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旅游涵养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典型红色文化旅游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郑 鹏, 黄 莉

(1.东华理工大学 地质资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13; 2.东华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4红色旅游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2]。如何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以凝聚爱国奋斗的强大力量,是发挥红色文化旅游时代价值的关键要素。红色文化旅游不仅涉及爱国主义教育、爱党教育,还是涵养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何利用红色文化旅游激发游客的爱国热情,发挥红色文化旅游涵养国家认同的政治功能,对于“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的江西来说,尤其重要且迫切。

1 文献回顾

1.1 红色文化旅游

红色文化旅游以革命遗迹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资源,为游客提供参观学习场所的一种旅游活动[3]。红色文化旅游是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魏榛等认为,红色文化旅游的价值在于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文化大发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4]。刘利琼等认为,红色文化旅游可以将红色文化和红色资源变成育人资源,在潜移默化中达到育人效果[5]。徐克帅等认为,红色文化旅游旨在促进游客将个人生命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社会现实的神圣体验,形塑游客对重大事件的社会记忆,促使游客形成社会认同,进而增强游客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6]。

1.2 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指个体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政权等产生的认同[7]。李艳霞等认为,国家认同强调认同主体对其所属国家的认同[8]。吴玉军认为,国家认同的建构是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等多维度中完成的,政治认同是指公民认可国家基本制度和国家方针政策[9],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10]。袁娥认为,国家认同包含对中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两个方面[11]。

1.3 红色文化旅游与国家认同

文旅融合背景下,学界广泛关注红色文化旅游所具有的提高历史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教育功能[12]。郭云娇等指出,港珠澳大桥作为红色文化旅游场所,是促发游客产生国家认同情感的重要基础[13]。李孟舜指出,我国以长征为主题的文化空间建设具有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价值[14]。张圆刚认为,红色文化旅游是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基于红色旅游资源地的社会记忆、景区形象、感知价值和旅游体验有利于培育国家认同感[15]。赵志峰等认为,红色文化旅游可以增强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有助于加深游客国家认同程度[16]。

综上,学界基于游客视角对红色文化旅游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诸多研究,但相关研究更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较少基于爱国主义视角对红色文化旅游与游客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作用展开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江西省三个典型红色文化旅游区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红色文化旅游—旅游体验—国家认同”的作用路径,有助于丰富红色文化旅游与国家认同的研究。

2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2.1 红色文化旅游对旅游体验的影响

红色文化旅游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形式之一,将红色文化的抽象概念借以旅游符号将其外化。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是传递革命人物、革命事迹和承载革命遗址的有形方式。旅游体验是指游客在与外界环境接触过程中,在心理结构方面发生变化并得以调整的过程[17]。

郭俊伶等将红色文化旅游划分为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迹和感知革命遗迹[18]。左冰研究发现,游客在井冈山红色旅游活动中,积极的旅游活动可以带来愉悦的旅游体验[19]。张红艳研究发现,游客在红色文化旅游这种特殊环境的刺激下其认知态度会发生变化[20]。游客前往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通过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迹和感知革命遗迹,产生心理活动,进而诱发旅游体验。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感知革命人物(a)、感知革命事迹(b)、感知革命遗迹(c),正向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

2.2 红色旅游体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红色旅游体验会影响游客的国家认同。游客在红色旅游中感知革命人物、革命事迹和革命遗迹的传奇性和神圣性而产生的体验感会影响国家认同。左冰有关井冈山红色文化旅游的研究表明,愉悦的旅游体验可以引发游客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和中国历史认知方面的变化,有助于促进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国家认同[19]。刘润佳等研究发现,在红色文化旅游中,游客产生积极旅游体验,这种体验可以推动游客民族认同大幅提升[21]。Schatz等认为,通过政治体制、民生政策和经济发展等产生功能依恋将国家视为具体的功能系统,体制和政策能为国家公民带来福利[22]。张红艳认为,红色文化旅游中的知识性、教育性、真实性的旅游体验,对游客文化认同和功能认同的影响程度更深[20]。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游客的旅游体验正向影响游客的国家认同,即旅游体验增强了游客的文化认同(a)、功能认同(b)、民族认同(c)。

2.3 旅游体验在游客红色文化旅游和国家认同中的中介作用

红色文化旅游能够增进游客对国家的认同。刘欢等研究认为,被动接受式和融入参与式的旅游体验会对游客的情感态度产生变化,从而影响了游客的国家认同[23]。张红艳通过对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山纪念馆研究发现,红色文化旅游可以向游客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而产生政治效应,高频次的红色旅游体验潜移默化地加深社会记忆,实现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并且可以实现民族团结[20]。因此,旅游体验对红色文化旅游提升游客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旅游体验在感知革命人物对国家认同的文化认同(a)、功能认同(b)、民族认同(c)之间起中介作用;

H4:旅游体验在感知革命事迹对国家认同的文化认同(a)、功能认同(b)、民族认同(c)之间起中介作用;

H5:旅游体验在感知革命遗迹对国家认同的文化认同(a)、功能认同(b)、民族认同(c)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在红色文化旅游中,游客通过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迹和感知革命遗迹产生了旅游体验,而旅游体验又促进了游客的文化认同、功能认同和民族认同。旅游体验在游客红色文化旅游和国家认同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问卷题项均是在借鉴国内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完成。假设模型共涉及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迹、感知革命遗迹、旅游体验、文化认同、功能认同、民族认同7个潜在变量。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七分量表进行评分。参考郭俊伶[18]和金鹏[24]的研究,将红色文化旅游分为感知革命人物、感知革命事迹、感知革命遗迹三个维度,包括9个题项;旅游体验参考了张红艳[20]关于旅游体验的观测变量,包括4个题项;红色文化旅游和旅游体验两个变量均将完全反对、反对、有些反对、中立、有些同意、同意、完全同意依次赋值为1、2、3、4、5、6、7,分数越高表明该变量的水平越高;文化认同参考了刘润佳[21]和张红艳[20]关于文化认同的观测变量,包括3个题项;民族认同参考了刘润佳[21]关于民族认同的观测变量,包括3个题项,并将完全不自豪、不自豪、有些不自豪、中立、有些自豪、自豪、完全自豪依次赋值为1、2、3、4、5、6、7;功能认同参考了郭俊伶[18]和金鹏[24]关于功能认同的观测变量,包括5个题项,将非常差、差、有些差、中立、有些好、好、非常好依次赋值为1、2、3、4、5、6、7;其他变量为人口统计信息。

3.2 调研地概况

江西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众多,每一个红色文化旅游景点都展现着江西独特的历史故事。这些景点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本研究以江西典型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为案例地,包括“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井冈山、瑞金、南昌是江西红土地上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红色资源地[25],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其中,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6]。井冈山的知名度享誉全国,红色文化旅游体验项目丰富,基础设施完善。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红色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1)》显示,2021年井冈山红色文化旅游热度涨幅140%。“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荣获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荣誉称号[27],其年均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28]。瑞金是共和国摇篮。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29]。“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中华苏维埃纪念园(北园)内,也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30]。2021年,“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接待游客达152.52万人次[31]。南昌是人民军队的摇篮。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开端[32]。“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被列为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33],年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28]。以上三大景区均是江西重要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地,分析其红色文化旅游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好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3.3 数据收集

根据《中国红色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1)》,红色文化旅游的出行高峰是寒暑假和国庆节,而8月是出行月份分布最高的月份。因此,调研组于2022年8月1日至8月15日前往“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开展调研。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大致按照三个景区年接待游客人数分配调研问卷,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发放了150份问卷,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发放了140份问卷,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发放了110份问卷。合计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36份,问卷回收率为84.0%;将无效问卷剔除后,得到有效问卷320份,问卷有效率为80.0%。在320份有效数据中,女性占60.6%,男性占39.4%;年龄在17岁以下占2.5%,18—30岁占58.4%,31—40岁占32.5%,41—50岁占3.8%,51—60岁占2.2%,61岁以上占0.6%;学历为高中及以下占5.3%,大专占25.3%,本科占58.1%,研究生占11.3%;收入水平在3 000元以下占36.9%,3 000—6 000元占28.7%,6 000—10 000元占31.3%,10 000元以上占3.1%;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32.2%,国有企业职工占18.1%,民营企业职工占6.6%,外资企业职工占0.9%,学生占38.4%,个体工商户或自由职业占3.8%。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Cronbach’s 为0.90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对问卷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为0.853,P值小于0.001,说明数据满足进行因子分析的条件,进而抽取7个有效因子,方差贡献率为83.914%。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问卷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共有7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被提出,第一公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31.86%,低于40%,表明本研究的问卷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表1可以看出,CMIN/DF的值为1.690,小于建议值3;NFI为0.946,大于建议值0.900;CFI值为0.908,大于建议值0.900;IFI为0.977,大于建议值0.900;GFI值为0.977,大于建议值0.900;RMSEA的值为0.046,小于建议值0.080。以上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所以整体模型的拟合度较高[34]。

表1 拟合指标的实际值与建议值

4.4 假设检验

4.4.1 整体结构模型检验

采用AMOS 26.0进行结构模型拟合度检验(如表2),CMIN/DF=2.472,GFI=0.865,AGFI=0.834,CFI=0.948,NFI=0.917,TLI=0.941,IFI=0.949,RMSEA=0.068。依据王新红等[35]的标准,模型拟合度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可进一步进行检验,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红色文化旅游与旅游体验、旅游体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影响关系(如表3)。

感知革命人物对旅游体验的路径系数为0.097(P=0.001),表明感知革命人物对旅游体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a验证成立;感知革命事迹对旅游体验的路径系数为0.107(P=0.008),表明感知革命事迹对旅游体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b验证成立;感知革命遗迹对旅游体验的路径系数为0.070(P=0.004),表明感知革命遗迹对旅游体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c验证成立。

旅游体验对文化认同的路径系数为0.488(P=0.001),表明旅游体验对文化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2a验证成立。红色文化旅游体验可加深游客对革命年代历史文化的理解程度,促使游客产生情感变化,红色旅游体验存在的吸引性、教育性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游客的文化认同。

旅游体验对功能认同的路径系数为0.445(P=0.003),表明旅游体验对功能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2b验证成立。现代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制度体系所构建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36]。红色文化旅游展现了革命年代的艰辛,促使游客将革命战争年代与现代和平生活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对游客国家认同产生积极影响。

旅游体验对民族认同的路径系数为0.429(P=0.001),表明旅游体验对民族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2c验证成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红色文化旅游体验让革命历史重现,强化了游客归属于中华民族这一群体的认知,同时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旅游体验越积极,内在的民族认同就越强。

4.4.2 中介效应

采用Bootstrap法检验旅游体验在红色文化旅游中对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设定了5 000次迭代抽样的方式,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感知革命人物(路径系数0.260)、感知革命事迹(路径系数0.152)、感知革命遗迹(路径系数0.178)均对旅游体验产生正向影响,假设H1a、H1b、H1c成立。旅游体验对文化认同(路径系数0.248)、功能认同(路径系数0.178)、民族认同(路径系数0.248)均产生正向影响,假设H2a、H2b、H2c成立。

表2 拟合指标的实际值与建议值

表3 路径有效性检验表

表4 Bootstrap结果和置信区间表

旅游体验在游客红色文化旅游和国家认同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假设H3、H4、H5成立。假设H3a的置信区间在Bias-Corrected 95%CI的情况下为[0.017,0.132],P为0.003,在Percentile 95%CI的情况下为[0.015,0.127],P为0.004,表明旅游体验在感知革命人物和文化认同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旅游体验在假设H3b、H3c、H4a、H4b、H4c、H5a、H5b、H5c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表明旅游体验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如表4),即红色文化旅游通过旅游体验促使游客产生国家认同。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第一,红色文化旅游对于强化游客国家认同具有积极作用,是厚植家国情怀的有效途径。通过红色文化旅游与游客建立情感联系,向游客展现革命人物、革命事迹和革命遗迹,有助于唤起游客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进而促使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红色文化旅游对旅游体验具有正向影响。旅游体验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对旅游产品形成的主观感受,红色文化旅游不仅蕴含娱乐功能,而且具有教育功能属性。游客通过对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游览,切身感受英勇无畏的革命人物、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和见证风云的革命遗迹,获得具有知识性、真实性、教育性和吸引力的旅游体验。因此,红色文化旅游对形成积极的旅游体验具有直接影响。

第三,红色文化旅游是通过旅游体验进而对游客的国家认同产生正向影响。旅游体验是游客在红色文化旅游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体验,使游客产生心灵上的触动,有利于提升游客的整体认知水平,影响游客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功能认同,进而提升国家认同。重视游客的旅游体验感,让游客更好地对红色文化产生情感共鸣,是红色文化旅游下一步发力的方向。

5.2 建议

第一,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要通过3D影像和VR技术还原出当时的画面场景[37],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到那段苦难的历史,以提升游客沉浸式红色文化旅游体验,实现游客红色记忆的构建,进而丰富涵养国家认同的形式。

第二,红色文化旅游要形成红色文化旅游与思想政治教育互融互促的局面,进一步彰显红色文化旅游的教育属性。一方面,文旅部门和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形式,大力提升红色文化研学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学校可采取多样方式,适度加大红色旅游文化元素和资源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比重。

第三,红色文化旅游是加深游客爱国爱党情感,唤醒爱国情怀的重要方式。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应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精准推送,以增强游客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功能认同和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