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超市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基层实践与路径创新
——以太湖县DT村为例

唐惠敏,徐景晨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0 引言

乡村文化振兴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学术界主要从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基础[1]、价值意义[2]、发展模式[3]、实践难题[4]和域外经验[5]等五个角度对乡村文化振兴进行学理研究和实践总结。本研究从宏观政策安排、微观村治实践两个层面构建乡村文化振兴的知识体系:一是在落实党的全面领导下优化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保障;二是汲取以公德超市为实践形态的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用经验与路径创新,探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村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发挥。当下我国乡村振兴已进入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通过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是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融合发展的有效方式。虽然,公德超市能够产生凝聚人心和培育文明乡风的推动作用,但是实践中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性难题,亟待学术界作出学理分析和政策回应。

1 公德超市:乡村文化振兴的基层实践

“公德超市”区别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购物超市,它特指村民将公德积分作为货币,来兑换而不是购买日常用品的场所或载体。所谓“公德积分”是指将内含于村民主体中的优秀精神品质,如互助、孝敬、奉献等美德通过一定的量化方式予以呈现的表达方式[6]。简单而言,公德超市是积分制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方式。

1.1 公德超市实践的社会基础与条件

安徽省太湖县DT村公德超市实践具备两大基础条件:一是熟人关系场域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乡村社会以熟人关系为纽带,拓展并维系着村庄情感和共同体意识。因此,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有效发挥积分制的奖惩机制。村“两委”注重营造集体生活情境,牵头建设的老年文体活动中心,已经成为村里大多数老年人话家常、聊趣事的绝佳场所。但是,村中根深蒂固的不讲文明、不讲卫生、不爱护环境等不良社会思想仍然顽固,极大制约着村民素质水平的提升。DT村文化营造虽有基础牢固的发端,但是进一步拓展空间小。此时,公德超市孕育而生,成为村“两委”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良策。村官们的创新做法,有效地把市场化的激励措施与优秀农耕文化(比如勤俭简约、善待自然、邻里守望等)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文化振兴路径。二是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公德超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资金保障。DT村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每年投入逾10万元支持乡村文化建设的脱贫先进村。公德超市能够为村民提供物质性激励,与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振兴集体经济,是DT村推进建设宜居宜业美好乡村的关键之举。DT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由少变多,从食用菌产业开始,到“多点开花、多树结果”,得益于村干部推行农业股份合作制的精准思路,离不开“党组织引领发展+村干部带头表率”的严实要求。村“两委”特别注重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组织乡贤能人商议村庄产业发展规划,整合村内优质资源,主动与龙头骨干企业对接,积极构建内外联动、共建共享的乡村产业振兴模式,有力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村庄公共服务能级提升。因此,公德超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收入提供扎实的经济基础。

1.2 公德超市的运行逻辑与经验做法

1.2.1 党建引领文化建设

推行“党建+公德超市”模式,由DT村党总支部具体负责运行管理,公德超市主任由村支书出任,副主任由村党总支部委员兼任,柜员由妇联主席和乡村振兴工作队专干担任。村党委定期研究解决公德超市建运中的困难和问题。DT村积极完善乡村文化基础服务设施建设,链接乡村文化建设财政资金,优化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通过老年活动中心、文艺活动室、乡村大舞台等活动中心,充分依托文艺演出、文体赛事、文化下乡等文艺活动,走出一条“党建+文艺阵地”的融合发展之路。同时将公德超市的积分制与到文艺活动的环节有效融合,编排宣传诚信友善、共建共享的文艺节目,提高村民参与公德超市建设的积极性。

1.2.2 制定积分制施行标准

DT村文明积分涵盖四大类,实施有奖有罚的积分办法,共设置了26项“加分项”,即人居环境类5项、乡风文明类9项、公益教育类6项、示范引领类6项,还设置8项扣分项及3项一次性扣除积分项。在人居环境层面,对于房前屋后无杂草杂物、无乱堆乱放、厨房厕所干净整洁、庭院整洁等的每一户加2～5分。在乡风文明层面,不举办升学宴和红白喜事严格按照《DT村村规民约》办理的加5分。“减分项”更多体现在人居环境和乡风文明层面。对于破坏环境与生态、房前屋后杂草丛生、乱堆乱放、庭院内杂乱、家禽散养、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邻里吵架、破坏公共设施等的行为扣除2～5分不等。通过积分标准的出台以及评检结果的公示,有利于在村民心中形成示范和警示效应,促进村民对制度规则的遵守。

1.2.3 严格积分管理“三个一”原则

坚持驻村工作队、村“两委”主导,村民自主管理,成立积分评定组、物品兑换组,具体负责积分管理工作,严格落实推行“一月一评分”“一季度一兑换”“一年一表彰”等“三个一”原则。具体操作是每月随机邀请1～2名村民参与不定期的检查和实地评分,每季度定期开展1次公德超市积分兑换实物活动,村民凭借积分卡券(类似银行存折的小红本)到公德超市兑换物资,设立年度总积分榜,年末积分榜前十名将在“村晚”舞台上接受现场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以实际行动调动全民参与积极性。

1.2.4 运用宣传方式塑造文明乡风

DT村采取发放倡议书、签订承诺书、召开党员群众会、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开展乡村振兴夜校等方式,推进积分管理全覆盖,还在全村17个村民组醒目位置打造了37个图文并茂的乡风文明文化墙。家门口的文明新风教育起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例如,针对红白喜事和升学宴大操大办、高价礼金和“人情钱”等陋习多次召开村民小组和全体村民大会,加大宣传力度。DT村通过横幅标语、宣传栏进行宣传,利用电视、广播、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媒介,对乡村振兴实践成果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宣传。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安徽电视台、安庆电视台等媒体以及央广网、中国文明网、《安徽日报》、《新安晚报》等报刊、网站多次报道了太湖县DT村乡村振兴的成功实践,有力地鼓舞村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勇气。

1.3 公德超市的实践成效

公德超市是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创举。以文化治理引领乡村善治,本质上是推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具体而言,公德超市的得分标准主要以人居环境方面为主要的加分项与减分项,通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积分管理,在全村范围内掀起了“打扫自家房屋,搞好自家卫生”等自发性运动。在精神文化层面,公德超市的设立让村民主动养成了爱护自家环境卫生的习惯,也提升了村民爱护整个村集体环境面貌的积极性,不仅推进了DT村乡村文化营造的拓展,也有利于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生态振兴。在公德超市的引导下,村民进一步养成了爱护环境、健康生活的科学习惯,同时也强化了村民对《DT村村规民约》的认同,规则思维在村民心中生根发芽,残余的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进一步破除。积分制度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能够引导村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主动投入到乡村建设中去。这无疑有益于移风易俗,促进村庄精神文明建设,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奠定坚实基础[7]。

2 公德超市的运行障碍与现实困境

公德超市的具体实践对于DT村乡村文化营造和乡村治理起到建设性作用。DT村村民的公共意识和集体精神进一步强化,乡风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在此基础上,村民更加注重处理好自家事,促进邻里和睦相处,积极参与集体事务,坚定遵守《DT村村规民约》。然而,公德超市的运行也存在诸多障碍与现实困境。

2.1 传统小农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内在冲突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运行模式为乡村社会秩序稳定提供了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基础。DT村是典型的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南方农业村,村庄内部本地农民居多,外来务工者较少。传统小农思想和宗族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村民的态度和观点,这一点在公德超市运行初期就有所体现。小农生产关注天时、讲究地利,对自然条件依赖性高,人们倾向于脚踏实地、循规蹈矩,重视集体荣誉和共同应对各种挑战。而现代市场经济注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以利益为核心的合作或者竞争的团队。这与传统小农经济分散性、家庭本位、自给自足的思想差别显著。公德超市运行初期有太多的村民群众不理解、不想去了解这个制度设计,村民们习惯了以往安静平稳的生活模式,面对新鲜事物大多无感,初期推进工作比较艰难。

2.2 积分制运作技术与乡土道德实践的调适矛盾

任何制度或者技术性的安排都应当与之实践的地区文化传统相适应,否则就会产生矛盾,甚至导致失败[8]。DT村村干部在公德超市的积分细则设计上较为精细,而实际打分以人居环境的加分项与减分项为主体,其他方面的评比则很少出现,多数考核内容虚置。而人居环境方面本来就有延续性,各家居住空间的整洁情况大多可以维持数月,重复评比的价值不大。该村公德超市积分标准围绕村内集体事务和生产发展的延伸不足,应增加诸如开展志愿服务次数等新的评比事项。在评比事项设计中更加注重引导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等集体精神。其次,该村惩罚边界不清、幅度不大。虽然公德超市在DT村乡村治理中作为文化营造拓展的“桥梁纽带”,应该以加分奖励为主,但是弱化了惩罚的威慑作用。虽然,基层政府通过强化积分制内容中对于《DT村村规民约》或负面清单的惩罚功效,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和约束作用,发挥了国家法律所不能及之功效。但是仍然缺乏足够的动能去促成不良行为的改正。事实上,村庄没有罚没的主体身份,也不具备处罚的主体资格。最后,乡村运行都有着一套村民深谙的社会习俗和规则,人们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一旦缺乏积分考核制的评比,其效果维持较难保障。

2.3 熟人社会面子文化与奖惩机制的负面作用

在乡村以地缘和血缘维系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筑牢了乡村稳定,中国文化注重伦理道德,关注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即面子。在较为落后的地区,区别于城市的高度发达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们因利而交往,而乡村的人际关系更多蕴含着理解和认可。在熟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乡村地区,人际往来很是频繁,人情来往更是普遍。因此,面子文化对人们无形之间产生消极功效对于如今乡村治理是一大阻碍。人们在积分对比中,如果没有将低积分的压力转化成动力,那么将会削弱村民的公共精神与首创精神。积分公示榜除了积极的激励意义外,也有可能会使村民产生厌烦态度和嫉妒心理,导致不再服从的行为。该村的惩罚机制中,对不服从管理的村民和所在村民小组进行批评教育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部分教育方式容易造成连带责任的意外后果。这种以减少公益性服务为警示手段的自我教育方法,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撑。如果使用不当,会对村民公共意识和集体精神的培养和塑造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加以改进。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公德超市的改进策略

3.1 程序再造是路径

DT村公德超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只依靠简单的考核加分,需要更大程度上调动村民获取积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分标准的判定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运行程序中,合理且有效的积分来源和标准设计与村民参与的积极性直接挂钩。结合DT村实际的村情村况,通过优化程序,提高公德超市运行的成效。一是引入“村民志愿者”和“村民外卖员”的角色设计。村干部可以提前告知各村民小组组长,通知到每位村民,组成临时性修剪植被的村民志愿者队伍,予以积分的奖励。此外,村干部可在办公场所开设“群众互助”专栏,实行“点单+派单”模式,即村民有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可以主动在专栏上写下相关诉求,其他有意愿的村民可以进行帮助。二是关注乡村旅游项目的积分设计。依据DT村既有条件,整合外部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在村内选择农耕文化深厚的行政村发展农旅融合、学生研学实践等模式。在该情境下,建议将各游玩项目与公德超市的奖励积分对接起来,设置专门的旅游积分通道。三是利用积分奖励个人对集体经济的贡献。在我国多数乡村地区,各项设施建设和项目推进都离不开集体经济的支持,因此各类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惠及集体经济是十分必要的。DT村先后成立了农业、油茶、菌菇和旅游4个农民合作社,那么在公德超市实践中,建议将村民个人对村级集体经济的贡献也纳入积分的来源,实现个人贡献的积分化。

3.2 多元共治是关键

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任何治理实践都需要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当前,乡村治理从原有的“自给自足”模式逐渐转向外部资源注入和内部资源动员相协作的模式。外部的资源政策主导方和内部村集体的组织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庄治理能力。一是强化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县级政府的资源统筹与乡镇政府的监督指导作用。在乡村治理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对公德超市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作用的理解不同。对于乡村治理而言,在“一主多元”的治理结构和框架中,县级政府更多承担着服务提供者和资源保障者的角色。而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指导者,对村庄的发展规划主要表现为整体性与宏观性的指导。乡镇政府要及时对村庄治理体系进行跟进和反馈,利用自身的权威和资源,有效协调治理主体间关系。乡镇政府为保障乡村治理的有序进行,需要加强对各类村庄治理主体的监督,谨防利益主体和利益格局复杂化的潜在风险。二是利用市场力量,有效促进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文化的有效衔接。公德超市以积分制为深层次逻辑,是市场经济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践。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公德超市是对村民诚信的一种检验和培养,村民收获积分是自身良好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嘉奖,是有效营造乡村文明风貌的手段。步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助力乡村振兴(工农互补)是有效促进城乡要素市场自由流动配置的理想选择。三是拓展社会参与,增进社会组织有效动员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政策的倡导者和社会资本的建设者,在乡村治理中能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满足村民的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效率、优化供给质量。同时,社会组织能够介入到基层政策的制定、执行和修正等阶段,发挥自省独特优势,推进公共政策落实落地,增进村民对国家政策的信任。此外,社会组织成员往往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能够为乡村提供一定的资金。

3.3 农民主体是根本

农民是乡村振兴主体。乡村发展离不开农民的自主性参与和能动性实践,要坚持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运用农民主体能动性提升自治水平。一是激发村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能动性。DT村的村民应该积极参与到各项的创新实践中去,在积分制激励下,积极开展村民结对帮扶活动,做好“志愿者”和“外卖员”的角色。同时,村民要养成学习的习惯,逐步接触并享受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生活改变。村“两委”应注重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公德超市建设,鼓励农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规划,引导广大农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双脑去建设经济更强、农民更富、环境更美的村庄。二是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筑巢引凤作用。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的基础力量,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要发挥引领作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对外需要搞好与群众的关系,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多去基层群众家实地调查走访,了解群众所思所想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回归岗位则需要把走访收集到的问题进行分类整理,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及时回应百姓关切。同时要充分吸纳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发挥村致富带头人、返乡企业家、返乡知识分子、德高望重的返乡退休官员等的资源优势,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可借助数字乡村建设契机,探索在每户安装智慧平板,将积分情况等一系列的流程通过智慧平板表现和传达出。在智慧平板的支持作用下,“村民志愿者”和“村民外卖员”的设计运行更加智能化和可操作化。同时,可将每户的家庭积分情况纳入系统之中,村民之间都能看见各家的积分数,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运用互联网与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积分制的实践方式将更加趋于多样化。智慧平板的运用不仅能运用在公德超市的实践优化中,也能和乡村治理工作的其他方面对接起来,有效地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