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源起中国的哲学分析
——兼论“茶禅一味”

冉笑阳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于2022年11月29日申遗成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茶文化得到世界认可。茶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在近年来再度兴起，围炉煮茶成为年轻人的时尚。部分高校开始开设茶文化通识课程，2016年，武汉大学成立茶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茶道哲学研究所。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茶文化”这个概念开始被正式使用[1]。茶文化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与茶叶有关的物质形式与精神内涵的总和。

茶文化的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领域很多，本文将主要围绕茶道即“茶禅一味”这个核心主题进行梳理和辨析。笔者在知网以“禅茶一味”或“茶禅一味”为主题搜索期刊论文，分别为52篇、24篇，其中部分内容是关于茶室和茶具的设计，寺院茶，以及日本茶道等，专门阐释“茶禅一味”的篇目很少。这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有：第一，提出禅是茶的精神内涵，茶文化的发展与禅宗的发展有相似的脉络。第二，认为禅的思想起源于中国的儒释道。这些研究具有很好的意义，指向茶文化的精神内涵，但对禅与“茶禅一味”内涵的阐述很少，多数是对“禅茶一味”史料或文案资料的历史性考证，例如舒曼的《“禅茶一味”综述》。本研究从禅与茶相遇的历史过程出发，进一步探索其精神根源（即禅的内涵），落脚到茶禅一味的实质在于茶对建构禅意世界的作用，以期对茶文化的弘扬提供一点有益参考。

一、茶禅相遇：从“吃茶去”的寺院禅茶之风到世俗茶文化的“无修而修”

茶禅最初是在寺庙相遇，茶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属性，成为寺庙僧人打坐参悟的必需品。随着禅宗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到了马祖道一（709—788年）时期，其抛弃了打坐入定的修炼仪式，主张在生活中处处都可开悟禅道，“平常心是道……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2]。生活禅的积极意义在于启示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悟道，以统御生活。但禅修没有了古典的载体和仪式，也变得空泛起来。因此，禅的生活化需要在生活中重新寻找载体，以茶载道、以茶悟道之风逐渐在禅寺中盛行，并逐渐溢出寺庙，落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人们在饮茶中“无修而修”。

（一）茶禅初遇：寺院茶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非常悠久，始于佛教传入中国以前。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3]。有史可考的茶叶利用，目前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实物证据是西汉景帝（公元前188—141年）阳陵出土的茶叶[4]，文献印证是西汉王褒于公元前59年所作《僮约》，里面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僮约》是最早的关于茶进入日常生活的记载[5]。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皇家和上流阶层已经在很早以前开始饮茶，而且道家在很早之前就有了饮茶的传统[6]。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茶开始在寺院中被种植，对后来寺院禅茶之风的形成有奠基作用。僧人种茶，一是因为继承儒家实践精神的佛家弟子，自食其力，亲自做生产劳动；二是因为茶叶的提神效应，寺院僧人经常在打坐冥想时饮用。寺院多在山林中，其地理环境很适合种茶。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山中寺庙林立，无寺不种茶[7]。

茶是一种亦俗亦雅的生活用品。在寺庙里面，茶是与打坐修行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茶的气质是在世俗之上带着“仙气”。茶叶本来就很娇贵，哪一个环节没做好，茶的滋味和效用就废了。因此，僧人在制备茶时，需格外精心专注，比如采茶，必须“凌露采焉”“期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3]，且当天采的茶叶要当天加工，焙茶器具与火候极其精致。“育，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置一器，贮煨火，令然。”[3]育，为木、竹制加纸糊，在下面放没有火焰的微火，并要求在当日烘焙完，“使一日造成，恐茶过宿，则害色味”[8]。这些茶事并非人为故意制定的规仪，而是由茶的自然属性和功效决定的。这种格外用心对待茶的态度，已经是无意识地把心放到茶里面了，具有了禅意。

（二）茶禅正式相遇：茶文化的滥觞

陆羽的《茶经》被公认为茶文化滥觞的标志，其重大意义在于开辟了茶禅一体、茶可代禅的历史先河。相关学者通过考证陆羽的自传、《茶经》里所写地名、风炉上所刻的“圣唐灭胡明年铸”（平定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字样，推断《茶经》于760年前后所作，并于780年正式刊印。陆羽从小被高僧智积收养在龙盖寺，为师父做茶僮，他喜欢钻研儒学，生活在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生活禅兴盛的时期，他是第一个“在茶道中瞥见了统御万物的和谐和秩序”[6]的天才人物。《茶经》刊印以后，禅茶溢出寺庙落入民间，寺内寺外，相互推进，双双繁荣。

从“吃茶去”到“茶禅一味”，体现了禅茶的飞跃性发展。“吃茶去”作为禅家点化弟子的经典偈语，代替公案和问答，成为禅修的载体：“吃茶去”出自赵州禅师，他问两个来寺里的和尚同一个问题，“你以前来过没？”一个回答“来过”，一个回答“没有来过”，但赵州禅师都回答说“吃茶去”。院主不理解赵州禅师的回答，问“为什么”，赵州禅师仍然喊院主“吃茶去”[9]。两个和尚回答“来过”“没有来过”和院主的“为什么”，都局限在肯定与否定、原因与结果、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图式之中，赵州禅师回答“吃茶去”，实质上是在点化和尚和院主跳出这个模式，在茶中去领悟。圆悟禅师（1063—1135年）对“吃茶去”的公案很是崇尚，以其为参禅之机锋，在他所著《碧岩录》中，“吃茶去”的字样达百处之多，他还亲手写下“茶禅一味”墨宝。唐宋时期，中国寺庙禅茶之风盛行，寺庙专门设有“茶寮”以供僧人吃茶[8]。禅茶一味的传统至此未有断流。

茶文化在民间于唐中期至宋明时期达到兴盛。贞元九年春（即793年），初税茶[8]。茶文化在民间兴起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文人雅士。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知识分子离开乡土入仕，他们比普通人更能体会自身存在的困境，因此格外渴望重建自己以及与世界的本真关系。禅宗生活化的兴起迎合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需求（也有可能是这种社会现实促使了禅宗的变革），他们以各种艺术形式体验禅意成为时尚。在“琴棋书画诗酒茶”中，茶通六艺，或品茶听琴，或以茶为诗。据《全唐诗》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涉及茶事的诗作有六百余首，咏茶的诗人达一百五十余人[8]。

二、作为“人的宗教的禅”：茶文化源起的精神根源

对于茶文化的研究，突破点在于其精神根源（即禅的正确理解）。茶道的最终根据、终极目标就是修行佛法以得道。所谓佛法，在茶道中就是指禅[10]，得道即得救赎，禅是独特的救赎之道。

（一）人存在的困境与救赎

人存在的独特方式带来人存在的困境。一方面，人从自然界中出来，成了一种超越性的、自由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超越的状态中，人感觉自己与世界（自然、他人、自己）的关系在对立中变得脆弱并因此心生恐惧，人需要重建与世界的联系，在世界中重新“锚定”自己，即人需要救赎。

人第一个救赎的方式是对世俗世界的占有与征服。人在世俗世界为日常生活操劳，但人所追求的东西并非总是生活的真正需要，实质上是出于人的存在欲望的“占有”，即我的存在等于我所占有和征服的东西。人把自然和他人变成确立自身主体性的他者，在他者中定义自己的存在，“他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范畴”[11]。但人在世俗生存模式中体验到的是越占有越虚无，越胜利越恐惧，因为占有和征服的东西总是有限的、可毁灭的。因此，在世俗的占有与征服模式中，人对世界和生命本质的渴望不但得不到满足，反而倍感挫折、更加渴望，被一种无意识的绝望折磨。

在宗教与哲学中，人力图与永恒的存在合一，从而使自身的存在获得永恒、永生感。在宗教中，人创造神、热爱神，与神合为一体，因为这个神的生活和遭遇，生、死和复活也向有限的意识启示出永恒和无限的真实情况[12]。人们还希望通过哲学去认识世界终极的、永恒的存在，并与这个终极存在合一，以此获得终极的关怀和慰藉。但宗教和哲学的救赎方式一直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主流。

佛教传入中国，儒释道合流，中国人创立了独特的自我救赎方式，那就是禅。禅继承了道家的“个人主义”与儒家的实践精神，是中国人脚踏实地地追求形而上学的救赎方式。中国的道教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特质，“道家，正如其正宗的后继者禅宗一样，代表着中国南方的个人主义思潮的倾向”[6]。道家的“个人主义”精神特质，体现在禅宗里面，就是吸取佛家的精华，认为佛祖隐喻的是伟大人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13]。这种人格是“纯粹的主体性”，是对自身、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彻底肯定，它不是通过与客体的对立、对客体的征服获得的，而是在自身与世界合一的、和谐的状态下确立起来的，犹如一滴水，滴入大海，不是消失了，而是永存了。禅宗吸取了儒家积极的实践精神，“禅宗产生于中国，完全是因为中国人是脚踏实地的（Practical）——杰出的脚踏实地”[9]。儒家的实践精神和入世的人生理念扬弃了佛教的轮回与苦修，禅宗主张不离世、不弃生，以积极的姿态立于现世，强调在现世的生活实践中“有我”，但无“我执”。

如果说禅宗是宗教的话，那它就是“人的宗教”。禅宗是无神的，禅宗“见佛杀佛”（见丹霞禅师劈木佛作柴烧的典故）[9]，它宣示人不依靠至高无上的力量赋予和保证生命的意义，而是靠人的自身力量确立自身，让自身获得神性（佛性）。在非信神的宗教体系中，不存在什么置身于人体之外和超越人的精神实体，人在进化的过程中有能力发展他内心的力量[14]。禅宗所有的“教义”就在于鼓励人发展出自己内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认知，而是体验，是对“纯粹主体性”的体验，在有限中体验无限，在此岸体验彼岸。相比于印度佛教，禅宗最积极的进步就是强调体验。“体验绝不是非理性的……是理性主义最为激进和勇敢的结论。”[14]正是这个积极的进步，也成了开悟禅道的困难。

（二）开悟禅道的困境：何以在此岸体验彼岸

禅宗主张顿悟，即“波若直观”。“波若”即彼岸，是无限永恒的世界。“波若直观”，是把所有的存在都还原为一尘刹（刹，即净土）[9]。这是一种积极的看破，“看破”就是穿过自己的内心，走向新的世界[13]。禅宗反对空心禅，空心禅只是清空世俗的烦恼，在清除烦恼的同时也埋葬了人的创造性。禅宗主张人自己创造自己。

开悟禅道在于体验，在体验中确立自己，但体验的过程中面临知识的无用与有用之背反。一方面，开悟禅道要避开概念和逻辑，这是悟禅的死巷。“波若直观”不仅是对感性存在的直观，而且是对“超感”的、关乎全体的、无限的直观和体验，不管是对“那一尘刹”或“新的世界”的直观和体验，都不消解个体的存在，而是世界与个体同时被直观到，个体与世界合一的同时获得自身的意义，并体现整体世界。“波若直观”从逻辑路径上不能达到，一是因为在逻辑上无法从有限到无限，二是逻辑得到的只能是知识，而不是体验。因此，概念和逻辑是开悟禅道的死巷。另一方面，开悟禅道又需要开悟的人具备纵观全局的能力。有过回心经历的人都知道：只有开悟得道后的人，才有资格认为“知识是无用的”[13]。

开悟禅道一直是个难题。禅师主要用公案启示弟子，“公案当作一根跳跃相对世界达到绝对者的支柱”[15]，如果弟子落入常规的概念和逻辑，禅师就用“无厘头”的问答、棒喝等方式促使弟子跳出死巷，但禅的体验终究是不可说，因此有人终生无法修得禅道。

三、茶禅一味：茶建构起禅的世界

禅与茶更深层的连接，在于茶能在现实中构建起一个独特的时空或者世界，茶人在其中体验与世界的本真关系，这就是茶禅修。

（一）茶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是人的来处，人与自然本来为一体。禅宗继承了道家的自然观，启示人们在自然中直观“彼岸”世界，禅的领会即是对自然的反应[9]。一个和尚急于悟禅，请师父指点禅道，师父问：“你有没有听到山泉的声音？”和尚回答“有”，禅师说：“从此入。”[9]人一直就在自然里面，禅宗有个根本性的公案就是问人的本来（如来）面目，“甚至在你出生前就有了”[15]，但是人类却把自然当成了征服的对象。到了工业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尤其激烈，一切自然物都变成了只是可利用的功利之物，比如森林成为木场、风是发电的动力。

“茶”，即“人在草木间”，在茶里人体验与自然合一的永恒。茶，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8]。茶凝聚着自然的精华，它生长在云雾缭绕的高山，有合适的海拔和温度，坡度的缓急满足贮水而不溺水的条件，土壤的酸碱度适宜，有充足的阳光通过云雾漫射茶园。茶的制作与饮用也象征了生命的永恒，在经过凋萎、杀青、揉捻、发酵、火焙等过程后，茶的生命经历了百转千回的磨难，最后在冲泡之时在水与器的孕育下复活，茶人在这个过程中直观禅道，“禅使死的再活一次，重新叙说他们的生命——尽管在禅宗中没有复活，因为无生无死”[16]。生与死只不过是变化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人在自然里无生无死。

（二）茶器是茶人禅修的载体

到唐代，专用茶具出现，不再与食具、酒具混用。茶具的专用、成套使用是茶文化独立的重要标志。陆羽在《茶经》里面记述了煎茶所用的完整的“二十四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成套唐代宫廷茶具，材质讲究，制作异常精美[4]。茶具的使用成为茶人入定的修炼载体，因为茶具的使用使茶的练习“守型”。茶人精确记住每个动作的具体要求，日复一日地重复练习，把心放在“现时现地”，人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在不加评判地，却全神贯注地体验着当下。这是流动的静止、动态的平静，是修“正念”的过程。渐渐地，人的五官变得灵敏起来。人的感觉是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最根本的通道，是人的“慧根”。在世俗世界里面，人的感觉被占有感、征服感完全占有。只有全部感觉复苏，才能“由定生慧”，即在茶人的心灵与世界一起律动的那个刹那间，他体验“将一切存在还原为一尘刹”，完成彻底的了悟。

（三）茶仪建构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

茶道仪式追求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真诚地接纳，建立起一种爱的共在关系。茶道仪式起源于禅宗。僧侣们齐聚于达摩祖师像前，从同一碗中依次饮茶的仪式，是由禅宗所创立的，也是这个仪式为茶道的仪式奠定了基础[6]。禅宗的分茶仪式在更晚的时期逐渐演化为茶道中用公道杯分茶的礼仪，公道杯分茶体现的“公道”不仅仅是公平，更深层的是分享带来的“共在”，分有（分享）是向着某种东西的共同存在[17]。茶道仪式进一步发展为人们生活中的日常茶礼，诸如来客待茶、新人婚礼为长辈敬茶，其中凸显的是分享，其含义在于消解人与人之间世俗层面的对立感，建立起一种爱的共在关系。正如冈仓天心说的那样，“纯净和谐的状态，仁慈互爱的秘诀，以及社会秩序中的浪漫主义情怀，都是茶道的谆谆教诲”[6]。

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终体现为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存在越多依靠外在，内在就越虚弱，人与外在的世界越对立，自己就越孤独。人在茶建立起的禅意世界中，体验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人的仁爱共存，最终体验到的是自身存在的丰富性。在消解外在的对立关系中，人发展出自己内心的力量，自己确立起自己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四、结束语

中国道家和禅家殊途同归于人生美学，茶文化将其美学理想实现在生活之中，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中温柔地试探美，因此成为生活的艺术，也是生活化的禅。如今，茶文化再次兴起流行，是中国人不自觉地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行动。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元素充满了隐喻，而最终都指向“人类意识中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18]。面对现代社会的加速运转、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消费主义和眼花缭乱的娱乐方式，人们越来越感到虚无与焦虑。因此，饮茶并非简单的时尚，不是对“我是谁”问题的任意追问，而是人在呼唤和找寻行将失去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