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风险感知对婚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2018的实证分析

李森林，张 乐

(1.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200；2.山东大学 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 青岛 266200)

一、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婚育与人口问题。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人数为763.6万对[1]，呈现出连续多年快速下降的态势。且多地公布的数据显示，初婚平均年龄持续提高，如江苏省2021年初婚平均年龄已升至27.29岁[2]。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数据显示，2021年新生儿数量仅为1 062万人，出生率为7.52%[3]，已降至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婚育问题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人口变迁因素。其中，初婚年龄的推迟和生育意愿的降低是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国家生育政策的调适也已经开始关注婚育问题。202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4]。这表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想要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必须持续提高适龄人群的婚育意愿。

初婚年龄的推迟和生育意愿的降低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学界针对婚育意愿或行为开展了大量有益探讨。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因素包括人口结构[5]、婚育成本[6]、社会对外开放程度[7]、人口生育政策[8]、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竞争程度、收入与财富不平等[9-10]、城市规模[11]、技术进步[12]等；微观个体层面因素包括受教育年限[13]、女性劳动参与[14]、男性经济条件[15]等。然而，虽然已有研究基于客观现实因素对婚育问题进行分析，但是鲜有研究从民生风险的视角探究个体主观层面的风险感知对其婚育意愿可能产生的影响。

民生问题涉及养老、医疗、就业、教育、住房等领域[16]，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17]。民生问题的产生源于民生供给不足以及社会建设的不平衡不充分[18]。从实践层面看，民生建设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青年群体的“民生焦虑”普遍存在。正如国务院2022年4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中所指出的，中国青年“在就业、教育、住房、婚恋、养老等领域还面临不小压力”[19]。适龄婚育青年对社会民生问题有着深切的感知，其对民生问题的判断和认知建构起了民生风险感知的基础。由于市场化进程中婚姻成本和育儿抚养成本的不断增加，适龄婚育青年群体对民生风险的感知可能会影响其婚育意愿和行为。不论是基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还是基于学界研究的需要和民生领域的发展实践，从民生风险的视角透视个体的婚育意愿都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围绕“民生风险感知如何影响婚育意愿”的问题，本文首先基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建构适龄婚育群体的民生风险感知对其婚育意愿影响的理论框架，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分别建立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工具变量法和KHB中介效应分析模型，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在从社会保障、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和收入差距等多个方面测度民生风险感知水平的基础上，实证考察民生风险感知对个体婚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这一影响的性别异质性。最后，在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民生一词通常指的是关于民众生存、生活、生计的社会日常事项，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涉及范围较广，涵盖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20]。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建设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特征更加凸显，由此导致的各种民生风险不断累积和交织，其风险后果日益显现。风险的本质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发生[21]。正如风险学说的奠基者贝克所言，“有必要将风险建构理解为一种生产特定不确定性的实践”，客观存在的社会民生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强化着公众对民生风险的认知、感受和评价。风险感知是指在信息相对不足和不确定的情形下，个体对风险的主观评估和直观感受，反映的是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和感觉[22]。公众对客观风险事件的认知及判断构成了风险感知的基础，与量化的客观风险相比，风险感知更强调主观性，是指导人们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23]。本文所指的民生风险感知是社会成员对民生领域具体风险的主观感受，它涵盖了公众对经济、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各民生领域的风险认知和评价，其对适婚适育人群的婚育意愿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将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下展开分析。

随着超低生育率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已经无法对此现象做出进一步的合理解释。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婚育行为正在出现新的系统性转变[24]，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应运而生。它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释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现象，并对人口完成初次转变后的社会人口结构和家庭行为进行预测[25]。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我国当前的人口转变特征集中表现在婚姻和生育等方面，包括平均初婚年龄的不断提高和生育率长期性、结构性的下降[25-26]。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并未仅仅局限在分析人口特征变化，还从广义的层面讨论人口转变的动因，通常与造成人口变化背后的中间变量结合起来讨论变化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27]。其中，个体价值观念与需求层次的变化、个体经济状况的分化、就业和工作环境的不稳定状况、不断加剧的社会竞争引发的教育年限拉长等微观层面的社会驱动力对人们的婚育行为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5]。这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人口变化与社会民生状况的互动和联系更为紧密，为民生风险与婚育问题的人口学分析奠定了学理基础。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更多在思想观念、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对人口现象进行解读，能够反映社会宏观结构因素对生育的影响，但其理论分析视角过于宏大[28]，缺乏对婚育主体行为决策或意愿背后微观因素的分析。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计划行为理论则为婚育意愿具体形塑机制的系统分析提供了微观理论视野。个体意志无法完全控制的行为会受到个人能力、机会和资源等客观条件和主观层面行为意向的制约，若个体的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其客观状况时，可以将其认定为实际控制条件的替代指标，质言之，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行为意向背后的主要驱动变量。事实上，已有部分研究将生育意愿与计划行为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感是影响适育群体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考虑到婚姻年龄的推迟与持续的人口转型之间的紧密联系[7]，有必要将结婚与生育问题整合起来考量，把二者同时纳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展开系统讨论。

具体到对民生风险感知与婚育意愿关系的分析上，对个体婚育意愿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分析，均能够与个体主观层面的民生风险感知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婚育意愿背后的主观规范指的是个人在婚育方面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主观规范形成的基础便是规范信念[29]。在婚育问题上，规范信念的形塑力量主要来自家庭和社会互动网络，他人的结婚和生育经历会通过社会互动对个体婚育意愿的主观规范产生影响。例如，已婚育者面临的婚育困境可能会对未婚育适龄人群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也就是说，社会总体初婚年龄的不断提高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适龄群体的初婚年龄，并进一步降低其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婚育意愿背后的知觉行为控制则是个人对婚育行为的预期，具体指的是个体对其是否具备婚育行为所需要的能力、资源和机会的判断。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社会中的结婚和生育行为均会产生经济成本，如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费用，逐渐提高的婚育成本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个体婚育意愿。例如，高房价对结婚和生育意愿或行为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城市规模会推高初婚年龄[11]，养育成本、现实生存压力和精神负担预期会降低个体的生育意愿，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又会显著提高个体的生育意愿。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婚育意愿可以发现，个体对婚育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与客观的民生风险存在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当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民生问题越严重，其知觉行为控制越弱，婚育意愿可能会越低。结合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婚育意愿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适婚个体感知到的民生风险越严重，其预期初婚年龄越高，即民生风险感知对预期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

假设2：适育个体感知到的民生风险越严重，其生育意愿越低，即民生风险感知对生育意愿产生“抑制效应”。

以上理论分析阐释了民生风险感知对婚育意愿可能产生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男女比例失衡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存在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异质性。已有研究表明，男女双方结婚所需的住房和养育子女等费用构成了组建家庭主要的经济成本[38]，经济基础对婚恋决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今中国的男女比例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性别比达105.07，出生婴儿性别比高达111.3。人口性别比失衡直接增加了男性结婚的难度，使得婚姻市场中男性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助推了“高额彩礼”“娶妻难”等不良社会现象，提高了婚姻成本。同时，受到传统社会婚恋观念的影响，个体择偶时对男女双方的要求各有侧重，类似住房等婚姻成本依然被多数人认为是男性需要承担的部分[11]，拥有住房可以提高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30-31]。总之，男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婚姻经济成本。当未婚男性感知到的住房、教育等民生风险高时，他们可能会推迟预期初婚年龄，据此提出了假设3：

假设3：民生风险感知对未婚群体预期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主要体现在男性群体中。

从生育方面来看，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男性通常被视为“理想工作者”，女性通常被视为“理想照顾者”，这种社会文化规则对职业女性的影响更深刻，主要体现在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方面的影响。生育会造成女性的职业发展中断，同时会降低女性的人力资本禀赋，在生育后重新进入职场时，女性可能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性别歧视[14]。生育对女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劳动参与方面，在育儿和家务劳动等分工安排上，男女双方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女性在育儿方面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承受更多的生理心理负担。在中国城市家庭的育儿投入方面，父亲往往负责经济投入，母亲则主要进行人力投入[32]。这意味着生育对女性的影响更大，女性往往对生育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当前的社会化家政服务市场还不能有效发挥缓解女性生育养育负担的作用[14]。综合以上情况可以推论，当感知到的包括劳动和生育保障在内的民生问题严重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据此提出假设4：

假设4：民生风险感知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女性群体中。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使用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选择16～45岁之间的样本进行分析，这主要是考虑到此范围内的样本正处在适婚适育的年龄，得出的研究结论较为可靠。需要说明的是，在讨论民生风险感知与初婚意愿的关系时，选择的是未婚受访者作为研究样本，在讨论民生风险感知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时，选择的是符合年龄要求的所有受访者作为研究样本。

(二)变量

1.被解释变量：婚育意愿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个体的婚育意愿，包含初婚意愿和生育意愿。与以往关注客观初婚年龄的研究不同，本文研究的是未婚个体的预期初婚年龄，依据问卷中受访者对“您最理想的结婚年龄是多少岁”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考察。预期初婚年龄越高，反映初婚意愿越低，反之亦然。这主要是考虑到民生风险感知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反映的是受访者对民生风险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而预期初婚年龄亦可被认为反映的是预期的初婚意愿，若采用客观的初婚年龄则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同时，以未婚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讨论预期初婚年龄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其真实的初婚意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生育意愿方面，本文依据问卷中受访者对“您认为自己有几个孩子比较理想？”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考察，通过个人期望的孩子数反映人们的生育意愿。

2.解释变量：民生风险感知

民生风险感知是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公众对民生领域各类风险的主观认知和评价构成了民生风险感知的主要内容。对于这一变量的设置，本文参考已有关于民生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33]，根据研究假设并结合CFPS问卷的问题内容，采用问卷里的“您认为以下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进行考察。结合民生一词的概念范围，将社会保障、就业、教育、住房、医疗、贫富差距共6个维度纳入其中，答案选项设置为0～10分，分值越高，表明受访者主观感受到的该领域的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些题项与民生概念的契合程度较高，同时又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收入和财富公平程度的主观感受。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构建综合的民生风险感知变量。通过测算，6个维度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557，表明这些变量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原始变量可以做因子分析，KMO统计量达0.852，表明这些不同维度的民生风险感知变量的相关性较强，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迭代主因子法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只有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累计贡献率为82.81%，能够较好地反映6个方面的民生风险感知变量。为了便于对后续实证结果进行解释，进一步将得到的因子进行Min-max标准化处理，再进行简单的线性变换，使其取值在0～10 之间，将其作为最终的民生风险感知变量。

3.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本研究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其他因素对婚育意愿的影响，具体变量的释义及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变量释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分析模型

为验证公众的民生风险感知对婚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本文分别建立如下回归模型进行统计检验和分析：

Marriagei=α+β1Living_riski+β2Controlledi+β3Areai+εi

(1)

Fertilityi=α+β1Living_riski+β2Controlledi+β3Areai+εi

(2)

模型(1)和模型(2)分别用来估计民生风险感知对初婚意愿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Marriagei和Fertilityi分别表示初婚意愿和生育意愿，分别指代预期初婚年龄和期望孩子数，民生风险感知变量用Living_riski表示，控制变量用Controlledi表示，Areai表示地区虚拟变量，εi为随机干扰项，各个模型中的β1能够分别反映民生风险感知对初婚意愿和生育意愿的基本影响。

为了克服潜在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一致性，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模型估计。采用地区层面的均值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以往研究中已被广泛使用，本研究拟采用受访者所在社区或村居内除受访者外其他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变量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然后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加入工具变量的模型进行估计。选择社区均值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一是该工具变量代表了区域内居民的民生风险感知平均水平，能够较好地反映该地区居民对民生问题的认识和感受，从区域内民生政策的相对一致性来考虑，此工具变量与受访者的民生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在加入工具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一阶段回归表明工具变量具有良好的性质，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二是同一社区的民生风险感知均值与个体的婚育意愿往往并无直接联系。因此，该工具变量基本满足仅通过影响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间接影响其婚育意愿的要求。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民生风险感知对婚育期望的影响

表2展示了民生风险感知影响婚育意愿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2和模型3、4分别反映了初婚意愿和生育意愿的平均边际效应及稳健标准误。其中，模型1和3加入了解释变量民生风险感知，模型2和模型4加入了控制变量。民生风险感知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为0.172和0.062，且均在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民生风险感知对未婚个体的预期初婚年龄起到了显著的“推迟效应”，当未婚个体感知到的民生风险越严重，其预期的初婚年龄越高，即初婚意愿有所降低，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民生风险感知在模型3和模型4中的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为-0.016 和-0.009，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民生风险感知对适育个体生育意愿起到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当个体感知到的民生风险越高，其期望的孩子数量越少，生育意愿有所降低，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

(二)内生性讨论

表3中的模型5和模型6分别反映了加入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模型5的被解释变量是初婚意愿，模型6的被解释变量是生育意愿。表格最后一行报告了Durbin-Wu-Hausan 内生性检验的结果，p值分别为0.013和0.000，拒绝了模型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一阶段回归结果均表明，同一社区或村居内其他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对个体民生风险感知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一阶段F值均高于经验临界值，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个体民生风险感知对初婚及生育意愿影响的系数分别为0.307和-0.051，再次表明未婚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对其初婚意愿具有显著的“推迟效应”，适育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对其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依然得到了验证。

表3 加入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三)民生风险感知影响婚育意愿的性别差异

为了验证民生风险感知对婚育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延续前文的研究设计思路，本部分进一步基于性别异质性从初婚意愿和生育意愿两方面展开验证和分析。表4反映了初婚意愿和生育意愿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模型7和模型8分别验证的是男性和女性样本的民生风险感知与初婚意愿的关系，结果发现，仅在男性样本中，未婚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初婚意愿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未婚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对预期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主要体现在男性群体中，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模型9和模型10分别验证的是男性和女性的民生风险感知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结果发现，仅在女性样本中，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意味着个体民生风险感知对期望孩子数量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女性群体中，研究假设4得到验证。综合性别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个体民生风险感知对婚育意愿的影响呈现出性别差异。换言之，当个体在预期的婚姻和生育行为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时，民生风险感知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大。

表4 民生风险感知影响婚育意愿的性别异质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使用替换变量计算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民生风险感知是基于CFPS2018年数据中受访者对“您认为以下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这一问题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住房、医疗、贫富差距6个维度的回答，并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的综合变量。由于这6个基础变量的量表完全一致，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6方面的回答进行Min-Max标准化之后再加总求和，新变量的取值范围为0～10，重新得出民生风险感知综合变量进行回归检验。表5中的模型11和模型12反映了采用新方式计算得出的民生风险感知对初婚意愿和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两方面的回归结果依然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证明了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稳健性检验结果再次证明了民生风险感知对个体初婚意愿的“推迟效应”和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显著存在。

表5 民生风险感知对个体婚育意愿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五、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分别得出了民生风险感知对婚育意愿具有“推迟效应”和“抑制效应”的结论，而导致这两种效应的机制仍需进一步讨论。当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出现系数符号相反的情况时，总的影响效应便出现了被遮掩的情形，相应有所下降的部分被称为“遮掩效应”。反之，若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系数符号一致，则是中介效应[34]。由Breen等学者提出的KHB中介效应分解方法在已有研究中被广泛使用[35]，本文采用KHB方法来探讨个体的乐群性、抚养费负担感知在民生风险感知与婚育意愿之间潜在的遮掩或中介影响。

(一)民生风险感知影响初婚意愿的机制

已有关于初婚年龄的研究表明，外向型和友好型倾向会显著提升人们结婚的可能性[36]。类似的研究指出，个体的乐群性与家庭亲密度呈正相关关系[37]。据此可以推论，当个体乐群性越高时，其对婚姻和家庭的欲望可能会越强。而民生风险感知作为个人对社会民生问题的主观感知，对个人的精神或心理健康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当个人感知到的社会民生风险程度严重时，倾向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化解面临的困难，从而更加重视由周围亲人、朋友等群体组成的社会网络，乐群性会相应增强。质言之，个体的乐群性可能在民生风险感知与初婚意愿之间产生遮掩效应。

为了检验乐群性可能在民生风险感知与初婚意愿之间起到的遮掩效应，参考已有研究对乐群性的操作方式，本文采用CFPS2018问卷中受访者对“不孤单重要程度”的打分来度量乐群性，运用“不重要”到“非常重要”的5分量表进行采集。表6反映了基于KHB方法的测算结果，从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民生风险感知强化了个体的乐群性。同时，个体的乐群性降低了预期初婚年龄，即提高了初婚意愿，验证了乐群性在民生风险感知与初婚意愿之间存在的遮掩效应。

表6 乐群性遮掩效应的回归系数

(二)民生风险感知影响生育意愿的机制

生育意愿与生育成本有着紧密联系，生育成本的提升会降低生育意愿。良好的经济条件是生育的基础，适育青年群体的生存压力是他们“不敢生”的现实原因[38]。在生活、教育成本持续走高的当今社会，生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提高，包括婴幼儿护理、教育培训等在内的抚养费负担不断加重。尤其是在教育“内卷”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现象不断加剧的社会情景中，适育个体对生育负担的感知进一步被社会舆论放大。当适育个体感知到的包括教育、社会保障等在内的民生风险越高时，他们对生育抚养费用负担的感知可能会更加强烈。因此，个体对生育抚养费负担的感知在民生风险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可能产生中介效应。

为了检验生育抚养费负担感知可能在民生风险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起到的中介效应，本文根据CFPS2018问卷中“抚养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您要孩子的决定”的回答来测量个体感知到的生育抚养费负担，采用“几乎没有影响”到“影响非常大”的5分量表进行考察。表7反映了基于KHB方法的测算结果，从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个体对生育抚养负担的感知程度在民生风险感知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民生风险越高，其感知到的生育抚养负担也越重，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

表7 生育抚养费负担中介效应的回归系数

六、结论与讨论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社会情景中，晚婚晚育现象更加普遍，婚育意愿话题也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尤其是“全面二孩”“三孩”政策陆续出台后，生育率并没有显著提升，如何提高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成为社会热点话题[32]。未婚人群的初婚意愿与社会人口生育状况关系密切，在社会民生问题客观存在的情境下，有必要考察个体对民生风险的感知与初婚意愿之间的关系。本文是对婚育意愿研究的有效扩充，能够为探究民生风险感知与婚育意愿之间的深层关系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在解释婚育意愿方面的价值，进而凸显社会民生问题的化解在激励和促进适龄人群的婚育意愿方面的作用。主要结论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民生风险感知推迟了未婚群体的预期初婚年龄，乐群性在其中发挥了遮掩效应。未婚人群初婚年龄的提高和婚姻意愿的降低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个体对民生风险的主观感知显著降低了未婚群体的初婚意愿，意味着民生风险的存在强化了个体对婚姻的社会压力感知，进而降低了未婚个体的婚育意愿。机制分析表明，个体的乐群性在民生风险感知与初婚意愿之间起到遮掩效应，当个体乐群性更强时，民生风险感知对初婚意愿的“抑制效应”会有所消减。

第二，个体的民生风险感知降低了其生育意愿，对育儿抚养负担的感知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另一重要表现是生育率不断降低。本研究认为个体对民生风险严重性的主观感知显著降低了其生育意愿，民生风险的存在不利于提高适龄人口婚育意愿。机制分析表明，育儿抚养负担感知在民生风险感知降低生育意愿中起中介作用，即民生风险感知加剧了人们对育儿抚养负担的感知，进而抑制了其生育意愿。

第三，民生风险感知对婚育意愿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男性主要表现为预期初婚年龄推迟，女性主要表现为生育意愿降低。这一结论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婚育问题的现实性提供了有力证据，表明个体民生风险感知对其婚姻和生育的知觉行为控制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在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现实背景下，男性需要承担主要的婚姻成本，因此，民生风险感知对男性初婚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样，由于生育和婴幼儿照护负担更多地落到女性身上，民生风险感知对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以上研究为解决当代社会婚育意愿不断下降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应对思路。一是要从化解社会民生问题的角度出发，以保障和发展民生来提高适龄人口的婚育意愿。将公众对民生风险的感知与低婚育意愿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正确认识社会保障、就业、教育、住房、医疗、贫富差距等民生问题的化解在提升适龄人群婚育意愿方面的作用，不断夯实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民生基础。二是要加快实施更加积极的婚育支持措施。一方面，通过实施教育公平、住房保障、生育保障、女性就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政策，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鼓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另一方面，要坚决破除高价彩礼等社会不良现象，抵制婚姻方面不符合新时代社会风尚的陈规陋习，解决适龄人群的婚姻问题。三是要做好婚育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公众提高对人口结构性转变的思想认识，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主旋律，营造良好的婚育文化氛围，塑造新时期婚姻和生育方面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