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家笔谈

张永江 吴元丰 郭美兰 孙守朋

（1.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100006；3.大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0）

一、张永江：清代承德地区民族文化层的演变

历史学观察民族关系，受学科范式限制，往往以点代面，以纵向演变为视角。其不足在于无法展示其空间图景及其历史性变换。这里尝试参考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中的文化层、文化区概念，借助历史记录，以清代承德府为基本范围，观察清代（1644-1911 年）该区域的民族文化分层及文化特征。

（一）蒙古族游牧文化为主时期

明后期至明末，该区域生活的主要是蒙古系统的三卫（即泰宁、朵颜、福余）部落，以蒙古朵颜部为主体，其北部潢水（西拉木伦河）流域则是察哈尔汗直属的奈曼、敖汉等部落。1628 年察哈尔林丹汗率部退出辽东后，该地被喀喇沁万户系统的喀喇沁、东土默特部落占据，延续入清（1644 年），直到避暑山庄肇建为止（1703 年）。该时期占据承德地区的蒙古部落虽有不同，但都操游牧生计，逐水草而居，游牧民信仰喇嘛教（藏传佛教）。1681 年到访此地的高士奇记录，其自喜峰口出塞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多兰苏默”（七十白塔），次日进入了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又行数日，“戊戌，所经时见蒙古居人，在山坳向阳处，富者支毳幕，内设床幔，以妝锦为之，亦有箱奁诸具。贫者，幕上惟复以苇，花布为幔。客至则男妇欣喜，炊火热乳酪奉客，客有出桐酒、梨面来劝者。幕外多树，乱木为栅，以圈牛马，虞有虎害。大约塞外山川，远者数十里，近者十余里，互相绵亘。两山断处，谓之一沟。每沟所住蒙古，不过两三家，恐碍放牧也。”“以羊为常餐，比亦知养鸡豚矣。”（《松亭行纪》）由此可知，与北部草原区不同，临近长城地带的蒙古人正经历着游牧向定居定牧的重要转变。长城以外，毗邻长城沿边小片区域为农业垦区，分布今兴隆、鹰手营子、宽城境内，为八旗圈地外溢地方和内务府庄田。即所谓“编圈，安设庄头”。由旗下汉人和内务府旗人经营农业与鹰猎采捕。（《尹氏族谱》《地亩档册》）农业文化区呈点状分布。

（二）汉族农业、满族狩猎与蒙古族畜牧文化并存时期

该时期自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建立（1681-1703 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木兰秋狝停止，约140 年。承德南部地区，避暑山庄设立后，周边人口和垦地迅猛增加，1728 年的清查，内务府管理地亩已有9134.1 顷，承种地亩的庄头、园头131 名，连家口12000 有余，每年要承担的驻防官兵、各寺喇嘛等口粮达29000 余石。农业区迅速扩大，“聚民至万家”。其中有在热河园庭当差官兵的随缺地亩（集中分布在承德府及滦平、丰宁两县）经营者，也有大量租种官地的流寓汉人。1723 年设热河厅管理山庄周边旗民事务。又陆续在土默特二旗和喀喇沁三旗境内设立四厅管理周边民人。东路设立八沟厅（雍正7 年）、塔子沟厅（乾隆3 年）；西路设四旗厅（乾隆元年设，后改丰宁）、喀喇河屯厅（乾隆7 年设，后改滦平县）。行宫沿线的滦河流域为核心农业区。随后，农业垦区扩大北上老哈河、锡伯河流域，设乌兰哈达厅、三座塔厅。1778 年承德厅（原热河厅）升格为承德府，领一州五县，即平泉州（八沟厅改）、滦平县、丰宁县、建昌县（塔子沟厅改）、朝阳县（三座塔厅改）、赤峰县（乌兰哈达厅改）。这些府州县隶属直隶省，属行省建置，管理农业人口，主体是汉族，也包括已经定居和改操农业生计的蒙古人。行政上，厅（州县）境域与盟旗境域重叠，并非分割管理，呈现“一地二主”特点。空间上呈现农耕、游牧文化交叠状态。各旗农牧业占比也不同。大体上，喀喇沁、土默特两部五旗农业规模大于牧业，而更北的敖汉、翁牛特各旗牧业大于农业。乾隆中期，在山庄附近还安置过投归清朝的达什达瓦厄鲁特部，为时二十余年，形成过一个局部的游牧文化区。但随着新疆厄鲁特营的组建，达什达瓦部西迁而大为缩小。余剩的百余名厄鲁特官兵虽保有牧厂，但逐渐萎缩，最终交公改领银两，身份转换为八旗成员。在中部，分布着皇家的木兰围场。1681 年，康熙第二次北巡时，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诸旗敬献牧场”的名义划定了14000 多平方公里的围猎场，包括72 围。周边有八旗兵驻守封禁。从康熙二十年(1681 年)至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的140 年间，康熙、乾隆、嘉庆先后来围场举行“木兰秋狝”105 次之多。围场狩猎区以今隆化、围场县域为主，除规模浩大的狩猎活动外，还有“塞宴四事”即诈马（赛马）、什榜（音乐）、布库（相扑）、教跳（驯马）等文化娱乐活动及特定的祭祀活动。由此呈现出旗县辖境交错，农牧猎文化并存，蒙汉满民族错居的混合文化区景观。

（三）汉族农业文化基本覆盖蒙古族畜牧业文化时期

自道光朝开始至清末时期（1821-1911 年），农牧文化地位继续逆转。首先是木兰秋狝的永久停止，围场逐渐废弃，垦为农田。直到光绪初期，设围场厅，狩猎文化区彻底消失。其次是道光、同治时期，废弃行宫地基及营盘荒地渐次招民佃种，按垧征租，以其租息补充衙门经费。承德辖境农业进一步发展，土默特二旗、喀喇沁三旗全境农业化。蒙古牧民转为农民，生活也逐渐汉族化。咸丰时期，仅喀喇沁一旗就捐助热河宫仓6500 余石粮食。农业人口、村落快速增加，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升朝阳县为朝阳府，领建昌县，新设建平、阜新、绥东三县隶属。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升赤峰县为赤峰直隶州，领开鲁、林西两县。至此，农业区已遍及昭、卓两盟10 部16 旗。另一方面，随着行宫和园庭官兵的裁撤缩减，满族和八旗文化区则呈收缩趋势，点状分布于热河城、滦平、围场等驻防点和内务府所属庄屯中。农业文化区已经呈压倒优势，覆盖全境。

二、吴元丰：纵观清代满文翻译汉籍，探寻文化交流交融文脉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60 余年。建立清朝的满族发源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顺治元年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性政权前，就已经历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个朝代，历时28 年，先后建都在辽宁赫图阿拉、辽阳和沈阳三地。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作为治国之君十分注意学习汉文化和历史典籍，汲取历代历朝的文化思想和统治经验。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皇太极看到明朝官兵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犹以死守”，认为是“读书明道理”所致，敕令诸贝勒、大臣曰：“凡弟子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使之“习于学文，讲明义理，忠君亲上。”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教育子弟的准则。经汉官王文奎等人奏准，挑选汉文《四书》和《孝经》章句，用满语日日进讲。同时，下令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据《大清太宗实录》记载：“巴克什达海卒，时年三十八。达海九岁读汉书，通晓满汉文义。……其平日所译汉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帙，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未竣而卒。”可见清入关前就已经用满文翻译了一定数量的汉文典籍，主要以经部和史部典籍为主。

清入关不久，顺治皇帝决定 “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谕令礼部曰： “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经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须研求淹贯，博古通今，明体则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此等实学，朕当不次简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贤之训，仕优则学，仍传谕内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须留心学问，俾德业日修，识见益广，佐朕右文之治。”清朝皇帝深知尊孔崇儒的深远意义，使之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之一。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至宋代成为制度化。清代沿用经筵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持之以恒，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持续时间最长，从顺治十四年首开经筵，至咸丰十年最后一次举行经筵，持续200 余年时间。顺治朝除首开经筵外，还编纂和翻译了一批儒家经典，大批量雕版刊印，如《诗经》《御制人臣儆心录》《御制资政要览》《御制劝善要言》《御制孝经》等等。

康熙年间，统治者出于长治久安的目的，积极倡导教育，规范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康熙皇帝认为“维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康熙九年特颁“圣谕”十六条，以期“尚德缓刑，化民成俗”。同时，招贤纳士，弘扬儒家思想，修史传承文化。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六年开设明史馆，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除请儒臣进行经筵日讲外，还将儒家经典陆续翻译成满文，以经筵讲义方式刊印，如《御制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等，并撰写御制序言。此外，还翻译刊刻了其他汉文典籍，如《黄石公素书》《菜根谭》《孝经》等。以经筵讲义方式编撰刊印的书籍，辑录了儒臣向皇帝讲解的儒家经典，以及皇帝和大臣共同探讨的儒家经义，成为当时官僚和士子们的必读之书。

乾隆年间，经过百年的发展，统治基础日益巩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都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动下，钦定新清语，解决满语词汇相对不规范和匮乏的问题，编撰多种辞书，加以推广使用。同时，将以往已经译成满文的儒家典籍重新进行翻译。乾隆皇帝对译文十分重视，让儒臣进呈译稿亲自批阅，凡过去用满语音译的汉语名词术语，以及认为不准确和不规范的词句，都进行了逐一修改，使满文翻译作品的语句更加通顺流畅。在乾隆二十年至四十八年间，重新翻译《四书》《书经》《易经》《诗经》《礼记》《春秋》等汉文典籍，交武英殿修书处雕版印刷。通过重新翻译刊印的典籍，无论在满文翻译的质量方面，还是在印刷装帧的美观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而且以满汉文合璧形式刊印，有助于满汉文化的双向交流。

从清朝中叶开始，国力逐渐走向衰微，随之满语文的应用也每况愈下，朝廷组织翻译刊刻典籍的能力有所下降，大不如康乾时期，但是翻译刊刻典籍的工作仍未间断，只是在其规模和次数上有所减少。由于八旗官学和科举考试的存在，对满文译本儒家典籍仍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满文译本儒家典籍的刊印一直在持续，直至清朝灭亡才停止。

有清一代用满文翻译的汉文典籍，除各级官府刊印发行外，还由民间书坊刊印出售，据不完全统计，刊印过满文图书的书坊多达60 余家。从其刊印的满文图书来看，绝大多是满文翻译的汉文经部和史部类图书。乾隆朝满汉文合璧本《御制翻译四书》问世后，到光绪朝的150 余年间，三槐堂、二酉堂、聚珍堂、宝名堂、名贵堂、文光堂、圣经博古堂等书坊都曾不断刊印。满文翻译《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等五经，也由民间书坊刊印。

从现存的满文图书来看，绝大部分是汉文典籍的翻译作品，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内的重要经典著作，既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以及《资治通鉴纲目》《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正史，也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弟子规》《朱子家训》《千家诗》等启蒙教育读本，以及《三国演义》《列国演义》《西汉演义》《唐代演义》《封神演义》《樵史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经典文学作品。如此大规模用满文翻译刊刻汉文典籍，在我国民族文字翻译史上，可谓史无前例，空前绝后。清统治者如此重视汉文典籍的翻译刊刻，最根本的目的是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更好地统治和治理国家，实现国泰民安的目标。在客观上，翻译刊刻如此多的汉文典籍，特别是自乾隆朝开始内府版的满文图书多采用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不仅促进了满汉文化的相互交流交融，而且扩大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区域和传播深度，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郭美兰：东归土尔扈特首领赴避暑山庄朝觐凸显非凡意义

（一）远赴避暑山庄朝觐之原因

清廷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不懈努力，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统一大业，社会步入了相对稳定及和平建设阶段。这种形势，为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土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条件和保证，从而得以实现土尔扈特部众重归故土的愿望。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为东归做准备，组成有策伯克多尔济等土尔扈特首领参加的领导集体，共同精心策划，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出发东行，近17 万人的队伍走过冬春夏三季，以牺牲过半人口的代价，在当年七月初终于到达祖国西北边陲的伊犁河畔。

土尔扈特东归一事，清廷事前并不知道，通过层层转报上奏才获知消息，当时虽然不知道来者究竟是谁，但还是下令就地安置，且判断定有其台吉带之而来，因此决定将其首领等带至避暑山庄令其觐见。乾隆帝很快决定让土尔扈特的首领等前往避暑山庄朝觐，一是因为土尔扈特来归事件中存在诸多清廷不了解的情况，乾隆帝急切想见面接触交流一探个中情由。二是乾隆帝猜测来归人众内必有旧土尔扈特首领舍楞等人的属众，其中会有首领，理应安排入觐。三是土尔扈特人信奉黄教，这年位于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建成，将要举行一系列重大的佛事活动，乾隆帝意在借此展示朝廷对黄教的推崇，增强土尔扈特人对清廷的向心力。

（二）避暑山庄朝觐之筹划

为了妥善安置来归的土尔扈特人众，并将其首领等安全护送到避暑山庄，清廷在人事上屡经调整，除从伊犁调派通蒙古语、熟悉草原路线的官员外，立即派御前大臣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前去迎接到避暑山庄朝觐的土尔扈特首领等。同时锡伯营总管伊昌阿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六月初五日在察林河畔见到了刚刚到达的渥巴锡，告之以朝觐之事，确定了渥巴锡等13 人，连同随从45 人，共58 人前去朝觐。在商量确定启程日期时，渥巴锡态度很干脆，说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时本就择吉出发，路上仍然历经磨难，折损一半人口，今去朝觐何须多虑，即刻出发就行。但在赶到朝觐的时间上，清廷则多方考虑，才定赶在九月十五日左右到达避暑山庄。

土尔扈特人的东行路线，重点考虑的是路途供应，最后确定从伊犁启程，途经库尔喀喇乌苏、玛纳斯、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肃州、凉州、宁夏、大同、宣化、怀安，出张家口，自察哈尔旗直奔木兰围场，最后到达避暑山庄。

（三）避暑山庄朝觐之成行

清廷屡屡调整人事，朝觐队伍最后是由乾清门侍卫乌尔图纳逊带领直奔乌鲁木齐，由京城赶去迎接的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在乌兰乌苏戈壁地方接到了渥巴锡一行，折返开始东行，但其行程则边行边改，关键在于乾隆皇帝想让渥巴锡等人在木兰围场观看其行围，故而乾隆帝推迟了从避暑山庄前往木兰围场狩猎的时间，而且渥巴锡一行不必先到避暑山庄再随围，调整幅度较大。最后将初十日于伊绵霍洛带领觐见朕改于初八日至伊绵霍洛朝觐，至此最后确定了觐见日期和地点。

渥巴锡一行在途根据道路、台站、人畜体力的情况，日行一百至二百里不等，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款待。路经凉州、宁夏、榆林县、张家口等地，宴请、唱戏、操演，无所不备，煞是热闹。

（四）赴避暑山庄朝觐之盛况

这年，乾隆帝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当行至伊绵霍洛口大营的时候，正是农历的九月初八日。乾隆皇帝立即在行幄召见，并赐茶慰问，相见甚欢。

初九日，乾隆帝从行营启程时，特意赏渥巴锡等人鞍马，让土尔扈特汗等随围观猎，一路宴赉有加，其他随围蒙古王公也不断宴请渥巴锡等人，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回到避暑山庄后，除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外，最重要的活动是封赏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布尔、恭格、默们图、沙拉扣肯、察拉尔等人以爵位。乾隆皇帝还直接用蒙古语同渥巴锡等人交谈，询问起回归路途浴血奋战的悲壮情形，以及土尔扈特的悠久历史，并带着渥巴锡一行到新落成的普陀宗乘之庙拈香。应该说，渥巴锡一行从木兰随围到避暑山庄觐见，受到了清廷很高的礼遇。

归纳起来讲，渥巴锡一行的避暑山庄之行，除了通常君臣相见时的献礼赏赐外，最重要的是进行封爵。土尔扈特首领包括渥巴锡，自来归均被称作台吉，通过渡过伊犁河之后的接触了解，以及渥巴锡等人在途中提供的土尔扈特源流情况，清廷终于了解了土尔扈特历史及支脉承袭情况，从而成功封汗、亲王各一人，郡王、贝勒、贝子各两人，以及辅国公、一至四等台吉多人。宫廷画师当时还为渥巴锡等人画肖像画，除宫廷收藏外，还赏给了本人一幅。封爵的成功，使以后清廷管理土尔扈特部众得到了有力支撑，亦免除了土尔扈特人的内部消耗，为其社会的安定提供了保障。当然，无论是伊绵霍洛随围，还是避暑山庄筵赏观戏，均是皇权威严至上的一种方式。

回眸历史，往往有些说不清的巧合。这年，已经兴建了数年，在避暑山庄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普陀宗乘之庙恰好落成，山庄的各项活动也因此丰富而隆重。乾隆帝亲自带领渥巴锡等人前去普陀宗乘之庙参观瞻礼，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一道，参加盛大的祈愿大法会。乾隆帝谕令在普陀宗承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纵观渥巴锡一行避暑山庄朝觐之行，原非表面上的君臣相见、请安问好、赏赉礼往、封赏赐爵那么简单，随着对清代相关档案的深入发掘，尤其是对满文档案进行翻译，不仅使我们管窥到出于鼎盛时期的清政权，特别是当政的能文能武的乾隆皇帝，所使用的政治艺术和手段何其独到，成功处理了突如其来并极其复杂的重大事件，为有效治理边疆和妥善管理民族提供了成功案例，其作用显著，意义非凡。同时，还应该看到土尔扈特首领们，特别是汗渥巴锡，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当机立断，同意赴避暑山庄入觐，通过各项活动，加深相互了解，加强彼此信任，为妥善安置土尔扈特部众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土尔扈特部众万里迢迢，经历千辛万苦，最终成功回归故土，充分体现土尔扈特部众对故土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且清政府组织全国的人力和物资，救济土尔扈特部众，共同战胜困难，渡过了东归初期的艰难岁月，使其实现了东归故土的意愿，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册上留下了浓墨异彩的重要篇章。

四、孙守朋：清代东北流人与当地各民族汇聚交融

清代东北流人，系那些因罪被清廷及其各地司法机关按照大清律例强制发遣至东北地区服刑、服役的犯人。在共同地域上,清代东北流人与本地各民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断交往交流，从而不断融合。

（一）农业上团结协作，贸易上密切往来

流人被遣戍到东北地区之后，大多被安置在官庄、台站等处从事劳作，成为了生产生活的重要劳动力，而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的流人，也开始了农业生产活动。流人的耕种技术是从发达的农耕区带来的，他们运用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耕作方法和技术，所收获的粮食比旗人收获的多得多，从而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由此，旗人乐于向流人请教耕种相关的知识，而流人也愿意教授旗人一些耕作的经验及方法，而后，旗人采用了关内先进的休耕、轮作法，因地制宜的耕种方式替代了东北地区原始的耕作方式。同时，旗人在耕作期间也会到流人的耕种地观察并学习，为流人提供帮助。双方相互团结协作，不但改善了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还无形之中使得这里的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

当时的东北地区由于气候严寒，交通不畅，商业贸易较为滞后。流人从事的商贸活动最初主要为人参和貂皮的交易，宁古塔流人杨越将宁古塔所产的貂皮、人参等运到关内，又把关内的农作物、布匹、日常用品等货物运回宁古塔。这样的流人数不胜数，当时宁古塔进行商业经营的共有36 家店铺，其中流人开办的就有22 家。后来，在流人经商活动的引领下，旗人“由是知市贾”，也开始学着流人的模式进行商贸活动。另外，由于清廷严禁流人出关采参，所以乾隆时期，旗人作为商户也向流人售卖人参等稀有物产。这一系列的商贸活动，使得流人与旗人之间也出现了买卖关系，贸易往来密切，达到了互惠互利的效果。

（二）共受教育，语言互相借鉴

清入关前，东北地区尚无私学，亦无如关内地区的官学。东北民众在当时还属于民风淳朴、尚未教化的状态。因文字狱案和科场案被遣戍的流人多为文人志士，拥有良好的学识和素养，他们形成了流人中的文人群体，到戍地后大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开馆讲学，著书立言，传播汉文化。流人吴兆骞“惟馆谷为业”，授徒为生，起初是教授汉人子弟，后来当地旗人子弟也有从学者，主要传播汉文化。这种思想和语言的交流，不仅仅存在于师生之中，更进一步存在于生徒之间。

流人先生除了教授汉人子弟读书习字、礼让之节外，还教授旗人子弟读汉语诗书。不仅如此，在他们的影响下汉人子弟也兼学满文，私塾先生中，不乏会讲满语者，教授汉人子弟满语，以帮助汉人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进而更好地谋生。随着各民族交往日益紧密，使得汉语和满语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借用的关系。如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名称就是借自满语的，满语中的汉语借词，只有极少数词完全按照汉语的发音，多数按照满语的发音习惯增加了音节，便于旗人的理解和接受。但到清后期，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相继通行汉文汉语，其中也有流人掌握了多民族语言。语言文字间的相互借用，更加体现了民族间密切的交流关系。

（三）诗社结交，共创戏剧

流人在东北创设诗社，为旗人提供了了解和学习先进文化的场所，也向旗人传播了中原地区的诗歌文化。随之，旗人尝试着去效仿流人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请流人前来指导，借此互相欣赏和交流彼此的作品。在他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也逐渐出现了本地诗社，如吉林等地先后出现了“松江修暇社”和“雪蕉诗社”等。康熙十四年（1675），冰天诗社改为“银冈书院”，作为传播文化、研讨学问、培养生徒之所，进一步促进了流人与旗人之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除赋诗吟咏，互相唱和以外，流人还组织戏班进行演出，作为“七谪之会”的具体活动内容。张缙彦办的女曲班并不是为了获取名利，而是为了与自己命运相同的流放者遣怀抒情，以慰边地贬谪生活之孤寂，同时，也是作为结交当地官府和满洲豪门大户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他们通音律、善书画，给塞上注入了新的艺术气息。张缙彦开办女曲班同时，流人祁班孙和李甲亦在宁古塔组建优儿班，为旗人教演昆曲，历时四载有余。流人的演出随着东北地区流人的日益增多，戏剧活动也日趋繁荣。东北地区满洲戏曲剧种朱赤温，就是在满洲民间歌舞音乐的基础上，接受汉人的戏曲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四）风俗上逐渐融合

1.服饰渐同，饮食趋同

原本只穿兽皮麻衣的旗人，逐渐接受并学会制作布帛，且衣服也不仅仅只是为了保暖防寒，而是更加追求美观、追逐潮流，提高了旗人的审美眼光。此外，流入当地的汉人也逐渐接受旗人穿用兽皮的习俗，跟随流人同行来的妻女，受满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效仿旗人妇女穿旗装，并不再裹足。服饰的变化从侧面也说明了东北地区人民的进步以及农耕文明和渔猎文明的交融。

由于东北气候寒冷、冬长夏短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上生产力水平低下和采集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使旗人的生活饮食与中原内地有着很大的区别。旗人多食用猪肉、鹿肉等野味，且以手把肉为尚，谷物蔬菜很少。加工方式也比较简易，以烤和煮为主。流人杨越的妻子范氏烹饪技艺高超，跟随丈夫来到宁古塔后，在城中开了一座出售糕饼的店铺，兼营家乡风味小吃，每天食客盈门。有些人慕名前来学艺，他们也都毫无保留地予以传授，传播了中原的烹饪技术。旗人不仅学习了炒、烧、炖等多种制作食品的技术，而且每逢设宴时，膳食也丰富了不少，关内的汤圆、粽子、月饼等也成为旗人喜爱的节日食品。

同时，流人到来后适应并接受了旗人的饮食习惯，也懂得了腌制酸菜和窖藏蔬菜，喜吃猪肉炖酸菜和各种黏性食品，今天酸菜和黏性食品，如血肠、萨其马等，当时也十分受流人喜爱。

2.相互通婚，婚俗渐同

清初，在各民族间的婚姻关系方面，清政府严令禁止通婚，只能是“汉嫁于汉，胡娶于胡”，不过后来随着流人与各族旗民之间的长期交错杂居，各民族之间往来关系越来越紧密，通婚的界限逐渐消除。流人子女及其后代与当地少数民族百姓通婚日益流行。康熙初年“宁古塔流徙民人内，有嫁女旗下者”，后来愈加盛行，清廷屡加禁止，但多无济于事，“颇多私相聘者”。

东北旗人婚嫁礼仪更为简单淳朴，因为他们并不重视婚礼的仪式，只是把它看作是组建家庭、生育子女的一个过程，所以保持着原始质朴的风貌。与汉人的广泛接触后，其婚嫁仪式中融入了汉民族的因素，婚娶流程中增加了细节，逐渐将红色视为喜庆吉利的颜色，并学习汉人利用谐音的方式祈福。汉人的婚娶也吸收了旗人的部分传统习俗，更改了迎亲时间，增加了“换盅”之礼等程序，“汉俗行聘宴饮，亦谓之‘换盅’，习满人之俗欤”。

3.信仰习俗，相互影响

明清之际，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吉林，佛教衰落。清朝初期，旗人知晓佛教的并不多。流人将其信仰及举家携带的典籍带到东北地区，使得一度衰落的佛教得以传播和复兴。佛教经典书籍被旗人们争相传诵，旗人逐渐学习先进文化思想，丰富精神世界。至康熙年间，在流人诵经时，旗人也会跟随流人同坐，并“近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

萨满信仰，是我国东北地区原住人口数千年来的主要信仰，是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中广泛流传的一种典型的古老信仰。旗人在进行萨满跳神等宗教活动时，会邀请相识的汉人妇女等共舞。可见，旗人与汉人亲如一家，关系十分融洽。流人家若出现孩童生病医治不愈的情况，也会去请旗人通过跳神驱鬼的方式与神进行沟通，以求得孩童转危为安。

总而言之，清代东北流人作为被流放群体，一开始并不习惯这片陌生的塞外边疆，但在错杂居地与旗人长期的交往交流中，逐渐改变了观念，把东北当成他们的第二故乡，与当地各民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断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