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看公共文化深层次问题*

陈 慰 巫志南

（1.上海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上海 200234）

（2.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尽管“先富”与“后富”之间物质生活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的本质属性是相对的、动态的、可调节的，即处于总体向上、向富抬升进程之中的相对差异，其内在属性和外在表征全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贫富严重分化固化、甚至在资本主导的现有体制下根本无法改变的绝对差异。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这一历史性重要论断，全面开启了新时代迈向共同富裕的新的历史进程，标示着“先富”机制向“共富”机制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共同富裕并非仅限于物质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内涵，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前进方向，也指引着新一轮文化改革创新紧紧围绕引领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协同推进正确方向展开新一轮跨越。可以乐观推断，在共同富裕创新理论指引下，原先处于总体向上向富抬升过程中的区域、城乡、群体之间暂时性、相对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差异，有望在新时代发展的新格局中逐步缩小至合理区间。在此重大历史进程之中，公共文化服务如何全面看齐、深刻调整、积极作为，主动担当起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大使命任务，值得深思。

1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现阶段共同富裕的关键

在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已有坚实基础、明确目标、清晰路径和强劲动势的现实情况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相对突显。一方面，如果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明显滞后，则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意义以及人民的主体感受必然大打折扣，单一的或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会驱动社会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如果缺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引领和支撑，所谓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社会价值理想、文化认同缺失，人们即便能衣食无忧也未必知礼仪荣辱，随时可能被资本或金钱所裹挟，最终坠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高度重视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明确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路径和机制，加快推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步实现共同富裕，似乎情势更加迫切、任务更为艰巨。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认同度和满意度，既非单一物质属性，亦非物质丰富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属性应归结于主观感受范畴，本质上与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各种表现方式反映、转化为群体及个体的感性体验或理性意识之过程及结果存在主要的、必然的联系。在此过程中，物质的因素作为外部条件参与其中，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及作用力甚至与其丰富程度呈反比关系。由于这一原因，物质发展致力于消除贫困、惠及全体人民的努力是文明正义之举，物质发展导致贫富悬殊长期固化的社会状况是反人道的，物质财富在普遍贫困社会中被少数人占有是一种罪恶，物质富裕社会中赋予资本最高权威并以其无序扩张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也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对照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现象，资本巨头、金融寡头利用优势地位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劫掠他国的情形，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间关系。西方世界资本无序扩张，客观地证明了物欲膨胀是无止境的、无限向恶的进程。

中国古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客观地强调了物质条件作为精神生活之基础和前提的重要性，也揭示出以物质丰富为基础进而向精神境界持续升华的必要性。一方面，“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仪”“知荣辱”的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更为优越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条件；另一方面，“仓廪实”“衣食足”的真正意义，在于“知礼仪”“知荣辱”。但是也要看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仪”“知荣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转化关系，“仓廪实”“衣食足”向“知礼仪”“知荣辱”转化之所以可能，有待“人”作为主体发挥能动作用，利用优越的物质条件谋求精神品质的升华。中国古典智慧中“均”的思想也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特点，《诗经》“民劳亦止，汔可小康”，是对自然经济状态下人民有劳有逸“小康”生活状态的理想描述。《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对动荡社会特别是战乱纷纭时代的价值阐述，人际关系中的价值之“均”和社会关系中的价值之“安”为重，物质之“寡”或“贫”仅在其次。《礼记》则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个体的物质追求为社会“大同”的精神价值追求所取代。中国数千年古代社会，也有“均平”这一直白反映小农意识及贫富严重分化社会中底层群体诉求的物质化口号，但主要出现在贫富严重分化、固化的特定历史时刻，通过农民起义唤起生计无着的社会底层民众支持。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沿着物质富裕的单一路径去追求人民生活共同富裕，以期普遍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和满意度实属南辕北辙。亦即是说，在物质相对充裕、人民物质生活达到“小康”水准的“后小康时代”，更加突显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应当具有的主流价值、引领作用和终极意义。

2 作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渠道的公共文化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各项工作得到显著加强，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成文化强国”以来，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直接相关的能力建设、渠道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立足发展现实，客观地说，社会并不缺少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相关的工作载体和实现渠道。文明城市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村村户户通广播电视、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博物馆、文化“云”服务等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城市文化新空间建设，全民阅读，全民艺术普及，文化艺术精品惠民展演巡演，以及遍布城乡基层的群众文化活动等。这些已经存在的多元渠道，有些以提供无差别泛在服务方式存在，如广播电视传媒；有些以图书和音视频等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供应链的方式存在，如图书和音视频出版发行；有些以自上而下资源输送和条件配备方式存在，如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有些以设施场地服务、展陈服务、资源服务、培训服务、传承服务等方式存在，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还有些以特定节庆、特定时点、特定对象开展活动的方式存在，如全民阅读节、全民艺术普及、乡村春晚等。其中，大多数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已自成体系；也有一些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渐成规模。

从十多年发展的历程看，上述每一种渠道的存在均有其合理性，并且的确在各自领域以难以相互替代的独特方式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总体上，这些渠道的力量集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要求看，进一步的调整、整合、提升的空间巨大。

分析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渠道建设的要求，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大特征：

（1）建设主体是“人民”，“为人民”是一切渠道系统存在的依据，所以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落实在渠道建设上，关键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指示精神。一是科学论证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建设内容符合人民现实需求、变化趋势和长远利益。如果无现实需求则需另行选择，如果近中期变动较大则应留足适应性变化空间，如果不符合“长远利益”则予以否决。绝不能以“长远利益”取代对“现实需求”“变化趋势”的科学考量，现实中大量低效和无效的渠道和服务与此相关；二是对纷繁复杂的人民需求进行科学甄别臻选。这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首要标准是充分体现主流价值引领，其次是现阶段公共财政条件的许可。倘若人民各种精神文化需求均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以“福利”方式负担起来，则不仅国家和各级政府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还会严重挤压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平衡，对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形成制约；三是把人民的立场作为科学性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科学论证的关键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决策的科学性在于人民意愿得到充分体现。“量入为出、尽力而为”的“科学性”只有建立在遵从人民意愿的前提下才是“真命题”，如果仅限于决策者主观意志和视野，则大概率转变为“伪命题”。“共议共建共享共治”之中，“共议”是赋予“共建共享共治”真实含义的“1”，“共议”过程之不可或缺，在于这是人民主体、人民意愿、人民认同表达、确证和实现的必要过程，也是一切精神文化服务渠道为人民乐见其成且乐于接受、后续效能得以保证的必要前提。

（2）作用主场是“精神”，精神场域特性决定了渠道的特点，所以必须着力提升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2］。这里所指的“精神”与“人生和社会理想”紧密关联，是为理想信念、价值引领和优秀传统文化所定位的“精神”。从这一定位出发，一是坚持高品质。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提供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必须是优质的、向上向善的、催人奋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把高品质精神文化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3］；二是超越一般性。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促进作用的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非一般性文化产品可为。全社会各种精神文化产品均应由核心价值观如“水中之盐”浸润其中，若有游离于核心价值观之外的所谓一般的文化产品则不适宜纳入或用于国家及各级政府主导、公共财政保障的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之中；三是排斥低俗性。低俗庸俗、封建迷信、歪理邪说以及好逸恶劳、贪图享乐、虚假欺骗等物化的、负面的、有害的现象均应从人民精神生活领域和服务渠道中予以排斥、抛弃和清除。

（3）运行主效是“共富”，对社会精神财富的拥有和配置提出更高要求，所以要在推动精神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分好“蛋糕”。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在本质属性上有诸多不同，一方面物质产品的“排他性”在精神产品表现为“非排他性”，物质产品因其“稀缺性”和竞争条件下人们实现自身欲望能力限制而具有较高价值，而精神产品特别是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精神产品，则可在非竞争条件下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无限复制和传播中，以价值共有共享方式满足人们的精神诉求；另一方面，物质产品如果丧失“稀缺性”实现无限供给，则会导致边际效用价值逐步递减至零，而社会精神财富极大丰富产品全面共有共享带动边际效应无限扩大，则会激发人们无限制的精神创造行为和驱动人们无止境的精神境界向上运动。中国古代智慧中“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是对精神领域重要特征的形象描述。把握了精神产品这一特性之后，一是做大“蛋糕”。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4］的指示精神，努力激发全社会参与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热情，大力繁荣精神文化领域创新创造，推动社会精神财富逐步走向极大丰富；二是畅通供给。发挥好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购买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杠杆作用，以有限的公共财力推动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边际效应无限放大、惠及全体人民；三是分好“蛋糕”。高度重视全社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共有共享的流通堵点、供应断点、服务盲点，确保共同富裕在精神生活领域全面实现。

从上述三大特征反观现实中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相关的已有渠道，则可明显看出现有渠道呈多维、散在状态，宏观顶层设计不到位，系统性不强，低效运行渠道难以去除，新的渠道还在随机增加。一些渠道上下游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性断口，下游的公共服务与上游的产业及市场属性缺乏有机衔接，之间必要的“政府购买”转圜环节缺位，市场部门挤占公共利益的可能正在扩大、精神产品“物化”的风险因素正在增加。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历史命题，不仅在时代的高点上极大地拓展了全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的想象空间，也对当前现实中加快推进现有过于零散渠道逻辑梳理、删繁就简、物理归并、整合集成发出了动员令。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重大使命任务，的确对深化现有精神文化领域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定位准确、统一有序、高效运行的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十分紧迫的要求。

3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深层次问题及其症结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明确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5］。自此以后，仅仅十多年间，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然初步建成，全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愈益丰富多彩，城乡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普遍得到有效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立足新时代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起点，审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不难发现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无论是产品的适用性、服务的品质化，还是体系的完善度、覆盖的均衡性，仍然大致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从“五位一体”角度看，“中国特色”还不够鲜明。具体表现为：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与后小康时代人民美好生活从物质需求向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迅速转变的大趋势还不相适应，公共文化服务在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二是社会文化需求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公共文化产品局部过剩与高品质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地方特色文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尚未得到充分表达；三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与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相对应的保障水平和实现方式还不够明确，资源配置不均衡、配置效率不高、产品和服务适应性较低等问题仍较为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区域、人群之间差距仍然较大，全国范围内公共文化统筹协调、均衡发展的机制亟待建立；四是推动公共文化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尚未形成，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和潜在动能尚未得到有效激发，公共文化行政部门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包打天下”的运行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多领域多样式多变化的文化需求；五是先进的数字网络科技手段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应用略显滞后，科技创新赋能公共文化创新发展的驱动作用不强。由于这些问题现实和普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实际运行效能，制约了助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核心作用的发挥。上述一系列问题，深究其因，大致有以下三种：

（1）理论准备不足、理论自信不强，面对西方理论和制度成果及其变化缺乏必要的理论定力，面对变革中的公共文化实践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导致方向不明、思路不清、举措不力和效能不高。十多年来，公共文化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成果已汗牛充栋，但大多沿着西方学术路径，其中十之八九为推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风靡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以致符合中国公共文化发展实际、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理论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渊源，应追溯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各种问题集中爆发的社会现实：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公共财政频繁刺激需求，政府开支持续扩大，社会税负不断增加；经济危机普遍出现新特点，经济滞胀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市场乏力、失业增加，公共领域政府效率低下，“福利制度”难以为继［6］。引发理论界对盛行西方数十年的凯恩斯主义进行质疑和反思，随之自由经济思想再度卷土重来，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公共领域的选择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7］。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自由市场价值和个体责任，否定政府干预和官僚制度，主张以市场过程取代政治过程，着力倡导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作出新的制度安排［8］。事实上，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均有其合理成分，也均有其源自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内在矛盾，关键是“拿来”时需要“以我为主”进行鉴别和改造。

凯恩斯主义及其“强政府”与我国原有事业体制“政府包办”在表象上颇为类似，一方面弊端毋庸多言，另一方面其中强调政府积极作为，在公共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宏观调控整体谋划，必要时实施干预的合理成分也应得到肯定和延续。新公共管理理论同样也有两面性，一方面扭转了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单向运行方式，更兼顾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角色区分和互动，更注重发挥市场及竞争机制的作用，更关注和追求社会个体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论脱胎于自由经济思想，理论肌理潜藏着国家与社会、与市场的对立关系，潜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及私人领域的集合对公共领域的消解，其立论的出发点是对立地处理保护公民个体权利与限制政府权力的关系。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对于原有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其绩效已在近年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重心下移至城乡基层、致力于丰富产品品种结构、提高城乡人民群众满意度等进展中得以显现。同时，必须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渗透在政策应用和实践进展中正在引发、日渐加重的三重“分离”现象予以足够重视：决策层宏观政策导向和举措与基层组织微观生产供给方式的分离，政府公共文化行政部门价值目标、效益诉求与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力量行为方式及其实际效果的分离，政府公共文化部门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构成的公共文化领域与个体文化需求、偏好、变化及其实现领域的分离。上述“分离”现象若缓慢而长期演进，则有可能催生两种情形：一是“意识形态悬浮”，即国家政府或决策层力主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高高悬浮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空中，与社会基层的意识形态形成断层；二是社会精神生活“价值分化”，即精神生活的价值主线趋于多元、模糊或耗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因理想信念的缺失和文化认同的消解而引发空洞化、概念化、形式化、庸俗化风险。

纵观当今世界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各种理论，均是植根于各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与经济社会及其他公共服务融为一体。亦即是说，并不存在先天的、抽象的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共文化理论，也并不存在可以从一国任意移植至别国的公共文化理论体系。为此，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体系构建，应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实际、自主创新，借鉴“以我为主”，“拿来”“为我所用”。这个理论之“我”，唯一正确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准确应用，是以紧密联系实际和广泛借鉴吸收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成果，确证公共文化领域中国式现代化之“我”。惟其如此，才能始终保持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才能在公共文化理论建设和持续创新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各自为政、城乡分隔、资源分置的体制惯性，及源自物质生产领域长期积累的物化思维定势，导致公共文化领域诸多举措难以实质性缩小城乡、区域、人群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和精神生活品质差异。中国“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改革，既强化了国家财政，也极其有效地刺激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但“分灶”也带来经济和财政的分层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下沉。伴随着各层级自主决策权力的扩大，国家和地方整体统筹安排、一体化推进的意识和能力有所弱化，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增长、不能迅速表现为显在发展政绩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难以得到地方决策层的真正重视，地方官员主政周期限制以及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绝对优先的压力，则必然加强了这一倾向。

党的十八大制定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以来文化自信、社会文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加具体地提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9］。党和国家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的方针政策已十分明朗，但是难以在地方落地、在基层落实也是实情，其原因有多种。从当下看，最直接客观的原因是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增长相应放缓，财政支出对于原先已经做大的经济“盘子”、铺开的社会“摊子”已经处于收紧状态，疫情防控更增添了支出增量变量因素。俗话说“由俭到奢易，由奢到俭难”，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可轻轻松松做大增量，而在经济放缓、特别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维持存量已非易事，经济原因是近期公共文化城乡一体化推进缓慢、形式大于内容的主因。

从更长一段时期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城乡、区域、人群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各地积极想方设法与国家总体要求保持高度一致，较多的地方政府在财政趋紧的情况下，仍然实质性加强了面向乡村的公共文化投入。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长株潭等重点区域城市间公共文化协作有了良好开端，众多城市对于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人文关怀有明显增加。然而现实进展实效并不如人意，众多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朝着城乡、区域、人群均衡发展方向的努力，只是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产生了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适应性变化。

在实地调研中看到，近年来公共文化领域国家和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地方用于缩小城乡、区域、人群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差距的财政投入，较多花费在设施建设、资源建设等“看得见”“算得清”的物质化绩效层面。一些地区决策层秉持的是来自物质生产领域平移至精神文化领域的物化思维定势，注重的是公共文化服务外围物质支撑条件的暂时性改善，最终由于方式错位、人才缺乏、队伍弱化、资源沉淀以及常态服务难以为继，导致投入空放、设施空置、资源错配的现象在基层较为普遍地发生，一些地区人民精神生活“胃口”被唤醒或“吊起”，却又重重地摔到低点。

“十三五”期间，国家以试点起步、逐步推开的方式，实施县域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10］，政策的意图非常明确，是以县域为单元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这项工作推进力度大、进展顺利、成效显著，尤其是东部地区一、二线城市的部分县级市，已在实践中形成可贵的系统性工作经验。但是仍有众多地区在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转变为有名无实的“分馆”挂牌工程，似乎是体系框架瞬间搭建完成、服务“二元”却仍是长期不变。

多年来围绕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的种种改革创新努力难以收效的根源仍在于体制制约。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区域、人群之间差距只是外在表象，囿于纷繁复杂的表象问题进行所谓探索创新，大多为微观层面的“堵点”改革、“短板”创新，宏观若盲人摸象、微观必疲于应付，当前更为迫切的是与阶段性变化相适应的“升维”或“跨越”式改革创新。一定意义上，中国公共文化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确已经到了“顶层”宏观统筹体制重大调整的重要临界点，在宏观战略层面，有必要深刻反思如何突破现有“东、中、西”“城、乡”“特殊人群”等惯性思维方式的遮蔽，有必要从勇于创构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把理论深究和实践探索的焦点聚焦到能否以及如何构建起以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为基点、以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为依据、以国家财政统筹保障为支撑、以各级政府为实施主体、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参与、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全国高度协调统一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便从根源上理顺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体制关系。

（3）公共文化和科技融合、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发挥市场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涉及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品质和服务效能的一系列中观命题，因缺乏理论和实践范式而不能将“探索”“创新”持续推向深入，不能及时有效地形成成熟经验和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了一个重要经验，即试点先行，这些年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进了多项试点工作，特别是先后两次写入党和国家最高文件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建设”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得到国家和地方高度重视，各级政府以巨量的行政、财政投入，在全国各地取得大量一手十分珍贵的原创经验，这些经验广泛分布在创新城乡基层公共文化队伍建设方式②浙江省嘉兴市结合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率先在镇、村两级基层探索实施县聘县管，镇村使用的“两员制度”，实现镇有文化下派员，村有文化专职管理员。、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③湖南省长沙市结合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率先以“千村百镇、千优百佳”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铸就规模宏大、广泛参与、向上递升的“群文湘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④湖南省株洲市结合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率先推出集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服务和旅游公共服务于一体的“韵动株洲”云平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专业化社会化发展⑤上海市连续十多年把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作为率先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工作抓手。山东省威海市结合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推出“公益创投”创新经验，以扩大政府面向全社会采购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带动社会专业力量发展，激发社会和市场参与动能。、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效率⑥上海市浦东新区结合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率先举办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采购大会。、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⑦上海市嘉定区结合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建成包含112项标准规范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探索乡村振兴中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⑧河北省唐山市结合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有旅游资源及相关产业发展条件的乡村，率先建成“乡村文旅服务中心”。等众多实践领域。

从实际效果看，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誉之为全国公共文化领域一次卓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实不为过。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大量来自基层一线、凝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业界专家和社会巨大力量的创新经验，未能及时总结提炼、完善提升、形成范式。虽有一般的经验交流活动，但这些浮光掠影的活动与成熟的范式推广仍难以相提并论，会议交流的短暂性间接性犹如雾里看花、过眼烟云，惟有成熟的范式方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特点。经过对各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单位形成经验的初步分类和粗略归类，预计可提炼形成和推出多种代表性成熟范式（见表1）。

表1 部分国家公共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经验可提升为主题范式示例表

与此同时，根据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推进“试点”本身的机制创新，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各级各类试点项目的工作链条，高度重视试点前较为充分的预研究，试点中进展情况的及时把握和一手资料及时收集整理建档，以及试点后的总结评估、经验提炼、问题查找、整改建议、打磨提升等，力求做到试点有必要、过程可追溯、经验可复制、成果可推广。在现阶段，与时俱进地组织推进全国120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203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发挥好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作用，并引领优胜劣汰动态调整机制，重点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中观层面系统性、系列化推出成熟的范式集群，以之激活全盘、带动全国，对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4 新时代公共文化所应承担的战略性使命任务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渠道为核心定位进行重大战略性调整之后，新的统一有序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履行好均等保障文化权益、引领精神生活品质、提高精神文化认同、优化精神生活生态、汇聚精神文化力量等战略性使命任务。

4.1 保障精神文化权益

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把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基本职能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使每个个体免受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均能公平享有基本均等的文化服务。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个体之间基础、环境和能力的差异，人们精神生活状况及文化权益表达和实现程度必然存在一定差异，这就需要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必要调节使之趋于基本均衡。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明确要求，“制定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和指标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11］。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之间差异，有待国家统筹体制的重大调整，推行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保障。除此之外，人群之间精神文化权益的均等保障亦需加强。以往，公共文化服务习以为常地把服务对象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常态服务面向一般人群，特殊服务面向特殊群体。在实践中发现，这种习惯分类方法常常导致基层少数优势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众文艺活动爱好者占有比重较大的常态服务资源，而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和外来务工人员作为附加因素作相应的简单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中可以体会到：普遍均衡是保障的基本准则，弱势群体是保障的工作重点。事实上，一方面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城乡基层老龄人口在可能经常性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潜在人群中占有较大比重；另一方面，随着教育“双减”政策逐步落地落实，青少年校外参与文化活动的时间、空间正在延展扩大。如此看来，“特殊人群”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从特殊转为常态，因而与时俱进地采用“分众”方式全面均衡地开展公共文化常态服务，以之取代“一般服务”和“特殊服务”人为分野，似乎更能体现公平原则，也能使有限资源更为均衡有序地为各类群体公平享有。

4.2 引领精神生活品质

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以有限的财政支出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无法“包打天下”，主要是保基本，但是对“基本”二字的内在含义需要准确把握。“基本”决不意味着简陋、粗放、低端、随意。“基本”是品质之基、自信之本，是指人民精神生活的“最大公约数”，是建构全体人民精神生活的基本构架，是保持人民享有高品质精神生活的基本要素。在实践中，“基本”所要实现的功能与价值，是力求构筑融汇了理想信念要素的社会精神生活、展现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持续熏陶浸润着的个体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这一重要论述，正是理解“基本”之内涵的基本遵循。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不是全部，而是以“基本”形态存在的引领前端，具体表现为：一是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全社会精神生活价值链，凝心聚气、培根铸魂；二是以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提升全社会精神生活品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三是以购买服务、平台支撑、活动吸引等机制带动全社会精神产品生产供给，汇聚力量、提升质量。

4.3 提高精神文化认同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核心要务是增进人民精神文化认同，测量公共文化服务质量高低的关键也在于全体人民精神文化认同度的高低。精神文化认同的外部表现，是党的大政方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政府的重要政策举措，是否拥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响应度，国家面临重大事件或灾难的紧要关口社会是否拥有团结一心、勇毅前行的动员度和配合度。精神文化认同的内在机理及根源，在于社会共同理想信念的有无，是否坚定有力，以及实现理想的目标、阶段、路径和力量是否为人民所知晓、所认同，这些决定了人民精、气、神状态和持续性。当前提高精神文化认同，一是把理想信念教育、“四史”学习教育摆在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位置，融入常态公共文化服务，尤其是要把艰深的理论、枯燥的说理转化为各种生动丰富、具体形象的日常文化服务活动；二是注重因地、因时、因事、因人制宜，关注民生疾苦，主动为民排忧解难、解疑释惑，积极回应基层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处理各种因信息不足、认识模糊或判断有误而引发的社会精神文化现象；三是科学引导和管理社会普遍的及特定群体的精神生活预期，严格管控各种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损的负面因素，维护社会精神文化发展的平稳健康状态，确保可能产生的波动幅度在合理可控范围。

4.4 优化精神生活生态

社会精神文化生态的建构和优化，既是人民精神生活品质梯次向上抬升的形态表现，也是为人民精神生活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动力。衡量精神生活领域生态优劣至少可从四类指标予以判断：一是城乡基层精神文化生活的组织化水平以及基层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在现阶段个体精神生活自律尚未成为普遍常态行为方式的条件下，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加强城乡基层人民群众组织化建设是重要的实践路径，也是测评精神生活生态的重要指标；二是由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统筹推进，引导社会向上向善，常态化举办的大型主题精神文化活动的丰富性、系统性以及人民参与度和满意度。在现阶段，书香中国、健康中国等国家重大活动应得到高度重视；三是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程度，可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响应度，万人拥有社会专业文化服务组织数等具体指标进行测评；四是城乡人民群众作为主体的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创造的发展状况，动员和激励人民群众落实自我提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体责任，扶持积极健康的群众自办文化。运用建设和测评指标引导精神文化生态不断优化，已为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等成功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4.5 汇聚精神文化力量

在当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历史性任务，完成这些重大历史性任务，需要汇聚起物质和精神的磅礴力量。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发挥涵养、培育、激发、汇聚起全体人民磅礴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一是要凝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力量，从中提炼“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2］；二是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国力量，推动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三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以“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为重大成果和显著特征，破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霸权、物欲横流、劳资对立、贫富分化、巧取豪夺、恃强凌弱、战乱纷纭的固有难题，全新确立新型现代化的世界新高度；四是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向光明未来的无限引力，向世界提供并传播“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全体人民精神境界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