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乡村人才振兴现实需求与突破路径

刘 凯，李继刚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引 言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1]，“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2]（P268）。作为曾经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西藏自治区提前全国一年在2019 年消灭绝对贫困，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起步期，如何挖掘、培育、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青藏高原腹地，与其他省区相比特殊性明显，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简单地以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振兴为标杆、标准，要深入西藏农牧区实际分析。不结合西藏实际，不做调研分析，就无法将国家战略落到实处，就不能做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找不准培育和形成乡村内生发展的关键。由于乡村振兴涉及面广，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聚焦西藏人才振兴服务农牧业发展领域，从西藏乡村发展实际，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实现人才与乡村发展衔接等几个方面探讨西藏乡村人才振兴与乡村现代化问题。

一、西藏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方位

（一）农牧业发展是西藏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以来，各类新闻在报道乡村振兴所取得成绩时，总是以“高、大、上”为宣传点，以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作为标杆，这种不分地域、不分时空、一刀切的认知误导了人们对乡村振兴的认识和理解。本文仅就西藏农牧业振兴探讨其在一个时期当中可能的发展趋势，以便更好把握西藏乡村人才需求。

西藏乡村产业振兴更多集中在农牧业而非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地理区位、历史机遇等原因，西藏乡村不可能再走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道路。一方面，西藏自治区面积120 多万平方公里，乡村人口仅为232 万人，小聚集、大分散，部分地区人口极其稀疏，阿里地区人口密度不足0.3人每平方公里。而市场规模与人口多少紧密相关，稀疏的人口很难形成经济集聚，创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西藏地处高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成本高昂，人才储备不足等均成为制约第二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后发优势不明显。

西藏乡村发展第三产业也有很多限制性因素。2021 年西藏城镇人口134 万，城镇化率为36.61%，远低于全国64.72%的平均水平。虽然靠近拉萨、日喀则等中心城市的部分乡村可以采取三产融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但相比西藏全区5680个行政村而言，占比不超过5%。绝大多数村庄没有三产融合发展的实际条件。虽然西藏属于世界旅游目的地，但仅限于有限的名胜文化遗产、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等社会各类宣传报道，以及国家对西藏大规模、高强度投资的影响，部分领导干部试图通过在西藏边缘乡村规划建设投资旅游项目来促进乡村发展，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试图仅通过一棵千年古树、一座古寺庙等作为卖点来发展乡村旅游是值得商榷的。笔者以为，优惠政策和投资都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可能将西藏多数乡村通过闲暇旅游、休闲观光发展模式来推进乡村建设。

农牧业依然是广大农牧民最为基本的生活依靠，这是推进西藏乡村振兴的一个基本前提。由于我国东西差异、城乡差异的现实，对于不同地区而言，推进乡村振兴在不同时期有各自的重点，这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本质要求，地方政府在推进乡村振兴往往缺乏阶段性区分[3]。就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农业收入重要的并非能使农民发家致富，而在于保底[4]。因此，西藏乡村振兴应从国情区情出发，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促进西藏乡村振兴战略科学稳步推进。

（二）优质劳动力流出农牧业，农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随着改革的深入，西藏乡村在20 世纪80 年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乡村劳动力逐步流出农牧业，流入第二、第三产业。农牧民流出农牧业是受经济规律支配，流出者一般是具有一定竞争力，头脑灵活、身强力壮的优质劳动力。他们大多流入餐饮服务、工程建筑、物流货运等领域。仅就援藏项目而言，1995-2020年，17个省市、17个中央企业对口援藏上万个项目，农牧民通过“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等流入第二、三产业。据统计，2016-2021 年，各类援藏项目转移农牧民就业累计353.2万人[5]。

毋庸置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西藏乡村劳动力流出农牧业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了人的市场价值，提高了农牧民家庭收入，促进了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但是，从乡村现代化的角度来看，随着优质劳动力的流出，“谁来种地放牧，怎样种地放牧，种什么地，放什么牧”等问题接踵而来，“老人农牧业”“妇女农牧业”何以支撑农牧业发展？

同时，后续乡村人才储备匮乏，难以实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经过西藏和平解放后70 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西藏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全面提高，根据西藏自治区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区拥有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常住人口分别达到11.02%、7.05%、15.76%[6]。西藏人口素质的提高无疑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从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来看，当前西藏农牧业所需人才数量上极其匮乏，质量上有待提高，结构上尚需优化。在国家特殊政策的支持下，西藏高考录取率较高，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能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这也就是说留到乡村从事农牧业的人口是那些经过高考竞争机制筛选而挤出的学习能力较弱者。另一方面，从西藏七所高校专业设置，以及区外高校在西藏招生专业看，除西藏农牧学院少量专业涉及农牧业外基本没有涉农涉牧招生专业。如从2022 年在藏招生院校和专业看，即便农林类大学招生专业仅涉及极少数农林兽医类专业，同时受观念影响学生也不愿意学习农科类专业，造成后续农牧业高级技术人才短缺。一定程度上讲，高等教育成为了乡村人才流出的吸收器。

另外，多年来西藏高校毕业生基本全部由政府安排工作，就业集中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这种长期“全就业”政策的影响，部分毕业生及家长认为学生毕业，政府安置理所当然，安排工作是政府的应尽责任。“到企业就业不算就业，当国家干部才算就业”，不愿到企业就业、不愿到基层就业、不愿到区外就业等就业观念还比较浓厚，亟待转变。

二、西藏农牧业发展衔接人才振兴的基础条件

当前绝大部分乡村不具有从事乡村工业和三产融合发展的条件，农牧业依然是广大农牧民基本的生存保障，是西藏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保持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西藏产业兴旺首先是农牧业兴旺，是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因此，把握好这一过程才有可能发现需要的什么样的人才。

（一）土地流转，中农初现

“中农”这一概念早在1933 年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就有界定，“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7]（P128）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中农阶层消失。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逐步开放，大量农村人口进入非农领域，职业分化进而引起农村阶层化。在乡村研究中，学界大致形成了对“中农”阶层的基本共识，即就是那些不愿意或者无法离开农村的中青年农民从土地或者其他农村获利机会中获取收入，从而在农村形成一个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家庭生活完整、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家庭的新生群体，称之为中坚农民[8]。他们在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能够接应外部输入的制度、资源和政策[9]，他们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理想主体，能够增强乡村政治与治理的能动性和稳定性[10]，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支持[11]，他们的发展形塑了新型乡村社会秩序[12]。

那么，西藏乡村阶层化发展状况如何，我们以户籍在村的家庭为基础，对山南、日喀则、那曲三地市，依据农牧民家庭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进行调查，发现西藏乡村阶层分化表现较为显著，有和其他省区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从所调查的村庄来看，大约7%-10%的农牧户外出务工经商，不再从事农牧业，不依赖土地生存，但在各种重要的节日依然返回村庄。他们往往成为村庄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他们较为关心村庄发展，有恋乡情节。另外，大约3%左右的农牧户往往因家庭变故等原因，离开村庄在外闯荡，虽然在村庄中有土地，但已经与村庄基本没有联系，属于“人户分离”户。村庄中有40%-60%农牧户属于兼业户，这类农牧户家庭一般为妻子、年老父母在家从事农牧业，丈夫在外务工，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年长者主内，年轻人主外”的代际分工特征。这个阶层对土地有依赖，但家庭的货币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这个阶层往往属于村庄的主体。还有10%左右的贫弱阶层，这一阶层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孤寡老人，基本失去劳动能力，属于兜底户；第二类是因病致残，仅能从事简单工作的农牧户；第三类是家庭未成年子女多，家庭负担重无法或者没有能力外出务工，而留在村庄仅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放养少量牛羊；第四类是单亲母亲家庭，这类家庭的妇女往往是未婚生育，独自抚养子女，因劳动能力不足，家庭负担重而导致贫困。

大约20%的农牧户主要从事农牧业，兼顾农牧业有关的工作，这个阶层对土地高度依赖，他们属于村庄中的中农。这一阶层和其他省区的中农阶层有着共同性，即身体强健，认为工厂工作不自由，喜欢在乡村生活，农牧业经验较为丰富。他们一方面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流转邻里的土地。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往往对畜牧业依赖性较大，饲养牛羊较多，同时也通过为其他村民放牧而收取一定管理费，其所使用的草场均为村庄所有。国家草补按人口分发给各户，但草场使用尚未具体划分到家庭，从而降低了这类农牧户的生产经营成本。

乡村不同阶层的农牧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给中农获得较大规模的土地提供了可能。外出离农户已经不再从事农牧业，除了享有各类农牧业补贴外，已经不再和土地打交道，也不再关心土地政策，而是将土地流转或者免费让他人耕种。兼业户由于劳动力所限，一般仅耕种自己的土地，或者将部分土地让与他人耕种。这部分家庭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大约20%-40%，因此这部分家庭既没有动力扩大土地经营面积，也不完全放弃土地经营，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这部分农牧户更接近恰亚诺夫所分析的“劳动—消费均衡小农”，他们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需求，“农民劳动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加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13]（P49-50）村庄中的贫弱阶层，几乎无力耕种过多土地，需要依靠国家帮扶维持基本生存。

可以看出，乡村中的兼业户和中农是农牧业生产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中农可以看作是在变化了的人地关系下小农经济的自发调整和升级[14]。因此，中农经济应该成为当前乡村振兴的重点，帮助中农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提升中农素质，扩大经营规模，使中农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中坚力量应是人才振兴的一大重点。

（二）政府前期投入，为“新农业”打下基础

“新农业”是指“劳动—资本双密集化”，具有现代化特征，高附加值的农业，具体表现为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等的生产经营，与传统谷物生产的“旧农业”相对[15]。“新农业”的出现是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面临三大历史性变迁交汇时期的产物，促使中国农业发生一场“隐性农业革命”，即人口生育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90 年代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农民的非农就业以及食品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三者的相互叠加使中国农业走出“过密化”，实现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园艺业和养殖业。[16]（P138-159）实施推动粮食兼肉（鱼）、菜（果）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场，可以扩大农业就业，拓展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17]。

西藏在脱贫攻坚期间，通过产业扶贫建成了数量众多涉及果蔬的设施农业。经过政府前期大量投资，在实际管理经营过程中不断摸索调整，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经营模式。

第一类是联合经营户，这在西藏乡村比较普遍。脱贫攻坚结束后，由于部分设施农业项目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无法分割开来由多个农牧户独立承包，或者由于多个农牧户都有意愿承包，为了公平和照顾多数利益主体考虑，村委会一般将愿意承包的几户组织起来，共同劳动，共同获取收益。由于蔬菜瓜果种植属于“技艺型”劳动，需要随时、不定期、非连续的精细化劳动，因而实际劳动的通常为在家妇女，她们相互熟悉，随时可以相互请教交流经验，配合起来顺畅。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增强了妇女的生活自信，同时他们的相互分工合作也给单调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第二类是单个农牧户自己经营。西藏各级政府以及援藏单位都在乡村建成了诸多规模较小的蔬菜大棚，以免费方式承包给农牧户。通过脱贫攻坚时期政府在技术、资金、销售渠道等方面的支持，大部分农牧户都能继续经营。从调查情况看，一般情况一户承包一个大棚。由于西藏气候高寒缺氧，各类建筑施工仅在4-10 月之间，因此农牧民外出务工仅半年时间。“新农业”主要依靠在家老人、妇女经营，而打工在外的劳动力定期返乡，带回货币收入。这样一方面使家庭劳动力得到合理配置，提高了家庭收入，同时也顺应了务工时间的有限性，稳定了外出务工不稳定带来的风险。

由于承包大棚规模有限，经营大棚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很少雇工，其经营逻辑介于自给型与市场型之间。生产的产品一方面满足家庭消费需求，同时，经营户又不失时机地寻求市场空间，获取销售收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成本免费使用农业设施，没有市场竞争压力，同时也和远离中心集镇，市场运输成本较高有关。

第三类是外来“农民农”承包经营。由于“新农业”相比“旧农业”，技术难度大、管理精细化要求高，产前产后环节衔接更紧密、更紧迫，如蔬菜瓜果不耐储存，需要快速销售，即便储存也需要冷藏设施等。对于部分出租农牧户，由于自身能力、资金等条件所限或者有更好的获益机会，愿意将大棚租给外来人员。这样一方面出租农牧户获得租金，不止于使大棚闲置浪费，同时自己又可以务工或务农获得收入。

外来“农民农”承包经营大棚多发生在靠近拉萨、日喀则等中心城镇郊区。一是距离中心城镇较近，流通费用较低；二是中心城镇有较大市场，可以解决蔬菜瓜果销售问题；三是由于距离中心城镇较近，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出租户早出晚归无需租房，因此在权衡比较农牧业收益与务工收益后，放弃农牧业经营，这也给外来“农民农”提供了机会。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这些外来“农民农”往往无法在家乡承租到足够面积的土地，西藏地理环境恶劣，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他们寻找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城镇郊区承租大棚。他们基本以家庭经营为主要方式，其租赁经营收入水平一般高于务工收入。

第四类为“资本下乡”经营“新农业”。从西藏当前企业经营农业看，一般是脱贫攻坚时期建设的规模较大，投资较多设施农业项目，村集体和政府无力参与经营管理。为了保证项目运行，不止造成资源闲置浪费，政府引进外来资本，希望通过外来资本的引入获取利益，达到所投项目保值增值。这类企业利用当地政府优厚的投资条件，往往利润较高。但整体而言，这类资本下乡的项目较少，失败的也不乏少数。

三、西藏农牧业发展的人才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人才是强农兴农的根本。要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重点是提升基层农技人员素质，着力培育一大批种田能手、农业作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业营销人才、农业经营人才等”[2]（P42）。结合西藏乡村发展实际，促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以为当前需要以下几类人才。

第一类：服务农牧业合作的组织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生产一大软肋是生产成本偏高，解决办法还是要创新经营方式，要培育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起来不划算的事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办。”[2]（P9）农村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外有两大缺乏：一大缺乏是团体组织；一大缺乏是科学技术”[18]。就当前西藏农牧业发展看，最基本的需要是服务农牧业合作的人才来解决诸如机耕道路、土地平整、水利灌溉等单家独户办不了、办不好、不好办而又急需解决但又无能为力的事务[19]。因此，乡村人才振兴首先需要的是能够服务西藏农牧业发展，服务小农解决生产问题的人才，这也是人才振兴促进农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二类：农牧业生产的中坚人才。“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2]（P54）“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种什么样的地”事关重大。西藏中农初现，积极培育、支持这些中坚力量，确保西藏农牧业高质量稳步推进。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西藏人口少，土地资源匮乏而忽视内在发展能力，而想当然地依靠外力，将主体农牧民客体化，忽视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优势、能力和资产等。有意识地挖掘、培育中坚农牧民，提高素质，挖掘潜力，创造条件为西藏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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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人才。现实决定需要，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的当下，确保优质、高效、安全的农牧产品，通过培育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来为农牧户服务。而能否提供科学、高效的农牧业社会服务靠的就是人才。而这类人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为农牧业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和农牧产品流通服务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熟悉农牧业生产资料市场动向、物流仓储等技能；二是为农牧业生产提供教育、技术指导，病虫害防疫等农业实用人才；三是为农牧业生产提供机械化服务人才。

第四类：农牧业创新人才。“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2]（P41）如何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到西藏农牧业发展中，既是挑战，更是发展机遇。因此，急需具有创新型人才，“突破固有思维，需要高质量人才：农业不仅仅只有一种功能，而且具有更多重要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农场中创造新的经济活动。这种新的经济活动可能是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或在农场中加工或直接销售产品，也可能是能源生产、水资源保护、自然和景观管理或乡村旅游”[20]。西藏农牧业既有优势也存在诸多劣势，因此，只有创新才可能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新人才是破解西藏农牧业发展难题的关键动力。

四、精准施策，培育和发展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备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21]这一精辟论述指出要通过政策支持，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支撑，增加农业收入，吸纳农业生产有生力量，做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结合上述对西藏乡村振兴，农牧业发展以及所需人才的理解，我们以为应从三方面培养和吸纳人才，使西藏乡村农牧业强起来，农牧民富起来，乡村美起来。

（一）挖掘、培养乡村内生人才，使其成为人才振兴主体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实验表明，“大多数农民就像一个个尚待开发的‘脑矿’，在他们身上潜伏着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使他们过上有尊严而又幸福的生活。而要激活这一力量，必须把重点放在充分利用每个人的干劲、热情、智慧和劳力上，通过更多的教育、组织和训练，通过在农村社区开展生产教育、文艺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环境教育、法制教育等综合的教育活动，启迪他们的心智和天然的德行，从而提升农村社区的整体水平，使农业不仅提供食物，也使人民与现实自然界保持联系并心存谦卑，使农村这一较广阔的居住地成为具有人情味的高尚场所。所以我们不会去寻找诸如加速农村人口外流等手段，而是要去寻找重建农村文明的手段。”[22]同样，西藏乡村振兴人才开发首先需要充分挖掘、培养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牧民自身的内在潜力。这里我们将作为中坚力量的中农和乡村能人为重点加以探讨。

村内主体Ⅰ：中坚农牧民的扶持与培养。西藏中农阶层初步形成，在农牧业发展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保持了农牧业生产的稳定。由于中农主要收入来源于土地，最能够保护地力，维护人与自然和谐，也最为关心党在西藏的各项惠农政策，是农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由于中农常年在村生活，对乡村人情往来、礼仪文化保持高度认同，是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者。另外，中农所有的生活世界在村庄，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村庄老人、妇女、儿童生产生活困难情况下，中农成为一股支撑性力量。因此，中农无疑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我们一方面要充分支持他们的发展，同时要积极培养提升他们的素质。

扶持中农发展，提升中农素质。一是政策上扶持中农，情感上关爱中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依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家园。”[2]（P18）对于中农而言，由于中农经营土地和饲养牲畜不多，在村庄中收入水平中等，抗击各种风险能力有限，脆弱性较为明显。各级政府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加以扶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使中农经济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二是政府利用培训项目，加强骨干中农培训。对于那些头脑灵活、积极上进，热衷于农牧业的骨干中农，政府应该加强培训，突出强调所学知识的实践性、操作性、实用性，做到全面、科学、系统、实用、高效。三是鼓励、协助以中农为中心成立农牧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协助中农设立、管理合作社，培养他们的市场竞争意识，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提升诚实守信的合作精神。

村内主体Ⅱ：乡村能人的激励与引导。多年市场经济洗礼，一批乡村能人孕育而生，成为村民生活的中心人物，劳动致富的引领者，在乡村具有较高声望和影响能力。他们由于敢闯敢试或者具有一般村民所不具有的社会关系而首先发家致富。这部分人大多从事与农牧民生产生活相关的经济活动，有着追求收益的强烈动机。之所以要将其作为西藏村内关键人才之一，就是这一群体具有整合资源，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由于西藏乡村整体较为落后，农牧户市场意识不强，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放精神。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成果又让他们有着强烈的物质冲动。在有限信息和认知范围内，身边的乡村能人无疑是最好的榜样，讨教、效仿、追随是村民学习乡村能人最有效、最节约、最直接，也是最可操作的方式。因此，对乡村能人的激励与引导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突破口，一条捷径。

（二）支持返乡创业人才，使其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创新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乡村人才振兴时指出：“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2]（P269）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返乡入乡创业项目中85%以上属于一二三产业融合类型，广泛涵盖产加销服、农文旅教等领域。60%以上具有创新因素，生产智创、文创、农创产品[23]。西藏广大乡村不具备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条件，但可以借助中心城镇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培养返乡创业人才，发挥其创新力，进而促进新业态的形成，推进乡村振兴。

类型一：在外务工经商多年，返乡寻找发展机会的人员。从发展趋势看，这类人员在逐渐壮大。市场开放的大环境，给那些希望在外闯荡寻求发展的农牧民外出的机会。他们中一部分人希望在外获得更高收入，更好在村生活，虽然离开农牧业但他们心向村庄，关心村庄发展，所取得成绩希望得到村民的认可，在意村民对自己及其家庭的评价；另一部分人心向外，不关心村庄发展，不在乎村民评价，希望脱离与乡村的联系。返乡创业者大多为第一类，他们经过多年在外摸爬滚打，积累了一定资本，具有了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希望借助乡村振兴机会回乡创业。

这类人才是西藏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将会给较为封闭的乡村注入新活力。返乡创业者一方面因其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村庄，与村民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能够更真诚、更高效地带领村民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受外界开放文化影响，具有创新能力，同时积累一定量的资本，因此可以更好挖掘家乡资源，组织资源配置，优化提升家乡经济结构，创造就业岗位，带领村民发展致富。

针对这类返乡创业者，更主要的是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让其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的主角。一是可以积极吸引、培养他们，发展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他们一方面政治觉悟提高，从自发为家乡发展做事到自觉为村民服务。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他们可以依靠党组织，发挥组织优势发展壮大产业，推进乡村振兴。二是鼓励他们参政议政，建构“乡村精英广泛参政议政”的乡村治理模式，从“人为组织服务”转变成“组织为人服务”，完善村民自治，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能力，鼓励其参与到村庄发展计划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24]。

类型二：大学生回乡创业。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就业观念的逐步转变，特别是政府一系列针对大学生创业政策的不断出台。西藏乡村开始出现大学生毕业后，返回家乡创新创业。这些返乡大学生由于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学习能力、知识技能、文化素质等高于普通村民，成为乡村振兴一股清新的有活力、有朝气、有希望的生力军。

当前，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还较少，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培养和吸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聚焦阶段任务，找准突破口，排出优先序，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21]一是需要高校在专业设置，课程教育中培养西藏乡村可用的高级人才。警惕出现晏阳初在其平民教育时所深刻反省的，“工商业发达国家都市人的教育，如何能适合犹滞在农业时代的中国社会需要？我们初到乡间，看见农民失学，慨叹中国教育不普及，后来在乡间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否则真非亡国不可。这并非愤激之谈，因为农村青年，未入学校之前，尚能帮助他的父母，拾柴捡粪，看牛耕田，不失为一个生产者，可是一旦入了学校，受了一些都市文明的教育，他简直变成一个在乡村不安，到城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25]同时，有意识开展乡村振兴战略教育，增强在校大学生对党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和信心，让其看到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使其有意愿回家乡创新。借助课程思政、就业教育等，引导大学生回乡创业，带动家乡发展，实现个人抱负。二是积极贯彻落实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解除他们后顾之忧，激励他们大胆创新创业，在家乡的土地上建功立业。三是借助各类项目扶持他们创业。基于这一群体自身的特点，在扶持培养他们时，可以通过各类项目让其参与或主导，使其在较短时间内成长为最具活力，扎根乡村的有生力量。

（三）利用好外来人才，培养乡村治理现代化主体力量

除培养、支持上述人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智力支撑服务西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群体。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乡村振兴专干”“西部志愿者”“大学生村官”“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等下派乡村的人才。这类人才弥补了西藏乡村高素质干部人才匮乏，建强了乡村干部队伍，提高了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这类群体结合自身优势，整合、调动、激发各类社会资源服务乡村振兴，逐步培育发展形成乡村内生增长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21]。“人才短缺严重制约西藏的发展进步，全区上下对人才问题的严峻性必须有清醒的认识”[26]。利用好这一宝贵人才，是西藏人才振兴的重要工作。一是提升现有“乡村振兴专干”“大学生村官”素质，鼓励他们放手工作。2019年7月西藏自治区从高校招录乡村振兴专干5399 人，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的活力。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这些高校毕业生刚刚走出校园，尚未在社会、工作中得到磨炼，组织协调管理能力欠缺，因此需要通过系统化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同时也要关爱、包容这些年轻人才，支持他们敢作敢为。二是发挥党组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2]（P26）。“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要继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2]（P229）。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1 年底，西藏全区党员总数为43.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有2.2万个，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中党员比例达到100%[27]。借助西藏健全的基层党组织，给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服务村民的大舞台，同时又能通过他们的影响促进乡村治理人才可持续发展；三是提高福利待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安下心，长期扎根乡村工作。防止出现晏阳初所言的“真正到民间去为农村谋一点建设，为农民谋一点福利，这样的人却太少了。……新的士大夫呢，从东西洋回来，斥农民为‘麻木不仁’。他们讲政治，讲教育，讲经济都不及于农村，瞧不起农民抹杀了中国的基本问题，眼红着西洋的繁荣，高唱工业化，抛弃了现实”[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