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书写的交往话语和人本立场
——评《“城乡中国”的交往叙事》

潘孝康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01)

“城—乡”关系被认为是近四十多年来中国最为重要的、对人民生活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存在，也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观念，而与此相关的“城—乡”关系书写则是文学表征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语码。作为对城乡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和想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小说不仅反映了快速城市化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和价值的断裂，也在积极书写、建构和谐社会中新的道德、信仰、伦理秩序，从日常生活和思想史的角度为转型期文明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了一份当代中国的城乡交往档案。但是，有关这一研究视角和价值指向的文学研究尚不够系统，“文学城乡”的精神内涵和审美走向研究有待深入阐释。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语境下，我们看到了张继红、郭文元合著的《“城乡中国”的交往叙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交往》)。该著作在整体、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下，以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为切入口，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对城乡变迁中的文化选择、空间感知及社会心理等内涵的书写，探讨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城乡的冲突与对话，关注人与空间、人与人等关系的改变，逐步提出“交往叙事”的概念，探究文明社会理想秩序的建构。作者用整体性的文学史视野关注“城—乡”关系书写，并“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寻找‘城—乡’关系书写对未来社会合理的想象与建构”[1]。

一、“城—乡”关系与交往叙事

在中国社会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过去走向现在以至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城—乡”关系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关涉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印证了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态。”[2]

在《交往》一书中，作者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城—乡”关系书写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期就已经出现关于“城—乡”关系的书写。这一立论依据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兴起，传统农业国家逐渐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野，并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形态”[3]。作者认为，受这种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在发生期已表现出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冲突，凸显了作家体验、回应现代性时复杂的价值取向，这是五四时期‘乡土文学’出场的历史语境”[4]。进一步看，五四时期“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思想根基建立在对血缘关系、家族制度的审美判断之上，所以作者认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意义是，“在叙事伦理层面表现为对新旧社会变革中的道德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5]，即在“乡土文学”的审美观念中，乡土文化是愚昧、落后、狭隘、保守的。换言之，在“乡土小说”中，经鲁迅开创的“二十年之后回故乡”的叙事模式，更多表现为单一空间文化想象，缺少城乡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在这一审美眼光之下，乡村总是处于“被看”的客体位置。同样，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都市化特征的“城市”书写也多是在咖啡馆、舞厅、酒吧、夜总会等较为封闭的都市空间中展开，所以，“在都市文学中，城市具有‘非人性道德’和‘历史罪恶’，而‘革命文学’中的都市也最终成为‘革命和欲望’的容器，这是现代作家对欲望化都市的集体表述。”[6]总的来说，新文学传统中的城市和乡村整体呈现为隔绝、对立的“非对话”关系。得出这一结论后，作者进一步指出，此后受战争和社会政治的影响，城乡互动关系进一步被历史性地制约和遮蔽。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对城市以及城市文化表现出相当消极的态度，城乡关系书写更没有突破此前的城乡隔绝与城乡对立。

正是基于上述“城—乡”关系背景，在论证“交往叙事”时，作者将关注重心置于20世纪80年代年至今四十余年的特殊时段。通过对城乡叙事进行材料梳理和文本细读，作者认为，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城乡之间“由‘大墙内外’的相互想象、城乡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向城乡互动、城乡交往、城乡融合转变，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城乡结构的调整直接促进了作家审视城乡关系的方式和姿态的改变”[7]。所以作者认为，单一的“城—乡”关系已逐渐走向多元，“冲突与对话成为‘乡村中国’走向‘城乡中国’过程中文学表达的总体特征”[8]。同样，作者指出，无不可惜的是，当代作家在面对社会转型，表现城乡交往时，常出现审美判断的矛盾，“作家在面向乡村文化时显示出现代批判意识，而在面对城市文化时却流露出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游移。……当书写对象发生改变后，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文学想象、价值建构并没有真正形成”[9]，而学术界诸多研究城乡价值取向的论作往往过于重视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或从不同角度着力论证城乡文化的矛盾形态，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或以城市为背景研究乡村书写，以现代性眼光否定乡土，显示其批判意识；或以乡村为背景研究城市书写，以传统道德立场批判城市，显示出一种“恋乡”情结，以致将“城—乡”关系看成简单的对立、冲突关系，而对二者走向交往、对话的事实和趋势观照不足。

有鉴于此，专著《交往》着重挖掘和呈现近四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城—乡”关系书写中城乡价值走向交往、对话、融合乃至一体化的事实和趋势。该书作者承认城市与乡村之间有巨大的区别和分野，但这种分野不能也不应推出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对立。恰恰相反，“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最终必然产生两种生存空间和文化形态的对话与交往”[10]。作者认为，在城市与乡村最初开始交往与对话之时，往往先是城市对农村青年产生诱惑力，进而表现城乡之间的交往“逐渐由形式单一、局域受限向方式多元、范围宽广转变。城乡交往开始向时空的纵深处发展，城乡各自健康自足的精神气质得以彰显，从而深刻地影响和感染了彼此。这种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乡’关系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1]。总之，当下中国处在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过程中，城市与乡村早已开始深入的互动与对话，并且近四十多年来的“城—乡”关系书写中亦已呈现出城乡文化的精神互动，文学表现的主题和方式也因此发生变化，有待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建构。

依此可见，《交往》一书的贡献与独特性在于，提出“交往叙事”的概念，并以这一概念来概括1980年代以来书写“城—乡”关系趋势与城乡精神互动的小说创作。作者认为，“城乡交往”是指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换、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精神互动等，这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且仍在进行的事实与趋势。所以，作者在城市化进程背景下，考察乡村与城市关系书写中的“历史与叙事”的关系，聚焦“知识叙事”“女性进城叙事”“空间叙事”，逐渐展开对城乡交往叙事的理论概括及其价值阐释，以确证“城乡中国”的“交往叙事”的内涵。因此，“交往叙事”是指作家基于两个不同社会空间体验的基础上，以语言、情感、想象的方式表现时空变迁中的价值认同、文化选择、空间感知及社会心理等内涵的文学叙事。在《交往》一书中，作者选择的“交往叙事”研究视角，同时也是作者作为时代参与者、观察者和文学研究者介入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在论述具体展开过程中，作者以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文学城乡叙事的生成为背景，对比梳理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城乡想象中叙事空间的迁移和叙事视角的转变，探寻城乡叙事中的价值嬗变、文化选择。因由“城乡交往叙事”这个视角，作者发现，随着城市现代文化与乡土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入“交往”，“城—乡”关系书写因此出现下乡、离乡、回乡、望乡等不同类型的“交往”叙事。也是通过这个视角，作者进一步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城—乡”关系书写在作家的审美方式方面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审美价值上，从城乡冲突转向城乡交往，二元思维渐趋消解；……在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这一维度，‘城—乡’关系的互动方式从宏大叙事转向细节化的日常生活审美，从而将叙事视点对准凡俗生活中的城乡身份认同。”[12]这一系列审美价值与审美方式上的转变，有力地说明了城乡交往叙事中城乡价值走向交往和融合的趋势，中国当代乡村叙事也显现出新的叙事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述“城乡交往叙事”时，《交往》一书体现出多种研究方法的融通。作者用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广泛涉及乡土小说、城市小说、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以及新世纪“底层文学”等不同文学思潮、不同形态、不同时代作家的城乡观念做对比研究，并通过空间、阶层、伦理以及城乡一体化等理论，最终将“城乡中国”的交往叙事指向小说书写与建构社会文明理想秩序的内在价值联系，也显现了研究者鲜明的价值建构立场。

二、冲突模式与人本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发生许多标志性、历史性、根本性变化，“乡土中国”正逐渐转变为“城乡中国”。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许多作家作为时代亲历者写出了自己对于时代转型、乡土社会变迁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观察和思考。这些作品就是《交往》一书所关注的城乡交往叙事的文本依据。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进城”叙事，学术界已给予很多关注，也确实出现了卓有成效的、优秀的研究成果，也涌现了赵园、雷达、丁帆、徐德明、邵宁宁、李兴阳等著名学者。可是《交往》的作者发现，无论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还是在文学批评与理论阐释中，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仍是“进城”叙事的主导价值。这种思维，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主题，体现在文学研究中就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交往》的作者发现，很多着力于“城—乡”关系书写的作家未能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未能突破城乡冲突的构思方式。所以即便他们在小说中塑造出了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人物曲折、多变的人生命运，揭示了现实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路遥、贾平凹、刘庆邦、陈应松、王十月、邓一光等“城—乡”关系类型书写作家。但是，由于人生阅历、成长环境等原因形成的城乡观，以及消极的城市观念，使他们在表述城乡关系时，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冲突模式”，其“强烈的‘道德归罪’会将城与乡的交往故事简化为一种‘苦难的历程’或控诉文学”[13]。这一创作思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与建构力量显然是不够有力的。

基于这一审美立场，《交往》一书将“城—乡”关系书写的价值判断建立在对交往过程中“人”的观照当中。《交往》指出“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叙事观，的确展示了丰富而具有张力的‘城—乡’关系，但从根本上规避了现代性背景下城市与乡村‘异构同质’的自然空间特征，也忽略了乡村与城市中所有故事和变故的承担者——人”[14]。须知，“就文学而言，居于文本结构和叙事话语中心的是人，是时代浪潮冲击中暗流涌动的人心世相”[15]！而城乡经验的书写，其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对人的情感、命运以及人心世相的审美观察”[16]。所以作者更欣赏那种以人为本的写作立场，因为这种立场“不割断城乡联系，不对立城乡关系，而是真切地反映当下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生存与城市、乡村的现实境遇”[17]。作者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得出，无论是在城乡交往叙事中，还是在交往叙事研究中，只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写作立场，始终关注特殊时空背景下有血有肉的“人”，始终关怀身处城乡交往中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才能够突破和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在具体展开冲突模式与人本立场的内在关系时，作者以统揽城乡的学术眼光，引用、梳理、分析了不同时期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柳青的《创业史》、马烽的《韩梅梅》、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陆文夫的《井》、铁凝的《哦，香雪》《笨花》、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奔跑的火光》、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浮躁》《秦腔》《高兴》《带灯》、阎连科《柳乡长》《炸裂志》、陈忠实的《白鹿原》、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范小青的《城乡简史》、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关仁山的《麦河》等，以此勾勒出“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出不同阶段城乡书写的审美走向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另如，作者通过分析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铁凝的《哦，香雪》、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1980年代初期的小说，发现这些作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敏锐地察觉到城乡交往的新时代气息，并以城乡互动为书写题材，他们在突出矛盾、冲突主题时，没有按照新文学传统中的冲突主题和模式展开情节，而是在叙事情节的设置中注意到城乡交往和城乡和解的可能性。又如，作者在分析范小青的《城乡简史》、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须一瓜的《海鲜啊海鲜，怎么这么鲜啊》、魏微的《大老郑和他的女人》等新世纪小说时，发现这些作品“围绕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讲述一个令人感动、欣喜，抑或悲愤、绝望的‘人’的故事，以寻找‘城—乡’关系的‘新质’”[18]。这种不执着于城乡对比，而是注重人的境遇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创作得到了《交往》作者及时的肯定。由此推进，作者通过对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回乡建设者”楚暖暖、贾平凹《带灯》中的“城乡结合的精神纽带”带灯和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中那个有鲜明的“自审”和“审他”意识的吉宽等“农村新人”的分析，揭示出城乡变迁中中国农民的精神变迁和自我追求，发掘出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中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的接受和吸纳，由此表明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蜕变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特征。从而得出“一条思想和情感的线索，那就是从鲜明的‘城乡意识形态’向‘城乡文化共同体’转变的可能”[19]的结论。笔者发现，作者在对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时，始终将结论建立在感性的文本解读与理性的价值思辨当中，如此才为城乡调和中“人”的全面发展找到坚实的文本依据。

总之，《交往》的作者不仅欣赏以人为本的创作立场，而且在自身的研究中，也立足于人本立场，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如此就超越了文学研究中城乡冲突的研究模式。作者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乡”关系书写触及的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转型中人的生存、存在和发展问题。城乡交往，其根本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乡到城或由城望乡，变化的是时间与空间，时空感受的主体始终是人。作为城与乡之间的桥梁，人的情感选择、空间感知，以及由此而致的价值判断，为此后城乡关系的改变，以及文明社会价值建构提供了充足的叙事动力。

三、城乡转型与社会价值建构

在确立“城—乡”关系书写的价值和意义中，《交往》的作者以积极的建构意识，集中关注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书写对“城—乡”关系走向交往、融合的价值建构意义。通读该著作，可以明显地看出，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当代文学在记录中国社会实现现代性转换过程中的“思想与情感、道德与欲望”等张力关系时，所建构的也正是“城乡社会交往中的时间与空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良好关系的可能性，从而以其特殊的方式参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文明的价值建构”[20]。实际上，对理想生活的建构本就是文学的一种功能，“文学书写传递的不仅是经验，而且是一种唤醒和期待。优秀的小说，它不只是讲故事，也不止于传递经验，而是一种唤醒，是一种发现，一种建构，一种揭示。”[21]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笔者认为《交往》作者的建构意识与建构研究绝非空中楼阁、臆想玄谈，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即社会现实、人生感悟、文本分析三个基础。

首先，《交往》作者转向对社会文明价值秩序的建构研究是建立在“城乡中国”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作者在论及城市化进程书写与社会文明价值建构的关系时，指出“城—乡”关系的本质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城市和乡村不仅是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还指向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这两种相异的经验方式。而城乡转型则是中国社会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问题”的焦点，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见证和体验了社会的转型、城乡的交往和人心世相的变迁。社会转型的影响自然是多方面的，本书作者集中关注的是中国作家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转型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对文明社会价值的建构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所以，作者将理论的根基建立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现代转型过程，进而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并认为理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空间的关系是社会文明价值建构的重要体现。

其次，作者关注当代小说书写对“城—乡”关系走向交往、融合的一体性价值建构是以作者本人的经历、观察、感悟、认识为根据。作者的求学和成长经历是一个由乡入城的过程，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时代潮流相呼应。作者从农家子成为城市里高校教师和文学研究人员，在这个“一步一登高”的“进城”过程中，作者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城市与乡村的转型与变迁，并对城市与乡村的对话、交往、调和、交融有了深刻的体悟与认识。同时，作为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当代学人，作者又敏锐地观察和捕捉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对社会变迁中的价值认同、文化交流及空间交往等内涵的书写，并将这类文学书写称为“城乡交往叙事”。最终指出，城乡交往叙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社会文明价值建构确立坚实的历史根基，提供了鲜活的文本依据”[22]，还预示和展示了不同的未来与可能。

最后，作者的社会文明价值建构研究有着坚实的文本基础。作者广揽博取，细心挖掘出城乡交往叙事中的价值建构书写。例如作者发现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主人公潘桃是一个有着自觉追求和自我意识的乡村女性，作者认为这个自立自强的新时期人物的身上就寄寓了小说家的价值期待和建构意识。再如，在分析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王十月的《你在恐慌什么》和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等作品时，作者着力展示进城者与城市乃至整个时代的疏离关系，并以此透视城乡交往中人际关系的改变和乡村伦理的变迁。又如，作者在分析农裔作家的作品时发现这些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作家有着浓厚的土地意识，认为这一意识具有“将自己的生命泥土化、乡土化，以土地的品格衡量自我存在的意义”[23]，试图挖掘出一种“来自乡土、根植于传统，又能够包容现代观念的乡村文化形态”[24]，这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建构理想。笔者以为，作者挖掘“城—乡”关系书写中的价值期待和建构意识，体现出其作为学者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也体现出其对城乡交往叙事的把握和展望，更体现出作者本身的价值建构理想。

总而言之，《交往》是作者在“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大语境下，在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探究近四十年来中国小说“城—乡”关系书写中的价值认同、文化选择与社会文明秩序的价值重构等问题，并寻求小说书写与建构社会文明理想秩序的内在价值联系。《交往》作者是在进行一种破而后立的努力，是通过文学感受、批评和研究在新旧夹杂的、不可抗拒的社会转型时代寻找理想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认同，以期能够更准确、有效地回应城乡对话与交往的社会现实。这也体现出作者拥抱社会、介入现实、反思历史和重建精神家园的文学态度和价值立场。当然，本书部分论述仍有待完善，比如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农裔作家的城乡书写的趋向与价值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交往叙事与新中国“前30年”城乡关系书写的比较问题、城乡交往叙事中的“反交往”现象等，尚有更开阔的研究空间。相信作者将会在这一研究领域继续开拓，攀登更高的批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