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文本和时空场景
——对读书笔记“书写实践”的媒介学阐释

长期以来，一些传播研究者在回望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那段以字母符号和模拟信号为主导的媒介时期时，总是习惯性地低估文本接收者想要与文本生产者进行互动的决心。然而事实是，虽然受众跟原作者和出版者进行直接沟通的渠道并不多，但受众对于作品的情感体验和对这种情感体验的表达实践是始终存在的。他们或是通过读书会等口头讨论的形式在家庭、咖啡馆等场所围绕某本书“侃侃而谈”，或是以一种私密方式将个人对书籍的感想以随笔的形式记录下来。相比起前一种表达方式的稍纵即逝，后一种方式因为调用了媒介物的储存技艺而让这些符号文本最终得以通过某种物质性的媒介形式保存下来，例如各种形式的“读书笔记”。

目前，国内出版学界已产出了很多有关“阅读实践”的研究成果，涉及很多面向。有的研究者注重切入特定阅读形态来梳理阅读实践的历史流变；有的研究者关注身体对于打开阅读研究想象力的可能性，这些研究中新颖的视角和富有历史感的论证思路，也为本文开发和挖掘“阅读实践”的诸多可能性提供了启发。“阅读实践”不仅仅包括通过感官和大脑来输入、接收并处理信息的过程，还包括将这种信息在大脑中进行再加工和输出到身体外部的过程。那么，作为信息输出过程的读书笔记“书写实践”，也自然属于“阅读实践”的范畴，其研究潜力也理应得到学术界的重新评估。

从媒介学的视野来看，读书笔记的“书写实践”，不仅仅是人们操弄媒介技术来完成文本创作的过程，还是人们在特定时空场景中进行意义生产的社会文化过程。英国媒介研究学者西尔弗斯通曾在《电视与日常生活》（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中运用“双重勾连”理论阐释了电视作为媒介物和“内容传递者”的意义，他的研究思路启发后学要同时关注媒介物驯化过程和媒介内容消费过程。2006年，英国媒介学者哈特曼提出了“三重勾连”理论，强调在“双重勾连”的基础上，还需要关注媒介实践的社会和空间场景。据此，尽管本研究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运用“三重勾连”理论的人类学研究，但本研究将借鉴“三重勾连”理论的问题意识，首先将读书笔记的“书写实践”视作一种媒介实践,然后以一种媒介本位的研究旨趣，从媒介技术、文本和时空场景三个维度来阐释读书笔记“书写实践”作为媒介实践的三重意义。

一、“读书笔记”书写实践中的媒介技术

近年来，部分媒介研究学者主张在媒介研究中恢复媒介的物质性并克服“重文本、轻媒介”的研究取向，然而媒介的物质性研究也是一个涉及众多维度的庞大议题。基特勒曾主张将信息的储存、处理与传输作为探究媒介文化的起点，受此启发，本部分将聚焦于媒介物的“储存”技艺，探究读书笔记“书写实践”中所涉及的碳基媒介物和硅基媒介物在“储存”技艺上的差异。

1.碳基媒介物的储存技艺

在电子媒介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前的数千年，人们记录和存储读书笔记的方式是在对自然资源进行直接占用或者消耗的基础上展开的。从记录具体字母符号的竹简、木牍、帛和纸张等载体，到作为记录工具的刀笔、毛笔、钢笔和圆珠笔等，这些媒介物无一不是从自然界中获取并改造过来的，因而可以将其统称为“碳基媒介物”。由于碳基媒介物本身具有一定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人们对这类媒介物的驯服过程，也是一个受制于自然规律的被动过程。

一方面，相比起硬盘等电子硅基媒介物对“内存”的消耗，碳基媒介物的持续性消耗是一个不断“向外”侵占空间资源的过程。人们记录的读书笔记越多，需要消耗的纸张等自然资源就越多；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越多，用于存储这些读书笔记所需要的物理空间也就越多。《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中记载了白居易独特的“陶罐笔记法”：“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倒取之，抄录成书，故其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尽管此语境下的笔记主要是对日常见闻的摘录和感想，并不同于现代汉语中读书笔记的语义，但通过白居易对陶罐分门别类来储存笔记的做法，似乎还是可以窥见古人在做笔记时所遭遇的文件储存难题——空间资源有限，需要定期对陶罐进行“倒取”处理，由此来腾挪足够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些由碳基物改造而来的媒介物，也无法逃脱自然规律中的“时间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纸质类的读书笔记一旦保存不当，便可能会因为霉化问题而影响后续的阅读和使用。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工业废气排放增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气等酸性气体被吸附到纸张上，与纸张中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其他条件也具备时），可能会形成硫酸、硝酸、盐酸等无机酸，日积月累，纸张也由此遭到酸化。在此种情况下，媒介物会遭到致命伤害。

2.硅基媒介物的储存技艺

不同于碳基媒介物对于自然资源的持续消耗，虽然与硅基媒介物相关的书写实践仍然会需要键盘、硬盘、U盘等可以“摸得着”的实体电子设备，但这类硅基媒介物对于自然界的依赖程度已大大降低。与此同时，读书笔记的文本内容都以字节的形式存储在硬盘中，传统读书笔记对于物理空间的占用问题也在计算机时代得到了有效解决。杨绛先生在为《钱钟书手稿集》作序时，提到钱钟书先生收藏读书笔记的趣事：“钱钟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倘若钱钟书先生当时有电脑办公软件以及内存足够大的移动硬盘，或许就不必在“藏书”和“藏读书笔记”的问题上做抉择了。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读书笔记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储存”通道，其中还包括一些看不见和摸不着的虚拟媒介物。一种方式是，读者可以通过“移动云盘”或“移动网盘”来便携式存储读书笔记，但获取和占有这些“云盘”或“网盘”的方式并非去商店购买实体的“盘”，而是通过网络注册会员的形式向平台服务器索要或购买数据存储空间，因为“云盘”和“网盘”并不具备实体形态。另一种方式是，读者可以通过豆瓣和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内容平台实现读书笔记的录入和存储。这类媒介物兼具工具属性和社交媒体属性，一旦读者将自己的读书笔记发布在这些内容平台上，便意味着他们的读书笔记会被转化为平台的数据资源进而存储在“云端”，而他们仅仅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查看这些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碳基媒介物和硅基媒介物的考察并不适合以一种线性的技术进步观来展开，硅基媒介物并没有因其在储存容量和效率上的优势而取代碳基媒介物。一方面，硅基媒介物因为意外原因遭到损坏的可能性并不低于碳基媒介物，例如硬盘的损坏或丢失可能造成读书笔记的全盘丢失；另一方面，笔记创作者对于不同媒介的技术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的理解是有所差异的，创作者对读书笔记的记录和存储方式也并不是二选一式的，所以两种形态的媒介物完全可以共同服务于创作者的读书笔记“书写实践”。

二、“读书笔记”书写实践中的文本

作为媒介实践的读书笔记“书写实践”，是通过操弄特定媒介物来完成文本书写的过程。本部分无意选取特定的媒介文本内容进行符号分析或话语分析，而是受傅拉瑟等姿态现象学研究者的启发，试图以“手写”和“录入”两种媒介姿势为区分点，探究不同的媒介如何影响了文本创作者的身体姿势，并进一步思考不同身体姿势所对应的技术如何限制了文本的表达形态和美学风格，以及不同技术如何形塑了不同的文本表达实践。

1.美学特征：媒介文本的“格式化”之争

从身体视角来看，通过电脑键盘录入文字是借助手指快速敲击键盘的一系列“击打”行为，通过智能手机键盘录入文字则是在小屏幕上借助手指点击屏幕的一系列“触屏”行为。相比起“手写式”的笔记，这两种“录入”文字的过程都需要借助计算机程序来实现，因而其文字的生产模式严格遵循现代工业生产中的“标准化”理念，其文本在美学形态上也是高度格式化的。创作者在用键盘录入读书笔记时，通常会自主设置或由机器代为设置标准化的字体、字号、行距，这些文本输出到屏幕上也会以一种规整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手写式”的读书笔记是一种容易出错的反标准化文本，因为身体很难做到像机器那样精准运作，手势、坐姿等身体状态都会影响到书面效果，故而手写实践也成了一种充满偶然性的书写实践，人们的字迹成了一种具有时空场景特性的文本，甚至具备了本雅明所说的“灵韵”。

正如基特勒所言，“直到媒介提供了模型和隐喻后，我们才对我们的感觉有所了解”。读书笔记的录入实践也是一种基于软件功能框架的模型化操作，这意味着读者无法录入技术模型供给之外的文本符号。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挪用或拼凑的方式在读书笔记中插入形式多样的图片、视频或者超链接，但无法彻底解构这些图片、视频素材本身，也无法具身体验手写过程中的诸多细小的不确定性。以“思维导图”工具为例，这一类软件可以让文本以树状图等结构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这种预先设置好的模式却没有为那些旁逸斜出的灵感留出发挥空间，人们必须要依据这种结构化的思维路径来进行文本创作。而在“手写式”书写实践中，读者不仅可以手绘具备几何美感、格式严整的框架图，还能使用许多尚未被电脑语言收录的视觉符号进行自主创作，其中亦不乏一些戏谑性的图画文本。由此，“手写式”笔记和“录入式”笔记的文本在美学风格上似乎也体现着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张力，通过电子设备录入笔记的过程也成了一种受制于工具理性的创作过程。

2.实践特征：媒介文本的“参与式”转向

读书笔记的文本内容有着与生俱来的互动属性，它是读者对出版作品参与式转录的结果。依据参与程度的不同，读者的这种转录实践可能仅仅是对原文的片段进行摘抄，也可能是他们结合自身生命体悟对原文作出评论，又或是在书本的空白处零碎记录几行文字。但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这些已成型的文本内容却很难被实时、大量地反馈给作者和出版者，更不必说这种文本可以作为某种知识形态在社会范围内流通了。

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迷和参与式文化》中指出了电视迷的主体性，电视迷可以在对原文本进行重新理解和加工的基础上进行二度的“周边”文本创作，而这一研究也奠定了詹金斯本人对“融合文化”的论述基础。在中国的融合文化氛围下，豆瓣等互联网内容平台充分发挥了其作为“分享型平台”的感召力，吸引着来自天涯海角的热心读者参与到对原文本进行再创作和再分享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反馈型文本的读书笔记也逐渐从私密空间或半私密空间走向公共舞台，其不仅可以被反馈给出版者和作者，还能成为其他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参考。

在当前的社会化阅读氛围之下，许多读者撰写和发布读书笔记的过程还伴随着与其他读者的交流和互动，而读书笔记的撰写也成了一个开放式和众包式的动态过程，甚至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柯林斯所说的“互动仪式”。例如，在“微信读书”App中，“注释型读书笔记”的书写实践便显现出了其作为互动仪式的价值——“注释型读书笔记”以一种类似视频弹幕的补充性文本形式嵌入阅读屏幕，这些旁白文字，一方面是读者对特定内容片段的注解和评论，是不同读者在不同时空对特定篇章片段的共同聚焦；另一方面，它们又融入到阅读文本中，成为被阅读的作品内容本身，甚至比原文更能引发其他读者进行评论和互动的意愿。由此，这种集体参与的读书笔记“书写实践”也就成了一种富有仪式性的文化活动。

三、读书笔记“书写实践”的时空场景

对于“三重勾连”中第三重场景的探讨，学界以往多侧重于空间场景，例如冯强等人的研究和Courtois等人的研究，但其中也隐藏了对时间场景的讨论。基于此，本部分将分别从时间场景和空间场景两个向度来讨论创作者的读书笔记“书写实践”。

1.时间场景：加速与减速

罗萨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阐明了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加速状况，他指出了媒介在“加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媒介技术不仅可以助推科技加速，还可以促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加速，甚至于加速本身已经成为人们的追求之一。电脑键盘和触屏手机无疑是加速型科技的代表，它们极大提升了文字输入的效率，对于那些熟练掌握键盘输入技艺的数字原住民来说，利用手指敲击电脑键盘或触碰手机屏幕来打字所耗费的时间要远远少于用笔书写文字的速度。同时，电子设备中的复制、粘贴和截图功能可以在不破坏媒介物介质的前提下实现文本内容的快速转移；而超链接功能则意味着可以在笔记中嵌入通往其他文献的“任意门”，这个过程甚至省去了“复制—粘贴”的步骤，由此也以一种更高速的方式实现了读书笔记的文本创作。

此外，媒介技术也在时间感知层面影响着创作者对于“快”和“慢”的理解。例如，仍然坚持手写读书笔记的老年创作者对于完成一篇读书笔记的“快慢”感知，明显不同于一分钟盲打120字的青年创作者。然而，对于文字输出方式的选择仍然取决于创作者本人对媒介技术的可供性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具体技术的掌握水平。对于习惯通过电子媒介和互联网来直抒胸臆的青年创作者，利用电子媒介来书写读书笔记不仅在效率上是一种重要保证，也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可以在文本中植入类型更为丰富的内容。但对于老年创作者而言，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数字技能上与年轻人存在一定鸿沟，但从主观意愿来看，他们早已习惯了慢节奏的文本创作过程，因而对于“手写式”书写实践的坚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慢生活”价值的坚守，是一种刻意而为的“减速”实践。

2.空间场景：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

读书笔记“书写实践”所勾连的空间场景也在不同媒介技术的形塑下显露出差异。Kietzmann等人总结了社交媒体的7个功能性模块（the Functional Building Blocks），包括身份认同、对话、分享、可见性、关系、声望和群组模块。对于大部分具备社交媒体属性的知识内容分享平台而言，读书笔记的文本创作实践也深深嵌入到上述模块中。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可见性功能，区分了“读书笔记”文本书写实践的两种空间场景——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当读者的读书笔记“书写实践”并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时，书写的文本被放置在一种私密或半私密的空间场景中，例如读者在电脑上录入读书笔记并将其保存在本地硬盘上，此时的读书笔记是仅自己可见的；而当这种文本进入到一种布满“监视”（Surveillance）的公共空间后，读书笔记的书写实践便成为一种面向公众的创作行为，创作者所创作的文本也成为所有访客均可阅读的信息内容。

相应地，这种空间场景的转换也可能会影响到创作者的空间感知，而空间感知也将反过来影响创作者的媒介实践。例如，私密空间的读书笔记创作是一种纯粹隐蔽的后台行为，其创作过程也比较自由；相反，当创作者感知到自己的文本创作是在前台的公开场合进行时，特别是在“微信读书”等依托微信强关系建立的社交型阅读App中，对于一些创作者而言，读书笔记的创作就会成为一场关乎个人品位和能力的舞台展演，它会影响到创作者本人在潜在观众心中的声望和印象。一方面，创作者所评价的书籍本身就体现着其学识、兴趣与品位；另一方面，读书笔记的内容质量可以直接反映一个人的写作能力，例如其是否是一个遣词造句能力很强或者理论功底深厚的人。由此，公共空间的读书笔记“书写实践”也转化为人际交往中的印象管理实践。

如若将不同的空间场景与权力关系联系起来，媒介技术还形塑了基特勒所说的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在私密化的书写实践中，作为文本内容的读书笔记很难作为一种任意流通的知识类型进入到公众视野，因而读书笔记的书写实践背后也不存在太多权力问题。而当社交媒体所形塑的新型话语网络出现后，读书笔记的文本也开始由私域走向公域，政治、经济等场外的权力因素也开始介入到读书笔记的话语生产中。这些文本内容一方面凝结着读者的主体性和情感投入，另一方面又转化为由互联网平台“剥削”所得的免费数字劳动成果，其间纠缠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在私密化书写实践所对应的话语网络中是不存在的。

四、结语

在出版研究界普遍对“阅读实践”投注极大兴趣时，作为“阅读实践”反馈环节的读书笔记的“书写实践”，却长期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为此，本研究将读书笔记的“书写实践”视作一种媒介实践，分别从媒介技术、文本和时空场景三个层面分析了此种媒介实践的不同维度。碳基媒介物相比于硅基媒介物在储存技艺上存在差别，碳基媒介物由于自身的“内存”有限而需要侵占更多的“外存”空间，而这一问题在硅基媒介物出现后得到了较为有效的解决。由于媒介技术的变化，读书笔记的文本在美学特征上也经历了格式化和非格式化的分野，在实践特征上经历了融合文化趋势下的“参与式”转向。而参照“书写实践”所处的不同时空场景，本研究指出创作者的读书笔记“书写实践”是一个在“加速—减速”“私密空间—公共空间”两组张力之中来回拉扯的博弈过程。

注释

① 吴璟薇,曾国华,吴余劲.人类、技术与媒介主体性——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克莱默尔媒介理论评析[J].全球传媒学刊,2019,6(1):3-17.

② SILVERSTONE R.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M].London:Routledge,1994.

③ 冯强,马志浩.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9(11):24-45.

④ HARTMANN M.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symbolic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texts[M]//BERKER T, HARTMANN M, PUNIE Y,et al.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80-102.

⑤ 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J].全球传媒学刊,2019,6(2):103-115.

⑥ 施畅.视旧如新：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7):33-53+126-127.

⑦ 杨亿,陈师道.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丛[M].李裕民,李伟国,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

⑧ 李景仁,周崇润.中国古籍文献的酸化与防酸化[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5):79-82.

⑨ 硅元素是计算机半导体的基本构成元素，因而笔者在这里将与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有关的媒介物统称为“硅基媒介物”。

⑩ 《钱钟书手稿集》是商务印书馆依据钱钟书先生的读书笔记手稿影印出版的一套出版物，里面记载着钱钟书先生就读牛津大学以来的各种读书笔记，分为“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三部分，其中仅“外文笔记”就有34 000多页。

⑪ 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序1.

⑫ EVANS S K, PEARCE K E, VITAK J, et al. Explicating affordance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ffordanc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7,22(1):35-52.

⑬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⑭㉕ 温斯洛普-扬.基特勒论媒介[M].张昱辰,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106.

⑮ 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⑯ 汪金汉.从“文本盗猎”到“公民参与”：詹金斯的“参与性”媒介受众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91-197.

⑰⑨ 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0.

⑱ 邓昕.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弹幕视频解析——以Bilibili网为例[J].新闻界,2015(13):14-19.

⑲ 冯强,马志浩.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9(11):24-45.

⑳ COURTOIS C, MECHANT, et al.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n teenage media consumption[J].New Media and Society,2012,14(3):401-420.

㉑ 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转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㉒ 张磊.社会减速与媒介时间性[J].全球传媒学刊,2020,7(2):4-20.

㉓ KIETZMANN J H , HERMKENS K , MCCARTHY I P , et al. Social media? Get serious!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al building blocks of social media[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1,54(3):241-251.

㉔ Kietzmann等人原文用的是Presence一词，但是他们对Presence的内涵界定更接近于后来其他社交媒体研究者提出的Visibility（可见性）概念，故在此用Visibility来代指Presence。

㉖ 袁潇.数字劳工：移动游戏中青少年玩家的非物质劳动研究[J].当代传播,2020(5):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