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语境下共同富裕的内涵、挑战与路径探析

张丽萍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追求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首先，从时间看，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阶段性和最终性的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亦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其实现需要多代人继往开来，而这一过程又要完成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目标才能最终实现。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阶段性目标则可以有许多个，寻求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探索过程的长短以及内外部因素的复杂多样，决定了阶段性目标的多样化及丰富性。不同阶段探求的共同富裕其实就是我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阶段性目标，也是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之上，进一步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其次，从辐射范围看，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全体中国人民目标和全人类目标的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全人类的解放。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这个目标不只属于中国人民，更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人民追求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是为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贡献力量。全体中国人民追求的共同富裕，主要是面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相比于全人类来讲，又具有了中国特色，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方面的个性诉求。走出中国特色并没有否定及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反，它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同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正确应用和创造性发展。因此，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语境探讨共同富裕话题，既具有最终目标指向上的明确性，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阶段性目标的追寻上设置切实可行的方案，同时为全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追求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沿革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富裕的初步描绘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其著作中已有“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其中包含许多见解，无不显示出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向往。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才能为生存、获得自身解放发展获取前提。“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172。从这些观点中可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孕育共同富裕思想产生的起点，即关于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物质生产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提升了生产能力，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力视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个重要指向标[3]，同时从侧面印证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此迅速，生产资料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856。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认为社会生产是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互作用下进行的，他们把生产力看成一个系统，分析了它的构成要素、功能以及发展规律，指出生产力诸因素之间的联系和制约关系，从而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决定着共产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开展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剖析。“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2]82。商品经济生产之所以能够发展，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私有制，二是社会分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其基本矛盾体现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以提高剥削工人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为手段，使工人处于资本家的监督之下，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或产品。资本家依靠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不仅加剧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而且会出现相对过剩人口，出现由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而导致的社会现象。由是观之，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4]，使全体社会成员生活富裕就是未来社会生产的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揭示了未来社会“共同富裕”思想的一些内涵。从私有制出现以来，一直存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人们为了追求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在不懈努力。于是，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第一阶段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其基本上是对资本主义的资本血腥积累的无情鞭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不平等以及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等现象，提出必须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平等公正，并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认为大家应共同占有以及使用全部社会财富。正如莫尔所说的，“在乌托邦里，物资充裕，取之不尽；所有产品都汇聚到每座城市的几个指定市场，每家每户都到那里去领取全部所需物品，不需付任何费用，也不受任何限制，但也无任何人贪占多领；城乡之间、各个城市之间也是互通有无，平均分享物资”[5]。第二阶段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基本上摆脱了神学思想，具有较强的理性和思辨能力。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未来社会，要求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共和国”，废除私有制。第三阶段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其认为资本主义会被理想社会所取代，并且把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消亡命运，但未能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看不见埋葬资本主义之威力，找不出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不过在此过程中也展现了“共同富裕”思想的积极成分。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来源，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按需分配；新的劳动分工取代旧的劳动分工，每个人都参与劳动，接受同样的教育，不再有贫富之分，从而成为一个不同于旧世界的新人，每个人都会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党十八大之前我国对共同富裕的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基于世情和国情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于是提出了“一化三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把制度改造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使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它表现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社会发展过程和发展目标、目的和手段等方面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社会进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公平、效率，反对平均、两极分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分配，更加关注民生，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向着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迈进。

（三）新时代我国对共同富裕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分析世情、国情，鉴于当前世界处于变局之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7]受全球化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有所退潮的外部环境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阻力，外需带动内需的动能不足。为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需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8]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继摆脱绝对贫困之后，中国正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前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一项新任务[9]。

二、新时代追求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贸易壁垒带来的经济滞碍

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低迷，全球范围内需求急剧减少，一些国家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发展自主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防范遏制新兴国家崛起，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干预和打压措施，企图限制中国民族企业的跨国发展以及先进技术的发展，市场参与者对此产生担忧，这也是加重国内外金融市场动荡的原因之一。一系列挑战对中国海外市场的拓展、民族企业跨国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造成一定阻碍。

（二）政府与市场职能协调存在缺口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公民享有经济增长带来的公共服务是做大“蛋糕”的最终目的。财政收入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财政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日益引发关注，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需求与公共服务的质量、规模与供给能力不匹配。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量不均衡。“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使得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依然偏小”[10]。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内部存在多种结构化的矛盾。农村居民的义务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仍得不到满足，其与城市居民基本公共需求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存在失衡。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不均衡。“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同种类的基本公共服务，乡村的质量较差，城市的质量较高。”[1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各种各样资本形态，市场职能对其协调存在缺位，致使“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12]等问题。一是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均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的后果，导致出现分割市场、以不正当理由进行搭售或附加不合理条件等现象，甚至存在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是在资本活动中存在资本过度逐利行为，出现不公平竞争、不平等交换、避税等违规操作。目前，资本无序扩张的部分领域属于新兴经济业态，有可能存在法律空白，即便已有相关法律，但创新行为的复杂性导致多头监管[13]，使得市场对资本的监管和风险预警出现缺口。

（三）高质量发展协调问题制约因素凸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这一重要判断为中国经济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即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因此要求“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重点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提升社会的包容性”[14]75。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仍存在多个层面的制约因素。一是东中西部的发展存在差距，这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特征。“2013—2019年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加速发展，从而地区间差距又逐步缩小的过程”[15]158，由此可知，经区域发展协调后，地区间发展差距呈现积极的变化态势。“东西差距自2003年以来持续下降，但到2019年东西差距对总体区域差距的贡献仍达46%”[15]159，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结构特征是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表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二是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受限。地区间的发展协调性在增强，值得注意的是，资源性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传统产业衰退的影响，致使“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中国的区域差距仍较大，尤其省区间分化严重，有些省份长期增长乏力，老工业基地衰退严重”[16]60。此外，新兴产业间发展也极不平衡，非资源型产业目前处于培育阶段，规模小、竞争力不强。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融合程度不理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2—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35.33%提高到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17.24个百分点缩小到16.21个百分点，缩小1.03个百分点”[17]，表明确实缩小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中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大致保持在0.46～0.5，与欧洲发达国家0.3左右的水平相比，仍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而且在短期内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缩小的趋势”[16]63，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四）生产力放缓与消费内生动力不足

经济“稳”增长“进”是做大“蛋糕”的前提，国民经济坚实可靠方可持续推动共同富裕稳步前进。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14]72等影响，经济下行风险使其循环持续受到约束。一是经济运行中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严重冲击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一些接触性行业特别是接触性服务业冲击较大，尤以餐饮业为甚，零售和其他聚集与接触性行业也经受了成本和市场的双重压力。有些区域的产量曾按下“暂停键”，部分重点产业平稳运行承受压力，给工业尤其是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平稳运行带来了挑战。二是中小微企业主体发挥空间受限。尤其是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小，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一些企业日常经营受到影响，不少商户现金流吃紧，与此同时税费负担加重以及融资成本增加，其幅度、适用范围等均与实际情况不再相适应，亟须解决。三是消费动力不足。2022年上半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三驾马车”中，出口延续了2021年以来高位运行态势，投资也保持了较快增长，唯独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整体增速[18]。结果表明，内需不足是当前经济恢复和稳增长的最大拦路虎。如前所述，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存在，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项短板一直未补齐，因此，中国消费原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消费内生动力不足的根源又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关，亦与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有关。尤其关乎最大的民生即稳就业问题仍然较突出，2022年“6月份以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等环比均有所下降”[18]，“特别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业与大学生毕业季摩擦性失业的并存”[18]，因此，拉动消费、提升消费质量刻不容缓，亟须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三、推动共同富裕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方式与路径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消，经济复苏乏力，如何带动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拉动消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正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思考如何做大做好“蛋糕”、合理切分“蛋糕”，正确处理多种经济成分的增长与分配关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并完善社会制度，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意义重大。

（一）冷静应对国际风险，沉着助推共同富裕

面对一些国家实行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提高开放水平，努力打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19]。事实证明，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定程度的经贸融合，可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加快建立并完善智库建设，以交流超越隔阂，积极与他国智库交流合作，了解并分析经济政策取向和民意趋势，全面、清晰、合理统筹安排，健全对贸易政策的研判、评估、防控机制。借此契机，借鉴相关有益经验，以互鉴超越冲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保证国家安全。中国坚持世界贸易自由化，坚持履行在世贸组织中的权利与义务，面对反多边贸易体系的行为，坚决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特别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涉外法律工作，增强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提升影响力。依据“世贸组织为贸易的管制提供了争端解决机制，避免争端方将国际贸易问题政治化，成员方依法可进行起诉和报复”[20]，中国可依据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对不合理的行为进行合法反制；或者联合国际力量，就双方合理关切，磋商谈判，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达成共识，实现互利共赢。就长期来看，中国工业生产能力较强，供给较充足，当下应抓紧机遇，在危机中育新机，以内需带动外需，扩大出口贸易。

（二）稳定实施金融方针，积极助推共同富裕

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政策，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中国经济恢复尚不稳定，如何使经济发展稳定、可持续，这需要宏观政策的支撑。面临国内消费动力不足的困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二者必须有机结合，扩大内需，内生动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质量和效率，使其更可持续，着重强调适度支出，代替原来的大力提质增效；对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企业实施减税降费措施，为其发展提供空间，此举仅针对降低企业成本，否则会造成财政压力。同时，大数据时代下必然要求推行智慧税务，升级税务稽查规格，依托新的算法，“以数治税”自动分析和监管数据，让数据真正联动起来，实现透明化、实时化、全面化；严惩偷税漏税行为，全面提升税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施灵活精准和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畅通信息流，打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绿色发展，精准帮扶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实现在实体经济领域更好地配置资金。“有了丰裕的物质生活、坚实的制度保障、强大的科技支撑、浓厚的文化氛围作为外在的客观条件，人才能更好地发挥内在的本质力量。”[21]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推共同富裕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是要打破供给约束、激发内需动力、疏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19]。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与此同时加快传统工业升级；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立内外连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东中西、东北地区发展，使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驾齐驱，“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9]，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关键在于攻克核心技术，尽快解决受制于人的问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以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释放内需潜力。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推动经济增长。二是政府应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有效监管市场运行，例如反垄断反暴力、反不正当竞争、反传销等。着力完善产权制度，实现要素市场化分配平衡；政府要兼具“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必须在增强自身活力和控制力的前提下，始终不渝地对民营经济予以扶持，保护和扶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三是积极探索让资本发挥积极作用，有效规避消极作用的方法。既要在影响区域的生产要素中发挥好资本这一关键性动力角色，又要防止其无序扩张、肆意妄为。规范资本的经济活动，防止资本活动超越法律红线，支持和引导资本依法有序发展、公平竞争。此举措并不意味着国家要限制企业发展，也不是要拆分行业巨头，而是为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为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保驾护航。

（四）促进公平合理分配，扎实助推共同富裕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扩大就业的“量”，而且要求提高就业的“质”。目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会制约就业的吸纳能力，此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9]不仅有利于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而且能增加收入，为激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打下基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为就业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岗位。提升教育质量，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为劳动者提供更多技能培训、畅通就业信息，这些措施可以调动和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私营经济，还存在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方式。“做蛋糕”是生产力问题，而“分蛋糕”是生产关系问题。由此可知，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直接反映了社会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生产的主体和分配的主体是否对等，直接映射出社会的公平程度。显而易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19]，有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三个层次分配地位不一，环环相扣，辩证统一于基础性制度。初次分配作为最基础、最基本的一环，重在提高效率，让劳动和各种要素得到对应的报酬，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场机制分配，所产生的问题要通过再分配来解决。但是，初次收入分配公平也至关重要。把价格放开不等于不管，市场经济还是要平衡效率与公平，此外激励政策按照市场允许的规则进行分配，关注资本与经济的关系、效果与规模问题。再分配的方式有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税收以“提低、扩中、调高”为准，此外，国家间的税收竞争，需注意税收调节公平与吸引人才之间的联系。“橄榄型社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国际经验已证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越高，社会越稳定，因此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另外，厘清收入来源和收入方向，不主张凡是合法合规合理的收入一律要限，筛查并监管，取缔非法收入，纠正违规收入。第三次分配处于补充性地位，慈善捐赠是其分配的重要方式。对于第三次分配，可支持有意向且有能力的领头企业或者公益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提倡奉献精神，鼓励与弘扬正能量，切不可对其进行道德绑架。聚焦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19]。以搞“福利主义”国家陷入福利陷阱为鉴，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关乎人民的现实问题，推进共同富裕[22]。

四、结语

追求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更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执着追求。对于中国而言，在此过程中，坚持对外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经济政治的长足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在实践过程中，把握人民诉求，精准定位难题，调动人民主观能动性，汲取人民的智慧，创造性突破困境，不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实现自我价值与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