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从意愿到行为的转化机制研究
——基于资源获取的中介和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

侯俊华, 李明香

(东华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完成了对资金、技术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返乡创业现象也愈发普遍。农民工返乡创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2020年《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当前返乡创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推动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推进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落实各项扶持政策”。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丰富的外出务工经历,并积累了一定的创业经验和物资储备,这有助于其应用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对农村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企业经营方式进行改革,有利于破解“三农”发展的人力资本局限性,从而提高了返乡创业质量[2]。因此,如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意愿是生命体对事物的主观态度和想法,是一种主观性思维,而行为是生命体在某种情境下所做出的反应的总和。创业意愿会驱动个人在某种情境下做出创业反应,体现了潜在创业者对创业决策的积极态度,是创业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学者指出创业意愿是创业行为最可靠的预测指标[3],以期通过探究创业意愿的形成来预测创业行为的实现路径。但创业意愿并不是创业行为的充分条件,创业行为是在各种主客观影响因素下所做出的外部活动,在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过程中还受到其他因素的促进或妨碍作用。在个人因素方面,失败恐惧、状态导向(执着、犹豫和暂时)等负向调节着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4,5];而个人特质、行动导向(脱离、主动和持续)、创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机会识别能力)等在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过程中具有强化或中介作用[6-8]。在情境因素方面,Bogatyreva等基于国家文化视角,探讨了特定国家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如何影响意图与行为的关系[9]。王季等提出,在学术创业意愿转化为学术创业行为的过程中会受到外部情境因素和组织情境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政府政策、组织制度和中介支持机构等[10]。汪昕宇等也基于创业情境视角,系统分析了在商业、社会和制度等不同创业情境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向返乡创业行为转化的过程[11]。

综上所述,有关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研究的文献,大多以农民工或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从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转化因素主要包括:(1)个体因素,如个人能力、特质、失败恐惧和自我控制等[4-8];(2)情境因素,如文化环境、政府政策、社会环境和组织制度等[9-12]。但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返乡创业意愿向返乡创业行为转化的机制研究却较少。以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微观创业环境这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如何转化为返乡创业行为的内在机理研究也相对较少。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基于资源获取的中介作用和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探索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为之间的转化机制,以期为推动高质量返乡创业和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中国驱动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国内学者多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差异进行探讨,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到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文化程度更高、思维更开阔,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13-15]。丰富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得他们的营商经验和知识得到积累,并完成初步的资金积累[16],具有较强的创业优势。本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户籍劳动力。

1.2 研究假设

1.2.1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为

Bird最早提出创业意愿一词,认为创业意愿是创业者对一个商业概念的关注、经验和行动的心理状态,并且随后的创业过程,如组织形成、发展、成长和变革都是基于这些意愿[17]。学者对创业行为的定义则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创业行为表示一系列与创业活动有关的决策,如涉及不同创业类型、商业计划和创立企业等的决策[18];而狭义创业行为则指创立新企业的个体行为[19]。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人口迁移现象,国内学者对其看法不一。黄建新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指农民工在拥有由外出经商或务工而获得的资金、信息储备和技术能力后,并在了解家乡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基础上选择返乡创立企业[20]。蔡炉明则强调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凭借相应的平台在农村地区进行自主创业活动的过程[21]。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返乡创业的关注、经验和行动的心理状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则指新生代农民工凭借进城就业务工所积累的资金、人脉、经验和技术等资源要素,并在了解到家乡创业环境的基础上而选择返乡创业的一种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图是任何行为显现前的必要过程,而且对某种行为的意愿越强烈,个体就越有可能实施该行为[22]。基于这一理论,当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返乡创业意愿时,其将更有可能做出返乡创业决策。通过对20位农民工的访谈分析,叶敬忠发现“想做”,即创业意愿,是驱动农民创业的主要因素[23]。祝振兵和Meng等则将AMO模型运用到创业领域,认为创业意愿是AMO模型中的动机(M)因素,其强弱会影响创业行为的执行力[7,24],即创业意愿作为创业行为的驱动力,是创业行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将驱动其采取返乡创业行动。对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H1: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对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1.2.2 资源获取的中介作用

资源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因素之一。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测量资源获取:资源可获得性、资源获取方法以及资源获取结果。本研究参照多数学者的做法[25,26],并结合初创企业的特点,从资源的可获得性测量资源获取,将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分为资金资源获取、关系资源获取和政策资源获取。资金资源指个人所能获得的启动资金,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计划的落实;关系资源指个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关系资源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机会和决策帮助等;政策资源重点指国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和培训活动。

(1)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具有返乡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在实施创业行动之前都会积极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以及政府政策支持。许艳丽等提出,与其他创业者相比,具有创业意图的新时代女大学生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她们会以多元化路径去获取社交资源并以此资源促进创业团队的确定[27]。吴庆松等则发现,创业者在实施创业行动之前会去搜寻所需创业资源,并识别、获取、配置和利用整合后的创业资源[28]。这意味着拥有返乡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会积极地获取所需资源,并且其意愿越强烈,对外部资源环境的关注度越高,获取资源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因此,返乡创业意愿能够促使潜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去获取有利的创业资源来完成创业。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对资源获取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H2a: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对资金资源获取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H2b: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对关系资源获取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H2c: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对政策资源获取具有正向影响。

(2)资源获取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在创业初期,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对创业者至关重要。李志东认为,启动资金不足是创业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29]。董静等则认为,农民工创业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系网络或者自身资源[30]。Wei X等提出,在发展中国家返乡创业者更容易受到信贷、政策和信息等资源的约束,该类国家的政府资源可获得性能够较大促进返乡创业行为[31]。再者,随着政府对返乡创业投入的不断加大[32],政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因此,资金资源、关系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可获得性能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实现。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资源获取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

假设H3a:资金资源获取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

假设H3b:关系资源获取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

假设H3c:政策资源获取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

拥有返乡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会积极地获取所需资金、关系和政策等资源,并且这些资源的可获得性会促使其返乡创业行为的发生。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4:资源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H4a:资金资源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H4b:关系资源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H4c:政策资源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2.3 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

Albert Bandure在《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基础》中提出三元交互理论,认为环境、个人和行为三者之间互相影响。环境是影响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少数学者从创业氛围、创业信息、基础设施等微观层面探索创业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33,34]。本研究借鉴张立新等的做法,从创业氛围这一维度,选取氛围认知程度、创业背景、家人支持程度三个项目测量微观层面创业环境[33]。创业环境是创业者所面临和能利用的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周边创业氛围、创业榜样和家人支持等。良好的创业氛围认知,可以鼓舞具有返乡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勇于创业;善于观察和学习创业榜样,可以不断提升创业知识与创业技能;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可以提高资源的获取程度,有助于成功返乡创业。Shirokova等基于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和行为的差异性进行探究发现,创业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行为,但是这种关联会受到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强化或削弱,如企业家的家庭创业背景(强化)和高校创业环境(强化)[35]。环境和个体共同作用于行为,运用到返乡创业领域就是创业环境影响具有返乡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返乡创业行为。对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5:创业环境正向调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为的关系。

1.3 研究模型

本研究引入资源获取和创业环境,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从意愿到行为的转化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从意愿到行为转化机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22年1月至3月在江西省开展的关于“江西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已经在家乡创业或正在计划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社会交往、政府政策以及创业环境等方面。江西省是返乡创业的大省,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代表性的省份,问卷调查者对江西省11个地级市及市所属乡镇随机性发放了350份问卷,最后共收集330份问卷,样本收回率达94.3%。因为研究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所以对问卷数据做如下处理:仅保留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外出务工超过六个月且户籍性质为农业户口的农民工样本,处理关键变量数据严重缺失及填写不合理的样本,最终得到181份有效问卷。在这181份样本中,从性别上看,男性有96人,占样本总数的53%;女性有85人,占47%;从学历上看,大部分调查者的学历水平较高,大专和本科及以上的样本累计数占样本总数的49.7%;从婚姻状况看,未婚为45.9%、已婚为54.1%;从年龄上看,18—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为26%,25—30岁为16.6%,30—35岁为27.1%,35—42岁为30.3%。

2.2 变量界定

解释变量EW——返乡创业意愿。参照李海波[36]等的研究方法,直接使用单一指标进行测度,由于“是否有创业意愿”这一确定性答案与本研究不太贴合,于是选用“返乡创业意愿程度”这一问项,并采用Likert5分法,“1=非常弱”“5=非常强”,对解释变量进行测度。

被解释变量EB——返乡创业行为。参照大部分学者们的做法,直接使用确定性的答案“是”或“否”,问项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返乡创办过企业”。

中介变量RA——资源获取。通过资金资源获取(FRA)、关系资源获取(RRA)和政策资源获取(PRA)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见表1。

调节变量EE——创业环境。包含题项:氛围认知程度(EE1)、创业背景(EE2)、家人支持程度(EE3)。

控制变量的选取参照王杰[37]等,包括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具体为:婚姻状况(IL1)、年龄(IL2)、家庭人口数量(FL1)和当前子女数量(FL2)等。表1列出题项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3 实证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

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为只有一个题项,且与变量高度相关,于是此处不做信效度分析。运用SPSS27.0和AMOS28.0分析资源获取和创业环境样本数据的信度和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资源获取和创业环境的Cronbach′s α系数皆大于0.7,表明测量量表信度较高,内部一致性良好。C.R.值均大于0.7,收敛效度较好;AVE平方根值大于相关系数值,量表基本具有很好的判别效度。同时,本研究变量借鉴相关学者做法进行测量,内容效度较好。总的来说,问卷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均较好。

3.2 共线性检验

表3为运用SPSS27.0对各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自变量、控制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VIF值皆小于5。因此,本研究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3.3 正态性检验

表4为运用SPSS27.0进行正态性检验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所有变量统计显著性皆小于0.05,均不严格服从绝对正态分布,但由于样本不足等原因,实际数据的统计检验结果即便总体服从正态分布,也可能会显示非正态。Kline[38]认为样本数据基本服从正态分布的偏度,峰度绝对值分别小于3和10,此时符合研究数据的基本要求。进而采用描述法,通过描述数据偏度和峰度系数分析变量的正态性。如表1所示,样本数据的标准差都在0.3—1.3之间、偏度和峰度分别小于3和10,表明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同时符合研究分析的前提。

表2 信度和效度结果

表3 共线性检验结果

表4 正态性检验统计结果

3.4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为定序型数据,相关性分析选择Spearman相关系数,结果如表5所示。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为、返乡创业意愿与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与返乡创业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表明返乡创业意愿可能会正向影响创业行为,即返乡创业意愿可能会促进资源获取,而资源获取能力可能又会促进返乡创业行为。虽然相关性分析只能初步说明变量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并不足以证明假设,但这也为本研究的假设验证奠定了基础。

表5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3.5 假设检验

3.5.1 主效应检验

变量返乡创业行为是二分变量,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且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以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主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和模型2结果显示,加入返乡创业意愿后-2LL降低9.783,Cox&Snell R2增加0.052,Nagelke R2增加0.097,表明加入返乡创业意愿后,模型的解释效果提升。模型2中系数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行为(β=0.924,p<0.01),H1成立。分别将资源获取、资金资源获取、关系资源获取和政策资源获取作为自变量放入模型1中,结果表明资源获取(β=1.437,p<0.01)、资金资源获取(β=0.850,p<0.01)、关系资源获取(β=0.996,p<0.01)、政策资源获取(β=0.872,p<0.01)与返乡创业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证明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因此H3、H3a、H3b、H3c成立。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3.5.2 中介作用检验

中介效应的检验借鉴Baron等[39],采用四步骤检验方法,考察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在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为之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第一步,检验返乡创业意愿对返乡创业行为是否有显著影响;第二步,考察返乡创业意愿对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是否有显著影响;第三步,检验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对返乡创业行为是否有显著影响;第四步,继续检验返乡创业意愿、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对返乡创业行为是否有显著影响。如继续检验的结果显示,返乡创业意愿对返乡创业行为的作用减弱或不再显著且中介变量影响显著,则表明资源获取及其维度中介效应成立。从上述主效应检验可知,第一步、第三步已被验证。对第二步进行验证,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7—10中ΔR2和ΔF值,表明加入返乡创业意愿变量后,模型的解释效果有所提升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变量系数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对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H2a、H2b和H2c成立,第二步被验证。

表7 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

对第四步的验证如表8所示。将资源获取、资金资源获取、关系资源获取和政策资源获取作为自变量放入模型2中,分别得出模型11—14的结果。模型结果显示,资源获取(β=1.194,p=0.004)、资金资源获取(β=0.758,p=0.017)、关系资源获取(β=0.753,p=0.022)和政策资源获取(β=0.625,p=0.042)对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意愿仍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行为,但回归系数从0.924分别下降到0.557、0.773、0.617、0.705,影响效果都明显减弱,表明资源获取、资金资源获取、关系资源获取、政策资源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行为的转化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H4a、H4b、H4c成立。

表8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3.5.3 调节作用检验

表9展示了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模型15是以创业环境和返乡创业意愿为自变量,返乡创业行为为因变量,进行的二元Logistic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仍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行为,但创业环境对其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16在模型15的基础上,将返乡创业意愿和创业环境的乘积项加入自变量中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Omnibus检验表明该Logistic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1)。与模型15相比,增加乘积项后-2LL降低3.507,Cox&Snell R2增加0.018,Nagelke R2增加0.034,表明加入乘积项后Logistic模型的解释效果提升,而且系数检验结果中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证明创业环境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假设H5成立。

表9 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行为;资源获取及其各维度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创业环境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理论贡献表现为:(1)丰富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从意愿到行为的转化机制研究;(2)引入资源获取在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之间关系模型,从资源角度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3)从微观层面测度创业环境并分析其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行为之间的作用。

4.2 建议

4.2.1 畅通返乡创业诉求表达渠道

政府部门应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诉求表达的应对机制,切实解决返乡创业者的诉求,促进具有返乡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创业行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表达方式与传统方式不同,受新媒体影响,更偏向于电脑和手机等新媒介。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拓宽返乡创业诉求表达通道,如设立App、小程序、论坛、公众号等诉求平台,方便新生代农民工就地、就近表达返乡创业诉求和获取解决方案,政府部门则可以通过平台及时发现返乡创业中普遍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答方案。同时,相关管理部门还可以在政府设立的相关平台上对接返乡创业企业或成功企业的网站,方便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查找相关信息、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创业质量。

4.2.2 强化返乡创业资源获取路径

从创业者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应通过亲缘、地缘、平台等不断拓宽社会关系网络,如主动参加社区活动、政府部门活动等,扩充社会关系资源,并将其运用于返乡创业行为中。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要与时俱进,融入智能时代,学会利用互联网平台获取各类资源,提升信息获取能力。从政府层面,首先,地方政府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设立专项基金,对示范作用突出、具有发展前景、效益显著的返乡创业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其次,金融机构可以推出新农村金融产品,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融资支持,适当放宽贷款额度、还款时间,降低新申请银行贷款的融资担保费率或免收担保费等。最后,基层政府组织应完善返乡创业教育培训体系和政策宣传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能力和政策资源的获取能力。

4.2.3 创新返乡创业宣传工作手段

首先,县级政府部门可创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宣传专栏,引起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广泛关注;积极引导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话题正向讨论,从舆论导向上崇尚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其次,乡镇政府部门可以组织返乡创业交流会,邀请当地成功的返乡创业者介绍创业事迹、分享成功经验,通过交流会燃起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激情,激励更多的潜在返乡创业者返乡创业。最后,村委会可以让文化专管员改编当地成功返乡创业事迹,以节目或故事集等悦目娱心的形式展现给当地村民,激发当地村民的荣誉感,激励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