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个主义”到“玉成中国”论
——七十自述

叶舒宪

2012 年，我年届“耳顺”，曾应邀为《民族艺术》写过一篇学术自述小文，主要表现2005 年本人在“知天命”之后，“朝圣牛河梁”田野启悟事件以来的学术转向情况——聚焦玉文化研究，并将其作为中国神话学延伸向史前期的最重要课题来观照，故题为《我的“石头记”》。如今《艺术广角》“名家治学谈”栏目主持人祁志祥教授又邀我写篇学术自述类文章，这才如梦初醒般意识到：自己已经“奔七”啦。

一、六个主义：一书引来百书

回望自己求学的道路，可有两种写作程序：其一是以出版著作的多米诺衍生过程为视角，从1987 年出版的第一部书《神话-原型批评》，到2023 年刚获准立项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神话学文库”第三辑22 书。这将是一个一部书如何引出一二百部书的故事。其二是从对个人治学影响显著的几个思想流派入手，概括为六个主义：

1.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2.原型批评的新神话主义；3.结构主义；4.精神分析主义；5.后殖民主义；6.女性主义。

本文权且将两种视角糅合起来加以陈述，既保证学术回顾的一百多本著作和译著，有一条清晰可观的时间展开的线索，又能彰显学习外来理论方法的长期积累和运用实践，如何将我们导向创建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并由此踏出一条本土原创的文化理论之路径。

影片《长津湖》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毛主席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对于“50 后”这一代人而言，不会有比抗美援朝的胜利更重要的事件了。我想借用这个修辞法来概括自己的著、译的历程：一书引出百书。

回顾我出版的第一部书，是1987 年主编主译的论文集《神话-原型批评》。在国内学界最初能有些影响，就是通过这部书将西方20 世纪中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派别之一的原型批评较为系统地译介到汉语学界。当年本书第一版印数10000 册，供不应求。2010 年增订第二版，到如今还是售罄状态。购书人只能去孔夫子旧书网加倍价格方能购到。为什么一部36 年前编译的书，至今还颇有市场呢？归结原因，就是相对其他理论方法而言，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比较实用，好用，容易学容易用。原型批评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现象不宜孤立地看待，而应培育系统性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某种相互联系的总体，它必有一个起点和动力源：那便是神话及催生神话的信仰-仪式综合体。只研究神话，是文学艺术范围内的专业研究，而要探究神话背后的信仰-仪式综合体，就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这就预示着：我在出版这部书以后，一步步沿着从文学专业到人类学专业的方向，不断跨越和坚持自学。这样的学术探索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大力扶持后，才慢慢发展为今日在国内形成某种新学派雏形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原型批评要将全部文学整合为一个整体，让神话充当这个生成性整体的发动机。译介原型批评理论的过程，让我学到一些整体思维和系统论观念，最终就使我在几十年以后，坚持尝试要追问中国文明发生的整体问题：既然世界上每个文明古国的发生都必然受到神话思维和信仰观念支配，那么中国文明发生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特有神话信仰是怎样的？

这样宏大的一种比较文明史的选题意识，是怎样得来的呢？这还要从开始说起。神话-原型批评实践运用的直接效果，是在人文学界高度强调神话研究在整个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中的优先性。这自然会催生某种“神话热”现象。萧兵先生就在《读书》杂志写过类似主题的文章。我用“新神话主义”这个术语，指代与原型批评同步发展的当代文创中的普遍现象：拥抱传统神话或再造新神话。如果将自己译介和研究原型批评的努力，也看作是当代新神话学主义的理论表现，那么这还不是对我求学过程影响最早的一派思想，还需要上溯到20 世纪80 年代的初年，也就是读大四那一年。当时要弄清马克思有关人性和人学的思想，所以用功最多的学习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

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研究事物习惯于溯源求本，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为日后沉浸于原型批评埋下伏笔。在1982 年毕业前夕，尚未规模性地接触西方文学批评新理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探》，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发表在1983 年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毕业后第一年先发表的《美的规律考论》（《马列文论研究》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江淮论坛》1983 年第3 期）等文章，一看题目就知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学习从历史演变视角探索起源问题，随后写有《艺术起源与符号的发生》（《当代文艺思潮》1985 年第6 期）、《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民间文学论坛》1986 年第1 期）等文章，尝试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对接。于是影响我治学的六大主义中的前两个，就这样顺理成章衔接为一体。以上追溯是本人走入学界起点：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到新神话主义。

因为当年高校非常缺乏师资，我们七七届本科毕业生居然有十人留校，我被分配到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任教东方文学。这才转入对东方文学的补习，以及对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自习过程。可以这样说，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钻研和体会，就不会有后来补习新神话主义的学术热情。东方文学中的古埃及文学，以服务于法老灵魂升天的《亡灵书》为代表；苏美尔文学和巴比伦文学，以世界第一部书面史诗《吉尔伽美什》为代表。这些早期作品，都带有世界文学史意义上的原型价值和起源意义。这种再学习的过程，让我萌生了要主编一套丛书的念头，那便是“20 世纪国外文艺学”译丛。虽然这套丛书因生不逢时而虎头蛇尾，只出版两种就打住了。但是，对个人和对学界的意义还是相当可观的。

影响我的六个主义之三，是结构主义，以1988 年面世的引进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理论为宗旨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一书为代表。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也同时在阅读与资料准备中。而第四个主义——精神分析文论的译文集，已经基本编好为一册。弗洛伊德和荣格理论，闯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其直面人类心灵底层结构的犀利目光，的确能给人以茅塞顿开的震撼感和惊奇感。《创作家与白日梦》这样的标题，给多年以来只熟悉苏联文艺学理论之阶级分析方法的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社会学道理，精神分析主义巧妙地挪用到分析个人心灵的秘密方面。若用结构主义的观念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的新神话主义、精神分析主义，全都属于瞄准深层结构的思想流派。表层结构是被深层结构支配的。表层结构是可见的现象，深层结构是看不见的理论思维抽象结果。这正是中西文论最大的区别所在：是就事论事呢，还是探寻事物背后的决定要素？西学的长处在于理论思维和理论抽象。不读马克思、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康德，就无法进入西学的特色思路中。马克思聚焦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结构，称之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型批评聚焦的是文学史展开的形态和深层动力，称之为神话仪式和原型。弗洛伊德、荣格聚焦的人类个体的心理解构，称之为本我、超我和自我，意识、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至于结构主义本身就不用说了：能指、所指，表层结构、深层结构……这四个主义的思想宗旨有其共同性，就是都要在现象世界背后找出作为动因的深层结构。这给我在1988 年交稿的拙著《中国神话哲学》一书的构思，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我开始独立构思和写作学术专著时，已经大体上沉醉于上述四种主义的理论取向。于是，我借助于四个汉字（旦与昏、昆与昔）的结构分析，尝试重构出围绕太阳的循环往复运行而孕育的华夏神话宇宙观。并借用英文词“meta”构成的词组“meta-language”，命名为中国版神话哲学的“元语言”。当年做梦也想不到，在几十年之后有人将宇宙观加上“meta”为定语，由此掀起21 世纪20 年代的全球“元宇宙”风潮。2023 年4 月8 日我应邀到南京艺术学院讲座，讲题是《元宇宙的本土模型：神话中国的虚拟特色》。不知情的人会以为国内学者在跟风美国的扎克伯格，知情者则会去认真思考：作为学术话语的“元宇宙”的知识产权问题和国籍问题。

我在准备精神分析文论集的同时，还打算编译《存在主义文论集》《阐释学文论集》和《现象学文学批评》。不料1989 年6 月以后，学界风云变化，一时间里，好像读书界、出版界对译介外来理论的热情被瞬间浇灭。就这样，我主编的“20 世纪国外文艺学”译丛，只推出《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两种，其余皆未问世。

不过初次做丛书就被压抑的潜能，却在十年和二十年之后，分别找到释放的机缘，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充分。那便是我主编的第4 套丛书——1999 年在海南大学任教期间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编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其中有《文学与治疗》和《性别诗学》两种论文集，前者侧重精神分析主义，后者则是女性主义的中国化尝试。我主编的第5 套丛书是“神话学文库”，第一辑17 书，第二辑21 书，合计38书。其中半数以上是译著，这总算是圆了早年未能兑现的译介之梦。其中体现精神分析主义的译著有《心理学与神话》。体现后殖民主义批判精神的译著有论古希腊文明起源之东方背景和地中海文明背景的系列专著，如《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治》《苏美尔神话》《希腊神话与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神话》《巴比伦与亚述神话》《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等。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代表人物金芭塔丝的著作系统引入国内。

下面先列出我近36 年来主编或合作主编的丛书12 套之时间、丛书名和出版社：

第1 套：1987，“20 世纪国外文艺学”译丛2 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2 套：1991，“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10 书，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3 套：1998，“中国生肖文化”丛书12 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4 套：1999，“文学人类学论丛”8 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5 套：2010，“神话学文库”38 书┼第三辑22 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6 套：2010，“神话历史丛书”13 书，南方日报出版社

第7 套：2015，“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8 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8 套：2015，“玉帛之路考察”丛书三套16 书（甘肃人民出版社7 书，2015；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6 书，2017；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 书，2020）

第9 套：2018，“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39 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10 套：2019，“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丛书5 书，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11 套：2020，“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玉成中国”系列8 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2 套：2019—2021，“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卷”，已出3 书，中国文联出版社

12 套丛书合计184 部书。

以2009 年为界，将12 套丛书的180 多部书，大体划分为两个学术阶段。前一个阶段是1987—2009 年，共22 年。后一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有14 年。选择2009 年为界标，因为那年获准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 类“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对个人学术生涯的转向意义十分显著。此前的20 多年，可视为这个重大项目的学术准备阶段，包括从文学人类学交叉学科的雏形呈现，到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讨论；从文化大小传统再划分理论到文化文本多级编码论；从三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的新方法论体系建构，等等。2009 年重大项目开展以后，我的学术攻坚方向是基本一致的，那便是：要从理论上阐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五千年中国文明的奥秘所在。

由于思考的对象是五千年文明体，仅仅凭借仅有两千多年的汉字书写文献和仅有三千多年的甲骨文汉字，都必然会显得捉襟见肘、缘木求鱼一般的尴尬。为此，凭借1994 年提出的“三重证据”和2005 年以来标举的“第四重证据”即物证，我们重新定义“文化大传统”，专指前文字时代的史前文化，以及文明时代后的无文字民族文化传统。采用“文化文本”的编码和解码理论，将前文字的大传统和文字书写小传统整合为一个持续不断的有机体，期望由此引发一场当代知识观和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借用一句毛主席诗词名句来概括这场变革发生后的认知效果，即“风物长宜放眼量”。第10 套丛书5 部书的最后一部，题为《深度认识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针对如何将人文研究视野放长的千年难题，给出文学人类学派的一种解决方案。

该丛书问世的同时，还出版有编外的一本小册子《玉石里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将“万年中国”和“全景中国”作为下一步的认知目标，这其实不光要突出新知识观建构的深度，同时也要兼顾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广度。所言之“深度”，特指超越甲骨文汉字的符号系统，到漫长的无文字时代去探索文明的精神信仰之根。对于文、史、哲、艺、政治、宗教等领域而言，能够找到文化源流之根脉，比什么都重要。过去的学界，正是由于无法有效看到、触摸到文化之根，才虚假繁荣一般地热烈讨论什么是中国文化主干的问题，如儒家主干说和道家主干说的争论等。如今的大传统知识观可以非常确定：距今2500 年之际出现的儒家、道家、墨家等，在万年持续不断的神话信仰传承中，充其量只能算是主干上的分枝分叉而已。大传统深度视野下的新问题是：夏商周三代思想乃至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如何受到文化基因的信仰之根和神话价值观制约的？为什么源于史前的玉石神话和玉礼器体系传承，到了春秋时期儒家这里向“君子如玉”的人格理想转化，而道家则继续标榜圣人怀玉和玉石为上药的理念，并能在魏晋之后衍生出玉京天想象和食用五石散的社会狂潮？秦始皇统一中国之际，又是如何受到文化基因作用支配，放弃所有的贵金属素材，唯独选用一件宝玉，精心打造出在封建社会中万世不变的帝国权力符号物——传国玉玺？这件玉质的有字“天书”的出现，又是如何承继此前的国家版玉礼器作为“无字天书”的权力执照功能（玉赐玄圭；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发挥着类似梵蒂冈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教合一精神认同作用？传国玉玺在构思和书写历代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二十四史》中，在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小说构思中，如何继续发挥其文化基因变异和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的？

为了这样的研究目标，我们不得不在世界文明的大范围确立华夏文明发生的参照系，于是便将孕育和催生古希腊文明的地中海文明的神话学研究列入重点的译介和出版方向。我主编的第5 套丛书“神话学文库”，就这样作为中国社科院重大攻坚项目的子项目——比较神话学资料集成，而提上团队的工作日程。如今回看，神话学视角的比较文明史研究，实际上完全可以对应今日所称“文明互鉴”。

二、入职文学研究所

语言文学专业学者，一般从中学时代起就非常熟悉作家作品分析的套路。作品分析的难点和精髓，在于分析者掌握怎样的工具利器，能揭示出作品中常人无法认识到的东西。而一旦要将五千年文明古国作为超级作品来解析，分析的角度和方法就会成为首要问题。

我为什么首选神话学视角，来做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课题呢？这和我1988 年出版的第一部个人独著的书有关。说到这部专著，就不得不提及其所属的丛书，那是20 世纪80 年代里国内最火的一套学术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无巧不成书。拙著《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即“走向未来”丛书的关门之作。此后该丛书就在1989 年戛然终止。总结个人的研究道路，当然离不开这些丛书主编团队给予每位作者的宝贵机缘。我在此先要向这些丛书的发起者和出版者表示谢忱。下面列出我自1987 年至2021年应邀加盟过的丛书，共20 套。同样按照出版年代排列：

第1 套：1987，《家庭美学》（合著），“文化与生活”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2 套：1988，《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3 套：1988，《符号：语言与艺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甘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4 套：1991，《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艺术与人类学”丛书，宋耀良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第5 套：1992，《中国神话哲学》，“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6 套：1997，《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宏观文学史”丛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7 套：2000，《两种旅行的足迹》，“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彭兆荣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8 套：2002，《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钱中文、童庆炳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第9 套：2002，《耶鲁笔记》，“学者走天下”丛书，靳平主编，鹭江出版社

第10 套：2003，《激情》，“远近丛书”，乐黛云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11 套：2007，《神话意象》，“美学散步”丛书，宗白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2 套：2007，《熊图腾》，“话说中国”丛书，何承伟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13 套：2008，《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民族文化走廊”丛书，徐新建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

第14 套：2009，《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丛书，杨义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第15 套：2010，《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点教材，陈佳贵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6 套：2012，《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谢天振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17 套：2016，《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合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8 套：2018，《中华创世神话六讲》（合著），“上图讲座40 周年纪念”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第19 套：2019，《玉石里的中国》，“九说中国”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20 套：2023，《世界神话二十五讲》，“丹增人文讲堂”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加盟这20 套丛书的过程中，至少已有五六部专著，显露出文明起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如从熊图腾探索华夏祖先神话的信仰根脉，从地域空间河西走廊观察华夏文化源流等。我能在学术起步时便加盟“走向未来”丛书，承担的著作题为《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这个书名是编委会给起的，自己原书名为《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书的后半部分专讲原型理论在本土研究中的应用。尝试西学中用的结果，先有《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英雄史诗的原型重构》《中国神话哲学》，后有《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高唐神女和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等。这样的明确的文化溯源意向与萧兵先生一拍即合，遂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开启的丛书“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该丛书的宗旨是以先秦两汉经典为案例，体现文化人类学和三重证据法对解经学传统范式的重要突破。只有等到2005 年研究《诗经·玄鸟》的商代实物原型时，才有效提升三重证据法为四重证据法，并由此更加专注于物证和物的叙事的潜在能量，凸显其对文明源流认识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才有后来重大攻坚项目的设计和立项实施。

1999 年元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引进人才，我从任教六年的海南大学调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南海岛屿迁居北京。对我来说，这是自12 岁遭遇“文革”被逐出京城，33 年后的重返故乡。起初，我在文学所文艺理论室任职。文艺学研究室是本所的重点学科，还有古代文学研究室也是重点。院方规定：只有重点研究室才有资格从外省调进急需之人。在文艺学室工作一年后，于2000 年转任比较文学研究室。所获得的第一个科研立项，是《山海经》研究。这是与文学人类学的先驱人物萧兵先生的合作项目。后来又增加合作人——外籍汉学家、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郑在书教授。后者也是《山海经》韩文版的译者。项目成果为三人合著的厚重大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上下册共2200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年出版。这是1991 年由我、萧兵先生和王建辉先生合作主编的丛书“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之八。此前已经出版的有《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老子的文化解读》《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史记的文化发掘》等。用文化人类学的眼光重新审视本土的先秦两汉经典，作出某种知识全球化视野的重新认识，即本丛书的初衷。2020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我和萧兵教授合著的《论语：大传统视野的新认识》，算是上个世纪末启动的这套丛书在新世纪的延续。同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接续2010 年以来作为广东省文化强省项目而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神话历史丛书”，以笔者指导的博士后和博士论文系列为主，希望下一代学者能够接续上世纪末开启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目前，南方日报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出版“神话历史丛书”13 种，其中包括我参与主编的《儒家神话》《宝岛诸神》和改编的图文并茂书《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由博士生们完成的有《春秋》《墨子》《管子》《黄帝内经》《礼记》《仪礼》《周礼》《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经典的文化解读。

我在文学所期间的第二个科研项目，是配合杨义所长共同主持的本所第一个重大项目“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这也是全所首次立项的院重大项目。有七位专家参与，项目成果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为同名丛书，总计七部专著。笔者完成的子项目为《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这是呼应全球化到来为本土学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专门论述现代性和全球化之负面效应的研究。当时归结出现代性社会最大威胁是两个：瘟疫的全球化和战争的全球化！始料未及的是，2009 年预警的这两大威胁，竟然分别于2020 年全球新冠大流行和2022 年俄乌战争所引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巨大负面作用，带来前所未有的当今全球社会生存危机切身体验。就连2023 年博鳌论坛的主题设计，也转向略显危机意识的新题——不确定的世界。试问：当今世界有多少智库单位和多少种研究课题？恐怕都可用多如牛毛来形容。能在课题研究中预警现代性危机全球降临的成果，即所谓未雨绸缪或防患于未然者，又有多少呢？

事后诸葛亮式的研究成果居多，这是无疑的。何以《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能够预警当下社会的风险性和危机的必然到来？作出这样的警示判断，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亲身经历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风暴和美伊战争的现实体会所促成的理论学习结果。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在社科院的第三个科研立项，是2009 年3 月获得批准的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独立完成的唯一重大项目。计划成果分为两个系列：“探源”相关专著3 部,“神话学文库资料集成”译著17 部，共计20 册。经过课题组三年艰苦努力，终于超额完成各项指标，在2013 年，即我在社科院退休的前一年，以3 部专著（110 万字）和21 部译著（约400万字）共计24 部书（约500 万字）的规模结项。

三、求解中国文明起源之谜

早在20 世纪末，国家最大的文科攻关项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21世纪初，又接续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国家工程的形式，集中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专家参与。包括历史学、天文学、古动物学、科技史等。但恰恰缺少文学专业参与。基于现实需要，参照国际学界比较神话学与文明起源研究交叉和互动的丰硕成果及跨学科经验，我提出比较神话学视野的中华文明探源，一方面给国家“十一五”期间最大项目提供特有的专业视角，另一方面也为方兴未艾的中国神话学研究作出转型与创新示范，并系统规划与国际前沿对接的神话学资料集成建设，探索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人文研究新方法论——四重证据法。

文明起源研究关注新石器时代向早期国家的演进，这正是理性和科学建立权威之前的神话思维时代。所以对神话传说/神话叙事/神话思维/神话表象/神话仪式的综合研究，能够发挥特有的透视角度，给考古发掘的实物/现场、先民生活与信仰的遗迹等，提供文化观念上的解释线索，提供比较文化的理论分析模型。过去的神话学研究多以文学视角为主，无法延伸到文字记录以外的领域。晚近的神话图像研究与神话史前史研究，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文字以前的时代，充分利用史前物质文化（如神像、图腾、陶器玉器等礼器形制、纹饰等），多方参照民族志的材料，解读其隐含的观念信息，取得重要的突破性进展。如日本神话学家吉田敦彦的《神话考古学》，美国考古学家兼神话学家金芭塔丝系列巨著The Goddesses and Gods of Old Europe:6500-3500BC（1982）、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es（1991），德国人类学家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的希腊文明发生研究等一批学术名著，均对我们的文明探源有重要借鉴作用。由于国际上的这一批成果不为国内所知，限制了我们的眼界，阻碍了文明起源探索的步伐和中国本土神话学理论的发展。课题设计时便以较大比重，计划组织翻译20 世纪最重要的比较神话学成果17 部，为中国神话学乃至人文学研究提供基础性和规模性的理论参照。

课题完成后，又经过两年的出版周期，于2015 年正式问世，并于2016 年获中华外译项目。三部专著中的两部分别翻译为韩文和英文出版。在文明探源的考古学研究范式之外，尝试建立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范式，初步获得学界认可。兹将三部专著内容简介如下，三者的逻辑关系为：1.他山之石；2.此山之石；3.此山之玉。希望充分借鉴国际领先学科比较神话学研究优势，一方面改造和促进中国神话学转型与创新，另一方面让神话学参与解决国家最重要的攻坚课题。

其一，《神话学文明起源路径研究》。

本书系统梳理20 世纪以来国际领先的相关成果，阐明比较神话学如何为文明探源研究开辟出多维度的和比较观照的新视野，总结20 世纪神话学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独到贡献，探讨三个重要新学派——神话考古学、神话图像学、神话生物学，说明神话学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史互动研究情况及其方法论遗产，侧重揭示其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能够发挥的启迪和参考价值。本书作者王倩，是我在四川大学培养的博士，并引荐到陕西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王倩针对课题需要，在国内外收集英文书刊100 多种，是目前国内在此领域占有外语资料最全的研究者之一。

其二，《中国神话学反思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本书系统梳理20 世纪以来中国神话学的理论遗产及文明探源研究的成果。立足于新的考古发现材料，对前考古学时代的文明探源研究，作出权衡评估，总结其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经验，特别是打通文学神话与上古史研究，民族志的田野考察与文献文本研究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今日的考古发掘实物与图像的多元解读积累民族志分析的文化背景知识。在方法论上，梳理和总结从二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的宝贵积淀，侧重研究顾颉刚与郑振铎等人结合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与神话研究的路径，立足于文史哲整合的高度，探索中华文明发生研究的创新范式。本书作者谭佳，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后，出站后留文学所工作。如今为比较室主任。该书出版时改名为《神话与古史：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与认同》（2016）。

其三，《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

由我完成。尝试建立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范式，希望调动人文学资源参与学术攻坚，对文明探源工程原有的考古学范式提供补充和支持，调解考古实证与神话历史的人文阐释之间的长期对立。具体途径是参照文化人类学，走出学科本位立场束缚，建立一套新的文化史观和研究范式：从大传统视角突破文字限制的传统史观，依靠考古新发现，找出前汉字时代的神圣符号物——玉礼器，倡导以多学科知识整合的四重证据法（1.传世文献；2.出土文献；3.民族志和口传文化；4.出土实物及图像），梳理神圣符号物的历史传承演变和编年叙事链，求证古史传说时代的若干疑难问题，提出重建中国神话历史的长远目标。本书理论创新体现在两个关键词：“大传统”和“神话历史”。要说这部书在个人学术研究历程中的创新价值，是首倡玉器时代和玉石之路研究的国际大视野，解析和归纳世界五大文明发生期的玉石神话与信仰的共性，在比较和对照中凸显华夏玉文化的地方特性和持久性，尤其是早期玉石神话观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和核心价值观的奠基作用。特别是详尽具体地论证玉石神话信仰如何引领中华认同形成的观念统一作用。

自1987 年出版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以来，在神话学领域积累近30 年。本书代表着走出学科界限的一种大文化整合研究格局的形成。通过以上三部书的相互呼应，实现借他山之石攻此山之玉的整体构想，从理论和方法上，结合西学资源与国学传统方法，初步构成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范式，引导神话学研究的转型和人文研究的转型趋势。并依托社科院研究生院及三个专业学会的平台，培养专业队伍，以期形成自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古史辨派以来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学方法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进展过程中，及时搜索到对文明探源研究有借鉴意义的新资料，克服困难，在计划外增加了四部外文专著的翻译工作，最终得以全部完成。按序号，编为结项成果的第18—21 部书：

18.日文著作：吉田敦彦《日本神话の源流》，2007 年

19.英文著作：约瑟夫·马里《神话历史》，2003 年

20.英文著作：马瑞娜托斯《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2010 年

21.英文著作：玛丽·道格拉斯《作为文学的〈利未记〉》，2000 年

后来因为购买外文版权问题，本团队出版了这附加四部译著中的三部，唯有《神话历史》则由另外的译者完成出版。

本项目成果，首先能够以跨学科范式的现代神话学知识引导传统的文史哲研究和考古、艺术史研究的交叉和互动，促进人文学术范式与方法的与时俱进。其次，对自古以来的古史疑难问题作出独到的神话学阐释。例如夏禹铸鼎、建鼓、建中央熊旗，尧舜禅让等问题，以期给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必要的神话学参照角度与诠释成果。本项目的理论创新意识突出，要改变人们通常对神话的误解和成见，让比较神话学发挥出跨学科的多角度整合优势，成为解决文明起源研究中若干重要疑案的突破口。此外，通过译介和新方法应用研究的双重尝试，立足本土神话思想的深厚传统，发展出中国神话学自己的理论创新和研究特色，在从炎黄始祖到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时代的探索中，充分发挥神话学的不可替代作用。项目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的重要一点，是从前文字时代文化大传统的再发现再认识，揭示汉字小传统（即书写传统）发生的文化基因作用，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发生学探讨，找到巫史信仰之根和口传文化载体之根，对早期书写文本中无解的一些现象，如“王若曰”和“曰若稽古”，儒家“金声玉振”和“君子比德于玉”等，找到圣王通神语境的丰富参照，将局限在文学专业内的神话故事研究引向神话思想史研究和中华认同研究。

四、从田野作业本土模式到“文化文本”理论

项目实施中包括多次田野调研与采样工作。原计划国内考察3—5 次，实际进行的实地调研（包括考古遗址、出土文物、博物馆、玉石标本采集、调查访谈等）多达20 次以上，并额外采集到四个地域性的玉矿标本，经由中国地质大学科学检测，完成检测数据报告两份。拍摄考古遗址、文物和博物馆藏品照片近3 万张，积累了丰厚的专题数字化实物图像资料。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也较为丰富：原计划发表论文11 篇，实际发表论文100 多篇，其中，国际权威期刊SSCI 有3 篇次，国内的CSSCI 期刊有45 篇。课题成果得到学界高度关注。国内两个学术刊物对项目实施全程跟踪，《民族艺术》从2008 年开辟“神话与图像”栏目，后来一直坚持了近十年。在结项前的2012 年第1 期发表《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学术专访，将本项目的跨学科尝试和新理论新方法及时向学界推介。《百色学院学报》自2009 年起，配合本项目研究进展开设专栏，及时追踪国际上新史学的跨学科新观念——神话历史，在该刊组织持续三年的讨论，发表相关成果、对话、论文和译文共计50 篇次，引导国内相关学科的研究趋势。自2009 年延续至今，《百色学院学报》的“文学人类学”专栏，已经坚持整整14 年。该学报也在两年前成功入选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考核认定的学术期刊。关于四重证据法的讨论，在《社会科学战线》《江西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兰州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等组织专栏多次。关于课题组提出的“大传统”再认识问题，《光明日报》《社会科学家》《甘肃社会科学》等刊发表学术访谈共5 篇。

常年坚持专业深耕，我在社科院退休后，全面投入上海交通大学的文科建设。2017 年获批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自京城到沪上的工作，分别以2016 年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和2021 年结项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玉成中国”系列为主要代表。前者的最终成果6 部著作（187 万字）列举如下：

1.《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叶舒宪著，52 万字）

2.《文学人类学新论》（唐启翠、叶舒宪编著，30 万字）

3.《四重证据法研究》（杨骊、叶舒宪编著，25 万字）

4.《希腊神话历史探赜》（唐卉著，28 万字）

5.《玉石之路踏查续记》（叶舒宪著，20万字）

6.《深度认识中国文化：理论与方法讨论集》（顾锋、杨庆存主编，32 万字）

前三部书紧扣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建构和方法论创新的主题，分别在中国文明发生论、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论及新方法论三方面作出学术突破。后两部书则以一中一西的个案探讨，呈现文学人类学跨学科研究前沿领域“神话历史”的系列成果。

文化人类学研究以特定的文化和文明为主。文学研究以作家作品为主。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中国文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试图从理论上阐明中国文化、华夏文明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并尝试归纳出这种关联的因果关系解释模式。一方面说明潜在的“文化文本”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文学文本的生成，另一方面给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提供宏观的大传统背景。在现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范式之外，依据中国文化的实情，创建一套导向文化文本多重立体阐释的理论范式。

《文化文本》第一辑、第二辑分别在2021和2023 年出版，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与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等合办的理论专刊。希望能够为当下如火如荼展开的新文科改革建设提供交叉学科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