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还原”代替“颠覆”
——互文性视阈中的《缱绻与决绝》

阎浩岗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赵德发以农民与土地关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它虽与此前发表的张炜《古船》、尤凤伟《诺言》、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白鹿原》和莫言《丰乳肥臀》同属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涉及土地革命①本文“土地革命”概念包括了1946-1952年间的土地改革，因为土地改革名为“改革”，其实质也是一场革命。题材小说，但它有别于其他几部彻底颠覆“典范土地革命叙事”②所谓“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是指直接而充分地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直接为革命运动进行宣传鼓动并将其视为主要职责，运动领导者和执行者可将其视为推进工作的范本予以推广的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题材作品。例如贺敬之等的歌剧《白毛女》，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等。的新时期作品，表现出更为客观公允地展示土地革命历史巨变的追求。它的出现，反映出当代文学对土地革命问题认识与书写的进一步深化。

《缱绻与决绝》第一卷发表于《大家》1996 年第5 期，1996 年12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四卷合一的单行本。从选题及发表时间与发表刊物看，它与莫言《丰乳肥臀》对话或“竞赛”的意味比较明显，而细读文本我们又可发现，它与此前其他诸多同类题材著名小说文本，也有着显在或潜在的对话关系。通过这种对话，作家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追求。本文拟围绕几个关键问题来分析其如何与其他相关文本“对话”，显示出怎样的独特文学价值。

一、全面客观地呈现革命前后的乡村社会关系

在对革命前后乡村社会关系的描写方面，《缱绻与决绝》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它却并非像《白鹿原》那样对之彻底颠覆，而是尽力向生活原生态还原。该作中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既不像《暴风骤雨》中那样尖锐对立、水火不容，也不像《白鹿原》中那样亲如兄弟。宁学祥是天牛庙最大的地主，他向农民催租、逼债、索礼冷酷无情，对其他富户也锱铢必较。为了土地，地主宁学祥在同为地主的胞弟宁学瑞急用钱时不仅不帮，还借机大捞一把，后来又对亲侄宁可璧耍无赖。为了生存、为了土地，农民也常常六亲不认，并非“天下穷人是一家”：封铁头与封二家为争租费左氏十三亩地虽未完全撕破脸，却结下芥蒂，因为他们存在客观上的利益冲突；贫农封四因为自己的三亩地被宁学祥“准”去，想求亲哥封二拨给他几亩租种，封二却一口回绝，封四被逼得偷偷铤而走险，当了土匪。这样的描写，颠覆了《红旗谱》中朱老忠与严志和、朱老明、伍老拔、朱老星们那种穷哥们儿之间慷慨义气关系的描写。

天牛庙人的社会关系虽不是按贫富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大对立阵营，其恩怨更多由土地造成的实际利害导致，但贫富之间的身份贵贱差异还是明显的：虽然穷人与富人也会有亲戚关系，例如宁学祥与封二、与费大肚子家都是亲家关系，但富人从不会平等看待穷人，宁学祥从未把封二家和费大肚子家当亲戚看待：他的女儿绣绣嫁给封二的儿子封大脚纯属阴差阳错，并非他的本意。绣绣和大脚结婚后，宁学祥一直不认这门亲戚；封二父子去宁家打短割麦，宁学祥突然论起亲戚，为的是不给工钱，而且饭也没让吃饱。他娶银子纯粹为肉欲，而费大肚子只是用女儿换来一点粮食。到后来“亲家”全家揭不开锅，宁学祥却连地瓜干子都不给了。

《缱绻与决绝》里的农民和地主，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家庭，他们并未结成团体、组成阵线，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固定不变，一切因情势、因利益变化而转移。在被费左氏“抽地”之前，作为邻居的封铁头与封二家关系本来不错，为省钱并图便利，铁头娘每天三次做饭都让儿媳傻挑去封二家取火种。因为“抽地”，两家产生了矛盾。租到地主土地的封铁头参与土地革命目标是争“永佃权”，他临时联合的也是有地可租的农户；没有租到土地的费大肚子临时联合缺地种的穷汉要求地主拨地种，又与封铁头一伙发生矛盾。封二也想借机拨点地租种，却被费大肚子拒绝，因为封二已是有地种的中农，封二便又生费大肚子的气。地主之间也互相独立，未见宁学祥与其他地主联合。天牛庙村村民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革命前后农村生活的自然状态。

由作品所写乡村社会原生态社会关系可知，土地革命发动者及“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宣传策略是突出乡村社会关系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将其视为主要社会矛盾，而将地主与其他地主富农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视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内部矛盾、次要矛盾，予以淡化，或改写，或遮蔽：突出富人之间的相互勾结，渲染穷人之间的心连心、互相帮助和扶持，乃至为“穷哥们儿”牺牲自身利益。如果偶有穷人与地主关系密切，也被写成“狗腿子”，或蜕化变质，或没有阶级觉悟的愚昧落后。而写穷人之间互相帮衬，则带有理想主义的观念色彩。在这方面，梁斌《红旗谱》与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写法有所不同：梁斌写朱老忠与严志和等穷户关系密切，带有个人义气色彩，并有家族故交为基础，朱老忠与同为穷人的老套子、老栓等就无个人关系；而浩然笔下绝大部分穷汉都是一条心，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分。所以，梁斌的作品属于“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而新时期以后的“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为解构和颠覆“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特意凸显和渲染了贫富关系和谐的一面：《白鹿原》中地主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亲密关系给人印象最深，鹿子霖和郭举人也对长工不薄；《故乡天下黄花》中孙老元与长工老冯和老得、李文武与长工老贾相处融洽；《丰乳肥臀》中地主司马亭、司马库兄弟一直庇护穷乡亲，没见他们欺负穷人，或占穷人便宜。这种写法不能说不真实，因为一般来说，雇主要想让雇工为其卖命，必须搞好关系；刻薄的雇主也不会得到雇工的真心，而且除非不得已，也无人愿意受其雇。然而，这些作品却没能具体充分揭示贫富之间利益冲突一面。矛盾双方从来都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如果说“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只突出对立，那么之前的“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则只突出依存。因而，《缱绻与决绝》在表现乡村社会关系方面写得最为客观、全面、辩证。

二、塑造别样的地主与农民形象

宁学祥是《缱绻与决绝》着力塑造的地主形象。按他的家产与人品，他应该属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的“恶霸地主”类型：他家有土地五顷（500 亩），牛五犋，家里雇有长工，向佃户出租土地、放高利贷，其弟担任村长，后其子宁可金接任村长，并任民间帮会青旗会头目，在村里有钱、有权、有势。他对长工短工刻薄，他玩弄家里女佣，他儿子玩弄丫头。看中穷人家年轻的女儿，就以粮食诱逼其成亲。他借故克扣长短工工钱，对佃户债户催租逼债，逼得封四当了土匪，宁学祥父子又以通匪罪名将封四残忍刑讯并砍头，逼得封四的妻子与次子自尽、长子逃亡，父子俩身上有十二条人命。但是，宁学祥又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的“恶霸地主”有所不同：黄世仁、南霸天花天酒地，宁学祥却节俭得出奇，还亲自参加劳动；小说开头即写他下乡索礼时还顺路拾粪，拾来的粪肥都倒进自家亲耕的农田，而不倒进租佃出去的土地里。他的自私刻薄不仅针对穷人，也针对其他地主富农，包括自己的女儿、胞弟和亲侄。也就是说，这位恶霸地主是不脱农民本性的地主，是从农民“发展”而来的地主，而非与“农民”无缘的异类。另外，作品除了这位“恶霸地主”，还塑造了一个仁义、侠义地主的形象，即宁学祥的弟弟宁学瑞。宁学瑞身为村长却不欺压村民，最后时刻还为救村民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与地主形象相对的土地革命积极分子形象，是封铁头与腻味，以及费百岁与封大花。其中铁头与腻味分别是不同阶段的主要带头人。他们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是非常独特的形象：他们既不像《暴风骤雨》中赵玉林、郭全海等那样大公无私，又有别于《古船》中赵多多、《诺言》中李恩宽、《故乡天下黄花》中赵刺猬之类流氓地痞，更不是《罂粟之家》中陈茂那种性瘾者，以及《丰乳肥臀》中孙不言之类人形怪兽。封铁头本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分农民，他参与土地革命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有地种。所以，北伐时期他只为争取永佃权而斗争，争到永佃权便不再想革命；土改初期他作为村长兼村党支部书记，领导了一次“和平土改”，对费文勋口称“表叔”，肯定其是“开明士绅”。费百岁提出土改干部先挑好地，他还觉得“这样不好”；但费百岁以比别人多操心费力为由坚持时，他也借坡下驴。但他也只是挑了原先租种费左氏的那十三亩。他反对腻味乱杀人，二人一起为此去区里请示。腻味与铁头的不同，是比铁头心更很，执行极左暴力路线，带头杀地主富农，还与别的村搞杀人比赛。但作品也通过客观描写揭示了他产生这种心理的根源：十九年前他父亲被地主少爷残杀，母亲和弟弟自尽，自己流往他乡，给他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有这种创伤的人自然不同于普通人。在东南乡目睹的土改、临近村庄的极左做法、县区基层领导的误导，也给了并不了解党的政策的他负面影响。但腻味并非流氓地痞，也不贪婪，他闹斗争一场，“要的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就是当年他家让宁学祥‘准’去的三亩地”。[1]107费百岁分土地时有私心，但面对还乡团屠杀时却能挺身而出。

中农封大脚是贯穿全书的最重要人物。如果说“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选取的是贫雇佃农立场与聚焦，“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一般选取的是被冤枉的地主富农立场与聚焦，那么可以说《缱绻与决绝》选取的是中农立场与聚焦，兼及贫雇佃农。农民对土地的“缱绻”之情，主要是通过封二、封大脚父子的“创业史”来体现的。封大脚父子的创业史说明，在旧制度下，即使没有天灾人祸、没有恶霸巧取豪夺，农民单凭垦荒和精耕细作，也难以发家致富。凡真正发家致富的，要么是获得外财，要么通过家里有人做官聚敛，要么除了土地另有赚钱方式。

《缱绻与决绝》里地富子女形象类型多样，比较写实：宁学祥之子宁可金是“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常见的“恶少”类型，还是地主“还乡团”头目；宁学瑞之子宁可璧是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败家子”类型，费洪福之子费文典则是有正义感、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背叛本阶级的革命者类型。同为恶霸地主宁学祥的女儿，嫁给费文典的苏苏与嫁给封大脚的绣绣性格命运皆不相同：苏苏始终与费文典思想情感隔膜，而绣绣与大脚情深意笃，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勤劳节俭农妇。对土地革命背景下地富子女这样多样化的描写，是此前此后同类作品中不曾见到的。这种处理，既不违人物的阶级出身所决定的思想观念，又符合人性本身逻辑；地富子女不再是简单的阶级符号，也并非为颠覆主导意识形态而有意设置的形象载体。

三、与各类土地革命题材作品的互文对话

细读《缱绻与决绝》，可以明显感觉到它与此前各种涉及土地革命的叙事文本的对话关系。首先是柳青《创业史》。作者最早的创作动念，就与《创业史》有关。早在1981 年，在创作起步阶段，赵德发就立志创作一部柳青《创业史》那样的小说。虽然屡屡被退稿，但他矢志不移，“更没忘当不成柳青的耻辱”。[2]192赵德发所写封二、封大脚的艰苦创业与坎坷，可以看作梁三老汉创业梦想的拓展与具体化。而写封二与牛的感情、封大脚对土地的感情，则使人联想到梁斌《红旗谱》《播火记》中对老驴头与牛、严志和与土地的描写。宁学祥节俭而又霸道的性格，以及很长时间舍不得续弦，则使人联想到冯兰池。费大肚子、封铁头到短工市等待雇主，则与《播火记》中朱大贵等人的“应聘”情节呼应。这些都显示出将土地革命斗争予以“日常化”处理的艺术追求。宁学祥晚年看中赤贫户费大肚子的女儿银子，又使人联想到《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看中喜儿。

《缱绻与决绝》毕竟属于新时期以后的“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它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开篇即写宁学祥索礼路上不忘拾粪肥田、为保土地牺牲女儿贞洁的情节，“修正”了“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恶霸地主”的性格单一化书写；后面其弟村长宁学瑞为救村民而献身之举，又呼应了“外典范土地革命叙事”①指与“典型土地改革叙事”出现于同一时期，而审美特征不同、未受左翼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的作品。王统照《山雨》中的陈庄主。贫雇农斗争地主富农时用“望蒋杆”进行肉体虐待、腻味与封大花随意砍杀地主富农，也是“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所不会出现的情节。

但是，不应忽略的是，这部小说与新时期以来的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同样有着明显对话关系，也是对新时期以来此类作品的“修正”。

首先是对土地问题的不同态度。虽然变革土地占有状况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但新时期以后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几乎都不突出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有些作品不曾涉及土地重新分配问题，它们将关注焦点更多放在革命斗争中的暴力问题或权力争夺方面，使读者感受不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在有些作品中，似乎土地革命发生之前人们安居乐业、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土地革命打破了这种平静，给人们带来巨大精神创伤。如果着眼于占农村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地主富农，这样说当然没错：对于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来说，土改确实是一场灾难——即使不曾遭受肉体暴力，他们原先享有的土地、房屋、钱财被剥夺，精神上从被羡慕尊敬到被歧视，全部或部分丧失公民权，这也是从天堂掉入地狱的巨变。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就更多聚焦于这遭难的极小部分人，正如“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只写翻身农民的欢乐，而基本不关注被斗争地主富农的感受与命运一样。而实际上，从整个中国来说，贫雇佃农所占比例大得多，即使不占官方统计所说的百分之八十，肯定也要比地主、富农和中农多得多，虽然个别地区有中农占多数的情况。与前述两种类型作品不同，《缱绻与决绝》对贫雇佃农、中农、地主和富农在土地革命前后的命运均予以关注，都有具体细致的艺术描写，使读者能见识暴风骤雨年代乡村社会全景，它继承的是茅盾社会剖析式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这部作品里，我们既能看到土改给无地少地农民带来的满足与欢乐，也能看到恶霸地主的罪有应得及普通地主富农的罚不当罪；既能看到贫雇农中的本分人，也能看到主客观各种因素及特殊情境导致的崇尚暴力者。不论哪种人，都是以土地为中心，一切恩怨纠葛皆源于土地。

其次是具体呈现了因土地和钱财资源占有而形成的权力关系，以及因这种权力而形成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以往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在写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时，更多突出了地主的品德因素，似乎恶霸地主都是流氓，是天生的恶人。到了“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为给地主翻案，作家又反过来突出了个别地主“善人”一面，把地主写成仁人君子或仗义疏财的豪杰。《缱绻与决绝》塑造的地主宁学祥也属于恶霸类型，但他的恶并非公然违反日常伦理，相反，他的所有行为几乎都有合法外衣，也大多不违反农民公认的日常伦理。但是，他确实在欺负穷人、剥削穷人：封四欠了他三吊钱，最后利滚利还不清，宁学祥借机将其仅有的土地剥夺抵债，导致封四难以生存，落草为匪；宁学祥家的牛因牛瘟丧命，宁学祥迁怒于给他放牛的郭小说，将郭狠狠揍了一顿，并宣布要扣除其半年工钱；李嬷嬷给宁学祥当了十四年老妈子，私下陪其睡觉，随叫随到，宁学祥每次“很仗义”地给她一块面值二十五文的铜板，等其年老色衰便一脚踢开；他看中贫农费大肚子家的黄花闺女，就用几百斤粮食将其娶来；遇到宁家有婚丧嫁娶，租种他家土地的佃户必须于地租之外再去送礼，不按时送礼他就上门索要；封二父子因为穷，宁学祥不把他们当亲戚看待，封二父子来打短工时，他不仅不给工钱，还不让吃饱。宁学祥这些行为虽然明明白白是欺负人、剥削人，但被欺压、被剥削的穷人又似乎都是自愿，有些似乎还为获得被剥削、被欺压的机会而竞争：因为求租土地的穷人太多，佃户还要为“永佃权”而斗争，乃至佃户之间为此产生矛盾；借他的高利贷，也是别的地方借不到，不借就无法应急；给他当长工、当老妈子，乃至陪睡，似乎也是自愿，“还以为找着了饭碗”。[1]104①但是，这种“自愿”结成的契约关系明显不平等，一切都是对拥有土地和财产的人有利，有了土地和财产就有了权力，掌握主动。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在“纠正”了“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将地主形象恶霸化、将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道德化之后，又将土地革命之前贫富之间的契约理想化，忽略了这种制度造成的地权人、债权人对租佃者、借贷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压迫或压抑。《故乡天下黄花》涉及了这种压抑或压迫（例如写到长工老冯和老得为一口袋粮食而为雇主孙老元送了命），但因叙事聚焦在富人、强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其实只是捎带涉及、客观显示，并非作者有意凸显。《缱绻与决绝》对贫富之间关系的如此处理，可以看作它与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对话意图，看作它对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有意“修正”。

第三是以客观态度写出穷人的“坏”。写富人“好”的同时，写出穷人的“坏”，也是新时期以来“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特点之一。《古船》塑造了赵多多，《诺言》写出了李恩宽和王留花，《故乡天下黄花》写出了赵刺猬和赖和尚，《丰乳肥臀》写出了孙不言。其中赵多多、赵刺猬和赖和尚虽然出身极其贫苦可怜，但成年后长成了地痞流氓；李恩宽在最后关头良心发现之前，也是个赵多多式的流氓；王留花遭遇不幸，但作者重点写她不幸遭遇造成的变态阴狠，写她“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孙不言则是个近乎好莱坞电影中大猩猩或人形怪兽形象。《缱绻与决绝》也写到了穷人人性的阴暗一面，却并未将其“流氓”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费大肚子夫妇对女儿银子的态度：银子本是为救全家而卖身给宁家，但当宁家倒台时，他们却要和女儿划清界限。封铁头、费百岁身为村干部，分土地时都有自私打算。腻味和封大花的乱杀无辜，是激起还乡团血腥报复的主因。但是，这些有阴暗一面的穷人并非流氓，他们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其阴暗行为大多事出有因：费大肚子一家处于最底层，一直挣扎在生死边缘，他们不敢接受和保护女儿、外孙，也是因为其自身生存仍然面临困境，接受女儿、外孙他们可能遭受更大不幸；封铁头和费百岁的自私并不太过分，他们过后或感觉有愧，或通过为大家献身获得救赎。腻味的杀人源于家破人亡导致的强烈复仇心里。作品写封大花杀人之外却对个人贞节坚守，并非没有道德底线的破鞋类型。只是作品对封大花一个妙龄少女何以能没有太多心理障碍地参加杀人竞赛、“抡起铡刀，一下一下像剁菜一样动作起来”，缺乏必要的交代，读者看不出其中的心理和性格逻辑，这是一个缺憾。

《缱绻与决绝》与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上述差异，源自作者不同的艺术追求。如果说其他同类作品意在颠覆“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那么该书作者的宗旨不在颠覆，而在对话与还原：它不仅与《暴风骤雨》等“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对话，也与新时期以后其他“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对话，不是为了“翻鏊子”，而是尽量客观地写出土地与农民、农民与地主、农民与农民的关系，写出土地革命给乡村社会各阶级阶层带来的心理冲击及生活变化。

追求客观、中正、平实的作品，一般不及“矫枉过正”、剑走偏锋者易生轰动效应。但以文学史眼光看，如果写得认真、扎实而深刻，这类作品却可能更经得起时间考验，更有长久价值。今天和未来的读者要想通过艺术形象了解农耕时代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读《缱绻与决绝》定有收获。笔者认为，赵德发这部作品应当引起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的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