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海的大族与海上航运
——以元代为中心的考察

张 晓 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4)

本文研究元代上海地区(1)本文使用的“上海地区”一词的地理内涵是指当代上海市行政管辖范围内地域，及其在古代相对应的地理范围，界于东经120°52′-122°12′，北纬30°40′-31°53′之间，包括16个市辖区的地域，总面积6340.5平方千米，主要包括相当于清代松江府的全部及苏州府、太仓州的部分地域。因为古代并无上海市的区划名称，而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即使存在过以上海为名的行政区划，与今天上海市的地理范围也很不相同。从行政区划看，今天上海的历史前身大致先后为唐宋的华亭县，元代的松江府和明清的松江府。其实直到现在浦东区东部的沿海地带有些地方仍然是新近成陆的状态，而其成陆淤积仍在海平面1米线以下，沿海淤积的自然历史过程仍在继续发展中。在历史上上海也出现过已形成的陆地重新沦为海洋的现象。完全打破流动化的历史地理过程去论述上海史是不可能的。的大族在海上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上海与丝绸之路关系史的资料搜集与课题研究，发现元代存在权贵海商现象，且一些“江南顽民”的上层人士兼具了权贵和海商的双重身份，并以上海地区为据点活动。在元代以前，这种大族掌握海上贸易活动的情况在上海地区没有出现过，这一历史现象值得研究。以往的研究，如张剑光《宋元之际青龙镇衰落原因探析——兼论宋元时期上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变迁》讨论了元代海运活动对上海外贸的刺激[1]，周运中《元明时期上海的海运业变迁》涉及元代沈氏出海贸易和张氏为官方海运服务的历史事迹[2]，笔者的论文《略论唐宋元时期的上海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活动》也对元代上海地区海外贸易面貌有所研究[3]。有关上海城市史的学术专著如熊月之编《上海通史》[4]、唐振常《上海史》[5]等对上海古代贸易问题和港口史都多少有所涉及，而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6]、辛元欧《上海沙船》[7]分别聚焦于港口和航运的历史研究。限于观察角度，这些专著并没有对上海地区和丝绸之路的关系专门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论及朱清、张瑄的海上活动，但是都没有讨论元代上海地区大族海上活动的整体面貌。故笔者撰文做一专门研究。

一、元代上海地区丝路贸易的兴衰背景：海洋贸易政策与水文地理变迁

史称元代“江南数郡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8]。“江南顽民”在海上颇有作为，其中一部分也是在上海地区出现的。

有学者认为在宋代，有诸多外贸港口，“其中杭州和明州居于主导地位。温州、青龙镇等居于辅助港的地位”[9]19。到了元初，上海港一度成为设有市舶司的全国性一流外贸大港，也是地理位置最北的官方市舶司口岸，这是上海地区港口作为市舶港的盛期之肇始。

元朝重视海上贸易和商税收入，元世祖忽必烈在他的诏书中曾称：“市舶司的勾当，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10]874这体现了元世祖以海外贸易为重的思想。元朝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较高，上海市舶司就是在元世祖时期设立的，即于至元十四年(1277)在上海、澉浦、庆元(今宁波)三处海港同时设立市舶司[11]2401，次年朝廷下诏书招徕番舶前来贸易。后来元朝在东南沿海的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杭州、温州、广州等七个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11]372，之后又在广东雷州半岛设立第八处市舶司，且实施统一的税率。至元三十年(1293)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奏称除早设的七个市舶司中只有泉州按照三十取一收税，其余都是十五取一，奏请按照泉州的原则统一标准，即全部予以降低到三十取一，他还指出应把温州市舶司撤并入庆元市舶司[11]372。

由此可见上海港成为元代初期的全国八大海上对外贸易口岸之一，而且在这些口岸当中上海港是地理位置最北的一个，理所当然成为东北亚国际往来的必经要港，同时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保持着相当的联系。当时前往朝鲜和日本的海港起点一般是庆元和上海[3]123。显然当时中国南方的港口地位远胜北方，而北方甚至不开放可以直接对外贸易的港口。

《新元史》记载元代至正十七年(1280)，上海市舶官员招船提控王楠出于保护本国土货经营者的想法，提出了“双抽蕃货，单抽土货”的税收政策[12]350。史料中称至元十七年二月二十日，行中书省来呈：

上海市舶司招船提控王楠状告：“凡有客船自泉、福等郡短贩土产吉布、条铁等货物到舶抽分，却非番货，蒙官司照元文凭番货体例双抽，为此客少。参详吉布、条铁等货，即系本处土产物货。若依番货例双抽，似乎太重，客旅生受。今后兴贩泉、福物货，依数单抽。乞明降省府准呈，合下仰照验施行。”

另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则为：

时客船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上海市舶司招船提控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番货之征也；单抽者，土货之征也。[13]2023

实行上海官员王楠的意见之后，这一政策与现代的“重课进口货，轻课出口货”的保护关税原则有相似之处，即对本国国内贸易的商品少收税，而对进口商品收重税，有助于推动国内贸易发展和对外贸易出超，并促进本国生产发展。在此鼓励下，东南沿海商民纷纷出海贸易，市舶官依例“抽解”，然后便听其自由买卖，于是出海贸易之风活跃异常。在此历史背景下，上海的对外交流和海上贸易也有了新的进步。上海地区的市舶官员有此认识，与其当时当地所见贸易状况有关，也与元朝一代官方重视外贸税收的政策有关。

因此，元代经由上海地区的丝路贸易整体依然繁盛。元代松江府的夏税丝帛数量为年18974两[14]16，这说明当时松江本地的纺织品生产规模不小，仍然能够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大量优质商品。

当时自上海港出发的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群岛[3]124。元代上海港出口的商品包括有周边如苏杭产的五色缎、绸、布(包括花布和青布)和丝等纺织品，以及瓷器、大黄、铁器等文化用品和生活日用品，此外还有从闽浙地区转运往日本、高丽贸易的陶瓷和金银，进口的商品则有来自东南亚的珊瑚、玛瑙等珠宝和犀角、象牙、香料、药材等蕃货[6]26。但是，元代后期上海港口因水文地理条件变迁而有所衰落，同时太仓港口兴起，分担了一定的丝路贸易港功能。

元朝大德二年(1298)，元成宗下令将上海市舶司和澉浦市舶司撤并入庆元市舶司。至正二年(1342)元朝廷又在太仓武陵桥北设立了市舶提举司。此事说明在半个多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太仓港口地位已经暂时接近和超越上海港的官方贸易港地位，而元朝后期长江口对外贸易口岸已经由上海港移至刘家港，同时也说明南宋就已经兴盛起来的宁波港口想接手长江入海口贸易口岸这个功能确实很难，结果只是和刘家港暂时分担一下。2016年，在太仓城内东侧的致和塘南岸，考古活动发现了樊村泾元代遗址，中有房屋、道路、河道等各种遗迹，出土了不少文物，还有大型仓储遗址，仓址紧邻致和塘，存储有大量元代瓷器，种类非常丰富，说明此地在元代后期成为一处重要的仓储基地和商贸场所[15]。

元朝来刘家港贸易的商船以高丽、日本等国居多，其次是东南亚海船，这同样也与市舶港口区位分布有相当关系，甚至号称“万艘如云，毕集于刘家港”，刘家港遂号称“天下第一都会”“六国码头”。但是上海港也并不是完全衰落，仍然间接参与外贸。元人许尚在《华亭百咏·苏州洋》中云：“已出天池外，狂澜尚尔高，蛮商认吴路，岁入几千艘。”[16]305诗题中的“苏州洋”一词是华亭以东海面的称呼，这个称谓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唐代苏州包括华亭和青龙，而自宋代开始，苏州基本成为内陆郡县，上海地区也基本不归苏州管辖，称这片海域为“松江洋”还差不多，故此当时应当还有不少船只经过市舶后转到上海。上海港的相对衰落，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理条件变迁，因为到元末明初吴淞江下游一度淤塞，“下流壅塞，难即浚治”[17]908。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九则称当时“潮汐淤塞，已成平陆”。上海港和刘家港的兴衰交替还表现在明初朱元璋在其建国的1368年当年即在太仓和黄渡设市舶司，以及明初郑和下西洋选定太仓刘家港而不是上海港作为出发基地[18]106。

必须指出的是，“刘家港”一词本来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港口，二是指河流，河流在明代中期就渐渐发生淤塞，而且太仓港口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深入内地的通道存在不足。因此太仓港口很快又要让位于上海港口。明初郑和下西洋就数次在上海海域集结和停泊[18]107。考虑到元朝历时较短，不足百年，太仓港和上海港地位的反复轮替只是反映了一种中期性而非长时段的历史变化。

上海港的衰落不等于元朝不重视上海港，大德八年(1304)五月，中书省臣言：“吴江、松江实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余里，况海运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户役万五千人浚治，岁免租人十五石，仍设行都水监以董其程。”皇帝从之[11]459。于是，是年正月“丙午，浚吴松江等处漕河”[11]467。上海的海运地理条件于是又发生重要改善。

二、元代上海地区海运权贵大族与外贸活动：崇明朱氏、嘉定张氏和西沙殷氏

元代的江南，包括上海地区出现了不少热衷于海上经商的权贵和大族，也参与和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其中上海地区本地的朱张殷三氏都系自宋末投诚元朝的大族。

《松江府志》所称元代“江南顽民”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日本、琉球、满刺、交趾各地，于是，“外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8]。有的通过派遣“家客”“干人”等代理人出海贸易[10]884。“拥有船只多艘者，则委派船总管分赴各国”[19]49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几家垄断海运的权贵大族。

元代初年长江口地域出了两个大海商，崇明朱清和嘉定张瑄。他们曾奉命为朝廷筹办南北方之间的海上漕运，且同时借以组织私家的海外贸易活动，也是海上丝路史上之重要事件。元代共设立三个海运运粮万户府，分别由朱清、张瑄、罗璧三人掌管，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版图来看，朱、张两人算是上海人，罗璧算是镇江人。在南宋末年，年幼的崇明人朱清以捕鱼为生，而嘉定人张瑄则为乞丐。朱清杀人后流亡海上为盗[20]47。后来两人相识后合伙做贩私盐的生意，后来又做了海盗。南宋的官府要缉拿他们，二人就举家自海上逃到北方的山东半岛，继续兼做海商与海盗，也参与走私贸易活动。不仅是朱张，元代崇明涌现的海商家族多是在南宋末年就开始从事航海事业，在宋末就已经冒死游走于南北政权的辖区间以求生计，“携老幼扬帆入海，南自通海，北至胶莱，往来飘忽”，“濒海沙民富家苦之，官吏莫如何也”[21]695。

在元军南下灭宋统一过程中这些海商家族多数顺势投元。元朝政府招降朱、张二人，委任为军官，又令其追随丞相伯颜大军南下，参与灭亡南宋的战役。元朝统治者了解到朱、张二人在航海方面的能力和潜力，并早早加以利用。平南宋后，伯颜令朱、张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后来元朝在陆上重新开通京杭运河，“又开胶、莱河道通海”，然而“劳费不赀，卒无成效”[11]2364。到至元十九年，伯颜追忆朱、张自海道运宋朝图籍的事迹，向朝廷奏请实行海运漕粮，“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11]2364。

然而，由于初次海运缺乏航运经验，朱、张在海上“沿山求?冑，风信失时”，至次年方才运到天津。元世祖失望，仍然以运河漕运，然而在至元二十年(1283)开通“新河”后，“候潮以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而忙兀言海运之舟悉皆至焉”。于是元朝把组织运河漕运逐渐改为发展海运。

朱、张二人后来还曾参与跨海远征日本和占城国。到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朝廷进一步提升朱、张的职权：“遂以昭勇大将军、沿海招讨使张瑄，明威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船朱清，并为海道运粮万户，仍佩虎符。”[11]293

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世祖增“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丁、乌马儿等海运船。户、工两部各增尚书二员”[11]298。是年成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结果海运万户府总为四府[11]2365。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张瑄海漕有劳，遥授宣慰使”[11]303。

元世祖专设两个海路漕运万户府，只由朱、张二人分掌：“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属有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以督岁运。”[11]2365

朱、张等人组织的海运活动对商业的刺激很大，私家的“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还曾营建长江口以北的太仓港市作为航行和贸易的基地：“舟师货殖通诸蛮，遂成万家之邑。”[22]11“先是刘家港渐西势日深广，清、瑄因导以入海，通海外番舶，蛮商夷贾云集鳞萃，当时谓之六国码头。”[23]14

元代的海运管理机构在元初经历了多次改组，到至大四年(1311)才基本定型，由“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总领，其下设七个千户所及镇抚所，七个千户所包括常熟江阴、昆山崇明、松江嘉定、杭州嘉兴、庆元绍兴、温台等六处，再加上设置于平江路的“海道香莎糯米千户所”。元代主要的海运世官家族都分布于这七个千户所的辖地之内，他们将漕粮海运作为一种家族世袭职业。

元代海上漕运活动和海上贸易的关系非常紧密。元朝海上漕运的规模很大，每年从江南地区运漕粮二三百万石北上大都。这条海运航线即北洋航线的先驱，成为南北方之间经济联系的大动脉。东南沿海各省所产的货物及自南海而来的海外“番货”，都汇集于朱清、张瑄开府的长江口一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海运北上山东半岛和渤海湾，甚至转运到元京师大都。漕船返航时，又可以将北方的农产品和其他特产运回南方。这条海上航线当然促进了国内的南北货物交流。同时也发生大量衍生的贸易内容，包括中转贸易、海上走私和拉动对日本高丽的贸易。元代海运漕船也多在上海打造，都是平底沙船型海船[7]58。后来，上海港衰落，长江口市舶港的地位被太仓取代，而太仓港口的经营也和朱、张有关。二人“自崇明徙太仓，以海运开市舶司，通日本、琉球诸岛，商货骈集，遂成东南大都会，号六国马头”[24]662。

朱、张二人的子侄甥婿和左右仆从多数来自西沙崇明，从事海商贸易：“子侄甥婿皆大官，田荫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舆骑塞隘门巷，左右仆从皆佩于菟金符，为万户、千户。”[25]64

朱、张二人的结局并不好，因为被人举报有枉法事而在大德七年被抄家[11]447。次年族属被禁锢[11]457。

崇明西沙的殷氏一族，也是元代的海运高官世家，根据明代正德《崇明县志》记载殷氏一族有7人担任海运官员，约占总数的七分之一[20]46。情况列表如下：

姓名殷明殷茂殷实殷宗政殷宗实殷宗泰殷旭官职授显武将军,领海路船户,佩三珠虎符。敦武校尉,管领海船千户。宣武将军,海船副万户,佩虎符。昭信校尉,海道千户。武德将军,海道千户,佩金符。进义校尉,海道百户。进义校尉,海道百户。

这个家族的前辈殷明本来是南宋末年的承信郎，官授两淮制置司统制马步军副总管，归降元朝后，于至元十三年(1353)“为海漕建言，踏开生路”[20]47，开创了元代海运史上的第三条线路。

根据《元史》记载，海运的路线在元初是一条艰辛的路线：

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奥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就上言称路线险恶，重开了第二条路线：

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觜，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11]2366

次年身为千户的殷明又开辟了新路线：

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11]2366

第三条路线即从刘家港开洋至崇明三沙，避开万里长滩直取黑水洋，顺风十日可到山东半岛的成山，关键不仅在于减轻风险，也降低了运输成本，“后减脚价作六两五钱”[24]662。因此殷明有功官封显武将军、海船万户、汝南郡侯。

相关的历史影响一直波及到明代，因为直到明代，崇明县仍有“乡人多由海漕登仕”的传统[24]48。

三、市舶权贵杨氏及其他家族在上海一带的海上贸易活动

来自浙江地区的杨氏是世代管理市舶贸易的官宦权贵。其先人杨发也是归降元朝的原南宋将领，在南宋时曾任“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归降元朝后，“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负责前宋两浙路范围的市舶贸易管理[26]141。杨发之祖杨春来自福建沿海，杨氏家族落籍在澉浦，但入元之后家族代表人物之涉海活动多与元代上海港有关，或任职主事于上海地区，或以上海港为海事基地。

到了至正十四年(1277)，朝廷派杨发管理上海市舶司对外贸易：“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歹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11]2401

杨发子杨梓也是海事官员，曾参与元军对爪哇的海上远征。又如史料记载，1301年元朝官员杨枢曾奉命率船从上海港出发开往西洋(今印度洋一带)进行贸易，历时约三年。杨枢不是上海地区本地籍贯的人士，但从上海出发下西洋，因功封授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上海地区成为其海运仕途及定居安身之地。根据杨枢的墓志铭记载，他世居澉浦，占籍嘉兴，死后追赠松江府知府[27]452。有些学者的研究中直接称此事为松江知府杨枢或是松江官员杨枢出使外洋，不免有误，违背了历史事件的顺序。杨枢曾两次出海远航，一是在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前往西洋，在大德八年回来，二是在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再次远达西亚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即今天的霍尔木兹，然后归国。杨枢远航行动与元朝中央政府和西亚蒙古伊利汗国合赞汗之间的外交有关。伊利汗国是元代蒙古人在本土之外开拓的四大汗国之一，其创建者旭烈兀奉蒙古大汗蒙哥之命令西征，于1259年建立这个大国。1298年合赞汗遣使进贡元成宗[28]764，使臣那怀来到元大都已是大德八年(1304)[11]406。

杨枢的第一次航行，本是从事贸易活动，且是“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元朝的官本船制度是官商合营的贸易制度，即由官府请商人代为经商出海，官方出船出本钱，分享利润：“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1]2402

这种官民合营的方法源起于元世祖的大臣卢世荣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提出的建议，本意是为了所谓“禁私泛海者”[11]4566，实则是为了官府垄断图利。然而是年卢世荣罢官，元朝又取消这一政策，改为允许私商贸易，依法交税[11]4570。在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朝廷设立致用院，恢复官本船制度。然而杨枢下西洋时只有十九岁，是因其家庭有海商背景，具备航海能力，故为朝廷利用，出访西洋，且途中贸易。大德五年杨枢遇到了伊利汗国的使臣那怀，把他载运到北京，元朝给予杨枢功赏，“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27]453，并令其送那怀归国。于是大德八年杨枢再赴西亚，大德十一年再次抵达波斯湾忽普模思登陆。前后历时五年，杨枢在途中不断开展贸易：“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既又用其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蕃盐之属以进。”[27]453

杨枢在天历二年(1329)执行海运任务抵达直沽仓的时候发病，归江南就医，很快被升职位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然而“命下，君已卒，至顺二年(1331)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九”[27]453。

杨氏家族因其航海能力强，家有大量船舶，被视为朝廷的漕运栋梁。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十月，江浙的省臣曾上书称：

今岁运三百万，潜舟不足，遣人于浙东、福建等处和雇，百姓骚动。本省在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马合谋但的，澉浦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为海通运粮都漕万户府官，各以己力输运官粮，万户、千户并如军官例承袭，宽恤潜户，增给漕直，庶有成效。[11]528

意即推荐杨氏家族承包海上漕运业务，执掌设于上海的都漕万户府，而元尚书省则进一步提出：“请以为遥授右丞、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设千户所十，每所设达鲁花赤一、千户三、副千户二、百户四。”[11]529

上奏得到元武宗的同意。沙不丁也是在元世祖一朝长期管理海运和市舶的蒙古官员，曾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马合谋但的则是泉州商人，属于色目人。沙不丁、合不失兄弟一家与杨家都是有大量私家船只的海商，应该都是有海上贸易活动的大家族。武宗至大四年(1311) 杨梓奉命“运海道，改万户，督粮赴都”。毫无疑问杨氏家族也是漕商一体的家族。杨梓经营海事多年，非常富有，据《海盐县志》卷七记载：“延真观，在西门内大街南，即旧志真武庙也。元土官宣慰杨梓居之，建楼十楹，以贮姬妾。明初，杨氏远徙，改为延真观。”[29]888而他为海盐的禅悦寺铸钟，`极尽奢华：“用海外铜五千四百八十斤范铸。建六丈楼悬之，声闻数十里。”所谓“海外铜”应是杨氏家族通过海道贸易得来的。

此外，在元代嘉定地方，下海致巨富的大海商家族还有管氏、沈氏等。元人陶宗仪的妻子即为上海海运大商人费氏之女，而在陶氏的《南村缀耕录》中记载：“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蕃买卖，致巨富。”[25]342

据明人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所载，仅元代松江一地民间还有数个海商大族：“在青龙则有任水监家，小贞有曹云西家，下沙有瞿霆发家，张堰有杨竹西家，陶宅有陶与权家，吕港有吕璜溪家，祥泽有张家，干港又有一侯家。”[30]136

这些人往往都拥有自己的很多船只和商业资本，但是上等海商一般是海运官宦世家，而中下等的海商往往因为自有船舶不多，或没有大型可航海的船只，打通官府关节的能力又很有限，只好做大舶商的“人伴”，“结为壹甲，相互作保”[31]233，实际上是以合伙的方式搭船出海经商，或者在船上充任职务和负责携货出海贸易，对权贵海商属于依附状态。到元朝至正年间上海县的海事群体数量不小，方志统计有“海船舶商稍水五千六百七十五人”[32]119。

四、结语

在历史上，上海地区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关系经历了多个阶段，元朝是其中一个特殊的时期。元代上海地区出现了一些从事海洋航运和贸易活动的大族，其中的代表人物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第一，他们多是在宋末即从事海事活动者，或为宋代沿海官宦，或为宋代海上亡命分子，但其都在宋亡的过程中受元朝招降，转化为元代的沿海海事官员。第二，这些家族在元代皆为海运与外贸官宦世家，其私家海上运输力量不下，在元政府的信赖下具有“承包”官方海事活动的能力。第三，利用元代海洋政策中重视和开放外贸的部分，多数家族的海洋贸易活动都得到了有力发展。第四，与前代相比，在元代的上海地区首度出现了海事大族兴起的现象，这是元代中外海洋活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第五，这些大族在上海地区的出现或活动，体现了当地海事活动发展的活跃度很高，也说明上海地区港口在元代中外海洋航运与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