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防族群与清代伊犁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

佟 颖

(黑龙江大学 满学研究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清代之前，伊犁一贯为游牧社会，对于中央政权来说，这里比长城以北的地区更难控制，不仅因为距离遥远，而且往往有“中间地带”相隔，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因此历史上中央王朝对伊犁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远不如天山之南的绿洲地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伊犁九城在探索中建成，伊犁九城的建立改变了长期以来伊犁的社会结构，在天山北路探索出了另一种发展模式，这对整个清代西北边疆的治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伊犁在清代是具有军事政治特点的边境新型城市群，完全不同于天山南路的传统绿洲型城市，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以农业为主的混合经济社会。拉铁摩尔说：“沿着面对蒙古草原的边疆，有一个逐渐的，在许多地方又是不确定的变化地带，变化首先是出现一种有利于混合经济，但又容有较多的汉族特征的过渡地带。这里，人们大体上倾向于中国。”[1]混合经济更加有利于中原的统治，伊犁河谷地带也是如此，长久以来因为其游牧性质，不利于中原王朝的统治管理。清代平定准噶尔后，以伊犁河谷为中心的草原地带，也开始转向混合经济，逐渐倾向于中国。在清代之前的历史中，伊犁游牧社会的性质从未改变，这当然有现实的困难，“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多灾多难。”[2]伊犁河谷地带，既不同于蒙古草原，也不同于天山之南的沙漠绿洲，是典型的草原绿洲，因此在历史上很难被长期稳定统治，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从伊犁河谷向西可以直达中亚，向北经过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阿尔泰直达蒙古草原，形成了重要的草原通道，一直以来是游牧部落迁徙的重要路线，这对游牧民族来说大大有益处，但对中原的统治者而言，如何使这一地区形成稳定的秩序，却有不小的难度。平定准噶尔后，清王朝在伊犁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打破了以往西域治理以天山南路为主的局面，形成“以北治南”的局面。西迁驻防族群的到来是这种转变的关键因素，清王朝不仅将南疆的维吾尔族迁到伊犁进行屯田以为守边兵丁充实粮食，而且西迁各驻防族群也不断屯田，伊犁的经济生产方式在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悄然改变。

一、屯田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屯田从表面看虽然是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但是对于生活在边疆的民族来说，却是一种重大的转变，关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正如拉铁摩尔所说：“在最典型的草原与标准的中国农业城池及水田之间，隐藏着亚洲内陆边疆上迁徙及征服的秘密。”[3]的确，屯田发展是社会管理模式与社会结构的改变，也是一个征服的过程。由于伊犁草场条件优良，一直以来是中亚游牧部落的中心。清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秩序，清王朝通过建立戍城，形成权力中心，他们也在探索新的边疆治理模式。清代以来，以伊犁河谷为中心的大面积草原地带之所以维持了长久的稳定，与社会结构的改变有重大的关系。在农业作为物质基础的前提下，伊犁的城市发展也极为迅速，甚至一些城市超越了南疆那些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城市。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屯田，这一点清代统治者深以为然，所以发展屯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很早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可以通过与天山之南绿洲社会的对比了解伊犁屯田的重要性。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长久以来以天山之南的绿洲城市为主，这些绿洲城市以军事戍守的城堡为中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连属的社会，这一社会形态以绿洲农业为基础，军农合一。但这种方式在草原绿洲并不适宜，伊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草原社会，长久以来游离于中原的统治之外，尽管这些草原部落容易征服，但大军撤退之后，游牧部落会迅速回击，所取得的军事成果很快便付诸东流。这种状况在伊犁周边地区持续两千年之久，乾隆平定准噶尔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如何有效控制既得成果，因而在亚洲内陆的草原核心地带探究一种全新的统治秩序是富于挑战与重大意义的。清代伊犁向农业社会的转变是探索西北边疆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准噶尔时期，为了解决对粮食的需要，已经从天山之南的绿洲抽调富有经验的维吾尔族进行耕种，但他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附属于准噶尔，很难改变一直延续的社会结构。清王朝下定决心要在伊犁形成一种长久机制，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粮食问题，众多的戍守官兵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因此清王朝对伊犁的统治是从发展农业开始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城市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伊犁河北岸九个相互连属的城市相继建立，形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城市与城市之间是大块的平原地带，又依傍伊犁河，发展农业得天独厚。从清王朝决定发展屯田开始，伊犁由游牧社会逐渐转向以农业为主的混合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乾隆二十五年(1760)，考虑伊犁距离中央遥远，恐难以控制，若要形成长久机制，则需屯田驻兵[4]，屯田很早被提上议事日程。乾隆二十七年(1762)，伊犁将军正式设立，屯田发展相伴而行。伊犁三面环山，形成了一个温暖向西敞开的三角地带，东西八百余里，南北三四百里，“西风气流长驱直入并沿山坡形成降水，而且使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干热气流和西伯利亚的寒潮大风难以入侵本区，形成了温和湿润的气候基调”[5]，伊犁的气候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山气候，多变的气候造就了森林、草原、农田为主的多样化自然景观。而河谷地带的平原昼夜温差大，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雪山之水消融滋润，引渠灌溉，农业条件得天独厚。清王朝很快决策，大力开展屯田，试图将伊犁打造为西域的中心，以维持长久稳定的统治。屯田的发展调动了多方面的力量，不仅有南疆的维吾尔族，也有驻防的八旗兵与绿营兵，规模空前。

二、兵屯、旗屯及回屯的发展

伊犁农业社会的形成是多个群体不断努力的结果，清代伊犁的屯田有兵屯、旗屯、回屯、民屯、遣屯等不同的类型。伊犁兵屯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阿桂从阿克苏“带领绿营兵一百名至伊犁开垦屯田，是年又调绿营兵九百名共计一千名广为耕种，至三十四年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起初兵屯不携眷属，至乾隆四十三年“携眷属定额三千名，以五百名差操，二千五百名屯种，分为二十五屯。”[6]。绿营屯田多来自甘肃、陕西两省，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绿营屯田的数量逐渐增大，已有相当规模[7]，生产的粮食多有盈余，绿营兵驻扎在瞻德、绥定、广仁、熙春、塔勒奇、拱宸等城，这些屯田与回屯连成一片，形成了伊犁农业社会的初步结构。有关伊犁的兵屯，祁韵士在《兵屯》一诗中有非常形象的描写：“细柳云屯剑气寒，貔貅百万势桓桓。列城棋布星罗日，阃外群尊大将坛。”[8]足见兵屯对伊犁社会的影响之大。伊犁九城之中，有六城以兵屯为主，他们由起初的换防开始携眷生活，逐渐形成了兵农合一的社会。

随着八旗驻兵的增多，八旗兵的消耗越来越大，因此为了解决八旗兵的资养问题，旗屯也逐渐发展起来。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三营，农牧兼行，索伦在霍尔果斯河东，察哈尔在博尔塔拉一带，厄鲁特在特克斯、昭苏一带。锡伯则在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一带屯田。满营旗屯主要在惠远、惠宁两满城周围。锡伯族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共3300余人分两批西迁伊犁河南岸以八牛录编制，农业生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首先疏浚了旧渠绰霍尔渠，开垦荒地万余亩。但是经过了三十年左右的发展，锡伯族人口大量增加，耕地严重不足，面对这种局面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带领锡伯民众修筑100公里左右的察布查尔大渠，将伊犁河水引到旧渠南岸的荒原，在大渠两旁开垦了10万亩的良田；察哈尔也分两批西迁到博尔塔拉，他们一边戍守卡伦、台站，一边在博尔塔拉河谷地游牧耕作，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厄鲁特营主要由附内地的准噶尔，逃入哈萨克、布鲁特后又陆续返回的准噶尔，以及随土尔扈特部东返的沙比纳尔组成，左翼上三旗主要在特克斯河上游游牧，右翼下五旗在崆吉斯(巩乃斯)河两岸游牧，同时发展屯田，尤其是下五旗屯田发展迅速。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布特哈索伦组成的三旗西迁伊犁后，紧接着第二批也到达伊犁，他们被安置在霍尔果斯河两岸游牧耕作，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概而言之，驻防族群的到来，不仅是军事驻防的需要，而且也是经济生产的需要，他们农牧兼备，贡献很大。

回屯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左右，起初他们就是为修建戍守城池服务的。建城在伊犁尚未平定时已提上议事日程，《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参赞大臣舒赫德筹划平定回部后即派绿营官兵前赴伊犁修筑城池事宜折》：“回子迁置伊犁，理应安置办理，然伊犁地方建城池，须用绿营兵修城。”[9]建城是绿营兵所擅长的，清王朝决定在伊犁建城后，便从天山南部平定回部的绿营兵中分派三四千人，前往伊犁修城。在修城之前，首先面临的是粮食问题，清王朝决定从阿克苏、乌什、库车等农业发展成熟的地区调回子三百余人前往伊犁屯田，后又陆续从叶尔羌、和田、哈密、吐鲁番等调遣回子前往伊犁屯田[10]。乾隆二十五年伊犁设官之始，《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伊犁屯田地方修建城池并增派兵丁及回子折》：“今年二月，奴才阿桂与副都统伊柱一同率官兵及屯田三百回子自阿克苏启程，三月抵达伊犁海努克，加紧修渠，开垦荒地，至四月二十日俱播种完毕。随后奴才丰讷亨、常亮抵达后会同催促回子灌溉田地，不时巡查。”[11]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农业在小范围内先发展起来，粮食产量大量增加，收成翻了十至二十倍，可供驻守官兵及屯户所用，为相继修建城池和兵房做好了充分准备。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回屯一直发展，具体情况如下：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月从阿克苏、库车、乌什迁入300户；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二月，从阿克苏、库车、乌什、沙雅尔、赛里木、拜城迁入700户；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从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等地迁入355户；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至三月间，从阿克苏、赛里木、拜城、乌什、库尔勒、布吉尔、库车、沙雅尔等迁入462户；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二月，从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地迁入1700余户；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从呼伦贝尔迁入94户；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一月至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从叶尔羌、和田、喀什噶尔、阿克苏、辟展迁入1700余户；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从库尔勒等地迁入31户；乾隆三十年(1765)底，从乌什迁入481户；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从乌什等地迁入500户；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九月和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从吐鲁番迁入500户；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一月，从叶尔羌、和田迁入350户；乾隆三十八年(1773)，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迁入362户[12]。

从乾隆二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八年十余年间所迁回户7700余户，首批迁入者在海努克一带，其他迁入者主要分布在伊犁河北岸的固勒扎、巴彦岱、吉尔噶朗一带，固勒扎为回屯之中心[13]。乾隆二十六年，回屯已有一定的规模，主要分布在伊犁河两岸，海努克600户，哈什500户，博罗布尔噶苏1100户，济尔嘎朗900户，塔什鄂斯坦400户，鄂罗斯坦600户，巴尔图海600户，霍罗海800户，达尔达木图500户[14]。为了更好地管理回屯及防务，清政府决定在固勒扎建城，因此以固勒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城市，这里逐渐聚集了一批以农业为本的维吾尔族人。这成了后来伊犁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三、户屯、遣屯的发展

户屯(即商户之屯)，创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商民张子仪等三十二户自乾隆二十八年起，共报垦麦地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亩六分”“张尚义等二百户，自乾隆二十八年起，共报垦蔬地、稻田一万六百六十八亩六分”“张成印等二十三户乾隆三十九年人屯田户籍共种地六百九十亩”“王已兴等三十户乾隆四十六年人屯田户籍共种地九百亩”“任世才等一百一十四户乾隆四十五年奏准每户拨给地三十亩，共种地三千四百二十亩”[15]“庄世福等四十八户以无碍屯工之隙地，请拨令开屯。”[16]户屯尽管数量不能和回屯及兵屯相比，但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份量，他们依然是伊犁社会结构中重要的部分。户屯是清代充实新疆人口的重要措施之一，事实上户屯的来源成分非常复杂，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些商户因各种原因来到伊犁，他们有相当一部分长期定居，在清代后期成为非常重要的屯田力量之一。

除了以上的屯田外，伊犁还有相当数量的遣屯，即遣犯人屯田。清代伊犁是流放犯人的主要地方，自乾隆年以来流放的人数每年增加，他们多数充盈到屯田之中，这部分数量实难准确估算。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起，清政府陆续向伊犁遣戍罪犯，有只身遣犯，携眷属遣犯，还有指地安置的遣犯，这些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屯垦的过程中逐渐释放，进一步充实到伊犁的农业社会中，他们是伊犁屯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伊犁的农业开发仍有积极贡献。

四、屯田的发展与伊犁社会结构的改变

社会结构指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即不同的社会要素之间所具有的稳定性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7]，经济发展是社会结构的现实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社会结构。从这个意义言，屯田的发展是清代伊犁社会变迁的经济基础，各驻防族群与进行回屯、遣屯、户屯的其他族群之间共同构成了一种生产关系，是以伊犁将军府为中心的军府制这一上层建筑为保障，同时伊犁的军府制也保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运作。

天山北路屯田的巨大发展，使人口大量增加，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左右，伊犁的人口已达十万多人[18]，除了军事驻防人口外，农业人口占有相当比例。乾隆年间是伊犁屯田发展的全盛时期，回屯6000户，种地90000亩；兵屯2500名，种地50000亩；户屯1085户，种地66211亩；旗屯5073名，种地40584亩；遣屯117名，种地1611亩。合计种地248406亩[19]。这种短时间大规模的屯田，在新疆以往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众多部族的屯田共同奠定了伊犁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为建立更加符合中原统治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清王朝统一伊犁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府，建成惠远、惠宁、塔勒奇、宁远、绥定、广仁、瞻德、拱宸、熙春九城，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伊犁的人口也大量增加，居全疆之首。除了屯田之外，伊犁有辽阔的天然牧场，牧业发展亦非常迅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从热河等地调拨马、牛、羊等畜牧资源，伊犁开始增设牧场，规模空前，用来保障军需。牧场主要由驻防族群察哈尔、厄鲁特管理。牧业的发展主要在伊犁河谷平原的外围地带，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各处放牧，这些营垒之中，人口也逐渐增多，如“奏言投诚土尔扈特内安插伊犁沙毕纳尔等八百六十七户归入下五旗厄鲁特”[20]哈萨克、土尔扈特投诚者安置在厄鲁特营中以牧业为主。“伊犁自北而西及塔尔巴哈台城，皆哈萨克游牧。伊犁西南一带边外，皆布鲁特游牧。”[21]清代平定准噶尔以后，哈萨克大玉兹汗阿布赉归顺朝廷，后其他小玉兹也陆续归附清王朝，哈萨克在巩乃斯河一带与厄鲁特一起游牧，他们也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同时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四营在屯田处形成了以村镇为中心的农牧结合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元素之间相互关联，农牧之间也紧密互动，在惠远城西门外有专门的贸易厅，哈萨克用畜牧产品来交换绸缎、布料等产品，形成了互惠互利的格局。

以伊犁九城为中心的屯田正在改变伊犁一贯的社会结构，而且随着驻防族群由临时驻防变为永久驻防，人口还在增长，社会发展逐渐稳定。军府人口、屯田人口、遣犯、商户、游牧人口等共同构成伊犁的人口结构，这些人口包含汉、满、维吾尔、哈萨克、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十多个族群，都在伊犁将军的管辖之下。不仅农业生产具有统一性，而且戍守边疆等军事行动亦有统一性。可以看出，伊犁社会结构与传统的南疆社会绝不相同，是多个族群作用的结果。从屯田开始，伊犁的经济基础发生改变，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发展模式经过漫长的摸索逐渐形成。屯田初具规模，以伊犁将军府为首的军府制也逐渐完善，形成了以伊犁河谷为中心西北边疆治理的新路径。各驻防族群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互融互通，亦在探索一种新型的文化发展的模式。

五、结语

伊犁九城建立在有众多水源的地方，南边有水源丰富的伊犁河，伊犁河的两条支流霍尔果斯河与乌哈尔里克河，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适宜农业，较之新疆的其他地区，伊犁粮食产量更加丰富。在伊犁九城建城之初，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水田的发展已形成规模，祁韵士《水田》：“灌溉新开郑伯渠，沃云万顷望中舒。便宜谁上安边策，充国屯田十二疏。”[22]此诗乃疏浚渠沟后，良田百里之景象。以伊犁九城为中心，形成了兵屯、旗屯、回屯、民屯、遣屯等不同类别的屯田，依九城各自分居，索伦、察哈尔、锡伯、厄鲁特设置于伊犁河两岸。这些农业人口的大量迁移，迅速改变了伊犁原有的社会结构，伊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伊江汇览》“土产”：“伊犁四境，一望平川，地裕水广……果中有桃、杏、葡萄、沙果……蔬中有韭、葱、蒜、茄、菠菜、白菜、白萝卜……瓜中西瓜、甜瓜、脆瓜……”[23]物产丰富，一派田园气象。祁韵士到达绥定城，如此记载：“总镇驻此，为伊犁屏翰，地形开敞。官道两行，柳色掩映怡人，叱犊耕田，村村打麦，太平景象浩荡无边，颂扬所莫罄也。”[24]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农业景观。一个自足的社会逐步建立。因此农业的发展对西北边疆的稳固以及可持续发展，不管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皆意义非凡。伊犁九城建立从农业开始，其运作亦与农业相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