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足轻重的人

曹军庆，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魔气》《影子大厦》，中短篇小说集《雨水》《越狱》《24小说》《向影子射击》《会见日》等。

八十八岁的老纪衣着打扮像个卖菜的农民，像在街头下苦力拖板车，这样的人也被叫作“打兔子的人”，一点也不像个退休干部。他身板小，冬天还穿着很薄的棉袄，衬在里面的毛衣也很单薄，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老古董似的解放鞋，脸上皱巴巴的，但他身体好，没什么病，身体好是老纪最大的本钱。这年头我在街上时不时能碰见他，每次见面，我们都要握手，他手上的力气很大，而且他还刻意暗暗使劲，就像在跟我偷偷掰手腕，我因此能感受到他枯瘦的手指抓握我的力道。每次我都情不自禁地赞叹他：“你手上的劲好大。”老纪便呵呵笑着，我又说：“你这么好的身体 ，恐怕能活到一百岁。”

老纪说：“我确实想活到一百岁呢，我家里还藏着几瓶好酒，一直放着，等我真活到了一百岁，就把你们请到我家里去，把那几瓶好酒打开，我们一起喝。”

关于老纪家里藏着的那几瓶好酒，我听好几个人说起过，他们都说，等老纪活到了一百岁，我们就去他家里喝他的好酒。老纪从不请客，想喝他的酒非常困难，所以大家盼着，盼着能喝上他的酒，就必须等他活到一百岁。这话听起来有点像是冷笑话，有点不真实，也就是说，要把喝老纪家的好酒跟他必须活到一百岁这两件事情捆绑在一起。很多人心里都在犯嘀咕，等到老纪活到一百岁，那些想去喝他酒的人，未必都还活着，未必都还在人世。而他自己倒像是志在必得，仿佛一个马拉松选手已经看到了终点线，还有十二年，其实只有十一年多一点，他就能触碰到一百岁那根红丝线了，十二年或者十一年多一点，相对于八十八岁是一段多么短的距离啊。

早几天，我在街上又一次碰见老纪，在我们热情握手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说等他活到一百岁，一定把我们请到他家里去喝好酒。我问他：“纪老师，你们家的好酒到底是什么酒呀，是什么牌子啊，我们都很好奇。”

老纪很神秘地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我总觉得这是一次跟老纪无中生有的碰面，我现在的记性不是太好，也有可能把之前跟他的某次碰面混淆了，这可说不定。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老纪去世了，老纪是在外贸局宿舍小区去世的。当然，我们县城里早就没有外贸局这个单位了，外贸局是以前的单位，这个曾经很光鲜的单位消失了，那个旧小区便是他们以前的宿舍楼，都是些很破旧的房子，听说小区里还有危房。那天太阳很好，老纪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据目击者说，老纪很安静地坐在那个地方，双肩微微耸动了几下，然后就闭上了眼睛。目击者说，有人喊他：“老纪，你怎么睡着了？”

老纪没吱声，喊他的人就近前去看了看，还推了推他，这才发现他已经过去了。他就坐在石凳上，在他后面，也就是他的后背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即使已经去世了，老纪还直直地坐在那里，没有马上倒下。老纪在他八十八岁的时候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无疾而终。说实话，老纪活着的时候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死去的时候也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就死在旧小区的石凳上，那是一种真正无足轻重的死亡。老纪死去后，为他安葬的人只有他孙女，再没有别人。老纪距离他的人生目标——活到一百岁，只剩下十二年，据说他在自己放置好酒的柜子里同时放了一个牌子，那是个倒计时的牌子，上面每天都会写上他距离一百岁的天数。我想起那个牌子，此时是否也能做他的灵牌？老纪没有基础疾病，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能活到一百岁。这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活到一百岁对他来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可是他突发了某种致命疾病，这才是关键，但他是否确实突发了某种致命疾病也很难说，因为他不曾去医院做过检查，那么谁知道他有没有生病呢。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症状，也没人知道，他看上去好着呢。不过，外贸局小区的人能听到他偶尔咳嗽的声音，咳嗽很轻微，就连他自己也没当回事，有人说：“老纪你是不是感冒了？”

老纪说：“我没有感冒，我怎么可能感冒呢。”

但是，老纪死去了，他唯一的儿子，大约在半年前也病故了，身边只有一个孙女。听说老纪的孙女离婚了，一个年轻的离异女人，陪同她死去的爷爷去了殡仪馆。

老纪的音容笑貌在他死去好久之后，还留在我记忆里，他的死亡，以及随后孙女为他操办的那桩后事，在我看来一方面可以说是凄凉悲惨，另一方面如果仔细想想，所谓凄凉悲惨实际上与他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或者说，与人们对他的真实看法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同样是老纪那样的音容笑貌，那样的衣着打扮，同样是那种死亡方式，并且也同样是在他这个年纪去世，如果他曾经做出过另外了不起的成就，或者如果能从他的生命中挖掘出另外不平凡的东西，那么关于他的死亡事件有可能得到提升。可惜的是老纪没有了不得的功名，一生没有什么可以隐藏，他始终活在明处，在人们眼里是那样无足轻重，他度过了荒腔走板的一生，然后寂寂无名地死去了。

档案上清清楚楚写着，老纪是1934年出生的，出生地在山东。早在1970年，老纪就从部队转业到了我们县里，他妻子是老纪老家的乡下姑娘，在部队跟着他随军，后来随着他转业，一起来到我们县里。有关他老家我就知道这些，他转业时是营职，被分配到乡镇做副镇长，一个山东人，从此成了地道湖北人。

那时候从部队转业的干部都很吃香，转业干部按行政级别提升半级安排，老纪在部队是营职，对应地方上的行政级别应该是科级，如果提升半级就应该安排副县职务。但是县里却让他到海棠镇去做了副镇长，看起来有些吃亏，其实是另有安排，领导的意思是让他随后再做镇长，因为镇长第二年就要调到县里去，空出的位置给老纪。海棠镇是大镇，副镇长也是正科级，镇长书记是副县，这里一向出干部，对老纪的安排也算重用。大家对转业干部都有比较好的评价，说他们做事情大刀阔斧，有能力，执行力强，性格也豪爽，直来直去，乐于助人，有亲和力，很好打交道。每个人都风风火火，尤其喝酒厉害，端起酒杯就喝。如果酒量大，工作上就有优势，喝酒爽快被认为是可以信得过的男人，是有侠肝义胆，能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人。我所说的这些转业军人，通常都是本地人，当了几年兵，转业又回到我们本地，如鱼得水。可是老纪不一样，他虽是山东人，个头却很小，酒量不大，沾酒就醉。刚开始和镇里的同事一起进餐，还有人劝他喝酒，老纪一概拒绝了，人们认为他是装。看上去身体挺不错，怎么会不喝酒呢，显然是不愿意和我们打成一片，大家还有微词。次数多了才发现他是真不喝酒，人们笑话他，说老纪一看到酒就醉。后来，这种说法又被加码，镇长老苏说：“老纪不是见酒就醉，而是听到我们说酒就会醉。”

在某个时候，我们经常以喝酒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优劣，老纪喝酒不及格，大家对他不满意，慢慢又发现他性格太文气了，缺少霸气侠气，过分阴柔，优柔寡断。处理事情拖泥带水，上面交办的事情，不能让人放心，这也直接导致他后来未能如期接任镇长。

老纪是新来的人，同事们排着队请他吃饭，谁请他都参加，也不客套。在老纪看来，既然别人请他吃饭，肯定是诚心诚意的，再说别人邀请的语气呀，表情呀，都特别热情，让他无法拒绝。其实请人吃饭是有讲究的，无论别人多么诚恳多么热情，吃饭这种事情也是有来有往的，比如我请你吃饭，意味着你也要回请我，我请你一次，你回请我一次，我请你两次，你当然就必须回请我两次。有点像借钱和还钱的意思，有借有还，我们这里放在吃饭上面就叫还席，你吃了我的酒席，那么你当然要还我的酒席。其中的道道，老纪并不知晓，也没人跟他讲，谁会去讲这个？人情世故都是大家熟知的，即使不熟知，也是可以悟到的。比如大家一起聊天时有人说，什么时候谁请过我，我还没还席呢，这话老纪听过好多次，却不放在心上。同事们差不多都请过老纪了，老纪也都去吃过别人家里的酒席，可是老纪自己却从来没有回请过别人，人们常常觉得老纪奇怪，要么是不通人情，要么是做人太小气。再说他是刚转业的人，请他吃饭一方面是礼节，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试探他的性情，试探他有什么来历，有什么背景。老纪不喝酒，吃饭时一个劲埋头只顾吃，也不抽烟，那些打情骂俏的笑话段子他也不会说，听到别人说，他也就一笑。吃过几次饭，人们都知道他其实没什么来历，没来头，也没后台，无非是正常转业，正常安排。他自己没什么要求，可能也是不知道还可以要求什么，没回山东老家，也没到其他地方去，而是听从组织安排，由组织上分配到了我们这里。

于是大家都觉得老纪对谁也不构成威胁，不会妨碍任何人，因为老纪不喝酒，也不请别人，那么大家再要组酒局的时候，都不会想起他，不再叫他。在乡镇工作，酒局特别多，夸张点说几乎每天、几乎每餐饭都有酒局，既然大家都不叫老纪，这么一来老纪就落单了。他显得很孤独，实际上是被排挤了，回想起来，老纪从部队来到地方上，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或者叫比较好的开端，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就很快遭到了排挤。而对老纪约定俗成的排挤，是从不让他参加酒局开始的，是从对他进行酒席上的排挤开始的，这样的排挤让你无话可说。

而且我们县里的人，无论私事还是公事，在说话上面也是有讲究的。说话时，明明说出的是这个意思，但话的背后，或者说，说话的人其实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另一个意思。比如吃完饭，有人刚好骑着自行车，他顺便对老纪说：“纪镇长，我骑车送你回去吧。”这话里面的意思明明就是我骑着自行车，你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送你回家。但他真实的意思却是在说，我没时间送你回家，或者即使我有时间，也不会送你。那么他之所以说这句话，无非是虚意客套一下，实际上是让你自己拒绝他，按照说这句话的人的初衷，接下来老纪的回答应该是：“谢谢，不用了，我自己回去。”这时那位说要送他回去的人会继续客套：“我还是送你吧。”然后老纪再次拒绝：“不用了。”然后骑车的人向老纪告辞，自己骑车回去了。可是老纪不知道这里面的讲究，他通常在听到别人说“我骑自行车送你回去吧”，便会回答人家“好吧，那谢谢你”。说话的人便立马呆在那里了，送也不是，不送也不是，被架到火上去了，于是不得不骑着自行车送老纪回家。这还是老纪刚来时，大家轮流请他吃饭发生过的事情，送他回去的人几天后便在背后议论他，那人愤愤地说：“老纪太扯淡了，我家那么远，我还要骑车回去，他家那么近，他却心安理得坐我自行车后座上，让我送他回去。”至于他不懂还席，议論的人就更多了，人们说老纪只知道吃别人，却不请别人。所有这些请人吃饭的讲究，以及说话时故意把意思反着说的讲究，其实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或者不如说是虚头巴脑的礼节，多少年来都是这个样子，初来乍到的老纪哪里知道。

生活上受到排挤的老纪，工作上也很难放开手脚开拓新局面，同事们，甚至下级，都有意无意不配合他工作，老纪因此做什么事情都碍手碍脚，不顺畅，疙里疙瘩，人也总显得局促。镇里只有一台小车，是台吉普车，开车的司机叫小贾，平时用车比较多的都是镇里的书记老徐和镇长老苏，老纪身为副镇长，很少有机会用车，偶尔县里点名副镇长去开会，如果小贾刚好又没别的事情，便轮到他坐上一回吉普车。小贾虽是司机，却见多识广，各色人等都见到过，老纪形单影只，小贾很有些心疼他，觉得他受到了孤立，日子过得孤孤单单没滋没味，工作也没办法做，趁这次开车送他去县里，有意想点拨一下他，开导一下他。

小贾真心想这么做，他说：“纪镇长，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有可能和你们那里不太一样。”

老纪很亲切地问道：“有什么不一样呢？”老纪跟每个人说话都很亲切。

小贾说，比方说，就是打个比方嘛，比方说，假如有人对你说，明天周末，你要没事就到我家里去吃饭吧，你一个外地人，虽然你老伴也在家，总归还是不方便。即使别人这样说了，人家的意思也可能还是希望你拒绝，就是说人家给了你人情，你接受了这份人情，但还是要拒绝。你应该说我明天有事情，尽管你明天没有事情，你还是应该说你有事情。我们这个地方说起话来虽然云遮雾罩，好像根本弄不清楚什么话是真话，什么话是假话，但实际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套路的。这些话里面都有讲究，隐藏着的意图对聪明人来说，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对不聪明的人来说，却又处处是陷阱。有些人会说话，自以为得到了好处，讨到了便宜，有人不小心却落入了陷阱，能不能见眼行事，能不能听出话中话，不怪别人，全看你个人的历练。再说，我们这地方请人吃饭，主要集中在春上，春上所有人都要请一次客，这叫接春客，轮流做东，我请你，你也要请我。春客接完了，再就是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大家凑了份子钱去恭贺或安慰，别人因此需要酬谢，才会请客，除此之外一般不会再有人请客了。无论谁请客，都是有目的的，不会无缘无故请你。你再想想，再盘点一下，虽然大家天天有酒席，天天有酒局，看上去很热闹，但实际上呢，大多数酒局都是单位安排的，真正私人做东的少而又少。所以你要弄清楚，其中的道理或者玄妙处，你还是要捋一捋。小贾这番点拨，也很肤浅，上不得台面，坦率说并不是我们这里独有的风俗，哪里还不都是一样，看起来就是些不起眼的小水坑，一马平川的直道，问题是老纪恰恰在这一马平川的直道上摔了跟头，在这小水坑里呛了水。小贾还是有诚意的，老纪真要听进去了，应该对他有些帮助，可惜老纪听完就完了，左耳进，右耳出，他才不会费心思琢磨这类鬼都不缠的小事情。

老纪是1970年转业来的，在部队是文职人员，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句句都是实话。这是他的性格，养成了习惯，所以听人说话，无论是别人作为个人跟他说话，还是代表组织跟他说话，每句话都被他当成是实打实的真话，从不认为别人在说假话，也从不计较谁的话里面会有什么弯弯绕绕，哪有那么多讲究，他才不管。虽然小贾说的话，他一个耳朵进去一个耳朵出去，但是他也知道这些全是真话，是为他好，只是他记不住，悟不透。

那时候从海棠镇到县城，开吉普车也要一个多小时，路很难走，狭窄，七弯八拐，路面都是沙子。小贾说了请客吃饭的事，又说起怎么做领导，反正说了这么多，不如接着说。小贾之所以同情老纪，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当过兵，在部队没提干，是志愿兵转业回来的，他从前是汽车兵，转业安排工作，没职务，只在镇里做了司机。在别的镇领导面前，他沉默寡言，从不敢多言语，哪轮得上他说话，可是老纪让他着急，总觉得这个人的脑子被什么东西蒙蔽了，他得帮他把这东西打开。小贾遗憾的是，或者说小贾痛恨的是自己不在老纪的位置上，他要在老纪的位置上，一定能做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每个有职位的人都能这样，都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有老纪磕磕绊绊。小贾恨不得有老纪的位置却没有，老纪有了那个位置却白搭，浪费了那么好的位置，天哪，他压根不知道怎么逞威风，怎么耍能力。小贾说，工作你也要有狠气、有霸气，做任何事情都得说一不二，狠劲在别人看来就是能力，你手下的人发现你有能力，会觉得踏实，更愿意为你卖力，而你上面的领导发现你有能力，会对你放心，更信赖你。

接着，小贾讲了个故事，故事说有个分管养殖业的副县长，到各乡镇安排人挖鱼塘，养鱼嘛，每个乡镇都要挖鱼塘。副县长来到海棠镇，先指定哪几个地方要挖鱼塘，后来把手一指，山坡上有块庄稼地，平时也就是种种花生，没法种水稻，因为山坡上没水，副县长灵机一动，将手一指，指示他们把这块地也挖成水塘，蓄水养鱼。海棠镇的书记，那还是现任书记老徐前任的前任，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很忐忑，有些抵触，但是书记又不敢公开顶撞副县长。有一天县长也下来调研，书记便有意把县长带到副县长要求他们挖鱼塘的地方，让县长到那里看看，并汇报说，准备在这里挖个鱼塘。县长马上提出疑问说，在山坡上挖鱼塘，哪来的水呢？镇里的书记便汇报说，我们可以用抽水机把下面河里的水抽上来。县长说，这个是不是太费劲了，要养鱼，在其他鱼塘里多养些鱼不就行了吗，这个地里种点庄稼不就行了吗，这样养鱼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县长可能也知道镇里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就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书记马上就说，这是副县长安排的工作，我们是要照办的。县长明白了，镇里其实不想挖这个鱼塘，其实是要他这个县长来表个态。县长也不好明说，副县长毕竟是他的副手，是他的班子成员，便委婉地说，我看挖鱼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可挖的挖，不可挖的不挖也行。书记不可能在领导中间制造矛盾，县长的话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什么叫可挖，什么叫不可挖，就看你怎么理解，书记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停止在山坡地里挖鱼塘。副县长知道这件事情后，专门跑过来，假装不知道县长曾经来过，假装不知道县长说过那些话。只是追问镇里为什么还不行动，上次安排好了要在这块地里挖鱼塘，为什么现在还不动？并且说，你们今天就给我开始，马上挖。副县长在现场督战，让人给他搬来一把椅子，就坐在现场，坐在山坡上那块地里，看着他们干。镇里毫无办法，只好组织农民大会战，肩挑手扛，一个月后，果真在那个山坡上挖好了水塘，并从河里把水抽过来养鱼。这个鱼塘只用了一两年，就废弃了，副县长也没希望这个鱼塘能用很长时间，只是要表现他雷厉风行的那一面，说到做到的那一面。对也好，錯也好，凡是他决定的事情，都要落实，都要一干到底。副县长也是当过兵的人，小贾心目中就佩服这样的人。

小贾讲完这个故事，总结说，做领导就得像副县长这样做。他这也是在点拨老纪，小贾不是话多的人，在徐书记面前，在苏镇长面前，他平时开车一言不发，闷着头，只听领导吩咐，从不轻易开口。此时在老纪面前说这么多话，不是他怎么放肆，而是真心想帮老纪，他为老纪着急。小贾当时就已经活得很通透，后来果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下海做生意，因为在行政部门开过车，有人脉关系，会说话，能来事，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大老板，他的企业是县里最先，也是迄今唯一的上市公司。

但是老纪在某些方面就像是个病入膏肓的人，吉普车司机小贾那些话，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不能点醒他，不可能改变他。老纪在海棠镇越来越被孤立，越来越可有可无，他活成了一个非常边缘的人，既没有学会并掌握我们这里的人情世故，也没有学会怎样做领导。同事也好熟人也好，大家吃饭不再叫他，打牌不再叫他，吹牛聊天也不再叫他，工作上更不配合他，他分管的那块事情，基本上被他手下人顶着。他的老伴跟他住着镇里的宿舍，吃饭时人们看见夫妻俩一人拿着一张大饼，卷着大葱吃，老伴是山东老家人，自己会烙饼。

老纪这种情况，徐书记及时反映到县里去了，苏镇长两年前调走时，老纪也未能按原计划接他的班，继续干了几年，如果还留在海棠镇也不好工作，建议把他挪动一下，看能不能挪到哪里去。县里的领导认为这是实情，考虑到老纪是文职干部转业，有些斯文气，不太适合干大刀阔斧的工作，于是将他调到文化局做了副局长。文化局局长老周对县里的干部都很熟悉，文化局和海棠镇的书记镇长也都熟，平常像哥儿们一样，老一块儿喝酒，老周也曾私下向徐书记询问过老纪的情况，对他的底细有所了解。分工时名义上老周还是让老纪分管电影公司，但是老周又和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谈话，告知他们，公司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和决策，还是要单独跟他这个局长汇报。电影公司的书记经理又不是傻子，听话听音儿，局长说了这话很清楚，有些事情未必要听老纪的。老周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并不是要架空他，实在是对他不放心，担心出岔子。

老古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但是老纪挪到文化局很快又活成了他在海棠镇那个样子，像他在海棠镇那样可有可无。又过了些年，时局有了很大变化，文化局和其他局一样，除了正常工作，还有临时性工作，需要配合上面把干部抽调到哪里去，组成新的临时性机构。这时宣传部要组建新单位，叫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听起来像是保密单位，实际上就是宣传部的临时机构，暂时放在宣传科，需要从下面抽调几个人上来。文化局首先就把老纪推荐上去了，现在的局长姓吴，老吴沿袭前任做法，凡是有临时抽调任务，都派老纪去。老纪参加过多次社教之类的工作，有经验，这一次，宣传部还正式发了个文，将老纪抽调到宣传科任副科长，分管五四三工作。

老纪到了五四三办公室，一开始不知道抓手在哪里，不知道做什么，感觉像是悬在空中一样。五四三办公室当时是临时机构，多年后却成了有固定编制的宣传部的一个部门，叫文明办。文明办现在是家喻户晓的机构，但是当它前身还叫五四三的时候，老纪就已经在那里了，随后又从教育局抽调两个人上来跟他搭班子，一个叫老古，一个叫老秦。

领导看老纪没着没落，成天坐在办公室，不知道工作怎么做，便建议他带着老古老秦到外地取经学习，看看人家五四三怎么工作。老古和老秦以前做老师，很少出差，现在有机会到外面考察，都很兴奋，觉得新鲜，也很快乐。一圈下来，回到本地，两个从前的老师都等着老纪发话做什么事情，老纪好几天都没动静，不安排他们做事情，也不派他们出去，还是老样子，坐在办公室看报纸。老古老秦只好自己找副部长汇报，实际上算是越级汇报了，好在副部长支持他们。然后有了副部长的指示，他们积极往下面跑，到乡镇去，到其他局里去，在全县评选文明家庭、文明单位。凡评上了文明家庭，就在人家门上钉一块红牌子；评上了文明单位，送锦旗。

这么一来，五四三工作立马活了，也有了很好的抓手，还能适当收取费用。文明家庭牌子和文明单位锦旗，都有工本费，还有评审费，那时候不像现在管理这么严这么死，还可以找相关单位要钱。于是五四三这个清水衙门也有收入，也有经费，可以招待一下往来的干部职工。各部门各乡镇，现在都愿意到五四三来请示汇报工作，或者单纯来这里坐一坐，人气一下子旺了，一个原因是大家都希望本单位本辖区，能有更多家庭、单位上榜，成为文明家庭、文明单位，另一个原因是汇报完工作，还有接待，有饭局。那时候对收费管理不太严格，对吃喝管理也要松一些，五四三办公室成了有活力的一个单位。然而，这些功劳也好，成绩也好，似乎又都跟老纪沾不上边，一开始的饭局，老古老秦还会叫上他，后来也不大叫他，不叫老纪的原因是这个临时机构很快有了变化。三人都是抽调上来的，对他们的工作，领导都看在眼里，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老古老秦都被正式调到宣传部，有了正式编制，正式提拔了职务，都是副科级。老纪却没有调上来，还在文化局，行政级别也还是从前的正科级。老古老秦虽然资历比老纪浅，级别也低半级，但是主要工作都是他们在做，老纪实际上在这个临时机构也被边缘化了，成了闲职，当着闲差。这时候的五四三办公室离成为文明办还有好几年时间，既然工作不怎么需要老纪，那么让他继续待在这里就没什么必要了，宣传部又将老纪退回文化局。

老纪继续分管电影公司，跟先前一样可有可无，需要抽调干部到哪里，可能还会再把他派出去。正是改革开放年代，县长有改革精神，他是从县里一个大厂的厂长位置上提拔上来的，有闯劲。而且县长是老牌大学生，在我们县里工作时间长，一毕业就分配来了，他对地方文化有研究，着迷，欣赏。我们本地说起话来进三步退两步，或是退三步进两步的那种云遮雾罩的调调，县长年轻时就深有领悟，他的领悟是多方面的，能够得其精髓，仿佛现在他站在山巅上，再回望山谷里的风景，想起早年经历，别有意味。历史上也曾经有多位文化名人游历此地，在民间，人情友爱像根深叶茂的大树，深扎在老百姓心田里，这是个有爱的地方，是宜居之地，县长因此特别想把我们美妙无比的地方文化介绍出去，吸引客商，招商引资。全国都在招商引资，县长的意思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里是个迷人的地方，以文化的形式，以软实力吸人眼球，他提议组建一个临时机构，就叫地方文化研究所，简称地研所，专门研究推介地方文化。不是提倡大家尽情想办法动脑筋吗，县长率先出奇招、出新招。

成立五四三办公室的时候，人们以为是保密单位，现在成立地研所，人们又以为是地质单位，实际上是文化局下面成立的正股级临时机构。从宣传部回到文化局不久的老纪，又被委派到地研所担任所长，地研所就放在文化局，在老纪手下，从博物馆和文化馆各抽调一个人，搭建了一个团队框架。按文化局局长老吴的意思，也没想弄出多大动静，想想也是，如果想弄出大动静，也不会让老纪去做这件事。以老吴惯常的思路，先敷衍一下，想必县长也是心血来潮，才要求他们组建这么个机构，至于所谓研究会不会出成果，出怎样的成果，说不定过段时间县长就忘掉了。或者说不定过段时间，县长就升到上面去了，老吴正是抱着这种想法组建了地方文化研究所。

这时候，县里在干部任用上出了个小差错，也可以说是小失误。当时正是方方面面用人的时候，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宣传部从教育系统调来了一个名师。这个名师叫老黄，因工作能力强，准备提拔宣传部副部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程序都走完了，最后向上级部门报备，由领导审批，一般来说，也就是走个过场，不會有什么异议。但是偏偏出了问题，因为上级部门负责审看材料的人，刚好对老黄很熟悉，他们原本是大学同学，早些年被推荐上大学的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那人清楚记得，老黄有历史遗留问题。那人不敢马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老黄的提拔当然就被否决了。

县里没办法，老黄自己也没话说，吃了黄连，苦在心里。这时老黄面临着人生选择，要不要回到教育系统，继续做名师，县里领导征求他意见，虽然老黄不能提拔，但是可以对他的工作做些调整。领导爱才，老黄的确是人才，大家都觉得这么好的机会老黄没能上，也是可惜，问他愿意回去教书呢，还是留在宣传部，如果留在宣传部，没有上升空间。老黄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不回去，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他也不愿意留在宣传部，而是选择去地方文化研究所。老黄是有雄才大略的人，是能做大事的人，是可以展翅高飞的人，只是突然间被剪断了翅膀。他决定从此不再从政治上寻找机会，而是在学术上做出成就，仔细考量，最适合去的地方，还真是地方文化研究所，这是个开创性的部门，正适合他这样的人，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画。

领导答应了老黄的要求，将他的工作关系从宣传部转到文化局，然后又把他安排到地研所做副所长，由于地研所是正股级，让老黄做副所长不算是提拔。他跟老纪搭班子，表面上看，老黄是新来的人，老纪应该是他的领导，是单位负责人。但老黄是个很强势的人，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来之前就对老纪有过清晰了解，所以从来没把老纪放在眼里。再说，全县人民都知道老黄是准备当副部长的人，虽然没当上，但他的能力足够当副部长，甚至当副县长、副书记都绰绰有余，人们对此也是认可的，这事明显是老黄吃了亏。因此到了新单位，老黄更不会容忍老纪这样一个毫无能力的庸人管着他，他有理由，也有办法不把老纪放在眼里。

老黄埋头做功课，埋头坐冷板凳，寒窗苦读，著述，不出两年时间就做出了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很快出了第一本书，书名叫《楚文化源考》，老黄认为要研究本地的地方文化，不能太拘泥于细枝末节表层的东西，要有大格局大气派，风俗礼仪呀，方言呀，是可以研究，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地方文化的根，这个根老黄认为就是楚文化。楚文化是个大东西，我们县里的地方文化必须依附在这个大东西上面。老黄的研究一开始就找到了大东西，我们是楚文化发祥地，是楚文化核心地带，是古云梦所在地，那么我们璀璨的地方文化瑰宝实际上就是楚文化。这是老黄的发现，老黄的成就，也是县长后来最信任他的原因。楚文化发祥地，历史上吸引过很多文化名人来到此地，最有名的，据老黄考据有这么三个人，一个是李白，他在这里娶了老婆，娶了当时退休宰相的孙女，还有欧阳修和王阳明。老黄的第二本书，就是专门研究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在本地的游历。他在地研所做出了成绩，是县里无可争议、无可替代的文化学术权威。关于地方文化，在成立地研所之前，要探讨这个问题，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现在，无论谁，尤其是行政上的领导，在面对上级来调研的领导和外地来的客人时，需要介绍本地情况，都能头头是道地说出楚文化，说出李白，说出欧阳修和王阳明。这些介绍、这些研究都是从老黄那里来的，源头在他，他无疑提升了我们县里的文化品位。老黄有了学术地位，跟文化人不同的是，他以前还有过行政工作经历，在领导面前有纵横捭阖的交际能力，所以在县里说话越来越有话语权。他向上面要编制，果然就能要到编制；他向上面要经费，果然也能要到经费。地方文化研究所因此成了有五人编制的固定机构，是文化局正式的二级单位，不过还是正股级。虽然之前所长是老纪，但老纪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完全听不到他的声音。用老黄的话说，如果让老纪去要编制，那是一百年也要不下来的；如果让老纪去要经费，也是不可能要到的。现在编制有了，也是一个正式单位，老黄顺理成章应该担任地研所所长，这也是众望所归的事情，谁都认为所长非他莫属。但是以前的所长是老纪，现在只能让他把所长让出来，由老黄担任，老纪对此没有异议。考虑到老纪的资历，文化局给他保留了支部书记的职务，让他有一个拿工资的地方。这种单位清贫，可是因为有老黄就不一样了，经费有保证，后来的多任县長，包括后来的每一任财政局局长，都买他的账，看他的面子。宣传部、县政府，只要提文化，都会讲地研所的成就，老黄成了全县最有名的文化人物，文章好，口才也好。

很多部门、很多地方都邀请老黄去演讲，老黄对地方文化这一块也是了如指掌。他写文章把楚文化作为最重要的主题，他说那是楚魂，但是演讲的时候老黄又是另一副面孔，他喜欢即兴发挥，喜欢讲故事，很注意深入浅出，将他的研究成果通俗化，他讲到李白、欧阳修和王阳明在本地历史上经历的故事，一些趣闻逸事，讲到兴头上，他还会借题发挥，讲到跟本县历史人物无关的另一些书中人物，他想到谁就能讲到谁，比如西门庆。老黄说，大家想想看，西门庆这个人物在《金瓶梅》里面，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清河县城里面，大家熟知的是他跟女人那些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比如说西门庆的酒局，认真研究的话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所有跟西门庆打过交道的女人都很喜欢他，这个没有疑问，但同时，所有跟西门庆打过交道的男人也都喜欢他。原因是什么？这里面的奥秘就在西门庆的酒局里面，在清河县城，无论是那些泼皮无赖，还是有头有脸的官府中人，或者京城里的人，或者富商，凡是跟西门庆交往过的人，都是他朋友，当然仇敌除外。因为什么？因为西门庆豪爽，西门庆善结交，几乎在《金瓶梅》里，也就是在清河县城，差不多所有的酒局都是西门庆在组局，做东。至少在这方面，西门庆是个豪爽的人，他朋友多，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所谓舍得，有舍才有得，这句话特别有深意。老黄又说，我不是为西门庆翻案，我也一直认为西门庆是负面人物，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他都是无恶不作的坏人，但是在这个无恶不作的坏人身上，是不是也有我们普通人能借鉴的一些东西，因为人都是复杂的。每次听到老黄讲到这些，在现场的许多人都会露出赞许的眼神，老黄从西门庆的酒局中，提炼出一种非常契合我们本土精神的所谓酒文化，尤其是他所引用的关于“舍得”那个词的解释，更是我们这里人挂在嘴上的至理名言，大家都深以为然，因此老黄的演讲也可以说是不动声色地在迎合我们。继而老黄又将我们本土的酒文化与李白善饮酒联系到一起，他得出的结论是酒文化是值得也是需要弘扬的。对那些正在忙着招商引资的部门领导，老黄演讲的时候循循善诱地告诉他们，要让外地客商能够领略并享受到我们酒文化的魅力，即使在民间，我们也是好客之地，这一点很重要，这种好客正是包含着意犹未尽的酒文化在其中。

老纪在地研所再一次失去了存在感，老黄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老纪瑟缩在这棵参天大树的树荫下面，如同一株见不到阳光的小草。老纪虽然在地方文化上没什么理论建树，但他还是会有一些想法，而他那些不成熟的想法和老黄是有冲突的，他写不了文章，也没有到处演讲的机会，所以他的想法无法与公众分享。而且他的想法事实上登不了大雅之堂，老实说老黄是在塑造地方文化，他总结的是长处，是可以大书特书的正面元素，而老纪注意到的恰恰是短处，是需要回避和遮掩的现象。于是老纪只能私下跟三两好友交流，比如，他说地方文化也涉及诚信、涉及慈善，这两个问题是本土文化的短板，老纪的这些话就像碎片，不连贯，不成体系，大家都不爱听。他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不够诚信，不够诚实，我们说话的时候听上去很热情，听上去很热闹，却显得模棱两可，让人摸不清真实意图，这就为行骗或诈骗留下了空间。事实上，在电信诈骗时期，我们县里确实是重灾区，出现了很多犯罪嫌疑人。又比如说慈善，在老纪看来，慈善不仅是善行，也是一种文化，那些有钱人，那些挣了大钱的人更应该做慈善，做好事。但是我们这里好像这种文化很弱，那些大老板有了钱之后，不是忙着做慈善，而是忙着显摆，他们更愿意拿钱找女人，或者拿钱大把大把赌博，以赌场上的输赢论英雄。

这些议论很是零散，能听到老纪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并不多，终归不值一提，无非是些闲言碎语，说三道四。老黄一般不会和老纪直接打照面，不和他直接打交道，在听到这些言论时，老黄表示不值一驳，太小儿科，太浅薄，嚼别人嚼过的馍，不过是些陈腐的关于良知道义的概念，拾人牙慧而已。

老纪是六十岁退休的，他退休的时候几乎一无所有，从海棠镇调到县文化局，县里给他分了一套房子，那是套平房，在一个老旧的院子里，坐落在城关镇三皇庙。那时候县委大院还有一个房管局，专门负责县委大院的房产，房产局下面有个房管所，负责管理属于县财政资产的旧房子，这套房子属于房管局，老纪和老伴，还有儿子，就住在三皇庙的平房里。他退休那年是1994年，从1970年营职转业到退休，他在我们县里整整工作了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之后退休，老纪的身份是个股级干部，而且因为地研所是事业单位，他的公务员身份又变成了事业单位职工身份，他从一个正科级副局长变成了一个正股级支部书记，并在这个位置上退休。2022年12月底，在外贸局职工宿舍院子里，老纪去世后，熟悉他经历的人，也就是他过去的同事老秦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老纪的身份是在不停的调动和借调中，在一连串兜兜转转中无意间丢失的，不了了之的。老秦说，老纪以营职转业到海棠镇任副镇长，是科级，调到县文化局做副局长，也保留了科级，职务和级别低配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将他借调到宣传部宣传科任副科长，负责五四三办公室工作时，他的文化局副局长职务并没有免除。然后，老纪从五四三办公室退回文化局继续担任副局长时，他在宣传部的副科长职务也没有免除。再然后，在安排他担任地研所所长时，并没有在他的任职通知后面加个括号，里面写上科级，仅仅是任命为所长。当时地研所还是临时机构，后来经过老黄努力，才变成了有编制的固定机构。老秦称，组织上绝对无意害老纪，绝对是调动过程中无意间的疏忽，任何工作都可能出现疏忽或漏洞，问题是老纪个人从来没有向组织上申诉，他对所有的一切唯有服从。其中的原因不知道是他过于老实，还是过于懒散，或者是能力不足，或许他天性中就是个可以接受任何结果的人，无论别人或组织上怎么说、怎么安排，他都会毫无怨言地接受。既然他不向组织上提出来，组织上又怎么可能去解决他的问题呢，因为组织上压根就不知道他的问题。退休后的老纪，拿着事业单位股级干部的退休金，又活了二十八年。

退休的老纪一无所有，没有财富、成就，没什么长处，没有值得炫耀的私人关系，也没有任何交往或爱好。虽然以老纪的性格，他并不觉得无聊，但是毕竟成天无事，再也没有办公室可以去坐坐，喝喝茶，或者边喝茶边看报纸。某一天老纪突发奇想，竟爱上了书法，每天都在家写字，他还住在三皇庙，住在房管所院子的平房里。天刚亮，他就在桌子上铺开废旧的报纸，开始一笔一画写起来，他主要练草书，一写一整天。那个时候县里也有些人喜欢练书法，都是在自己家里练，经人提醒，也是因为老纪曾经担任过文化局副局长，担任过地研所所长和支部书记，有过这么一些身份，所以有人建议他出面组建书法家协会。当时县里的协会组织不是太多，好像只有老干部诗词学会和作家协会。老纪便出面牵头，组建了书法家協会，到民政局去注册，他也就成了我们县里书法家协会的首任主席。秘书长是个年轻的房地产商人小陈，小陈早年人生走过弯路，年少时因打架斗殴在监狱待了两年时间。也正是在监狱，此人觉悟到了人生道理，并遇到一个高人，拜他为师，那人是书法家。回家后小陈一边做生意，一边勤练书法，却苦于找不到同路人，找不到组织，当他听说老纪正在组建书法家协会，便自报家门，跟老纪联系上了。老纪见小陈年轻，能说会道，在社会上也有些门路，就让他做了秘书长。小陈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跟行政上的领导也能说得上话，于是为书法家协会搞了些活动，吸纳了更多会员。

时间久了，书法家协会不光吸纳了更多会员，还出了人才，老纪的徒弟，尤其是秘书长小陈，似乎比老纪走得更远，成就更高。他们一旦入了门，修炼时间多了，渐渐发现老纪已经远远落后于他们，根本的原因还是老纪悟性不高，这使得他的书法成就很低。所以真正服气老纪的人越来越少，虽然他是书法家协会创始人，虽然他是主席，但是在他自己创建的书法家协会里面，他也成了个很边缘的人。所有人差不多都聚集在秘书长小陈身边，小陈是个商人，经常把会员召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吃吃饭，写写字，用他的话说叫雅集。五年后换届，老纪从主席的位置上下来了，秘书长小陈成为新主席，自此，老纪对书法的热爱，重新成了他的个人爱好，与其他人无关。

老纪只有一个儿子，当儿子成年后，老纪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一个担任过副镇长，当过副局长的科级干部，要安排自己的子女是没有问题的，何况是他的亲生儿子，但他就是办不到，他不知道要去求谁，也不知道怎样求。就连他的老伴，也不是他自己找关系托门路安排的，而是组织上主动安排的，她在环卫部门扫地，老伴毫无怨言，老纪也从没多想，但他的儿子长大了，上面没法主动安排。

在老纪第二次担任文化局副局长期间，也就是他从五四三办公室退回文化局，仍然分管电影公司，又还没有去地研所的这个时期，老纪经常有事没事往电影公司去，电影公司的书记经理因为有局长的交代，都不怎么待见老纪，他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并不向他请示也不向他汇报。老纪没事就在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公司有个大礼堂电影院，有个广场电影院，还有个露天电影院。这时候有一些闯荡江湖的马戏团流动演出，当时正好有个马戏团来到我们县城，老板和他女儿是马戏团主角，他们租用了露天电影院的场地，在那里演出，演些小把戏，还驯养了一些动物，人和动物同台表演。

马戏团来自山东，听老纪说是从他老家过来的，老纪跟他们交流觉得特别亲切。他们在一起讲话时便用山东话，我们这里的人就是在旁边听见他们说话，也不是太明白他们在说什么。马戏团老板喜欢吹牛，总是吹嘘他们每年到处巡演，要见多少世面，能挣多少钱，可能闯江湖的人都喜欢吹牛，事实上，那段时间在我们县城的演出也的确吸引了不少观众。老板跟老纪不停聊天，是因为他听说老纪是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电影公司，想跟他套近乎，看通过这层老乡关系，能不能减免部分露天电影院的场地租用费。虽然老纪当不了家，当家人还是电影公司的书记经理，但是这种交流，让马戏团老板和老纪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老纪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什么掏心窝子的话都跟马戏团老板说。马戏团在我们县城演出了半个月，离开前一个晚上，老板和老纪在一起喝酒，就他们两个人。老纪本来不喝酒，但是陪着他喝了两杯，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吃大饼卷葱。不知道是老纪不胜酒力，还是酒喝多了，他当场提出要求，希望马戏团老板把他儿子带走。老板愣了一下，他怎么也没想到，纪局长居然会提出这种要求，在这之前他是见过老纪儿子的，老纪的儿子也经常来看他们演出，每次来看演出，老纪的儿子都很开心，笑呵呵的，眼睛不住地盯着他女儿看，想到这一层，马戏团老板马上就答应了。老板实际上就是个流浪艺人，也是个商人，因此身上兼有商人和艺人的狡黠聪慧。那个时候马戏团的生意也还可以，老板想长期流浪下去，也非长久之策，如果接受了他儿子，将来女儿说不定也能有个着落。实在不行了，不能继续在外演出，也能有个落脚之地，毕竟老纪是副局长，应该还能指望。就这样老纪把他的儿子给了马戏团，马戏团第二天带着他儿子离开了我们县城。这件事传开后，全城的人议论纷纷，人们说至少老纪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果断和浪漫气质。可能他信得过作为老乡的那位马戏团老板，也可能他心里也看中了马戏团老板的女儿，他认为儿子虽然没有找到正式工作，跟他们在一起也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对他自己来说，算是去掉了一个麻烦，了却了一桩心愿，儿子的生计和婚姻全都解决了。他作为父亲的责任，也一并完成了，就像老纪到了部队，离开老家，他的一生对他父母而言有了最好的安排。那么他的儿子去了马戏团，离开他们，儿子这一生，也靠他自己去闯了。老纪是这么计划的、这么设想的，好像他全都想到了，但是唯独有一点没有想到的是，他儿子跟他性格差不多，有人讲，老纪的儿子基本上遗传了他的性格，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走江湖的人。是啊，老纪那种性格，既然遗传给了儿子，那么他儿子又如何走得了江湖！

老纪以为帮儿子找到了出路，他哪里知道儿子是和他一模一样的人，这样的人实在是人畜无害，在江湖上不要说卖别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别人给卖了。卖人和被卖，都不由他自己选择，老纪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实际上也不了解他自己。

五年后，也可能是七年后，老纪的儿子独自回到我们县城，准确说也不是独自，他还带回来一个女婴，那是他女儿。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关于那个马戏团的消息，关于那个马戏团的老板和他女儿，我们都一无所知。并非老纪出于什么动机在封锁消息，他本身就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别人的八卦他不会说，自己的八卦或者儿子的事情他更不会说。他不说，也没人问，大家都假装没有这回事，老纪闭口不提往事，他儿子也什么都不说。我们只知道老纪的儿子带回了一个女儿，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女孩是他跟马戏团老板女儿生下的孩子，还是他跟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也不知道老纪的儿子跟女孩的母亲是否有过婚姻关系，当然我们更无从知道，他儿子是被马戏团老板父女赶出来的，还是他自己偷跑回来的。同样无从知道的还有，那个马戏团在这个世上是否还继续存在，所有这些谜团都没有谜底。

那时候老纪已经在地研所工作了，被老黄和他的手下边缘化，他老伴在环卫所扫地，一家人还住在三皇庙，住着房管所那套平房，儿子回来后，带着女儿跟他们住在一起。儿子仍然没有工作，漂在社会上，女孩长大了，就在我们本地上学。老纪退休那年，房管所清理房产，发现老纪不是公务员身份，没有继续住这套房子的资格。房子的状况不好，需要维修护理，加上之前的相关手续都不齐全，建议他先把房子退出来。工作人员都很客气，一套一套理由说服老纪，老纪没有抱怨，默默退出了房子。他拿出一生的积蓄，还借了些钱，在外贸局宿舍小区买了一套又老又旧又破，被人称作危房的房子，这房子唯一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

不久，老纪的儿子申请到一间很小的廉租房，他没妻子，没生活来源，没收入，还带着年幼的女儿，符合申请廉租房的条件，这才跟老纪分开住了。老纪八十岁的时候，他的老伴去世了，无声无息、无怨无悔跟了他一生的老伴，悄悄病故了，为老伴送葬的人有老纪，有他们的儿子和孙女。等到老纪自己去世的时候，身边却只有孙女，孙女是大龄女子，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老纪死去时的意识不知是否清醒，无论清醒与否，对孙女结婚离婚的事，他注定是一无所知。

老纪住在外贸局的二手宿舍房里，回顾自己一生，一无是处，他承认自己永远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人。从来都是他在接受什么、听从什么或服从什么，回想起来倒也顺顺畅畅，没太多周折，基本上永远是老样子，永远是那个不变的自己。没有痛苦，没有焦虑，没有不甘，没有不服气，一生就这样过来了，怎样过还不都是一生，谁不是一生。

单位每年组织体检，退休人员也要体检，老纪生活俭朴，没有大鱼大肉胡吃海喝，也没有额外从事什么体育锻炼。但是每次体检，老纪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没有常见的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都是正常的，从来不高，没有大肚子，做CT和B超，内脏也都没问题。后来他要么不去做体检，要么做了体检，他都懒得去拿体检报告，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某年体检后，老纪突然意识到，对他来说，相对所有他的同龄人和他曾经的同事而言，身体才是他实实在在的优势，才是他比别人强的地方，他的体检报告比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体检报告都要優异。发现这一点令他十分惊异，他终于也有比得上他们，或者说能够超过他们的地方。他没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养生手段，过着很平常的日子，可是没想到他的身体状况那样好。老纪注意到以前的同事或熟人，每次体检完了都很沮丧，好多人脸色大变，垂头丧气。他们跟人交流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或者闭着嘴巴什么也不说，有人在打听另外某人的状况，也有人主动把自己的病情说出来。当他们得知老纪身体健康，体检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时，他们都很无语。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老纪心里开始出现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要让自己多活几年，我在其他方面不如你们，被你们瞧不起，但是在能够活着这方面，我可能会比你们厉害，比你们强。刚开始，这还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还没有成为执念，只是在体检时才会冒出来，或者拿到体检报告时，老纪才会这样想一想。

又过了几年，在老纪七十来岁的时候，他发现从前的一些同事，比如他从前的上级或下级，有人已经去世了，他的人生已经到了凋谢季节，他所认识的人正在变得稀少。据他得到的消息，去世的那些人有同龄人，也有比老纪更年轻的一些人，比如老纪刚到海棠镇的同事，他的班长，当时的徐书记比他大一岁，前不久去世了。徐书记死于中风，他生前住在武汉，中风后在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住了几天，终究没有挽回生命。还有老纪在地研所的同事，后来的所长老黄也去世了。早些年老黄心脏有问题，县里为了保护这样一个难得的专家人才，建议他做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很成功，老黄的身体状况也很好。但是有一天，省里领导下来调研，县领导让老黄陪同，向来宾介绍我们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并陪同看了些人文景点。当时是夏天，老黄受了累，也很辛苦，他特别高兴，因为他的讲解得到了领导认可，晚上接待领导吃饭，老黄还喝了一点点酒，就一点点，第二天老黄就过世了。这些都是社会上的传言，因为是老纪认识的人，他听到便记在心上了。更离谱的是以前海棠镇的吉普车司机小贾，有一次开车送老纪到县里来开会，还曾在路上好心好意点拨过老纪，他自己后来成了大老板，他的公司是县里唯一的上市公司。本来他身体很棒，很壮实，平时很注意锻炼，很注意运动和养生，但是却在五十九岁的时候死去了，也是因病去世。老黄去世时也才六十二岁，都很年轻，实在太可惜了。只有老纪的老班长，海棠镇从前的徐书记，比老纪大一岁，其他人都比老纪年轻。还有另外一些熟人，老纪听说也去世了，老纪对这些死亡事件由衷地表达了他的哀悼，为他们感到惋惜。

同龄人中的一些死亡事件，在不停发生，就像水面上的船只，老纪自己也是一艘船，他还是又破又旧的小船，看起来他应该是最容易倾覆沉没的那艘船，但他还漂在水上，在目力所及的地方，他看到那些远比他华丽、远比他体量庞大的大船一个接一个沉没，这委实让老纪感到震撼。他意识到自己能比他们活得更长久，他为自己能比他们更长寿而感到庆幸，老纪有理由相信：我在工作上、在为人处世上和林林总总的什么上面，都比不上你们，干不过你们，我确实所有的一切都干不过你们，但是我能够活得过你们。

活得更久一些，老纪最初的这一简单想法，于是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执念，他为自己能够活到的终极岁数制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一百岁，他至少要活到一百岁。我和他们什么也比不了，只能跟他们比谁更长寿，寿数这个东西不能说明什么，但活到后面的人毕竟能看到更多，死亡对每个人是唯一的公平，也只有死亡本身不可能有任何可以运作的机会，只有天定，都是天意。老纪开始公开说出自己的目标，让他的熟人都知道他有这样的野心，跟每一个碰到的熟人热情握手，握手时暗自使劲，他枯瘦的手掌非常有力量。当别人称赞他手上有劲时，他便跟人说：“等我活到一百岁，我要请你们到我家吃饭，我收藏了几瓶好酒。”老纪对每个人都说这样的话，在他晚年，八十来岁的时候，他把长寿，把健康地活到一百岁，当成了他人生的唯一理想。他还在自己家的柜子里，放上一块一百岁倒计时的牌子，这块牌子在老纪活着的时候，曾经是他的荣耀。

老纪卸任县书法家协会主席二十年后，2022年11月下旬，我有一次又見到了他。我们在湿地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我告诉老纪说：“我从不怀疑你能活到一百岁。”老纪很高兴我能这样说，在阳光里向我拱手，我问他：“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老纪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在意。”停顿了一会儿，他反过来问我，“你从早上睁开眼睛醒来，一直到夜里闭上眼睛睡觉，这一整天时间，你的内心，能不能不起任何波澜呢？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也无论悲喜，你的内心都是平静的，从早上睁开眼睛到夜里闭上眼睛，你能保证你的内心像丝绸那样光滑吗？”

我特别记得我跟老纪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因为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他用到了丝绸这个词语，他问我能不能做到无论悲喜，经过一天的时间，我的内心还能像丝绸那么光滑、那么平静。我看着老纪的脸，那么沧桑，皱纹密布，就像是个真正的农民，还有他的手，皮肤那么粗糙。但是他却提到了丝绸这样的词语，我想所谓无论悲喜都能平静如常，或许只有他能做到。此时，老纪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非常单纯，甚至我会想到透明，一个有着如此粗糙外表的人，内心却可以像丝绸那般光滑，也算是生命的一个奇迹。但是我告诉老纪：“我做不到。”我接着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看到了很多事情，都放不下，我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灰暗、比较悲观，这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时常会感到羞耻，为写作而羞耻，也为我活着而羞耻，甚至我的羞耻感也是无法言说的。”

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个外人袒露心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老纪说这些话，老纪睁大眼睛看着我，他的眼睛本来很小，这时候努力想睁得大一点。我以为他要说出什么令我吃惊的话，但是他突然就懈怠了，松弛下来了，眼睛重新变得很小，密封着，他摊开瘦小的两只手说：“你想得太多了，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我对我跟老纪的这次谈话很失望，本来，我以为他听明白了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以为他对我能有一些呼应。可是他滑过去了，他用一句“你想得太多了”就把我给打发了，我因此相信他是真的什么也不想的一个人。无论怎么说，他的身体状况堪称完美，从他的身体里找不到任何毛病，不管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还是西医的各种检测仪器，都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疾病，这跟他什么都不想有没有关系呢？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有过的私密谈话，随后我们在街上又碰到过几次，每次碰到他都使劲跟我握手，然后叮嘱我，到他一百岁的时候，千万记得到他那里去喝好酒，我答应他一定赴约。

老纪的同龄人好多已谢世，他自己从不主动谈论这些人，即使有人偶尔在他面前提起这些故人，他也从不正面回应，不对那些人做任何褒贬评价。当我听说老纪在2022年底去世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经反复找人询问，终归确认是事实。

好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纪念老纪，老纪这个人突然又被大家记起来了，想起来了，他们回忆他的往事，对他评价很高、很正面，有人说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有人说他清清白白做人，不争不抢，为人厚道，还有人尊称他是人民书法家。所有这些发文的人，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我其实也明白，在老纪生前，有些人心里恰恰是瞧不上他的，但是老纪已离开人世，他们都一致称颂他。这不仅是亡者为大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想起了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发现了他不同于平常人的品质，老纪确实跟我们所有认识的人都不一样。

我很想为老纪撰写一份民间个人传记，以民间传说为主，跟他的官方档案资料可以有重合的地方，但更多的部分只能称作是补充。也就是说，我将在2023年为老纪写一篇非虚构文章，前面所写关于老纪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亲历，或是我听说的关于老纪的生平，我想大体上也都是准确的。在这篇非虚构文章的结尾，我认为还需要再补充几个细节，鉴于我对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和地方文化的了解，人们在公开评价或谈论一个人所说的话，跟他们背地里谈论那个人所说的话，往往不一样，面目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在公开谈论某个人时，以说对方好话为主，而在背地里议论时，才会说出另外一些话，说出不好的负面的话，也就是所谓的真话。那些在社交媒体上为纪念老纪发的文，实际上就是公开谈论，我看到的那几个人，在网上对老纪的评价，无疑也是出自真心，但是为了使这篇非虚构文章更真实、更全面，我还是想单独再和他们交流一下，采访一下，因为有几个人也都是我认识的熟人。我没有和我提到的几个熟人见面，而是分别和他们通了电话。

有一个老纪从前的同事，五四三办公室的老秦，比老纪小十几岁，身体非常健康。我们在电话里寒暄了一阵，老秦跟我说：“老纪没有基础疾病，本来应该死不了，就算一时间得了什么病，也不一定会要他的命。”

老秦接着又说：“尽管老纪没有基础疾病，可是他有另外两个很要命的缺陷，一个是平常他的生活条件差，营养差，没有得病无所谓，真得了病还是不行。再一个原因是老纪没有朋友，不跟人打交道，这使得他身体出问题时，来不及有人把他送往医院，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设想一下，如果他感到不舒服，跟谁通个电话，让人把他送到医院，有可能就能救他一命。”

另一个跟我通电话的人，是老纪在地研所工作时的同事，那个同事比老纪小很多，不是同代人，当时他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叫小李，现在也是老李了。老李告诉我：“老纪发誓要活到一百岁。”

我说：“这谁都知道，差不多全县人民都知道他这一志向。”

“但是，”老李说，“半年前，老纪唯一的儿子去世了，这对他是个伤害，在他儿子去世前八年，他老伴去世也曾对他有过打击，但这一次的打击和伤害更要命。”

我告诉老李，早几天我还在街上碰到过老纪，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他的手劲很大。我没觉得他内心有怎样的伤痛，雖然我也听说过他儿子因病去世的消息。

老李认为在我们全县，还是他跟老纪走得更近一些，因此他对老纪的了解和认识，自然比我们其他人更深。他说：“老纪是个情感不外露的人，但他也是个有情感的人，儿子在他前面去世，对他来说是一场灾难，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一场伦理灾难。老纪其实特别在意这个，他认为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他死在儿子前面，而不应该是儿子死在他前面。”

我知道，老黄去世后，这么多年长期担任地研所所长的是老李，老李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提到的人道伦理灾难这种表述，我认为是可信的。他说：“老纪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儿子竟然死在他前面，这不符合生命的基本伦理，也不符合生命的基本秩序，他觉得在儿子后面去世是有罪的，虽然这责任并不在他，但他继续活着就是一种罪责，一种不可逆的反向的僭越，不可饶恕。这种想法可能从精神上摧毁了他，他在肉体上没有疾病，但精神摧残却有可能破坏他的免疫力。老纪是在和其他人比谁更长寿，但绝对不能包括他儿子，他是爱儿子的。”我沉思了很久，如果照老李的思路往下想的话，也确实没办法想下去。

最后一个跟我通电话的人，是老纪去世时的目击者老关。老关没跟老纪做过同事，但他们彼此认识，老关是在博物馆退休的，他们算是在一个系统工作，所以彼此都熟。老关那天刚巧到外贸局小区去了，他去那边看小孙子，顺便在院子里坐了会儿，他坐在那儿，跟老纪一起晒太阳。老关一生都在博物馆，经常使用放大镜，所以他的视觉基本上是放大镜视觉，什么事情或事物，都要放大了观察。我们照例谈了一阵闲话，老关特地压低嗓门，像是对我说悄悄话，避免被旁边的人听见。他说：“老纪很可能不是突发疾病去世的，也不是什么无疾而终。据我观察，老纪可能是自杀死的，他那种样子，几乎可以说老纪完成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做得很完美，称得上是完美自杀，可以说他是一位完美自杀者。”

我听说过完美犯罪，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完美自杀。我问老关：“老纪好端端的，几乎对每个人都要说，他想活到一百岁，他为什么要自杀？就像长跑者，一个马拉松跑者，在快到终点，或者将要看到终点时，何以会突然倒地不起？而现在，你居然告诉我，他完成了完美自杀，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关提高嗓音，可能我的提问有些咄咄逼人，他不再在乎会不会被人听见，也不再对我说悄悄话。他说：“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我是目击者，以我的观察，他那样安静、那样毫无来由的死亡，就像是所有老年人梦寐以求的死亡。而这样完美的死亡，只能是经过精心设计才能得到，我因此猜测，老纪是死在自己手里。”

不过，老关随后又谦和地跟我说：“可能我的话有些过分武断，好在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只是猜测，没有证据。”

我和三个人都通了电话，并将对话记录在此。另一个需要补充的细节是，作为一篇非虚构文章，我认为也需要写出来，那就是老纪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春夏秋冬，都会端端正正将一枚钢笔插在胸前。你可以想象，那个矮小的满脸皱纹的老头，穿着中山装，胸前插着一支钢笔，正在大街上迎面向你走来。他谦卑地微笑着，使劲跟你握手，然后真诚地邀约你，等他活到一百岁，他会把你请到家里去，跟他共饮好酒，但是他已经在八十八岁时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