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协商视角的网络问政规则要素提取及构建*

阎劲松 沙勇忠 王峥嵘

（1.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2.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3.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1 问题提出

“数字空间”政府形态的隐现［1］意味着诸如网络问政、政务论坛等实践平台所营造的“公共领域”［2］可能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协商提供全新的社会场景，而且由于基于这些平台的信息传播和交流过程具有匿名性、分散性、多元性等特点，使得网络问政中的对话和讨论在公众参与、公共协商、政民互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公众在这类平台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各种社会公共事件，孕育出蔚为壮观的舆论图景。然而，现有的网络问政平台虽然在技术上能解决参与面受时空限制等问题，但在制度安排、平台设计、对话过程中仍普遍缺乏协商特质，导致公众参与积极性低、意见表达不充分、对话过程缺少理性与相互理解等，以至于公众意见难以收敛、共识难以形成。

理论层面来看，协商民主理论的相关研究覆盖了从规范层面的民主价值、构成要素，到践行模式和价值功效等领域，而公共协商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内核，二者具有共同的核心追求——协商，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后者则更强调在实践层面将协商民主理论操作化、规则化［3-6］。但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关注实践层面公共协商的规则制定与协商进程的管理问题。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是民主参与、自由讨论、公共协商、机会均等、合法决策［7］，这些内涵反映出的协商民主核心价值是普适的。由此，在操作层面，无论线下线上，公共协商的协商规则、协商方式、协商流程应是具体的、可行的。然而，目前我国学术界更多是从政治学、传播学等视角解读公众网络参与的种种现象及其衍生的影响，而很少关注网络协商对话的规则构建问题。

也就是说，网络问政实践和理论发展尚未很好地解决协商民主理论的操作化问题，而实现理论操作化的关键是要建立起有效的公共协商讨论规则体系，建立规则体系是网络问政实现公共协商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公共协商视角审视并构建网络问政的规则与程序，以利于网络问政从单纯的咨询平台演化为高质量的协商空间，最终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2 文献梳理与研究框架

2.1 文献梳理

目前，网络问政的价值和意义已得到肯定，尤其是在提升政务效率方面，普遍认为通过深入理解公众与政府组织互动的模式，公职人员就可以更可靠、更迅速和精确地处理日常重复性事务，并利用这种互动来对公众关注的问题做出反应，改善社会治理的渠道［8］。然而，如何定义其实践模式还存在不同认知。基于对三个电子政务平台的考察，Chadwick和May指出相对于管理式互动，只有对政策进行重新配置才有望使咨询式和参与式互动成为主流［9］。国内学者杜志洲，翁士洪分别将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模式分为管理型、协商型与参与型［10］或鸵鸟、杜鹃、蜂王与鸳鸯模式［11］，还有如张廷君建议应构建公众主动参与和政府高质量回应的政民“理想对话关系”［12］。由此可见，虽然类似的互动平台已具备一定的协商潜质，但其协商功能的实现仍有赖于更积极的网络参与、更有效的政民互动和协作机制［13］。

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为公众参与提供一个开放的、不受地域限制的、非等级制的公共领域，从而为网络问政实践提供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14］。这意味着网络问政不仅可由政府组织发起，也可由公众发起，问政不再仅仅涉及自上而下的电子政务，而涉及更普遍的公众对网络的政治使用和政治行动［15］。与此同时，电子民主技术的发展也将强有力地支持民主的繁荣［16］。电子民主存在双重内涵，它既可被看作一类用于改善民主进程的信息技术，帮助政府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公平与质量［17］，又可被视为一个更具活力和民主合法性的新民主阶段［18］。对电子民主功能的理解，除了通过使用信息技术促进和改善民主运作外［19］，更应该考虑如何从其组成过程和制度创新方面提升电子民主的功能外延［20］。电子民主可为公民赋权，使之更加明智、便捷地参与到公共问题讨论中去，进而增强政民沟通的有效性［21］，并允许在政民沟通的基础上通过行为改进影响政府决策过程及行政质量。但是，也应认识到信息技术作为支持民主实践的工具是中立的，其成效主要取决于制度框架的特征［22］。可见，相关研究越来越认识到网络问政在治理现代化和行政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但仍需从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决互动平台、流程的关系问题，不断探索网络问政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的有效性及其对民主进程的影响。

2.2 研究框架

一般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政治决策机制［23］，而公共协商是前者的核心。二者的存在都是为了更好地制定政治决策。决策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可以通过公共协商规则得以体现［24］。在网络问政的社会场景中，公众和社区对地方公共事务有更多的权力和责任，因为他们更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做出政治选择，也可以更有效地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20］。由此，网络问政规则体系的第一个层次是关于如何推动公众网络参与。在此意义上，公共协商成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这一层次的制度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对政治体制欠缺的理解［23］，旨在通过推动公共协商的优化和公共领域的形成，最终提升公共决策的质量；对于公众而言，这种制度规则的安排意味着一种预先承诺，即参与相关协商可预期达成某种个人的或公共的结果。

同时，公共协商意味着存在一种公众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协调所形成的组织机制，在多个领域中都可以察觉到这种协商机制的存在，而组织意味着一定的场所、设置、功能等，这意味着网络问政规则体系的第二个层次是协商平台的组织规则，这是对管理制度的设定，以确保某个范围内的公众和政府组织可以以合适的身份条件、诉求关切、资料准备等进入到可以相互倾听的网络信息渠道。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管理风格与制度体系会影响其对媒体和内容类型的偏好，而这些偏好又会显著影响公众网络参与。为了促进公众网络参与，政府应有意识地选择相关性强、趣味性强的媒体与内容并提升信息组织能力［25］。

网络问政规则体系的第三个层次是微观层面的对话规则，这种对话规则致力于多元主体间应当展开平等、理性、有序的对话和讨论，并通过相互倾听理解各方偏好。为此，微观对话规则的研究应更多从议事规则视角展开，因为议事规则的制定与遵循是衡量民主制度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如虞崇胜对当前存在的议事规则加以归纳总结，认为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当前议事规则中存在明显的优势［26］，因其相较于其他议事规则而言更具系统性和操作性。立足于网络问政情境，已有研究发现公众与政府组织对话的文本长度、文本逻辑性、情绪特征、是否引用政策法规等网络礼仪方面的因素也可能是影响公众满意度进而影响公众网络参与的重要因素［27］。

3 网络问政规则的要素提取方法

3.1 案例选取及资料来源

为全面系统提取网络问政中不同层次的规则要素及其特征，本文研究对象应具备以下特征和条件：一是网络问政平台运作状况具备较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网络问政平台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是不同网络问政平台可进行对比分析并有利于相互补充和印证；四是可以通过相关渠道获得相应的案例资料以利于分析。

基于以上案例选取原则，本文共选择四个市（县）的网络问政平台作为规则提取及分析的对象，包括：（1）A市在传统问政平台的基础上加入了“真情面对”“社会评议”“民生聚集”等功能板块，较具公共协商的发展潜力；（2）B市的网络问政平台在形态上更具在线论坛的风格，具备政民对话的现实条件；（3）C市的网络问政平台因由媒体组织承办，形成了具有媒体服务、在线政务、舆情引导、基层治理等综合性功能的媒体融合项目；（4）D县网络问政平台则由政府主办，具有传统问政平台的典型特征。针对以上案例，本文收集了问政平台中的政民互动数据、数据分析报告、政府制度安排等数据资料。相关互动数据的连续性和增长性能够反映这些网络平台均具备较为稳定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3.2 资料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对资料展开分析。文本分析法属于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其理论滥觞于阐释学和人文主义，其目的是由表及里地挖掘文本的深层含义、结构与功能［28］，从技术上说，文本分析没有统一的操作程序［29］。在浏览、遍历各案例网站页面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采集到的案例数据资料进行整理、鉴别、对比、评价，从众多案例资料的文本分析中提取出普适的、具有公共协商特质的网络问政规则要素，并尝试构建及阐释这些规则要素的意义、功能以及由其组成的规则体系。

4 网络问政平台协商规则要素提取

4.1 制度规则要素

为实现公共协商对话的目的，诸如网络问政的倡议者与组织者、平台的定位与导向，以及问政客体性质与问政平台功能等协商平台制度的构建是协商对话顶层设计的关键问题，决定了网络问政将要实现以及是否能实现公共协商的目的。

（1）网络问政的倡议者与组织者。协商主体是公共协商的基本要素。一般而言，协商主体可分为集体参与者与个体参与者、公权力主体与非公权力主体［30］。在我国现有的实践情境下，作为网络问政的倡议者，政府组织显然是一种具有集体名义且代表公权力的倡议者、组织者、参与者。这意味着，一方面由政府组织代表的多元利益主体可能间接参与网络问政协商；另一方面，公权力的大小可能决定其网络问政协商的影响力。从本文所探讨的四个典型问政平台来看，网络问政的倡议者一般为地方政府，而组织者则有所不同，且不同层级与角色决定了网络问政的不同类型（见表1）。由市级直管的专职部门（如网络理政办公室）作为组织者，决定了其网络问政平台可发挥优化行政流程的功能；事业单位组织和承办的平台则营造了较为轻松的讨论氛围；与媒体部门合作并由其承办的平台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监督；而既有行政部门主办的平台则较易与当前行政体制整合。

（2）网络问政平台的定位与导向。不同利益相关方在网络问政平台就公共事务展开公共协商，网络问政平台本质上成为一个在线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各方得以充分表达观点、相互倾听，并在理解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己方偏好、弥合冲突，进而收敛意见或达成共识。达成共识是公共协商的理想状态。而在网络问政的公共协商实践中，即便各方不能完全认同其他观点而未能达成共识，协商过程及协商结果本身也构成了决策合法性的基础［31］。本文案例的不同定位（见表1）代表了四种典型的功能导向，分别为机制变革、服务供给、民智汇集和工作改进。

（3）问政客体性质与问政平台功能。在网络问政的协商对话中，客体即问政事务，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广，不同的分析视角意味着不同的客体类型。一是从网络问政公共协商的覆盖面来说，客体内容由宏观性内容和微观性内容构成。所谓宏观性内容是指国家层面的问题，即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同样也涵盖公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医疗保障、公平教育制度、房价控制等；所谓微观性内容是指一些局部性问题，涉及一些更具体的内容；二是从协商客体的性质分析，可划分为融合性客体与冲突性客体。冲突性客体，即协商主体间由于存在差异导致立场不同，结合协商对话可将立场梳理一致；融合性客体，即协商主体间偏好存在差异且无法调节，只能倾向于冲突与对立的缓解［30］。从本文所探讨的四个典型案例来看，客体性质一般包括民意征求、咨询、求助、意见建议、投诉举报、表扬等类型。这一方面昭示着网络问政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不同侧重的客体性质反映了对话与协商的方向（见表1）。

表1 网络问政的制度规则要素

4.2 管理规则要素

网络问政平台的定位决定了其不应是简单的问答载体，其管理规则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平台问政功能的完备性、问政管理的便捷性、问政过程的协商程度，以及问政结果的质量。

（1）网络问政主体。问政主体是网络问政的参与者，包括问政发起人与问政回应人两种角色（见表2）。从“政府问民”的向度看，问政发起人是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可通过网上立法征集、意见征集、在线问卷调查等形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实现对拟出台的各项政府制度举措、公共服务规划、民生实事等意见的征集。公众作为问政回应人，其网络问政参与不仅有利于培育公民精神，参与本身也是政策法规科学性与合法性的保障；从“民问政府”的向度看，问政发起人是诉求人，问政回应人是政府部门。诉求人通过问政平台发布诉求（如咨询、求助、意见建议、投诉举报、表扬等），政府部门回应、办理相关事宜，诉求人亦可对政府部门的回应与办理结果做出评价。

（2）问政内容与问政时限。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四个案例中的问政客体覆盖的主题领域无明显差异，覆盖了基础设施、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生活服务、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卫生、教育文化、职业就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具体而言，“政府问民”的内容集中于对前述各领域拟出台的政府制度举措以及立法的公开意见征求等；而“民问政府”的内容集中于与前述各领域相关的非紧急救助类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案例平台的问政向度存在差异，如C市、D县两平台仅包含“民问政府”向度，而“政府问民”向度则被整合到了其他平台。同时，四个案例平台对内容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同，如B市、C县两平台未按客体性质及主题领域细分内容，这可能会影响问政效果评估的精细化程度。网络问政的时限包括“政府问民”的征集时限，以及政府部门对诉求人所发起问政的回应时限，回应时限因问题复杂度等因素而异［32］（见表2）。

表2 网络问政的管理规则要素

（3）网络问政流程。从对案例资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网络问政的流程要素包括问政事务的公共性、个案评价、技术支持等。判别问政事务公共性的强弱有助于针对不同类型的问政诉求确定不同的展现与回应方式，使处理流程更为高效。一般来说，“政府问民”的事务涉及广泛公共利益，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而“民问政府”的事务则是丰富多样的，既包括仅涉及个人或少数人的事务，也包括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对于公共性较弱的问政事务可采用问答形式；而对于公共性较强的问政事务，在广泛收集多元建言的基础上，引入公共协商的理念与技术，将更易于启动深入、广泛、有序的讨论进程，以提升政府决策质量并保障决策合法性。在“民问政府”向度下，可由个案评价反映诉求人对回应人服务态度、办理结果的满意度。同时，为有效弥合技术鸿沟对参与网络问政的不利影响，问政平台应为诉求人提供多种沟通渠道和必要技术支持。

（4）网络问政数据开放。网络问政数据开放有利于促进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及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应用，进而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便于公众对问政事务展开社会评议。由案例分析可知，网络问政数据开放可包括：一是全过程数据留痕并适度公开，如公开来信基本情况、承办部门办理办结情况等；二是定期开展统计与评估，如从问政类别、内容类别等分类统计各类诉求数量、占比，并以诉求回复率、办结率、满意率、不满意率、平均回复周期等指标作为政府组织网络问政绩效评估的参考依据。

4.3 对话规则要素

网络问政平台的对话规则是侧重于微观层面的对话秩序约定，其目标是使问政过程高效、理性、合规，以形成更高质量的群体决策。

首先，法律与道德同属社会规范范畴，是参与网络问政的底线要求。本文各案例平台均规定网络问政主体在参与网络问政时应承诺遵守法律法规、拥护国家制度、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维护公序良俗、维护正常沟通秩序、保证发布信息真实性等；其次，在对话形式方面，为保证问政沟通效率，网络问政平台通常会要求一事一问、分类准确、内容全面、格式清晰、排版工整等；再次，各问政平台均设置管理员角色，由其负责对平台中相关诉求进行审核监管、分类签转、及时发现和处置违法违规信息，并在审核时隐藏问政过程中涉及的个人信息。此外，对不符合法律与道德、对话形式等规则要求的，管理员有权转移、屏蔽、删除相关信息。对扰乱平台正常秩序的问政参与者，管理员可及时采取警告、拒绝发布、删除信息、限制功能、暂停更新直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保存相关记录。平台可通过建立问政参与者的分级管理制度，对其发帖、跟帖行为评定信用等级，并据此确定服务范围及功能，将严重失信的问政参与者列入黑名单，停止提供服务。

5 公共协商视角的网络问政规则构建与阐释

5.1 组织维度的规则

组织维度的规则体系是网络问政赖以运行的规范框架，是网络问政中公共协商得以实现的组织保障。战略层规则属于顶层设计范畴，关注宏观层面问政实施前的制度设计与组织问题，如问政平台的建设目标、组织架构、功能构成，以及组织与功能间的对应关系等，具体涉及问政平台的定位与导向、问政倡议者与组织者、问政客体性质与问政平台功能等要素；管理层规则关注中观层面的问政平台建设及日常管理问题，如问政主体、问政内容与时限、问政流程、问政数据开放等要素；作业层规则关注微观层面的网络问政操作化问题，如问政过程中应遵循的底线、协商的基本原则、支持网络问政有序运行的对话规则及管理员规则等，具体涉及法律与道德、对话形式、管理员权责、违规惩戒等要素。

网络问政平台应从制度设计、平台搭建和交流沟通三个层面将相关规则要素有机统一起来，形成覆盖“战略—管理—作业”的三层规则体系。在组织维度这一阐释框架中：上层规则更抽象，下层规则更具体、更具操作性；上层规则统领和指导下层规则；管理层及作业层规则直接决定着网络问政的流程。

5.2 流程维度的规则

从法治和管理的角度看，流程是为了实现某一预期结果而预先建立起的一套较为完整的方法、路径与步骤，并且流程有逐步演化为制度的可能性。从公共协商视角看，网络问政首先是一种程序民主，按照某种流程来组织和实施是其重要特征与原则性要求；其次，问政结果的民主性亦需通过程序民主来维护。问政平台通过将抽象的民主转变为可操作、可实践的流程，最终使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协商实践相统一。网络问政的流程兼具双重价值：一是流程的工具主义，即流程作为一种实现网络问政的工具，是服务于网络问政的整体目标的，其价值可以通过网络问政的整体效果（如共识、满意度等）来确定；二是流程的本位主义，即流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可依靠流程运作解决网络问政发起人的诉求。据此，构建公共协商视角的网络问政规则框架（见图1）。

如图1所示，“政府问民”类的网络问政主要涉及公共事务的意见征询，优化后的流程为：由政府组织首先在问政平台中公开发布待征集意见建议的公共议题、相关背景资料、征集时间段，然后利用信箱、留言版、论坛等入口公开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征集期结束后由管理员汇总、梳理各类意见后组织公众实施线上协商。

图1 公共协商视角的网络问政规则框架

“民问政府”类的网络问政可能涉及纯私人事务，也可能涉及公共事务。对于诸如交通管制、噪音污染治理等公共性较强的问政事务，优化后的流程为：由问政诉求人（实名）发起诉求后，对于能在线解决的诉求，由管理员依据知识库及时予以回应；对于较为复杂的诉求，由管理员转给相应政府部门并及时公开办理进展；在相关部门限时回应和处置的同时，由管理员在线发起公共协商，引导公众就该诉求展开协商性讨论，形成观点与共识，并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

上述两类问政的主体流程完成后，由问政参与者对问政过程、问政结果做出满意度评价。满意度需明确打分对象及打分方面。网络问政平台应定期开展数据分析，对不同部门、不同类型问政事务的办结率、回应时效、诉求人满意度、公众满意度、公众评价等情况形成报表并向社会公开。

在引入公共协商环节后，理想的结果是网络问政参与者就议题达成完全或部分的共识（多出现于“融合性内容”的议题）。即使存在群体间的偏好差异甚至观点冲突（多出现于“冲突性内容”的议题），最低限度也能加深群体间的相互理解，有助于厘清观点并形成意见清单，为票决或处置等后续环节做好准备。此外，知识库的设置与有效利用可提高公共协商质量和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知识库中既应包含由各部门正式发布的规章办法、业务办理指南、热点问答、背景知识等，也应包括流程维度的协商规则和基于规则的成功协商案例素材等。管理员可借助知识库在线回应，并依据规则有序组织公共协商；公众亦可借助知识库提升自身协商技能，以加深对协商议题和不同观点的理解。

5.3 技术维度的规则

技术维度的规则体系集中于公共协商的运行规则，它是问政流程得以顺畅运行的技术基础与保障。在网络问政中实现协商民主的理念与价值离不开民主技术的应用，而公共协商正是这样一种民主技术，其在网络问政中的功能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公共协商有权利制约、权利保障与程序规范化的作用，有利于保障公众参与权及其平衡，能够保障问政参与者因循法定路径完成民主决策；（2）公共协商能提高网络问政实践的效能。一方面通过优化民主议事程序提升网络问政实践的效率；另一方面，公共协商也有利于提升政府行政和决策的民主性、合法性与科学性；（3）公共协商有利于提升公众的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

就公共协商规则的特点来看，一是规则具有普适性，即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下都可以有针对性地使用；二是规则为了实现协商民主理想而构建，因此其价值产生于协商民主的价值。从操作层面来说，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本质正是一种民主技术［33］。在公共协商进程中借鉴、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可使公共协商成为优质高效的民主技术工具。问政流程中的公共协商由管理员发起并全程负责组织管理。

具体而言，在协商开始前，首先由管理员发布议题和协商程序，然后经充分酝酿，由网络问政参与者提出与议题相关的意见或动议（明确具体的行动建议）。动议提出后，需要每一位参与者深度、理性地思考。进入附议阶段后，由管理员组织所有参与者表达意见，以决定上述动议是否值得讨论。如无人附议，则动议无效、不予处理；如有人附议，则由管理员再次清晰陈述此动议并发起讨论。讨论过程中如遇各方准备不足或意见不一致、协商处于低水平胶着状态时，管理员可将动议搁置，待各方准备充分后再行讨论，这一做法有助于决策质量的提升。当无人再发布评论时，可视为讨论结束，进入表决环节，最后宣布协商结果（见图1）。

6 结论与启示

案例分析结果表明，规则体系在公共协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规则体系不仅涉及静态的组织规则，也涉及动态的流程规则和公共协商技术手段。也就是说，在公共协商视角下，作为网络民主倡议的重要手段，只有在整体视野下进行社会治理的系统规划和政府组织的流程设计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信息沟通渠道，网络问政的持续深入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基于公共协商和网络问政的目的，其规则体系应当是构建在民主、法治、公平与效率等理念之上的，具体包括：参与主体、讨论内容、讨论方式和讨论进程的相关规则以及与其相关的标准等内容。相对而言，在当前的实践情境中需要强调技术维度的规则，究其原因，一方面技术类规则隐含了公共协商的核心原则；另一方面相对于组织和流程维度的规则，在网络问政平台中技术维度规则仍不够成熟。技术维度规则的核心原则是要做好协商互动中参与各方的权利平衡，这些权利不仅涉及到多数派权利，还涉及少数派权利、缺席者权利。通过上述规则、措施，可使得参与主体能流畅、充分地表达自身意见并开展有序讨论，最终形成为各方所能接受的决定。

网络问政的关键功能是为公众和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提供平台，公众在有某种参与动机和目的时，能够通过该平台就相关议题与政府组织展开互动和协商。同时，政府组织制定政策时，也能够充分汲取公众意见，进而有效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得到更多来自公众的支持。通过案例分析可知，当前政府组织和公众之间基于问政平台并不能够实现充分和良好的协商互动，而在跨空间、跨平台的情景下协商互动则能有效展开。可见，构建完善的公共协商规则是有效发挥问政平台功能的关键所在。

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在网络问政中理想的公共协商应当基于具体问题领域，围绕相应议题，而且相关参与方都能较为便利地获取相关信息，并由对话的管理者和组织者进行推动，公众则结合自己的偏好展开协商，向政府组织抱怨、咨询或检举，并与相关主体展开协商。通过参与者相互博弈，相关偏好会形成转变，参与各方会形成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共识，再由政府组织将相关意见纳入政策制定或实施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反馈机制的建立极为重要，政府应主动回应公众诉求并得到认可。

同时，案例分析结果表明，网络问政的既有规则中多为管理规则，而鲜有协商规则体现其中。这意味着以网络问政为代表的民主倡议虽然能够提供相对自由、平等的公共领域，而且具备公共协商的有利条件，但尚未实现理想的公众参与及政民互动。现有网络问政的主要功能也主要体现在公众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简单问答，涉及的讨论议题也较为简单，面对公众的咨询、抱怨或检举等诉求，政府组织仍缺乏有效的回应，也尚未形成标准化、流程化的在线服务和交流互动等。这些问题一方面昭示着网络问政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网络问政规则体系研究及应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