并转化，进而开发出新的工艺与流程、以及新的产品与服务，这就是技术创新的商业化过程。与科研联系较为紧密的高校和企业研发机构，培养了大量创新型企业的高管人员。“高阶梯队理论”指出，高管个人特征和经历则会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决策施加影响［2］。而已有的经验证据表明，负责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决策的管理者的个人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关键因素［3］。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便是：高管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是否产生异质性的影响？从高管的职业特征的结构差异来看，具有两种经典的类型，一是高管过往的职业经历主要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从事偏基础性质的学术研究；二是高管过往的职业经历主要在企业研发部门实地参与偏商业应用性质的发明工作。从上述差异来看，不同特征的高管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行为理应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识别何种特征的高管更加适配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高阶梯队理论”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有助于企业优化自身高管人才资源配置，为创新动能提升提供动力支持。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高管职业经历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异质性影响进行研究。本文借助2007-2018年上市企业数据，识别出了两类高管特征：学者背景董事长与研发背景董事长，探讨这两类具有差异性的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企业的属性特征差异，分析这两类高管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的不同表现。进一步地，本文基于研发投入、股票交易流动和融资约束三条路径，分析不同职业背景的董事长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决策行为的具体机制，为打开“董事长职业特征—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黑箱提供参考。

相对于既有研究，本文有如下贡献：第一，对于那些希望从企业技术创新中获得丰厚回报的投资者而言，本文基于差异化的科研背景回答了“怎样的领导人更适合企业创新”这一问题。本文从职业经历方面提供了系统的回答。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集中于高管的金融经历［4］、海外背景［5］、知识结构［6］等，本文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增强该领域的研究厚度。第二，就“学者型”和“研发型”董事长而言，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共性（关注研究与创新），但也存在有趣差异（知识结构、操作经验、社会网络等存在不同），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在基于二者的共性基础上探讨其中差异所带来的创新决策行为变化影响，这对于企业优化自身高管人员配置结构是一个有益的参考借鉴。第三，在企业领导人影响技术创新决策行为的机制路径方面，本文以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经营为情境，如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与股票交易等为测试环境，为其中的影响机制提供了证据参考，有助于理解不同情景下和企业领导者结构特征的交互影响，为企业高管的选拔和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决策参考。

2 文献梳理与假说提出

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指出，个人经历和特征会影响个体的效用函数，进行影响其行为决策［7］。相应地，“高阶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个人特征和经历则会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决策施加影响［8］。基于这一认识，考虑到高校和企业研发部门与企业研发活动更加紧密，本文基于董事长个人的职业经历的视角，重点对以上两类职业背景的董事长在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加以比较。

学者背景董事长，是指过去主要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董事长［9］。学者背景董事长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学者背景董事长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知识储备；其次，学者背景董事长更有主见，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储备、逻辑训练、分析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使得他们更可能形成自己的观点，不容易人云亦云。研发背景董事长，则指过去主要在企业从事研发工作的董事长［10］。研发背景董事长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研发背景董事长具有丰富的研发经验，对于创新研发过程的认识和了解更为全面；其次，研发背景董事长往往是出色的技术专家，专业知识较为深厚和丰富，相比其他管理者，他们能更好地把握技术发展的前沿。

比之于一般董事长，学者背景董事长和研发背景董事长理应都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就学者背景董事长而言：首先，学者背景董事长学识较为渊博，商业视野更为宽广，战略眼光更为长远［11］，创新意识更强；其次，学者背景董事长文化水平更高，因而对待审批的创新项目认识和了解会更透彻，从而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做出投资决策；最后，学者背景董事长的知识储备、逻辑训练、分析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使得他们更有主见，在审批项目时能够更为理性地分析其是否具有创新价值，而不会轻易被下属“忽悠”，从而帮助企业投资于更多有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而就研发背景董事长而言：首先，研发背景董事长长期从事研发工作，对企业创新的必要性认识更强，更愿意投入资源进行创新［12］；其次，研发背景董事长往往是行业内的技术专家，对技术前沿的把握更加到位，能够发掘、指导企业内的研发人员发掘更多创新投资的机会［13］，对企业资源的分配也更为合理［14］；最后，研发背景董事长的研发工作经历，使得他们更能够直面创新过程面临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长周期，克服普通管理人员所存在的短视现象［15］，敢于进行创新投资。

那么，学者背景董事长和研发背景董事长，谁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呢？本文分析认为，研发背景董事长应该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理由如下：首先，相比于学者背景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的职业经历更为丰富。研发背景董事长在其成长历程中，至少经历了求学、成为基层技术人员、成为中层技术管理人员、成为高级管理人员等多个阶段，多样的经历有助于他们从公司内部、商业合作伙伴处吸收与分享知识，而知识的传递和分享是有利于创新的重要因素［16］。其次，与学者背景董事长长期置身于“象牙塔”式的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不同，研发背景董事长长期在企业界，社会接触面相对会更广，社会网络相对更加丰富，从而更有可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源，为企业的创新投入提供助力［17］。最后，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中，对于学者型人才的考核往往较为单一，即看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这种线性的成功模式可能导致过去长期沉浸于这种“象牙塔”环境的学者背景董事长相比研发背景董事长具有更高的风险厌恶倾向，在面临可能的创新机会时更有可能迟疑不决，错失时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假设：

假说1：相比于学者背景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更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如果研发背景董事长比学者背景董事长更能促进企业创新，那么研发背景董事长是如何促进企业创新的呢？本文接下来将围绕创新投入、股票流动性与融资约束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创新活动具有高失败风险、周期长、收益不确定等特点，因而企业要想取得创新的成功，需要持续的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投入来加以保障［18］。因此，对创新项目的资源支持、项目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就十分重要。相比于学者背景董事长，社会网络相对更加丰富的研发背景董事长更有可能在创新项目陷入困境时寻求到更多的财务支持，支撑项目的进一步推进，避免项目流产。此外，职业经历更为多元的研发背景董事长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因而更能够合理地利用项目的支出，提高创新投入的使用效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说2：相比于学者背景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更能够合理利用企业的研发投入来促进创新。

作为企业资金的重要来源，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也有重要的影响。前期研究表明，较高的股票流动性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低成本融资［19］，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直接提高公司的创新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吸引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进入［20］，帮助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从而间接提高公司的创新水平［21］。因此，如何利用资本市场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意义重大。相比于长期“深锁书斋”的学者背景董事长而言，研发背景董事长在创新和组织管理方面经验更为丰富，对于企业各项融资方式的利弊的认识更为到位，对于资本运作更为熟悉和有经验。所以，相比于学者背景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对于资本市场资源的利用应该更为娴熟，更能够利用公司股票的高流动性为企业创新提供助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说3：相比于学者背景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更能够充分利用高股票流动性的优势来服务技术创新。

企业的创新项目往往投入巨大且旷日持久，仅靠自有资金来对创新项目进行融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现实中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问题。因此，企业的创新面临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的能力和素养至关重要［22］。本文认为，研发背景董事长在这一方面至少有两点优势：首先，相比于过往习惯于“发表论文等于职业成功”思维模式的学者背景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风险厌恶程度更低，因而更可能克服决策环节的短视倾向，愿意为了创新项目的未来收益冒风险，在融资困难的情况下更愿意想法设法维持创新项目的开展；其次，相比于过去长期沉浸于“象牙塔”环境的学者背景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经历过更多的商海沉浮和研究开发的酸甜苦辣，对创新项目具有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即便在不利的环境下，也不轻言放弃，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创新项目克服各项困难，不断推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说4：相比于学者背景董事长，研发背景董事长更能够克服融资约束的不利因素，降低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冲击。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说明

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样本时间段为2007～2018年。进一步地，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数据处理：第一，剔除金融类公司和ST公司，以及在该时期内退市的公司；第二，剔除在样本期中进行IPO的企业；；第三，；第四，为了减轻奇异值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第五，为了减轻异方差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型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创新变量组（Pat）。在王小燕等的研究中，强调了企业研发投入只能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中间”指标，将其作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终极”测度可能会有较大的高估风险［23］。有鉴于此，本文拟借鉴这类文献的处理手法，以企业专利数量作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地，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分为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与渐进性技术创新活动。其中，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通过企业的发明专利创新来测度（Pati），渐进性技术创新活动则用Patud来表示（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2）核心解释变量

董事长特征（Chairman）。参照刘力钢和孙亚的研究，将那些具有研发或设计等关键技术岗位工作经历的董事长定义为研发背景董事长（ENTP）；将那些在高等学校等科学研究机构从事过研究活动的董事长定义为学者型董事长（Academic）［24］，并采用虚拟变量（是为1，否为0）的方式进行界定［25］。为了更准确剥离二者之间的影响，上述两个虚拟变量仅考虑了单一状况，即仅在高等学校等科学研究机构有研究经历的，定义为学者型董事长，或仅在研发或设计等关键技术岗位工作过的，定义为研发型董事长。

（3）机制变量

研发投入（R&D）。本文采用学术界惯常的处理手法，采用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作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代理变量。

股票流动性（Liquidity）。本文借鉴Amihud等的研究手法［26］，测度企业股票流动性：

其中，ri,t,d和vi,t,d分别表示证券i在第t年第d天不考虑现金红利的投资回报率和交易金额；D为当年总的交易天数，|ri,t,d|/vi,t,d表示每百万元交易额引起的价格水平变化。ILLIQ的数值越大，表示单位交易量引起的价格波动水平越高，表示股票深度不足，流动性水平较低，反之ILLIQ的数值越低，表示单位交易量对价格冲击的影响越小，股票流动性水平越高。进一步地，本文对非流动性指标进行相反数的处理，得到Liquidity=-ILLIQ，从而将非流动性指标转换成为了流动性指标，此时的Liquidity指标越大，则意味着股票流动性水平越高，反之则反是。

融资约束（KZ）。借鉴 Kaplan和Zingales的研究［27］，按以下步骤构建KZ 指数: (1) 对全样本各个年度都按经营性净现金流 /上期总资产(CFit /Ait-1)、现金股利/上期总资产(DIVit /Ait-1)、现金持有/上期总资产(Cit /Ait-1)、资产负债率(LEVit)和Tobin’s Q (Qit) 进行分类。如CFit /Ait-1 低于中位数则kz1取1，否则取0；如果DIVit /Ait-1低于中位数则kz2取1，否则取0；如果Cit /Ait-1低于中位数则kz3取1，否则取0;如果LEVit高于中位数则kz4取1，否则取0；如果Qit高于中位数则kz5取1否则取 0；(2)计算KZ指数，令KZ = kz1 + kz2 + kz3 + kz4+ kz5；(3)采用排序逻辑回归 (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将KZ指数作为因变量对CFit /Ait-1、DIVit /Ait-1、Cit /Ait-1、LEVit和Qit进行回归，估计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4)运用上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计算出每一家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KZ指数，KZ指数越大，意味着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4）控制变量

为提高实证回归的精度并尽可能克服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借鉴代彬等的研究基础上，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28］。这些变量包括了企业的成立年份（Age）、股权集中度（Share，第一大股东集中度）、托宾Q（TobinQ）、净资产收益率报（ROE）、总资产（LnAsset）、总收入（LnIncome）、审计意见（Audit，标准无保留意见为0，否则为1）。

3.3 模型设定

为了充分分析董事会监督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本文首先设定了回归方程（1）加以检验：

其中，Pat表示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包含了企业总专利创新（Lnpatent）、突破性专利创新（Lnpati）、渐进性专利创新（Lnpatud）三个层次的创新产出数据，核心解释变量Chairman则为企业董事长特征的虚拟变量。在控制变量组中，包含了前述控制变量。ε为模型随机误差项。在理论中，考虑到董事会监督的影响要传递至企业投融资行为（杠杆决策），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Board进行了滞后1期处理。在实证技术中，上述处理手法也能尽可能地削弱反向因果带来的不利干扰。特别的，在所有回归程序中，本文均采用了经过Cluster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计算t值。

表1 变量定义表

4 实证结果及经济解释

4.1 基准回归

在表2中，本文针对了两类上市企业董事长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模型（1）—（3）中，本文针对了学者型董事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学者型董事长变量（L.Academic）对于三种层次技术创新活动的回归系数均无法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t值分别为-0.71、-0.27、-0.97）。这意味着，学者型董事长并无法有效提升企业创新动能。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研发型董事长在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L.ENTP的回归系数在整体技术创新活动中的系数为0.114且t值为3.91；对于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而言，回归系数为0.174同样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对于渐进性技术创新而言，L.ENTP的回归系数的t值仅为-0.50，不具备统计显著意义。这意味着，研发型董事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主要在于促进了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增长，进而带动了整体技术创新活动的增长。由此可以发现，研发型董事长相比于学者型董事长而言，更具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功效。由此，本文的假说1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特别地，研发型董事长在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突破性创新上具有更强大的驱动能力。

表2 学者型董事长、研发型董事长与企业技术创新

4.2 异质性特征

在前述实证中，本文就全样本进行了“董事长职业背景—技术创新”关系的刻画。在本小节中，本文则着重针对企业属性结构异质特征（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进行识别检验。本文延续前文的实证技术，采用分组的方式进行检验。

在表3的实证检验中，针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分组检验。研究发现，学者型董事长在驱动企业创新上表现依旧不显著，无论是在国有企业组别抑或是非国有企业组别中都是如此，相关回归系数的t值绝对值最大仅为0.35，无法通过任何惯常水平下的统计显著性检验。相比之下，研发型董事长在两个企业组别中都展现出了较为良好的统计显著性质。在国有企业组别中，研发背景董事长对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回归系数为0.183且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对于非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而言，研发背景董事长则展现出了一定的抑制效果（回归系数为-0.104且通过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综合来看，在国有企业中的研发背景董事长，一方面提升了企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降低了那些低含金量的渐进性专利创新水平，综合来看，此时的研发背景董事长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降低了资源的低效消耗程度。在非国有企业组别中，研发背景董事长对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并由此带动了整体创新活动的增加（系数为0.131且t值为3.68）。这说明，研发背景董事长在驱动技术创新上强于学者型董事长的结论，在产权性质分组差异中依旧成立，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研发背景董事长所释放出的创新驱动功效更为明显。

表3 学者型董事长、研发型董事长与企业技术创新：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在表4的实证检验中，本文参照彭红星和毛新述的分类方法 ［29］，划分了“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两个组别进行了分组检验①本文将高科技企业分为3个门类和19个大类。三个门类为制造业（C），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19 个大类包括 C25、C26、 C27、C28、C29、C31、C32、C34、C35、C36、C37、C38、C39、C40、C41、I63、I64 和 M73。。研究发现，学者型董事长在高科技企业中对三种层次的技术创新活动同样没有展现出具有统计显著差异的影响。而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学者型董事长似乎展现出了一定的创新驱动效力：L.Academic对整体专利创新活动的回归系数为0.128且通过了10%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学者型董事长提升了非高科技企业的整体创新活动产出水平。但具体来看，学者型董事长对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并没有统计显著差异的影响（t值仅为-0.06），对于渐进性技术创新而言的回归系数则为0.147且通过了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学者型董事长在非高科技企业中展现了一定的专利创新驱动效果，但这仅是依靠低端创新产出来推动的，对于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言，裨益并不明显。对于研发背景董事长而言，在高科技企业组别中，L.ENTP对突破性专利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系数为0.218且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并由此带动了企业整体专利的增加，（系数为0.165且t值为4.66）。在非高科技企业组别中，L.ENTP对突破性专利创新同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并不能以此带动整体专利创新产出的增加。这是因为高科技企业的生产发展导向即在于形成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研发背景董事长能够更好地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和创新氛围，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创新产出，而非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并非其经营目标，因此，尽管研发背景董事长的存在的确有效，但较之于高科技企业而言相对较弱。

表4 学者型董事长、研发型董事长与企业技术创新：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

续表

5 拓展性研究：不同职业背景董事长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识别

在前述的实证分析中，本文针对不同职业背景的董事长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之间关系进行了全面刻画，为理解不同职业背景董事长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差异化结构特征进行了解读。但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本文尚未对二者之间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检验。在本部分中，本文从“研发投入”“股票流动性”“融资约束”三个视角出发，讨论不同职业背景董事长是通过何种要素来影响企业创新的。

在表5中，本文基于“研发投入”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学者型董事长与研发投入强度的交互项（L.Academic×L.R&D）仅在整体专利创新活动中为正值，但仅在10%的水平上边缘显著（t值为1.90），对于突破性专利创新和渐进性专利创新而言的促进作用都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学者型董事长在利用研发投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上所能产生的效果较为薄弱。相比之下，研发背景董事长与研发投入强度的交互项（L. ENTP×L.R&D）则展现出了较强的创新驱动效果：其对于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回归系数为2.680且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对于渐进性专利创新也有一定增益效果（系数为0.713且通过了10%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并由此带来了整体专利创新产出活动的增加（系数为2.556且高度显著）。由此不难发现，研发背景董事长较之于学者型董事长而言，能够更好地利用研发投入来为自身的技术创新活动所服务。由此，本文的假说2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5 机制检验：研发投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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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6中，本文基于“股票流动性”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学者型董事长与研发投入强度的交互项（L.Academic×L. Liquidity）对于三种层次的技术创新活动而言都没有显著作用（尽管系数为正，但t值均偏小），学者型董事长在利用股票流动性服务于技术创新活动上并没有实质性效果。相比之下，研发背景董事长与股票流动性的交互项（L.ENTP×L. Liquidity）在模型（5）中为正且通过了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研发背景董事长能够很好地利用股票流动性来提升自身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由此可以发现，研发背景董事长较之于学者型董事长而言，能够更好地利用市场因素（股票流动性）来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服务，由此证明了本文的假说3。

表6 机制检验：股票流动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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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7中，本文针对“融资约束”机制进行了识别检验。研究发现，学者型董事长与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互项（L.Academic×L.KZ）在三种层次技术创新活动的回归中都系数为负（均通过了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融资约束的困境下，学者型董事长并不能很好地处理此类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效果。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研发背景董事长与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互项（L. ENTP×L.KZ）的回归系数尽管也为负值，但均不显著。这意味着，研发背景董事长能够很好地克服企业融资约束带来的困境，最大可能地降低这类不利因素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不利冲击。上述实证检验，为本文的假说4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7 机制检验：融资约束渠道

续表

6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企业2007-2018年的数据集，实证检验“学者型—研发型”董事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问题。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高管职业经历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学者型董事长在驱动企业技术创新上效力不明显，研发背景董事长则能够很好的带动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突破性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上述结论在经过了“Tobit回归+剔除金融危机影响”“更替专利的测度口径+固定效应调整”的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特别的，在延长核心解释变量的预测窗口后发现，研发背景董事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着更明显的动态叠加效果，展现出了较为良好的促进效应。

第二，企业属性异质性特征对“高管职业经历—企业技术创新”形成了显著差异的影响。对于不同企业属性差异而言，不同职业背景的董事长在驱动企业技术创新上也展现出了一定的不同。具体来看，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组别中，学者型董事长对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依旧不明显；而研发背景董事长在国有企业中，能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产出增加和渐进性专利创新产出减少的双重拟合，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在非国有企业组别中，研发背景董事长依旧能够有效驱动突破性技术创新产出，进而带动整体专利创新活动产出的增加。在“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组别中，学者型董事长在高科技企业组别的表现依旧不明显，在非高科技企业中，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创新，但仅是依靠非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增加来实现的。研发背景董事长则能够有效驱动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在高科技企业组别中，这种驱动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不同的职业经历的高管在利用市场积极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上有显著差异。学者型董事长在利用企业研发投入和股票流动性便利来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的能力相对较弱，研发背景董事长则能够很好地利用研发投入和股票流动性来提升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在克服不利因素上，学者型董事长在面对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时表现不佳，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并无裨益，甚至还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而研发背景董事长则能够很好地克服融资困境，中和这类不利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不利扰动。

6.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启示和建议：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命脉，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后续的发展前景。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掌舵人”来指导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践显得尤为重要。企业管理者的技术素养（包括其技术知识、技术经历、技术偏好等）对提高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应关注企业管理者的技术实践素养，提高其完善其技术知识的结构或增强其对技术部门工作的了解程度等，从而提高企业管理者在进行企业战略决策时对技术创新的偏好，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更坚固的力量。

第二，对于企业股东而言，选任具有研发职业背景的人才担任企业的领导人可能是促进企业创新的更好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型董事长并非无法对企业创新形成有效驱动，而是应当寻找到适配学者型董事长发挥作用的主客观条件。具体来看，对于从事创业投资的机构与个人而言，在考察投资项目时，有必要关注创始人是否具有实际的发明经历和社会业务实践。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具有学术研究背景的董事长在企业实际生产创新活动中必然处于劣势。由于学术研究和具体技术创新实践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差距，如何将这种差距加以转换，可能是释放学者型董事长创新驱动能力的一个很好路径，甚至可以说，当“理论—实践”的充分结合下，学者型董事长所具有的创新动能可能更为强劲。对此，如若企业要招聘学者型董事长指导生产创新活动，可能要对其加以专业性的培训和指导，促使其了解学术研究和生产实践中的异同，帮助这职业背景的董事长更好地融入到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中。特别的，企业内部针对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建立起一定的容错机制，特别是针对那些有学术转型实践的学者型企业高管而言，应给予适当的创新试错容忍空间，并建立起合理的激励制度，帮助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本文中则为学者型董事长）调整自身的经营和思维偏好，从而更好地契合企业实践，为技术创新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对于研发型董事长而言，则更应该强调“鞭打快牛”，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迅速落实相应的经营决策，以求最大化地发挥企业研发型董事长在技术创新上的重要作用。

第三，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属性企业与董事长特征的匹配优化程度。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类企业经营规模体量更大，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又要在经济生产领域中保持一定的优势地位，对于这类企业而言，更需要董事长深刻了解企业运行的规律和具体实践，选择具有实践研发背景的董事长，可能更能够发挥这类企业的创新驱动力。如若要以学者型董事长引领企业发展，一方面需要适当的职业培训，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团队构成上加以考量，配置更多的实践型管理人员，以实现对学者型董事长短板的弥补功效，以更大限度地发挥董事长的作用。对于高科技型初创企业而言，企业的领导团队在人员构成的多元化是较为重要的。现实中不乏理工科的博士毕业生或者大学老师“下海”创业的案例，对于这类创业者而言，在创业团队中搭配具有实际研发经验的创业伙伴，应该能够对纯学者背景的领导人起到较好的团队配合作用，助力企业创新取得成功。

第四，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需要出台相关举措乃至更多的科研校企研发合作平台，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为高等学校科研人员了解企业具体科学研发实践提供机会。一方面，提倡企业研发部门与高等学校之间进行协作研究，提倡企业向高等学校委托科学研究项目，提倡在项目研发过程中研究生乃至教师的深度参与，通过这种具体的实践环节，提升校企人员的契合度。另一方面，为了更加健全企业与高等学校人才的知识结构体系，政府部门也可建立相关平台，通过“政府—企业—高等学校”的三方协作，来进一步提升政府人员、企业高管、高等学校教师的互相了解和契合度，从而帮助高等学校教师更好地“转化”，使得那些学者型董事长能够在企业经营生产活动中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创新活动中可能出现摩擦，更好更快地为企业服务，提升企业创新质效。

6.3 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主旨在于借助高管特征异质性视角，帮助解读具有差异特征的董事长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本文的研究结论中，较为一致性地体现出，研发型董事长在驱动企业技术创新上具有更强的动能，而学者型董事长所能释放的创新效应更弱。客观来看，不同特征的董事长必然具有特定的“比较优势”，能够在特定的情景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知识、技术、社会要素的创新驱动作用，但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尚未对其进行充分探讨。因此，如何进一步挖掘学者型董事长所擅长的优势，或是在何种条件下，学者型董事长的不足能够更好地被弥补，成为当前企业管理架构优化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也是本项研究的后续重点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