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文人尺牍的价值概说

季 南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尺牍是古代文人、官员之间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它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物交往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当前，域外汉籍研究已成显学，作为域外汉籍重要组成部分的朝鲜朝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尺牍，对开展东亚汉文学研究、中韩(朝)关系史研究、中韩(朝)交流史研究都有重要作用。本文从文献资料、传播学、文学、书法等方面，总结朝鲜朝文人尺牍的价值，期待其在相关领域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一、文献资料价值

(一)为朝鲜人物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朝鲜朝文人尺牍散见于朝鲜朝文人文集及各种尺牍集中，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尺牍资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利用。以尤庵宋时烈为例，中韩学界有关宋时烈的研究成果很丰富，涉及宋时烈的儒学思想、王权论、所牵涉的党争等，但少有人从他留下的6423封尺牍中探寻其人格修养。宋时烈尊崇朱熹，重视自身的修养，把朱子的言行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学问和事业上一直孜孜汲汲地努力。他曾致书有民族气节的名儒清阴先生金尚宪，评价自己“性质偏驳，志气昏浊，存心持己，每在乎人欲之中而不能以自拔”[1]3。“每在乎人欲”的行为与朱子学派“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相违背，因此宋时烈忧心忡忡，常深夜静思。“粗闻古人为己之学，而用力不勇，厚蔽难开。岁月侵寻，欻过半世，每中夜起坐，徒切愧惧。”[1]3时隔不久，宋时烈又致书清阴先生，检讨自己为学上的缺陷：“窃伏穷山，奉亲粗遣，读书为己之功，虽不敢专废，而志气不强，物欲互夺其隐微之际，固不暇点检，而显然尤悔，日以山积。”[1]3在给友人安隐峯的书信中，他也进行自我批评，流露出“质既卑驳，行又不力，尤咎日多，悔吝山积”[1]14的惭愧之情。正是在这种真情流露的尺牍中，我们认识了一个谦虚谨慎、懂得自省的宋时烈。

《琴易堂文集》收录朝鲜宣祖朝名臣裴龙吉的诗歌220首。中国学者对裴龙吉的研究成果很少，其中陈蒲清与韩国学者权锡焕合作的《韩国古代寓言史》谈到了裴龙吉反映壬辰战争的寓言作品《义牸说》。《义牸说》通过塑造一群正义的母牛形象，讽刺贪生怕死的将领和地方官员。裴龙吉是壬辰战争中的义兵，他组织军民全力抗倭，但学界关于裴龙吉抗倭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而《琴易堂文集》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裴龙吉曾经给明朝总兵刘珽、杨镐，游击将军王必迪、吴惟忠以及朝鲜的多位巡察使写过书信。在“贼势始挫而终炽，东莱数邑，没为贼窟”的形势下，他致书游击将军王必迪商讨作战对策：“许仪后目击倭贼之情状，远叫防备之谋策，所谓精兵五十万，置丽地以御之，又抄五十万，入辽教练，以为继援，其为策，策之善也。臣等出师累岁，非不尽瘁，顾念朝鲜兵食俱竭，势弱贼强，剿贼无期。今虽不能一依许奏施行，而请令上国将士，更番迭守。罔有内外，协心同力，期于必剿。”[2]62取得箕城大捷后，他致书游击将军吴惟忠表达感激之情，并报告倭贼退兵后蜂屯蚁聚蓄势待发的军情，力陈朝鲜形势。“遭变两载，农不耕收，兵尽死亡，固无以饷天兵，亦难以捍岛夷。岂徒小邦之忧，抑天朝之所深虑也。”[2]80他期待明军一鼓作气，彻底击退倭寇。“小邦之存亡，倭贼之擒纵，其几只在将军一开口之间。苟能图上方略，濯征屯贼，使只船不返，则蠢尔海贼，畏天之威，永戢猾夏之氛，更无南顾之虞，小邦可保百年无事。”[2]80此外，裴龙吉还与总兵杨镐、刘珽讨论如何退敌，与本国的多位巡查讨论军纪和战争期间的服田事诸问题。裴龙吉尺牍中记录的内容都是其拳拳爱国之心的明证，更是学者们对裴龙吉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二)对中国文人别集尺牍资料收录的补充

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等将尺牍列为重要文体之一，明清文人别集中也多收录书简。但明清时期中朝文人往来尺牍大量保存在朝鲜朝文人的文集中，极少量保存在明清人文集中。这种现象的出现，或与明清统治者屡兴文字狱有关。出于对自己安危的考虑，明清文人不敢轻易将自己与朝鲜文人的往来尺牍收入个人文集；而朝鲜朝文士出于对异域交往及与中国文人友谊的重视，经常将自己与明清文士的往来尺牍收入个人文集。

比如纪昀的《纪文达公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仅收录其致朝鲜洪良浩(号耳溪)尺牍三封：《与朝鲜洪耳溪书》《再与朝鲜洪耳溪书》《与朝鲜洪薰谷书》，而朴齐家的《缟紵集》、洪羲俊的《传旧》、徐滢修的《明皋集》、洪良浩的《耳溪洪良浩全书》《耳溪集》中共收录纪昀致洪良浩的尺牍10封。这些未见载于纪昀个人文集中的尺牍，对两国文人学术交流有重要的价值。在一系列书信中，纪昀与洪良浩围绕文学创作目的、创作动因、门户之争等进行深入的讨论。如洪良浩以他者视角评价“文”与“道”的关系：“夫文章，天下之公理也，古聖人立言明道，垂教后人。而三代以降，道术分裂，门户歧异，惟楚人之骚、汉人之赋，皆造其极。诗至于中唐，文至于盛宋，独臻其妙，可謂各擅一代之长技。而逮夫有明三百年之间，无人乎继其响者。人有恒言曰：文章与世级升降。岂其然欤？虽然，不佞嘗謂天地一天地也，山河一山河也，日月之所照，雨露之所养，夫岂有丰于古而啬于今乎？况文者，性之所发，道之所寓，古今一道，贤愚一性。”[3]264他提出“文章”没有“内外远迩之别”，只存在做文章之人的志之高卑、功之浅深的区别。纪昀也对“文以载道”传统的衰微感到痛心，指明文章当以载道为要，于世有益：“尝谓文章一道，旁门至多，旁门自以为正派者尤多。其在当时，旁门自恐其不胜，必多方以争之。守正派者，大都孤直淡泊之士，声气必不如其广，作用必不如其巧，故旁门恒胜，正派恒微。自宋以来，两派遂如阴阳昼夜之并行，不能绝一。”[3]265鼓励洪良浩在朝鲜文坛振兴“文以载道”观念，“使文章正脉，别存一支于沧海之外。”[3]266通过尺牍进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丰富了明清时期中朝文士交往的资料。

2003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史哲研究所出版了杨晋龙主编的《汪喜孙著作集》，收录汪喜孙尺牍资料50封，其中写给朝鲜文人的7封。学者刘婧依据《海外墨缘》《中士尺牍》《金正喜与韩中墨缘》《兰言汇钞》《恩诵堂集》《清代文化东传的研究》等资料统计得出，汪喜孙给金正喜、金命喜、权敦仁等八位朝鲜文人写的尺牍共47封[4]39-63，远远多于《汪喜孙著作集》收录的数量，可见保留在域外的尺牍资料对清人别集的编纂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二、传播学价值

尺牍是民族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和载体之一。考察明清时期中朝文人以尺牍为媒介进行的文学、学术交流，书籍、艺术品的鉴赏和互赠，以及对金石学的探研等多种文化交流情况，可知朝鲜文人在尺牍中极力向中国文人介绍朝鲜的文学、历史、物产等情况，欲使中国文人感知朝鲜的“中华文化”。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始，主张对朝鲜“字小以仁”，与朝鲜和平共处，两国建立起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朝王权的合法性必须通过宗主国的册封才能实现，因而朝鲜格外关注中国史书中有关朝鲜史实的记载，针对中国史书所记谬误之处不惜代价地进行辩诬。例如，洪大容在交往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向清朝文人介绍朝鲜历史的真相。他在清人朱璘的《明纪辑略》一书中发现了关于朝鲜史实的多处误记，专门撰写了《<明纪辑略>辨说》一文，附在写给潘庭筠的书信中，希望清朝友人帮助散播此文，从而纠正时人对朝鲜的某些错误认识。在辩诬文中，洪大容详细列举了《明纪辑略》中有关朝鲜的十一条误记，如“朝鲜王讳沉湎于酒。弛备云云”，“密约珲继祖母王大妃，三月初九日在宫中举火云云”，“登莱巡抚袁可立疏言如果不道，当听大妃具奏，静候朝廷处分云云”，“念昔年御倭之恩，思报中国，致罹今日之变云云”[5]109,并一一举出事实进行反驳。一个对国家、对历史抱有强烈责任感的朝鲜士大夫形象鲜明地呈现于读者眼前。

朝鲜文人金在行在给清朝文人严诚的尺牍中记录了关于朝鲜特产鳆鱼的趣事。金在行拜访严诚、潘庭筠两人时，看见自己赠送的鳆鱼仍然挂在墙壁上，于是问严诚为什么还没吃掉，严诚回答说因为不知如何烹饪。金在行本想教授严诚烹饪方法，无奈因事没有当面教授。于是金在行后来给严诚写信时提起该事，并详细介绍了烹饪鳆鱼的方法。

三、文学价值

不论是家书还是社会交往方面的尺牍，都有明确的目的，所以它属于应用性文体。尺牍没有先秦古文的艰深古奥，却有着古文的古朴典雅，行文叙事别有一番风格。尺牍有很大的隐私性和随意性，纵笔运墨，顾忌较少，跟官场公文相比，更能直抒胸臆。

李德懋是朝鲜后期杰出的实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中国学者对其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关注较多，但“朝鲜后四家”之一朴齐家在《雅亭集序》中说：“懋官最不喜为诗”，“尤善尺牍题评，小而只字单辞，大而联篇累纸，零零琐琐，纚纚霏霏，可惊可爱，纵横百出”[6]605。李德懋接受明代袁宏道“独抒性灵”说，充分利用尺牍自由表达情感的特性，展现自己真实、幽默、嬉笑怒骂的一面。他在致侄子李光锡的书中说：“毛声山亦圣叹者流，其口业才则才矣，往往露丑。余尝于人座隅，见《三国演义》至‘七纵七擒’祝融夫人事，评笔大丑，我则骂而掷去。”[7]227在致友人赵衍龟的书中写道：“谨接前月二十三日手尺，惊喜如从云里落，鄙人呵冰为举子文，心事殊不朗朗，安知不从此溺没？如油入面，无有出理，且愳且恧，无地自容。愿慈悲老师，救我救我。来书百节疏通，不粘不泥。尽将鸭绿以外肠肥脑满之习，快抛东洋大海中，不觉眉眼飞舞也。”[7]257-258李德懋的尺牍并未对语言多作艺术加工，而多采用“救我救我”“快抛东洋大海中”这种口语化表达，使人感觉诚恳真挚、亲切自然。

金正喜的《阮堂尺牍》由其弟子南秉吉搜集整理，涵盖了金正喜与家人、友人谈论经史、百家、古文、诗词、佛老、金石、楷隶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散发着强烈的文艺气息。南秉吉在《阮堂尺牍序》中评价道，金正喜的尺牍“精华溢于辞表，神妙动于墨痕，有足以撼发人之文心，雅韵如非高古出群，……惟是尺牍，虽云咳唾之余，或论经史百家古文诗词，或证佛老金石楷隶名物，出古入今，卓然孤诣，香象文豹奔走隐映于楮墨之间，文章典型，不其在兹乎”[8]6。金正喜尺牍的写作手法，可以概括为“罗列与反复”。他在给弟子沈熙淳的第十二封书中写道：“每于桦皮屋底，夜卧忏罪，海水汩汩，天风浪浪，回顾江楼把臂，此乐难再。是境果奢耶？是愿果滥耶？是穷人所不敢领受，适足为鬼笑揶揄耶？”该尺牍写于金正喜被流放济州岛之后。“是境果奢耶？是愿果滥耶？是穷人所不敢领受，适足为鬼笑揶揄耶”，金正喜套用“是……耶”句式，追问自己遭受流放厄运的原因，表达出苦闷、孤寂的心情。在致金奭准的书中，金正喜谈道：“天将以星辰拈取而应之耶？将以日月拈取而应之耶？海又以鲸鲲应之耶？又以珊瑚木难应之耶”，反复使用“以……应之耶”结构。在另一封书中，除了表达对金奭准的特殊喜爱(“君之来如盈，君之去如虚”)之外，还询问金奭准的日常生活，“看何等书？臨摹何等法墨？与何等人相见？何等啜茗？何等烧香？何等评画？又何等飮食？……于此间寤言何等？梦醒何等？何等思想？”[8]91反复用了十次“何等”，不仅避免了平铺直叙，使句子富有节奏感，而且利于激发读信之人对书信内容的好奇心，这正是金正喜尺牍的魅力所在。

四、书法艺术价值

尺牍追求的是传情达意，并不以传世为目的，故而尺牍的书写心态不像创作书画卷面、书写扇面那样拘谨慎重。尺牍作者在形式上并不作刻意安排，方寸之间蕴含独特的个性魅力。

朝鲜书法的产生和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从前期的仿赵孟頫体(松雪体)、石峰体到后期的“东国真体”“秋史体”，都是在与中国使臣、文人的交流影响下形成的。朝鲜文人的尺牍原札可以更直观地为我们展现朝鲜文人或苍劲或飘逸的书法艺术，兹举例说明。

赵孟頫的“松雪体”自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在朝鲜书坛流行长达200余年。李滉(1501—1570)等性理学家提出扬弃“松雪体”的流丽妍媚，追求王羲之清朗俊逸、遒劲端正的风格。经过成浑(1535—1598)、李珥(1536—1584)等人的推动，朝鲜书坛回归魏晋古法的趋势明显。成浑、李珥的尺牍真迹见于《诸名贤手札》。成浑继承了其父成守琛的沉重笃实书风，努力摆脱赵孟頫“松雪体”的弊端，取法钟繇、王羲之的字体，兼习怀素的狂草，而又自成一格。李珥的书风近似赵孟頫，技艺虽难称上乘，但书法作品呈现出清劲风骨，他的墨迹被朝鲜国人视为瑰宝。

清代金石考据学的传入使得朝鲜书坛呈现出新气象。尹淳(1680—1741)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著名书法家之一，他的尺牍原札呈现出朝鲜书坛发生的新变化。尹淳书法最大的特点是集多位中国书家之长，并融入朝鲜本土元素，自成一家。尹淳书法以学习王羲之为主，兼学李邕、米芾，每幅作品的点画和结构都不同。尹淳对当时朝鲜书坛的影响比较大，李奎象在《并世才彦录》中评价说：“淳书天才，书法结构，极其媚妩，殆若鸾舞珠灿，冠东国百余年之笔……尹白下純模于《遗教经》《黄庭经》，其模临帖者，莫辨何者王，何者尹，其法方法少而圆法多，动人者全在姿态……当白下笔直世行，士大夫闾巷乡曲人，无不靡然景从，名曰‘时体’。”[9]3901-3903

洪良浩(1724—1802)的尺牍原札，收在尺牍集《同文神交》中。《同文神交》共上下两册，上册所收尺牍是洪良浩与清朝文人来往的尺牍原札，可知该封尺牍应是洪良浩写给某位清朝文人的。书信上栏是洪良浩的自我介绍：“正宗朝，洪良浩，字汉师，号耳溪，丰山人，吏判文献”[10]卷端。其孙洪敬谟评价洪良浩的书法：“自少时游艺翰墨，尝临书古法，至晩暮不倦，於淳化帖用功最多，而尤专精于二王之书，又肆力于圣教黄庭诸法书。早悟入道之门，而终底名世，无东俗偏枯习，深得晋唐之奥”[11]110-111。洪良浩的尺牍原札尽显其书法的苍劲俊丽。

五、结语

存世的朝鲜朝文人尺牍文献呈现出人际交往的诸多细节，涉及通信双方社会生活的诸多具体情况，为朝鲜文士之间、中朝文士之间的人物交往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素材，是域外汉籍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还有许多尺牍属于尚未揭示的新材料，期待研究者们能将其置于汉文化圈的大背景下，从新的视角审视、诠释两国文化，为现代中韩(朝)文人的文化交往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