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9年高体质指数对我国肾癌疾病负担的影响及趋势分析

张豪亭 杨银涛 马宇杰 李晶磊 杨昊志 李周 王硕

肾癌好发于肾上皮细胞,是泌尿系统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1]。其发病及死亡率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在欧美国家高发,欧洲2018年有超过99 000例肾癌新发病例和39 000例死亡病例[2]。我国2005—2015年肾癌标化发病率为3.45/10万～2.63/10万,年均下降2.36%[3]。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且约有25%～30%的患者在首次诊断时已出现转移,由肾癌所致的疾病负担仍较沉重[4]。

空腹血糖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高、收缩压高、低骨密度和肾功能不全等代谢危险因素目前认为与居民死因相关[1]。已有研究表明,吸烟、肥胖和高血压是肾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具体哪种因素会增加肾癌多大的发生和死亡风险目前仍存在争议[5-6]。分析这些危险因素对肾癌疾病负担的影响非常重要,可为未来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7]。此外,由于不同区域的流行病学趋势具有高度异质性,深度挖掘质量高而全面的健康大数据,对不同区域肾癌疾病负担和时间模式进行全面研究,可以为医疗资源的配置提供数据支撑[8]。因此,我们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 GBD 2019)的最新数据,分析了我国高BMI所致的肾癌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及其趋势,探讨其性别和地区差异性,为新时期我国肾癌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GBD 2019数据库(https://vizhub.healthdata.org/gbd-results/)通过收集所有可获得的数据并经标准化处理后利用模型估计了1990—2019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69种疾病或伤害的疾病负担[1,9]。GBD 2019按社会人口指数(social demographic index, SDI)将全球分为高、中和低SDI国家或地区;GBD 2019对中国疾病负担的估计利用多个数据来源,采用统一、可比的方法全面估算和综合评价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地区(不包括中国台湾省)的死亡情况,其中肾癌的死亡数据主要来自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居民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和全国妇幼卫生监测系统,以及一些已发表的文献或报告等[10]。

GBD 2019基于比较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采用反事实分析理论评估特定人群的高BMI的比例,高BMI采用世界卫生组织BMI≥25 kg/的标准进行分类,假定其他危险因素暴露水平不变,比较研究人群高BMI暴露水平和理论最小暴露水平(0),从而估计出肾癌疾病负担中高BMI的归因疾病负担所占的比重,即人群归因分值(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PAF),再根据PAF与肾癌疾病负担的乘积得出归因于高BMI的疾病负担,具体评估方法见相关文献[1]。

纳入和排除标准:①纳入GBD数据库中各年度不同性别的死亡数、死亡率和DALYs等指标;②因数据限制和估计的差异,未纳入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LL)和伤残损失寿命年(YLD)、发病死亡比等过程指标和各省市的数据。

二、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构成比的计算为因高BMI导致的肾癌死亡数/肾癌总死亡数×100%。以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APC)表示各相邻年份间构成比的变化量,采用Joinpoint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年份构成比的变化趋势。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概况

1990年高BMI导致中国死亡1 812 149人,占同期总死亡的34.77%。2019年高BMI导致中国死亡3 977 277人,占同期总死亡的54.87%。

我国肾癌死亡数、死亡率和DALYs自1990年的1 073人(占全球肾癌总死亡数的15.70%)、0.09/10万和2.45/10万,上升至2019年的7 053人(占全球肾癌总死亡数的15.89%)、0.50/10万和12.59/10万。

我国因高BMI导致的肾癌死亡数、死亡率和DALYs自1990年的276人(占肾癌总死亡数的25.72%)、0.02/10万和0.69/10万,上升至2019年的2 589人(占肾癌总死亡数的36.71%)、0.18/10万和4.96/10万。

我国因高BMI导致的居民各性别肾癌死亡率及DALYs见表1。

表1 1990—2019年高BMI导致的我国肾癌死亡率和DALYs(1/10万)

二、疾病负担时间趋势

1990—2019年因高BMI导致的我国肾癌合计粗死亡率逐年上升8.24%(Z=34.38,P<0.001),男性粗死亡率逐年上升9.62%(Z=32.93,P<0.001);女性粗死亡率逐年上升6.56%(Z=6.95,P<0.001),见图1。

A:死亡率;B:DALYs

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合计死亡率存在5个拐点,1990—1996年逐年上升3.48%(Z=40.52,P<0.001),1996—1999年逐年上升8.96%(Z=17.18,P<0.001),1999—2004年逐年上升14.33%(Z=84.80,P<0.001),2004—2011年逐年上升7.89%(Z=89.98,P<0.001),2011—2016年逐年上升3.51%(Z=21.82,P<0.001),2016—2019年逐年上升7.38%(Z=28.52,P<0.001),见图1。

我国肾癌合计DALYs逐年上升8.02%(Z=31.82,P<0.001),男性DALYs逐年上升9.43%(Z=30.23,P<0.001);女性DALYs逐年上升6.12%(Z=33.11,P<0.001),见图1。

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合计DALYs存在5个拐点,1990—1996年逐年上升3.07%(Z=38.37,P<0.001),1996—1999年逐年上升9.08%(Z=18.67,P<0.001),1999—2004年逐年上升14.27%(Z=90.63,P<0.001),2004—2011年逐年上升7.69%(Z=94.14,P<0.001),2011—2016年逐年上升3.07%(Z=20.55,P<0.001),2016—2019年逐年上升6.74%(Z=28.02,P<0.001),见图1。

因高BMI导致的我国肾癌疾病负担死亡率及DALYs的95%CI见图1。

三、全球不同地区高BMI所致肾癌死亡率和DALYs的比较及其发展趋势

1990—2019年全球因高BMI所致肾癌死亡率逐年上升2.28%(Z=77.77,P<0.001),高SDI国家或地区死亡率逐年上升2.04%(Z=46.56,P<0.001);中等SDI国家或地区死亡率逐年上升5.35%(Z=54.19,P<0.001);低SDI国家或地区死亡率逐年上升2.58%(Z=8.54,P<0.001),见图2。

A:死亡率;B:DALYs

1990—2019年全球因高BMI所致肾癌DALYs逐年上升2.00%(Z=74.95,P<0.001),高SDI国家或地区DALYs逐年上升1.58%(Z=31.18,P<0.001);中等SDI国家或地区DALYs逐年上升5.10%(Z=115.55,P<0.001);低SDI国家或地区DALYs逐年上升3.65%(Z=29.18,P<0.001),见图2。

全球各时期高BMI所致肾癌死亡率和DALYs的95%CI见图2。

讨 论

肾癌起源于肾实质泌尿小管上皮,是居泌尿系统第二位的恶性肿瘤,男性较常见[11]。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环境的变化,人群肾癌危险因素暴露逐步积累和增加,此外影像学诊断技术的进步也使更多肾癌得以早期诊断,肾癌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持续上升趋势[12]。但肾癌早期症状不明显,20%以上的肾癌诊断时已是晚期,且30%以上的肾癌患者在部分切除后会出现复发或转移,尤其是传统手术治疗有一定局限性,而肾癌放化疗治疗的效果不佳[13-14]。因此,如何掌握人群中导致肾癌疾病负担上升的危险因素,为三级预防提供着力点,及早干预及预防,是肾癌防治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各国或各地区的肾癌发病率不同,发达国家肾癌的发病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15]。我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男性患肾癌风险是女性的1.70倍,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2.34倍,主要原因在于增加肾癌发病风险的吸烟、饮酒、肥胖、高血压、慢性病等危险因素在性别间暴露不均衡,也与城市居民膳食习惯的西化和不健康生活方式暴露较多有关[12]。因此,高BMI已成为我国肾癌患者疾病负担增加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且其影响逐年显著上升。高BMI可以通过体力活动、膳食控制等进行改善,因此在肾癌高危人群中进行生活方式管理,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有效地预防肾癌的发生或不良进展[13]。

本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居民因高BMI导致的肾癌负担逐年上升,且与同时期的总肾癌负担发展趋势一致,但与全球增速不一致。我国因高BMI导致的肾癌死亡率在1996年、1999年、2004年、2011年和2016年出现多个拐点,表现在各时期的上升速度不一,但均呈显著上升,1990—1996年和2004—2019年的增速低于全时期的平均水平。一方面与我国自1990年开始,建立多个国家开发区引领全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了蓬勃发展后向高质量发展看齐有关,例如于2003年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发布《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2007发布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患癌风险因素进行了有效控制[3,14];另一方面与全球大环境有关,随着全球气候、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新病毒的流行,全球肾癌疾病负担平均水平在逐年上升[15-17]。

本研究发现,1990—2019年我国因高BMI导致的肾癌死亡数占比超过同期总肾癌死亡数的四分之一。说明高BMI是肾癌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之一,若采取精准的临床干预和健康管理措施,如健康厨房、增加体力活动等生活方式管理措施,有可能降低肾癌死亡率[18]。

与全球不同SDI的国家或地区比较发现,1990—2019年,我国肾癌疾病负担高于低SDI国家或地区,但低于全球平均和高SDI国家或地区。此外,趋势分析发现,我国DALYs年均增速远大于上述国家或地区(中国8.02% vs 全球2.00%,高SDI 1.58%,中等SDI 5.10%,低SDI 3.65%)。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发展质量低、医疗资源少,农村人群肿瘤发生及死亡率较高[19-20]。有研究表明,2003—2013年我国农村慢性病患病率持续上升,与城市差距不断减小[21-22]。第二,随着城镇化进程,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向城市趋同,肾癌发病及死亡风险增大[23]。第三,随着我国大面积开展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检,促使偶发性肾癌病例的检出增加,但肾癌患者的生存率近年来并未得到明显改善[3,24]。

总之,通过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对高BMI导致的我国肾癌疾病负担的长期数据及其趋势的估计,能为我国开展肾癌高危人群生活方式管理提供定量数据支撑。通过总肾癌疾病负担和高BMI导致的肾癌疾病负担,以及不同SDI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和趋势比较,寻找可操作性且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管理措施将成为医疗工作者一个新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