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
——对中国二元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

文/周天勇

导言：现有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困惑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四十余年的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国内外学界从工业化初期国家资本积累支撑经济起飞、后发国家要素禀赋优势、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人口红利等理由解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然而，计算发现1957—1977年资本高速积累，就业劳动力快速增长，但并未很理想地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1978—2011年，在资本积累速率大幅度放慢和人口及劳动力数量红利相对减少的状况下，GDP年均增长率比改革开放前高4.50个百分点。这给我们提出的疑惑是：1978—2011年，中国GDP年均10%的增长率及其巨额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潜能究竟来自何处?

（一）三次大力度改革安排与体制转轨性TFP

在计划与市场的二元体制中，禁锢了大量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和非市场化资源（非市场交易的土地和住宅），二元体制渐近转轨，使被禁锢的剩余要素和其他非市场化资源逐步被释放出来，以TFP或者其他核算方式表达产能的形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潜能。

1.三次大力度改革都推动了TFP的高增长

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TFP，各个大力度改革时期TFP的大幅度增长，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能。经计算，中国TFP增长的3/4源于推进二元体制改革。1978—2018年，凡是重大改革推进时期，GDP增速加快，TFP增速也加快；凡是重大体制改革任务结束，还没有接续下一次重大改革时，GDP增速放缓或下行，TFP增速也回落。

2.经济体制改革动态变化与TFP起伏过程

从中国TFP的形成过程看，除了广义技术进步因素外，主要有以下特征：（1）相当大的比例依靠猛烈的大力度经济体制改革安排和实施而形成。（2）大力度改革猛烈推动了TFP增长，使TFP年均增长率呈现倒V型；如果改革进退反复，增长会形成锯齿形状；反复程度大的时段，甚至会使TFP增长变为负数。（3）要素市场化的每一步改革会使其利用率突然提高，增长来源以TFP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改革过后，产出成为提高要素利用率水平的投入结果，变成了正常的投入产出，而不再有额外的余值产生。因此，二元体制国家每一次体制转轨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都是边际递减的。在体制没有并轨之前，若要再一次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则需要新的大力度的改革安排和实施。

（二）广义技术进步TFP与经济体制改革TFP的区分和计算

将广义技术进步TFP看成是一个常量即1%，计算中国1977—2017年总TFP增长率、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率和经济体制改革TFP增长率情况后，可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TFP形成和增长的一些特征：中国作为特长周期体制转轨国家，在其经济增长动能中不仅包含广义技术进步对TFP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还有经济体制改革对TFP的贡献；从结构上看，这种特殊的TFP不仅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对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还来自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而且从改革前后的比较和改革进程中的反复看，在二元体制存在扭曲的状况下，没有改革就不会形成经济体制改革TFP。

要素市场化配置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是TFP增长的重要来源

生产要素利用率提高获得的TFP，主要来源于分配体制的改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理顺、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经营体制机制的灵活、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方面，释放被扭曲体制禁锢的要素生产力。

（一）联产承包：所得给自己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家庭劳动和土地使用权到户，提高了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组合的利用率。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1978—1985年，农业净产出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时期，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农业TFP的提高。农业经济体制改革TFP的比率大于农业技术进步TFP的比率，主要来自单位种植面积工作效率的提高。除了部分农业技术进步所得外，农民主要获得的是劳动和地租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入。

（二）绩效分配·放权让利·国有和集体企业所有制改革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尊重不同经济主体利益、放权让利、重回按劳分配、推进城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在广义技术进步不显著、要素投入数量不变或增长不多的情况下，要素利用率却大幅度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也以经济体制改革TFP的形式体现出来。

（三）乡镇企业对户籍管制和土地禁止交易扭曲纠正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和对土地非市场化配置扭曲的纠正，在余值加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投入结构的增长模型核算中，地租产出也被包含在了TFP之中。

城镇住宅资产化溢值TFP的种类和经济体制改革TFP的定量分析

（一）四种类型住宅资产化溢值性TFP

一元计划经济以及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经济中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行政事业用房、商业楼、厂房和住宅等建造后无偿分配给行政、教育、医疗、企业和居民使用，城镇工厂和农村住宅均禁止交易，无法形成市场价格，也就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从GDP核算看，原来价格为零的生活资料性城镇住宅，从零或者成本价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实际是额外获得的一项余值。这种住宅资产化改革价格溢值性TFP主要来自以下四种情况：（1）1998—2000年，住宅商品化改革从零到成本价格出售溢值性TFP，累积为899亿元；（2）2008—2020年，城镇扩大货币化拆迁安置农村户籍人口溢值性TFP，累积为11 413亿元；（3）城镇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溢值性TFP，累积为66 966亿元；（4）2000—2020年，原城镇房改房逐年进入市场交易溢值性TFP，累积为65 053亿元。

（二）要素市场化配置TFP和住宅资产化改革TFP的定量分析

笔者以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TFP增长趋势，参照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特长周期中TFP增长数据，结合Jones和菲斯佩奇对欧美研发人员投入曲线向上倾斜和TFP增长曲线却平缓和波幅较小的分析，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义技术进步带来的TFP平均增长率约在1%，据此计算出1998—201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TFP增长曲线。

这里需要限定的是，资产化改革交易特点及其TFP计算限制：首先，城镇居民房改房存量交易比率波动幅度较小，变动较为平缓；其次，其交易率与面积和价格的乘积，减去房改价格后的溢值，不可能大于全部经济体制改革TFP。计算公式为：

由于Bartter综合征表型变异较大，可从无症状生存到严重生长落后[1]，且涉及多个致病基因，各突变类型表型相互重合[2,3]，个别病例甚至存在双基因突变[4,5]，故临床鉴别诊断较为困难。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高通量捕获测序技术结合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PCR-Sanger测序明确了基因突变类型确诊了1例Ⅲ型BS家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产前诊断。

则有T=T-T。其中，T为经济体制改革TFP增长率；T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利用率获得的TFP；T为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改革从零或低价格到市场价格溢值性TFP。

估算结果表明，1998年以后的改革，逐步转化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TFP增长动力越来越小，甚至变为负数；而住宅资产化改革的TFP增长动能越来越大，成为主导力量。从二元体制转轨看，经济增长的动能主要来自城镇住宅资产化对市场价值的回归和释放。如果以1998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20年TFP主要来源于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GDP高增长主要由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1998—2018年，TFP主要来源于土地和住宅资产价格从零或成本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GDP的年均增长率则主要由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推动和支撑。

土地资产化市场价格溢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二元体制下土地资产化改革的特征

首先，出让土地属于流量资产。其次，二元体制中土地从零到市场出让价格溢值是一次性的，并且其价格因规划建设时间不同而锁定在出让当年的水平上。最后，土地与住宅一样，也可以进行资产化改革（土地竞价出售和住宅商品化），决定可能是一次性的，其资产化变现溢值是一个持续和长期的过程。

（二）土地出让金是否和如何计入GDP

1.土地出让金是否计入GDP

关于中国土地出让金应不应当是GDP的组成部分并计入GDP，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问题出在土地所有的差别方面。市场经济国家，土地为混合所有，大量的土地交易收入和房租确实进入了居民项下。由于中国土地为国有，在GDP分配法与生产法的核算平衡中，出让金——70年地租——实际上已经由政府收取了，应当计入政府收入部分。这样，在支出法上，居民有购买出让土地支出；在分配法上，调低居民收入部分占GDP的比重，调高政府部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生产法上，由于住宅给居民提供了居住服务，按照GDP国际核算规则，可以虚拟地计算一笔居民居住住宅的房租。这样就可以纠正目前国民经济核算上政府收入分配比重过低和居民收入分配比重偏高而与实际不相符的谬误。

2.土地出让金如何计入GDP

将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重（L）设为自变量，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G）设为因变量，进行相关性回归得出：

可以看出，二者之间高度相关。土地出让金，实际是土地资产从零到市场价格的回升，即价格溢值因素是房地产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

将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余额占全国总债务余额比重（D）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货币供应量余额占全国总货币供应量余额比重（M）设为自变量，房地产开发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G）设为因变量，进行相关性回归得出：

其中，F值=0.0000，R=0.9465。

可以看出，有关债务扩张和货币供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增加值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土地和住宅通过资产化实现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使得经济债务水平提高和货币深化，加速了房地产开发企业GDP的增长。

结论、学理及实践含义

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总的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Y为国民生产总值（GDP）；ΔA为广义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加值；ΔA为要素市场化改革获得的经济增加值；ΔA为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A为经济增加总值；L为出让建设用地面积；P为出让建设用地从零到市场的价格；L×P为土地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ΔW/W为就业劳动力增长率；ΔK/K为存量固定资产增长率；ΔY/Y为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的经济增长率；ΔY/Y为自然经济增长率；ΔY/Y为改革开放以来总的经济增长率；a+b=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其中50%以上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对体制禁锢的要素生产力和土地和住宅等市场价值从无到有的释放。在这种二元体制下，城镇住宅资产从零到房改价格，再从房改价格通过交易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形成中国独特的TFP。而农村土地征用在市场上出让为建设用地，其年年不断地被征用，也不断地发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从统计局的数据看，不论以何种方式平衡，巨额的出让金还是进入了GDP的核算中。

从TFP增长率变动的形状看，由产品市场化销售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推动的高增长，经济体制改革时推动大幅度上升和不久又边际递减的特征较为明显，呈现为倒V型分布。住宅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由于通过交易变现才能实际获得，而资产交易年度间是稳定和平缓的，其TFP增长形状几乎平行于横轴。其蕴藏的含义是：资产化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支撑除了起始阶段，其他阶段不会大起大落，表现为平稳、逐年和中长期的释放。

从本文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解释的学理性推断看，一是二元体制国家与一元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其经济增长潜能特别是潜在的TFP，处在体制扭曲的禁锢之中，单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扭曲对生产力的束缚。二是二元体制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二元体制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如果没有安排强有力改革外推解除体制扭曲，因禁锢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以及被锁住的资产价值，无法得到改善和释放；而从世界各主要创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广义技术进步并没有推动过经济呈J型增长，而是处在1%上下小幅波动并呈现平缓变化的态势。未来广义技术进步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呈J型回升，也可能是一个概率很小的期望。因此，如果没有改革、改革不到位和改革没有被落实，中国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会是一个长期下行低速变动的过程。

从对未来的启示看，笔者估算，中国到2035年二元经济体制的年均自然经济增长率可能在1.50%～2.50%之间。如果进行大力度的要素配置市场化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改革，可获得年均3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率。另外，调节水资源分布和改造开发未利用土地，年均还会获得0.5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样，年均经济增长率可以保持在5%以上，就可以实现2035年人均GDP翻两番以上和进入初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