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乡土叙事解读

王倩倩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20 世纪80 年代，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横空出世，该作品一反当时文坛感伤批判主义文学和“宏大叙事”和“重大题材”潮流，坚守民间立场，创建了独特的现代虚构模式，引领着乡土文学的回归。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中积极建构具有“中国式”与“民族性”的乡土文化空间，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资源与价值，将文学视角还原到中国本土的市井风情和平凡生活之中，为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性格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趋向和文学格局[1]。本文所探讨的“民族性”，特指文学作品通过独特的地方性语言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观念，呈现民族所在地域特征和最本真的生活形态。“民族特质和地方性就更加成为构建文学民族性必不可少的要素。”[2]“中国性”内蕴于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作家基于真实而丰富的中国体验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国家、民族、区域等多维度文化身份表达，表现文化认同。“中国式”是指渗透在作品中的中国气质和中国风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叙事”传统。文学的“主体性”表达，即在当代文学场域中文学作品坚持以人民大众为审美主体，反映真实的生活语境，突出民族和国家主体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学作品创作的素材与审美特征必须符合中国大众的审美风格，才能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创作理念和创作思维只有具备了“民族性”和“中国性”，才能真正表现作品的“主体性”文化建构。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对深蕴其中的“民族性”与“中国性”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建构与书写，通过不同维度的文化表达凸显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艺术再现中国乡土社会整体风貌。

一、民间生活立场与朴素的文学理念

《受戒》凝聚着作家民间生活立场与朴素的文学理念，所写题材也是几十年的新中国文学未曾涉及的，是文学创作的一次大胆尝试。小说继承了沈从文创作中发扬的“中国式”抒情传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学创作中“晦涩”与“矫揉造作”的传统弊端[3]，重构了现代抒情模式，将视角转向中国乡土世俗生活日常，挖掘真实的人性美。其实，早在创作之初，汪曾祺就表示“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4]230在盛行揭露、批判黑暗现实的伤痕反思文学以及新兴的“改革文学”的潮流面前，汪曾祺独树一帜，坚持用“民间叙事”的方式进行田园牧歌式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文坛新局面。《受戒》于1980 年8 月12 日写成，汪曾祺迥异于当时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批判姿态，避开了严肃叙事潮流，一开始并未对小说公开发表抱有希望，直言“发表这样的作品需要勇气的。”[5]然而，《北京文学》负责人陈清泉欣赏汪曾祺的文采和新意，最终力排众议将其发刊，从而使这部作品在文坛亮相。1980 年10 月，《受戒》的发表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受到强烈反响，获得该年度“北京文学”奖。

自1980 年唐挚、张同吾等人对汪曾祺的研究肇始[6]，汪曾祺的作品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股“汪曾祺热”，新时期文学以来学界对汪曾祺的研究已经走过40 余年的历程。汪曾祺小说的特点在于其呈现的“中国式”写作方式及其对“民族性”文化的建构。《受戒》的发表给文坛带来的震动不仅源于作家文学艺术上的深厚造诣，还得力于它的出现给当时文坛带来的新的风气，在严肃的宏大主题叙事的文学潮流下，《受戒》巧妙避开了重大题材、典型人物、时代格调和宏大历史背景，以恬淡自然的语言风格来描绘乡土风情，其“民间书写”和近似随笔的散文化叙事手法别出新意，是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的混融。在叙事中淡化故事情节，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的格局和程式化模式，给人一种新颖、亲切、真实之感。这种创作特色体现了作家对文学发展时期的承接和平衡，展现独到的艺术个性和中国历史情怀。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汪曾祺作品创作的“改写”传统，“改写”使汪曾祺的文学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文化重构的独特意义。自80 年代重返文坛之后，汪曾祺对自己的旧稿进行了多次“改写”①如《最响的炮仗》到《岁寒三友》，《灯下》到《异秉》，《猎猎》《邂逅》到《露水》，以及原题重写的《异秉》《职业》《戴车匠》的改写等。，积极探索作品的美学思想和精神内核。小说《受戒》的形成源于汪曾祺对其早期作品《庙与僧》（1946 年）故事的“改写”和重塑，作家试图从中重构精神世界，重塑审美标准，从朴素的民间发掘中国传统的根系和营养。“一次又一次的改写，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倾注温情，在‘改写’中确立‘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自我想象。”[7]汪曾祺“改写”的小说多取材于民间生活，他将民间生活中最具活力和生机的能量融入到文学创作的精神活动中来，以“中国式”的抒情方式深刻凸显民间的力量。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民间立场和文学理念的生成得益于传统文化熏陶积淀和现代文学意识的发展。1920 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汪曾祺出生于运河文化滋养的高邮下河地区，从小生活在一个艺术气息浓厚的地主家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研习古文字画，深受老庄思想和桐城派的影响。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疏朗清淡的风格，并将作画的手法融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文风干净清雅，不刻意强调故事情节内容而注重写意，关注真实生命体验。1939-1946 年汪曾祺求学于西南联大，而后辗转于武汉、上海、张家口、北京等地，足迹遍布中国南北，这些中国乡土的生活经验和现实生活印象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受到“扬州八怪”苏中文化和战时昆明“名士文化”的影响，培育了汪曾祺人格中独特的“名士气”。汪曾祺文学功底深厚，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保留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生活趣味，推崇陶渊明那种随遇而安、淡然雅致的情怀，在他的创作中还融入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主义以及革命主义元素，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情调总是可以使读者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亮点的遗存，保留了士大夫的风骨和精神。

20 世纪40 年代，在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大文坛浪潮下，汪曾祺毅然追随恩师沈从文的脚步选择了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文学和乡土小说风格，“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表现在建立纯正的艺术观和积极的人生观两个方面，而这则是汪曾祺在20 世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疏离现实的根据。”[8]沈从文对中国乡情的描写深深影响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成为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重要积淀。而沈从文对汪曾祺这个弟子也颇为看重，他曾在给施蛰存的书信中提及，“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9]踏入文坛的汪曾祺初试锋芒，1949 年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的问世展示出了其作为青年作家的创作才华，1963 年出版了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的发表，以汪曾祺代表的创作引起文坛注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五四”、救亡图存和“文革”的重重洗礼，伴随着社会转型，国内文化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关系样态。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开始反思过去的主流表述，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寻找方向。《受戒》的出现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时局，拓展了文学的叙事多元化主题。

西方现代主义的引入对国内新时期风格形成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作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念的开放性探索。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拮据的条件和动乱的时局给予汪曾祺诸多思考，西南联大开放自由的学习氛围使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教育，并自觉追求文学现代性，主张立足传统，兼收并蓄。汪曾祺说，“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开国以后，上世纪50 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这说得严重了一点。”[10]在汪曾祺看来，“但我追求的是和谐，希望融奇崛于平淡之中，纳外来于传统之中。”[11]汪曾祺的小说多以细致温情的笔触和朴素、生动、活泼的语言对风土景致加以描绘，饱含着中国式的抒情况味。汪曾祺的文学书写源于其朴素真诚的“中国心”，“《受戒》的民间立场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把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在民间的大地上。”[4]236汪曾祺的写作主张“淬尽火气”，文学创作应有益于社会文化发展和世道人心，期望通过文学创作重塑民族信念，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12]1983 年4 月11日，汪曾祺应邀老同事刘锡诚之约为当时的《北京师院学报》撰稿文学创作笔谈，一开始有碍于当时人道主义批判的社会风气表示“难以下笔”，后来在刘锡诚的多次劝说下集结成了《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在其中，汪曾祺提到，“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3]坚定地传达了自己朴素的文学理想是“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14]正是这份纯粹的信念和朴素的文学观引导着汪曾祺在创作中写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真人、真事，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人的感情。汪曾祺致力于从文学审美功能提升到育人教化层面，以文学的形式将朴素的信念传达给大众，发现作品中风俗对人格形成的重要力量，进而超越了浅表化的风俗描绘，从文化性和根源性角度挖掘风俗人性的和谐相融，对民众做出正面引导。汪曾祺不仅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熟稔于心，他的创作还赓续了地方文脉，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和书写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地理文化空间，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式”抒情模式。

二、《受戒》中的俚语乡音与地方风俗

《受戒》致力于从平凡生活出发建构美好人性，从充满中国地域特色的俚语乡音与地方风俗中发现“美”，立足于乡土生活，又超越了传统的世俗境界。《受戒》中的“中国式”的表达体现在作者对俚语乡音的使用上，汪曾祺的小说遣词造句善用拟声词，以声音记忆人物是他的思维习惯，重视探索民族美学传统和发掘汉语之美。拟声词的运用使汪曾祺笔下的文字富有画面感，准确生动而传神。“他的经验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汉语文学独具的美感和魅力，也有助于我们调整和建构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与外国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15]俚语乡音承载了城市和地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表现了地方文化特色。从整体上看，小说的风格基调就是由一连串地方风味极浓的乡音和世俗语境下高邮市民生活剪影构成的。汪曾祺在《受戒》中运用口语化的苏北里下河方言生动表现了故乡高邮一带的民风民俗和地理文化风貌，将俚俗的基调化为一种深隐于文本背后的儒雅余味，流溢着民族传统文化含蓄悠长之韵味。小说充满着民间俚语的口语化色彩，表现了中国语言形式上、声调上的音乐美，将平实的文字叙述转换为一种有声音的“视觉语言”，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乡村生活形态。

在小说中，汪曾祺对“做和尚”标准的描述也颇为有趣：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双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16]31

可以看到，汪曾祺作品中声音的描绘生动传神，使行文充满着民间的活力，这恰恰体现了汪曾祺对语言塑造和运用的重视，在他看来，语言不单是一种外部的形式技巧和文学载体，更是作者文化修养和生活态度的体现，是文学性的表达和小说创作的本体构成。[18]民间口语化的表达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汪曾祺善于从民众的口头语言中获取丰富鲜活的素材，这些俚语因为接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易于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受戒》中对民间俚俗的运用表现了作家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生活阅历，汪曾祺的作品用语妥帖考究，其口语写作融会了高邮方言，带有鲜活的烟火气，汪曾祺对民间僧侣俗民的形象刻画也可以看到凝聚在作家身上的深厚古典文学修养。小说充分表现了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中的淳朴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旧社会的思想束缚，是一个理想化了的江南水乡世界。作品淡化了故事情节，带有散文化的倾向，同时妙遮蔽了世界的种种阴暗面，模糊了人的生存境况，对人性的复杂性加以淡化处理，所刻画的人物也更为自然和鲜活。

“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滴滴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像老头子一样,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16]36

汪曾祺从民间口语中汲取口语化语言材料，以民间化的叙述方式介绍人物事件，用语简洁生动，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在上述引文中，汪曾祺用富有生活化的语言表达展现了人物形象，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日常。其中“清亮亮”“滑滴滴”“格挣挣”等词语的运用平实朴素，巧妙生动，将普通农家妇女的形象细致地勾勒出来，这种“接地气”的语言表达方式更符合人们对普通民众的审美需要，真实反映了劳动群众的生活特点，展现了丰富和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同时，汪曾祺在《受戒》中的民间叙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乡土文化建构上，主要取材于高邮本土文化生活背景，展现中国地方风俗传统。汪曾祺的作品主要通过普通人来反映人性的真美，呼吁人们回归现实，回归平民生活。“市民生活题材使汪曾祺小说具有独特美学素质——入俗之美。入俗之美的‘俗，其含义绝不在于‘庸俗’一面，而在于它的俚俗、朴拙，民俗风习、地域风味。”[19]在汪曾祺的众多小说中都有对地方风俗的描写，其小说创作从小人物、小地方和生活细微处出发，着力描写了中国大地上的风土民情，写尽市井细民的平凡，以独特的视角描摹市井生活百态。

汪曾祺运用朴素平实的语言描写了中国大地上的自然风物之美，营造了浓郁的苏北水乡地域氛围，凸显了人与人之间原生态的朴拙及最淳朴真挚的感情。《受戒》的开端以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通过对地方风物的简单勾勒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卷。小说中人物和景观在现实生活中大都有迹可循，是作者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内心真实感受的生动写照。相较于一般的风俗小说，汪曾祺的书写具有颇多异趣，这是作家将外在的体貌声色能动地创造，同时深蕴于物象之中，并融注于自我的审美体味和艺术境界。《受戒》充盈着浓郁的市井乡村生活气息，作者将故事场景布置在颇有世俗意味的寺庙——荸荠庵。这个名称原是由民间“菩提庵”的误读，是人们对佛教世俗化解读应用。作为出家人的寓所，荸荠庵不但没有传统眼光中的清规戒律，反而是一个如世外桃源般东方田园牧歌式的世界。从小说的题目上看，“受戒”本身也似乎蕴含着佛法的清规戒律和人性的束缚，但在行文中汪曾祺却巧妙地避开了人性与戒律之间的冲突，向传统礼俗发起挑战，在小说中写道，“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16]33慷慨讴歌自由健康的人性之美。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形象单纯善良，彼此之间几乎是平等的，世俗眼中恪守规矩的“和尚”也只是谋生职业，同俗世没有什么界限。

作家凭借对事物的独到领悟和审美发现，将“中国式”的民间传统习俗融入到文学叙事中，描绘了江南地区流行城市小巷的真实生活，充盈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情调。在“民族性”表现上，《受戒》还为读者呈现了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风俗习惯，如“舂粉子”“磨豆腐”“剪纸”以及民间婚嫁习俗中的礼俗传统等等，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在高邮多年的民间生活经历给予汪曾祺深刻的人生体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和深厚的思想源泉，建构了经典的文学形象。

“七月间有些地方做盂兰会，在旷地上放大焰口，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袈裟，飞铙。飞铙就是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全部法器皆停，只几十副大铙紧张急促地敲起来。忽然起手，大铙向半空中飞去，一面飞，一面旋转。然后，又落下来，接住。接住不是平平常常地接住，有各种架势，“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也许是地藏王菩萨爱看这个，但真正因此快乐起来的是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16]32

上述引文介绍了汪曾祺故乡不同民族的风俗传统，小说中提及的“盂兰会”是佛教所举行的法会，在盂兰会期间，具体展现了“飞铙”这一传统的民间技艺和民俗现象。形色生动，富有现场感和画面感，仿若身临其境。有关民间风俗的描写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亦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但汪曾祺却不是单为了描写风俗而写风俗，他运用中国小说最擅长的白描手法描摹风景，在汪曾祺的笔下，小说故事中的风土习俗、民间遗风等不仅作为地方风物的描述，更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发展及情调渲染上起着重要作用，在形式上追求散文美，是“化俗为雅”的文艺实践，展现了作家的独特审美品格。汪曾祺挖掘了中华民族中儒雅的一面，在作品中融入了儒家思想精华，从中透露出生活的诗意与律动。

然而，在热闹的乡土生活所营构的美好和谐氛围的背后，汪曾祺的小说也有着冷峻、悲凉的一面，隐含着作家巨大的伤痛与悲哀。纵观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残酷的现实与其作品中所传达的精神内核是极为割裂的：贫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无处诉说的苦闷，共同建构了一幅悲苦交织的人生图景。文末的“写四十三年前一个梦”[16]48，从梦境回归现实，寓言着理想世界终究破灭。《受戒》是作者在寂寞苦闷情境下展开的文学探索，文中所述的“四十三年前”正处在1937 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时汪曾祺为躲避战火被迫中断学业从江阴返回故乡高邮，同家人一起居住到一个叫“庵赵庄”的农村，在那里目睹了人们当时生活的现状。动荡不安的时局使劳苦的人民遭受了种种苦难，可贵的是，人们却依旧没有丢弃中国传统文明中的本土化语言、古风习俗，以及人情百态所蕴含的传统品德之美，汪曾祺将人性美融入世俗生活之中，凸显被人们遗忘的平凡生活之美。《受戒》为文坛带来了崭新的民间人物形象，他一改“伤痕文学”主流色彩下人物形象的批判性和悲剧性，描写中国社会普罗大众的人生百态，展现了底层社会人群的精神状态，表达了作家对平凡人物生存境遇的关注和悲悯的社会关怀。

三、民族与国家：小说的“主体性”文化表达

民间文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文艺作品所代表的民族主体和国家主体上。民间文艺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又发展于民间，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天然的联系。建国初期，党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主张“文艺家的立场、观点、感情要向工农兵靠拢，要与工农兵的思想打成一片。”[19]确立了文艺家向工农兵学习的立场和原则。1979 年4 月《上海文学》发表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深刻探讨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0]推动文学向本体回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间文艺也进行了多次论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21]体现出文艺创作为人民的主体性倾向。主体性是人的意志、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作品是作家思想的外化形式，“文学强调民族性，其正当理由是人、社会以及文化必然存在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文化本身具有民族性，因而文学也必然具有民族性。”[22]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民族性”特征以及创作中呈现的中国元素、中国情结、中国气质展现了中华文化，蕴含着作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受戒》对主体性文化进行建构，再现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对于汪曾祺的文艺创作而言，小说“主体性”的建构是一种内在化的过程，既指他作为文学创作者、人民群众一份子的主体状态，隐含着不同身份的转换及其文学实践过程中的特殊心理状态和经验沉淀，也指的是在创作小说《受戒》中形成的独特主体塑造模式。

汪曾祺以文学的方式表现理想的生命状态，尝试以文学和美学的力量介入到民族自救的历史进程中。汪曾祺小说充溢的美，首先在于发现了民族的本真和性灵，以一种虔诚的态度书写了民族的传统美德。汪曾祺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年代，作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汪曾祺始终着眼于往往被人们忽视和冷落的偏僻一隅，通过对平凡人物命运遭遇的关注和市井风情的勾勒展现普通人的价值。汪曾祺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这些生活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主题、叙事视角与创作风格。汪曾祺他用乡情的文字书写传统，充溢着浓郁的中国气息和艺术美感，被认为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3]，这既是源于他的传统文化视角，也是作家独立人格的体现。《受戒》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赞美人性的光辉，从侧面展现的是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挫折之后的精神回归。在平静的文本叙事之外，潜隐着作家深沉的个人情感和对现实的理想追求，“努力把自己从具体时代、具体的社会群体中抽离出来，从所有既成的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而直接以自己作为生命本体的存在面对世事人生，期望达到超越现实、直指天国、审美自由的清云之境。”[24]通过对现实苦难的默默涵化叙写底层民众无法摆脱的残酷命运，即以一种深沉、悄无声息的方式将这些苦难融入文学叙事中，通过文学的力量传递对社会底层群体生活困境的深刻理解和同情，执著探索人性自由。汪曾祺关注民族未来的发展，小说的文化含量丰富，内容多取材于民间，是在经历了大动荡、混乱浩劫之后的深沉思索，从民间生活中找寻和传承古老民族精神。在经历了大的历史转型之后，用文学捍卫民族尊严，与文化溃败之潮相抵抗，在人格精神的召唤下回归内心的沉静与理性。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旧有的传统风俗在逐渐被改变和淡忘，汪曾祺的小说在反思中回望古老的中华文明，发掘民间记忆和民族文化传统，从中找寻一个民族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的依据和能量。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凝聚着个体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是基于国家背景与民族层面，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背景下的文学创造。汪曾祺以独特的文化身份视角展开了寻根式的探索，其文学创作与他的故乡苏北地区有着密切关联。汪曾祺出生的苏北地区，孕育了古老的江淮文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在这里交汇，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驿道和运河水陆文化。各民族在交流与交往的过程中文化彼此交融，营造了特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忆。高邮的风物和童年记忆成为汪曾祺感情蕴藉的载体，清新、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其实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怀恋。汪曾祺笔下的乡土世界带有浓厚的“中国味”，广泛涉猎到民众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层面，其对地理和历史风貌的描述带有民族文化表达的多重性。汪曾祺的文学经验与知识经验来源广泛，他不断从民间文学、国外文学中汲取养料，在文学写作中坚持将文学创作与汉语传统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相联系，通过文学创作在时间和空间上多重的实践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多维度的考量，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运河地理文化空间。

汪曾祺重视民间文化，关注民族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物主体塑造模式。小说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可将其划分为“庙宇内部”与“庙宇之外”两大类。庙内塑造了六个典型人物形象：主人公是十三岁的男孩明海，家境贫穷，从小就确定了出家的想法，在庙里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与农家女孩“小英子”相识。老师父普照，性格沉稳，却不依常规。其余的三位师兄分别是仁山、仁海和仁渡。大师父仁山相貌黄胖，做着当家的职务，管理庙里的账簿。二师父仁海爱好广泛，竟已有婚配，妻子善良顾家。三师父仁渡年轻气盛，聪明精干，极富个性。在庙宇之外，汪曾祺主要描写了“小英子”一家四口，赵大伯、赵大妈以及一对姐妹“大英子”和“小英子”。赵大伯、赵大妈勤劳能干，敦厚淳朴。两姐妹性格迥异，“大英子”性格文静，心灵手巧；“小英子”古灵精怪，纯真善良。这些不同的人物角色塑造表现了汪曾祺对社会底层人物形象的深刻认识，“汪曾祺笔下的普通人是从社会地位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从人物的具体身份上看，则往往并不普通。”[25]不同社会角色的各色人物生活于社会下层，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尽相同，秉持着独立的个性性格，作者淡化了人物的阶级属性，着力表现的是广大平凡民众群体，这体现了作家民族主体性的自觉意识。1983 年杨汝絅在给汪曾祺的一封信中谈及乡土问题时写道：“我们国土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也都自有它发掘不尽的特有的魅力，愈是写出它的个性就愈有普遍意义。”[26]汪曾祺的民间书写呈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性，通过对生活细微的感受力描摹了现实生活场景，生动立体地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典型性、富有代表性的乡土世界。

汪曾祺擅长以民族的文化史记忆为视角叙写民间传统，展现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民族集体的心灵感受。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书写了中国民间人物为主体的生活日常，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他将自我的生活经历与人生况味融入写作中，记录中国大地上发生寻常故事。语言承载着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汪曾祺曾坦言，“我写的是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同时也就不能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27]汪曾祺的写作是民族的，他对祖国和家乡始终怀抱有温情。汪曾祺笔下的乡土世界，是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的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代表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富有个性的地方文化，同时也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普遍意义。在汪曾祺看来，“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28]他秉承着坚守传统和开放的胸怀，通过文学书写展现了中国人的温婉厚重和恬淡坚韧，重视意境的塑造，打通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美学思想。

民族与国家是汪曾祺创作最鲜明的底色，也始终是他的作品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与通常意义的小说写法不同，在汪曾祺的《受戒》中围绕“受戒”为的中心叙述远远少于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和市井百态的描述，这种叙述模式充分体现了汪曾祺文学创作的主体性。“汪曾祺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个性鲜明的创作，较早地向新时期文坛展示作家创作的主体，呼唤主体性的早日回归。”[29]在凸显文学创作所面向的主体性之外，汪曾祺还提倡作家进行自由创作，表达自我思想和自身感受，展现作家的主体性，回归文学创作的本体。汪曾祺坚持以人民大众为审美主体，在反映真实的人民生活场景的基础上彰显中华文化传统，对乡土叙事进行了有益探索。

结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汪曾祺的创作不仅横跨和联结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时期的创作，而且打破了跨越时代带来的隔膜，有效缝合了两个时期的创作裂痕。一方面，汪曾祺的作品深入广泛的社会生活，将文学视角从沈从文的乡村扩展到市井题材，将思想意识落实到“人的价值”方面，从普通人的角度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表现生活。另一方面，汪曾祺善于透过市井生活的平凡人物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传统，传递民族精神，显示出持久的艺术魅力。他的小说作品让人们关注文学史上被边缘化、被遮蔽的角落，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评价和理解其创作。汪曾祺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之间开展“中国叙事”，主张“回到民族传统”和“回到现实主义。”[30]激活了传统文学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乡土叙事汪曾祺是对传统文化回归的一种回应，也是他基于民族和国家主体立场对文学的本土化建构，如今人们对“中国叙事”的寻找和呼唤依然葆有热忱，而汪曾祺的作品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经典文本。汪曾祺将知识分子精神融入民间，体现了中国文人与通俗文化的高度和谐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