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类学区域研究的新范式
——沿海口岸经济区的研究

王 浩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1 区域研究作为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背景和视角。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建设自然不能成为总体倡议的短板。有鉴于此，以区域的整体性、以文化为对象的研究便成为了热点和关键点。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以其研究方式的科学性为社会和区域的发展提供实证和现实性建议。在当前世界发展格局中，全球化潮流对区域研究的范式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有的传统区域范围被打破，传统的所谓“区域”更像是一个具有固定边界的、封闭的实体，在形式上与全球化相悖[1]，因此“区域”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其实从本质上讲，在一个相互连接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中，任何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过去那种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或“书斋中的人类学”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实际。流动性的增大，使得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减弱。因此，区域研究复杂性的增大使得进行区域研究的意义变得更加重要，人类学中的区域研究需要继续深入探究。对于当今多元的文化区域而言，促进文化之间的互动、加深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消解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都是其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中国的区域广大，文化多样性并存，不但区域之间差别较大，就是在同一片区域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区域研究不但要打破区域地理边界的束缚，更要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结合多种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将区域研究进行深化。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理论来源，同时也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产生了大量的民族志作品，进行人类学的区域内多角度的研究是人类学学科的内在要求的体现。

在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团之间以及由独立个人所组成的集团和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基础”[2]。这几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构成社会或文化的诸要素中相对稳定的部分；社会的概念则不是哲学上的抽象化和一般化意义上的社会，而指的是具体的每一个社会，它是由有共同组织的共同体集团所组成。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成员，就要遵守相应的规范，认识到规则所管辖的范围，并由此来组成区别于其他社会的单位。区域社会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又强调个体之间相互交流的集合的行为，根据行为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从个案研究到区域研究的转化，和区域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相互辩证统一，使得人类学的学科内容和学科范围不断扩大，对于文化的解释能力不断增强。

2 沿海口岸区域研究的关注点与视角

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作为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其研究理论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作为口岸区域，其研究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因此多种理论的选择和交叉使用对于区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多理论的角度解释社会和文化现象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研究对象的状态和面貌。

2.1 沿海口岸区域的都市研究

沿海口岸区域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所依托的都市。人类学的都市研究是“以都市区域的文化与社会过程作为研究对象”[3]，主要内容是研究都市形成、发展以及都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社会生活方面。沿海口岸区域由20 世纪初兴起，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由小农经济向工业型经济转变的，情况伴随着商业的扩展和服务业的兴起，产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城市的不断拓展，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使得城市人口在区域和国家中占比越来越高。城市中生计方式的转变，使得人际间的血缘关系减弱，地缘和业缘增强，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使得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不断扩大，数量上不断增加，现代化的城市功能逐渐完备。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首先关注城市发展与人口迁移问题的是经济学家，例如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定律，对人口迁移的结构、机制等进行分析；博格和缪尔达尔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用以解释人口迁移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的原因。经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和深刻的社会变化使得以研究文化见长的人类学开始将中心转移到了城市化及城市中结构与空间问题的研究上来。在族群关系中，不同城市移民来源的多样性，使得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减弱，邻居和社区功能逐渐完善和强大，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复杂，交通运输方式的更新拓展了可以活动的空间，使得人际交往不断扩大与复杂，人际关系随着工作性质，工作类型，和工作地点等多种因素而产生了新的变化，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以研究的内容，也为学科扩展和知识来源产生了新的挑战。

从20 世纪50 年代到最近，随着全世界范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取向由城乡移民、城市适应、族群性和贫穷向乡村移居者的适应问题转化。我国经历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伴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使得城市化和城市人类学在中国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一方面，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推拉效应”的减弱，“户籍政策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流动，使得城市化中人口迁移的难度增大”[4]；另一方面，中国生产方式变革使得中国的社区单位是新的邻里关系为基础而并非西方传统社会中阶层或是职业相似度造成的社区。使得中国都市结构呈现出不完全同于西方社会的新的都市组织结构形式。

即便如此，人类学的很多观点和视角可以用来解释在城市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沿海口岸区域脱胎于广大乡村，从近代开始走上急速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后又走在国家发展前列，其社区文化、城市适应性、地区人员流动等问题，成为口岸区域研究的新课题。

2.2 口岸区域的经济行为作为一种研究对象

马林诺斯基对库拉圈交易的研究成为人类学对经济现象研究的经典案例。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以及在这个假设之下经济行为的目的——通过积累资产获得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在原始经济中并不存在，处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处于对维持和完成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和责任，因此引起了人类学家关于经济与人类行为关系的思考，经济人类学开始萌芽。卡尔·波兰尼提出人类社会的三种主要经济类型：个体之间的互惠性交换、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再分配和市场主体之间广泛而频繁的交易。莫斯等人则认为“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交换都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学者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主要应聚焦为物品和服务的分配的形式上来”[5]，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引向了物品的馈赠与交换，以及交换中的个体关系。经济人类学不是简单的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也不是经济学对于在人类学中的移植。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人类学所固有的通过研究“他者”来反观自身社会的批判主义精神，通过田野考察和实证性的访谈、数据分析，对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命题和推论做出反思，用以还原人类生活中经济现象的本来涵义，例如关于生产、交换、分配以及货币、市场、道德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内容。

口岸区域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区位”是经济人类学中重要的研究方面，通常是指人类行为活动和各种相关因素在空间上的反映。具体而言，区位的概念除了解释某一空间位置，还强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对于各种地理要素和经济社会活动之间相互关联的空间折射”[6]。区位是“自然、经济和交通等空间关系上的有机结合方式”[7]。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总成本最小、总收益最大的区位，即地租成本和运输成本总和最小的地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格局进入了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性阶段，世界经济出现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以信息技术为首的科学技术进入高速发展期，人类社会开始走向后工业时代和后现代。在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中，除了“西方七国”外，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经济也初露锋芒。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现代区位理论应运而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相关理论不断推陈出新。

2.3 口岸区域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探讨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发展问题就一直成为地球上不同国家、区域、和民族始终关注的首要问题。21 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发展不仅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范围中的社会结构以及其中各个子结构如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资源、人力等结构之间不断调整与相互推进的过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人类自我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同样成为了人类社会各个不同民族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主旋律。发展成为了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共同面临的时代性课题，良性和持续性的健康发展更是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促使人们对以往的经济发展观念进行反思，对发展的意义进行探索，以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对什么是发展提出了新的疑问。

将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成为了发展人类学产生的土壤。从意义上说，发展的涵义不仅仅包括社会个体在物质和经济方面水平的提高，还包括例如人的发展等其他更广泛的方面，而发展人类学则是聚焦于发展对于社会结构、文化体系的相互作用关系。发展更像是一个整个经济和社会体进行迁移重组的过程。在经济增长，城市化加强，人口、资源等压力的推动下，不仅仅要把发展视为单纯经济增长的观念，而是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思想。发展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发展对于人的影响等等议题成为了发展人类学新的关注侧重点。

尽管关于发展概念不同的学科和流派，不同的理论框架存在理解上的差异，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发展可以定义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这一观念也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逐渐受到共识”[8]。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中，把发展与现代化两个词等同起来，认为“发展就是表示与从相对贫穷的农业农村，农业状态向富裕的都市工业状态转变的社会运动相联系的社会经济，心智，政治和文化变迁的总过程”[9]。发展经济学家伯格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认为，发展通常可以是成长或现代化的同义词，即“发展意味着良性的成长和可遇的现代化”。[10]因此，发展人类学可以表述为“针对发展的人类学”，即“通过以撰写民族志的方式，力求通过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发展项目过程的剖析，提供旨在对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的批评性文本”[11]。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对沿海区域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体现了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3 口岸区域研究的意义

3.1 拓展人类学学科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

人类学的区域研究需要运用多种理论相结合。一方面，作为理论本身，其自身使用范围和解释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性，理论体系的建立也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社会性质具有特殊性。以西方的视角提出和建立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社会与文化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理论在解释某一方面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有其自身的不足。

以口岸作为研究对象，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和关注对象之一。对于口岸区域的研究体现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思维，称为由个案上升到区域研究的最好田野点和理论途径。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起对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研究轨迹，后来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对于印第安人的研究尤以规模化、体系化的区域研究见长。同样，区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的村落体系，而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文明的一种重要方式，产生了包括“施坚雅模式”在内的多种区域研究范式；而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志向与思想脉络也都与区域研究有关。口岸区域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超越其国界范围之内、对外商品与人员交流的重要渠道，不仅承载着商品物流交换与资本转化的意义，更是不同文化间相互交往和碰撞的地点，我国近代口岸的发展历史便是最好例证。口岸区域作为新兴的将边疆口岸与人类学区域连接起来的结合点，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意义，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时下国内人类学界有关区域的研究中，对于口岸区域的民族志研究成果颇丰，直接带动口岸民族志的产生和发展。口岸民族志是以口岸整体区域进行描摹再创造的一种文本形式，是对民族志研究的超越和丰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口岸区域的民族志更要体现出我国的国情和特色。

人类学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在指导区域研究和实践上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对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一致性进行假设，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有利于把握区域体系。我国的人类学区域研究脱胎于村镇研究，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为区域的整体性研究做出很好的铺垫，大量的民族志使得区域中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为可能。作为中国人类学的早期开创者和民族研究理论、方法的践行者和指路人，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研究的主线是以农村调查为基础，然后转向小城镇，最后跨进了区域研究。费孝通的区域发展思想是与地理环境因素、资源再生要素和基础设施建设三者紧密相连的，费孝通所提倡结合不同的地域资源因素，构建与其相适应的拥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根据发展方式的概念来定义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应该配备不同的发展模式，不能简单归结成同一种模式。“但是因为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现阶段以增加收入为目标，所以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是可以相互比较的，即使在不同的地域，依旧可以依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适合当地特色的经济。”[12]

3.2 沿海区域研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的必然性，即将理论与实际统一，在实践中提炼理论并且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科学研究同样需要实践来检验，研究不能脱离现实，而要回归于现实。这就要求科学工作者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以主观愿望来引导学术。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实践价值体现其现实意义。实践价值则是客体的实践活动对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二者具有能动关系。“实践价值的内在根据，是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13]人类学作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其研究的实践价值是学科存在的基础。对于沿海口岸区域进行研究，考察口岸区域文化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对于发掘促进地区发展的正能量和有益文化、淘汰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不相宜的文化，是研究的现实目的和意义，也是学术人为之努力的宗旨。

人类学学者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持续关注，决定了人类学学科在应用实践中的价值和地位。例如，相比于经济学家，人类学更倾向于通过实地访谈，将发展的观点投入到实际运用当中，而经济学家则是根据总体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或者关注一个社会中某一方面供求关系、动态平衡、边际效益等方面的数据。人类学的研究涉及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发展计划对于社会群体的影响，以及所得分配状态的社会意义等方面提供一个更为细致的质性资料分析。以人类学方法对城市发展和口岸互动的研究，可以从文化和经济方面，为城市和口岸的发展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观察视角，完善田野的伦理要求，服务于研究对象。

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我国未来国家发展的总纲领和总规划，更是人类学学科的主干理论和核心宗旨。人类学的研究，“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的框架下进行，否则便是偏离了研究的轨道，也与学科创立的初衷相违背”[14]。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区域一体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更体现了中国发展的思路。中国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大国，一脉相承的文化和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在文化影响不断加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保有文化自信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安全有其重要意义。

从国家发展的视角来看，无论是现今如火如荼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地区间、国家间的合作，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需要；从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视角来看，费孝通的区域发展思想对人类学学科的区域研究也具存指导意义。国际间经济体、经济圈的成立都有共同的目的，即是为了“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即使在地理、历史、资源、文化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异，也不可全盘否定，应该实时考察、放下偏见，求同存异地创造条件发展经济”[15]，使经济圈和经济带做到利益共享，共同繁荣昌盛，共同富裕。

4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打开了一扇发展之门，借由这扇门，中国可以以多种空间和角度来发展、以经济促进政治互信，以经济促进文化互融。同样为国内区域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思路——以区域联合代替个体竞争，以区域发展带动国家整体发展。在这个倡议之后的各项政策也是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补充和调整。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对于国际社会的一次和平发展的倡议，也从宏观上对未来我国的发展走向做出了调整和定位。另一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经验和发展的理念也可以借由“一带一路”走向世界，对于习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口岸区域的发展成了重中之重，多项国家级政策的颁布反映了口岸区域发展的紧迫感和现实意义。因此对于口岸区域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所关注的对象。人类学是以田野考察和撰写民族志为特点的实用性学科，人类学的发展也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和学科要求。人类学要以社会现实为依据，同国家发展的整体规划相适应，时刻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人类学中的区域研究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似的另辟蹊径，而是有着长久的学科传统和人文关怀。

人类学对于区域的研究始于村落，经历市镇再到区域或走廊，体现出研究对象由微观到宏观，由个体到集团，由单一个案到文化类型的演进路径。研究范围和研究地区的扩大，使得研究资料和跨学科知识储备的需求不断增加，多学科多方法共同研究同一问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人类学的学科也开始了充实和发展。

人类学视角下的口岸区域研究，是作为一项综合性研究而提出。口岸区域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状态、边界变迁、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而变得特殊。例如，海港口岸与陆路口岸的区别，边疆口岸与非传统边疆口岸的区别，政治变迁造成的边界移动引起的口岸产生或消失，人口与货物的单项与多项流通等。对某一种口岸区域的研究都不能照搬原有的理论或是以思维定式来看待。多种研究理论与范式的加入，为区域整体性研究加入了新的理论与可参考的案例，也同时迫使学者重新审视学科的基本问题，如本体论和研究对象的再发现以及学科中基本概念的再反思。人类学中交叉学科的扩展使得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学科从内容的扩展有向学科反思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