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短板与实践进路

孔 陇，赵福昕

（兰州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农业现代化是系统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工程的安全基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1]，旨在推动脱贫攻坚成果转换为农业现代化效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作为规划乡村振兴战略布局的价值取向。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22，基于国家发展的历史演进性、人民群众的自主创造性、信息科技的开拓创新性、环境治理的现实紧迫性，须深刻领会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意义，尽快找出“三农”困局的破题关键，汇总提炼出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应对之策。诚然，我国农业现代化正处于向优质、高效、增量、促产的转轨阶段，在尽力消解原有掣肘因素的同时，还需应对因多标准设定、多主体参与、多产业协作、多维度考量等新发展要求下衍生出的新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3]13。基于此，如何立足于我国国情，扎实走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打破农业现有的发展困局，全力驱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迈向高水平、高质量、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推进我国现代化全面建设，已成为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任务。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立足于我国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4]1。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领全国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

从社会主义本质角度来看，现代化要在中国大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就要敢于超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对现代化概念的设定。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是简单地对国外现代化发展规律和建设原则的复刻，也不是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设想的模版，而是通过对我国现实国情的客观把握、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人民现实需求和根本利益为导向，兼顾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协调统一，推动国内先进建设与全球文明发展的同频共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由此，国内更多的学者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不再局限于农业这一单一领域，而是农业产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小农户与大市场、粗放式简单生产和规模化集约经营的蜕变进程[5]11。立足于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将农民、农业、农村共同纳入到现代化发展体系中。其内涵界定不仅限于农业效益单一性指标是否达标，而是聚焦于优质、高效、生态、智能、绿色等多个维度，重塑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以及生态治理体系，以科技创新力扭转分散式经营，将规模生产、智能监测、高效运营作为驱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抓手，采取精细化管理模式和复合型合作方针为农业发展提供增值服务。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引领农业优质高效发展，是推动生产指标与科技要素结合以增强农产品品质的现代化，促进多元主体合作与数字信息技术衔接以实现产业融合的现代化，提高劳动者专业素养与深化绿色环保理念以保障环境治理的现代化，加速先进资源流转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步以驱动城乡协同发展的现代化。由此可见，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主义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是以全面统筹的现代化建设强势驱动提升人的现代化建设，利用高水平人的现代化主体思维推进高质量物的现代化载体完善，形成良性互促、双向共赢的现代化发展的联动机制，旨在兼顾“物”的现代化建设与“人”的现代化建设共融互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是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的根本。因此，要强化智能科技应用以提升农产品质量效用，利用信息化手段拓宽农民收益空间。通过维护农产品供需平衡、壮大职业型农民队伍、增强产业融合集聚、构建农业生态治理体系助力实现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依靠惠农利民政策降低农业发展环境的复杂脆弱性，加快农村农业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进度。加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速率以带动标准化、精细化农业经营管理体系的构建，降低宏观环境与地域差异对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束缚。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为激活农业现代化活力提供了基本场景和发展机遇，是驱动农业现代化迈向高阶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与稳固国家发展大计、贯彻国体基本原则、维护国民现实利益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建设要求深相契合。

从社会主义价值角度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科学发展性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迈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康庄大道的主动选择。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明确了从宏观主体——“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到微观感受——“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可落地、可转化、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秉承高质量发展理念——“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以稳固经济发展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中实现互利共赢。因此，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严格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出鲜明的人民性。”[6]2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以农为本”是走稳走好中国道路的关键途径，“以人为本”是推动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进程的底气所在。建立农业强国的落脚点在于“人”，其最终归宿是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须着力推动我国众多小农户由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新型农民，采取专业化职能定位、现代化思想认知、科学化生产模式等新的标准规范农业机械化生产、农民规模化种植、农村精细化治理的韧性体系建设。加速先进资源要素流转以拓宽城镇化辐射范围，不断调和并消解农业生产方式和与现代化目标的矛盾，以期促进农民、农业、农村互嵌式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本宗旨，亦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价值遵循。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驱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与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和民生基本需求的社会主义价值遵循紧密切合。

总的来说，农业供给质量、生产效率、产业体系、治理结构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密切相关。为稳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底盘、引领农业优质高效发展，须坚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生产力现代化与生产关系现代化的双向发力、协调发展。

二、现实短板：掣肘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业发展正逐步迈向科技促产、人才赋能、增绿提质的新阶段，农业现代化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着要素体系、产业链布局以及主体参与结构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要素体系仍待完善：重建的土地流转体系和金融供给体系

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2019 年底我国耕地总面积约19.18 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6 亩、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7]15-16。目前，制约农业发展主要因素集中在土地和资金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要素流转体系的构建内容主要涉及“使用权”和“利用率”。强化产业间协作分工的意识，重建合理的产业要素体系，将会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空间、提高农村土地流转频次。“截止到2020 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面积5.32 亿亩，其中转入农户的面积为2.49 亿亩，约占承包经营流转总面积的46.8%。”[8]73规范流转是提升土地流转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规模经营是打破单一经营模式、增强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基础。但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程序和土地征地制度的不完善、农地权属关系和土地供求信息的模糊影响农民因地可获财产收入的准确性。在2009—2019 年间，因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城市绿化面积等原因，耕地数量减少了1.13 亿亩。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可逆转，耕地因城镇发展建设被占用的情况仍然存在，因此农民所获土地范围和应用领域是有限的，无法在承包土地创收和拓宽经营范围中实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农村金融环境的脆弱与贫瘠使得农业现代化发展缺失强劲的资金供给源。传统金融机构为惠农发展设定的金融贷款额度与现代化农业发展资金需求额度不对等。欠发达地区农村传统金融机构少，服务范围和金融支持力度有局限性。因此，传统金融机构专项资金下放到农业现代化产业的比重较少，结合当前我国农业为抓住由量增转质增、手工劳作转机械生产、粗放经营转精细化管理的“变道超车”机遇，现代化农业前期资金需求大、利益回报周期长、产业经营风险系数高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大大减弱了金融机构主动调增信贷支持额度的意愿。普惠金融助力新型农业主体纾困的前提条件是农业数字设施完备与农户数字素养均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3 年）》显示，2022 年，我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程度分别是10.5%、24%和44.7%”[9]23，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仍处于建设阶段，无法促使数字经济红利惠及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每一环节。因此，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在纾解农业现代化资金困境中呈现“势强效微”的结果。基于此，土地流转体系与金融供给体系的不完备造成要素流转活力和资源整合动力后劲不足，弱化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效能。

（二）全产业链布局尚待优化：重构农产品产业链和农村物流冷冻链

中国式现代化的叠加式建设任务秉承全域统筹共建、联动多方共融的发展逻辑。而我国小农经营格局固化和涉农产业利益分配机制韧性不足，致使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部署安排和完善农产品物流冷冻链建设计划实施不力。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活动、经营活动和销售活动并未完全从单一进行式转换为联动进行式，农产品在培育、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主体责任划分的模糊，加大了农产品在施肥、喷灌、养护、监测一体化服务中的辅助配合难度。农产品生产供应链和辅助加工链的延展性不足，导致农业整体经济效益较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70%～80%左右，德国、英国、法国等超过90%，而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为59.2%[10]34。与此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产业的25.3%。”[11]2农产品产前供应链松弛加剧产后销售价值链的紧张。农资企业与小农户松散的利益联结关系，将弱化农业产业链价值增值、加大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难度，导致农业产业韧性较低，延缓了农村物流冷冻链的建设进程。完整的物流渠道与数据平台是构建专业化冷链物流配送体系的先决条件。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困境逐渐由生产管理领域转变为销售流通领域，乡镇道路和网络铺设的盲点漏点造成物流总成本高，进而阻碍农产品销售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例如，一些快递公司的站点设置大多在乡镇一级，农村到乡镇的空白运输距离需要农业生产者自行配送，或者接受快递站点收取的额外运输费用。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成本的增加不仅压缩了农产品销售利润空间，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产品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2018 年我国冷链流通率仅为32.3% ，仅仅是冷链物流发达国家30%的水平，其中农产品冷链流通率为41%，冷藏运输率为69%。我国总体农产品冷链物流成本高达25%～40%，且2018 年冷链物流利润率仅为8%，远低于冷链发达国家的20%～30%。”[12]208基于优质农产品对保鲜和贮存的高标准要求，我国农产品物流配送服务的缺失将以产品品质受损，消费者购买体验不佳、销售收益下降为代价。农业全产业链和产品冷冻物流链中的弱链环节和缺链现象制约农产品深加工水平和物流运输服务能力的提升，以致农业现代化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服务质量不高，不利于农业产业综合效益增长。

（三）主体参与意识有待增强：重塑小农主体嵌入机制和科技人才激励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小农户数量约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27%，且经营土地规模在10 亩以下的农户占家庭承包户总数的比例从1996 年的76.0% 增至2016 年的85.2%。”[13]109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小农户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生产贡献上均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坚实力量。因此，科技工具的先进性、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产业结构的合理性都无法避开小农队伍而独立实施。我国传统农业种植分散化、耕地使用碎片化、管理模式粗放化的特点掣肘数字科技的普及力度、技术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现代农技的应用深度，进而致使农业生产总成本提升，增加小农主体嵌入农业现代化的不适性。2020 年我国有超过2.1 亿以上的人达到大专及其以上的学历[14]，“高中以下、高中、大专和本科、研究生以上占中国总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58.5%、18.7%、21.7%、1.1%，而农业从业人员中高中以下占比就已达到92.1%，研究生以上的更是接近0”[15]42-43。农业从业者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大大增加了主体嵌入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难度。我国农村实用人才和科技专项人才已然成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两支重要力量。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科技人才分类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农业科技人才应用岗位实际对接的错位。当前我国现代化农产品在良种培植、智能控制系统、农村电商、动植物检疫防疫科技创新等农业前沿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除此之外，现代化农业科技人才因物质激励机制的后劲不足致使涉农人才的引进机制、流动机制、激励保障机制的执行效果不佳，一定程度上束缚科技人才“虹吸效应”的释放，科技人才的绩效考核与科研贡献往往具有正相关性。我国大多数农业科技人才属于事业编制，相较于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均有所差距。而欠发达地区受经济困顿、财政紧张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乡镇地区的科技人才的晋升空间和发展前景相对较为狭窄。地方政府设立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也因执行效力不高、监管模式有限，致使“内培外引—激励留用—发挥功能”的人才供给全链中存在“缺链”短板。当前，由于小农主体很难深嵌于现代化农业结构之中，农业高技术人才的激励机制明显后劲不足，以致农业主要经营主体的合作粘性不足，多元主体联动发展的聚合性和积极性欠佳。

三、实践路径：共融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我国在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欲以高标准统筹谋划农业现代化的优化路径，加紧农业价值链、产业链和收益链的整合联结，同步实现农产品产量的合理增长与质量的飞跃提升就须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坐标，重构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格局。基于此，以“共融互促”的实践向度指引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路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和根本宗旨。

（一）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共建共融

当前我国涉农企业间的竞争已由农产品竞争转变为产业链竞争，单一生产要素价值创造的利润与资源组合要素整合价值创造的收益相比，贡献能力较弱。基于此，一方面，应尽快完善农业产前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现代化农业在优质生产、精深加工、规模养殖、连锁经营等环节的物质设施建设，加速农产品全产业链优化布局，建立健全各环节共享均衡的利润分配机制，减少农户融入现代化农业价值链的不适性与排斥性，从而释放产业集群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协作联动效应。数字经济作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全新生产要素，要持续强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一体化建构土地要素流转平台和农地流转数据库，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土地、资金、劳动力等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明确土地来源和流转去向，畅通农地信息共享渠道，激活土地流转与配置效率。依托数字平台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掌握农产品产销信息以客观评价市场销售份额，并依据交易数据报告精确计算货源生产供给数量，力促农产品供需结构的平衡稳定。发挥物联网技术对农作物生产种植所需的气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肥力以及灌溉次数中准确严谨计算的积极作用，利用智能化手段实时监测产品生长状态，并通过大数据信息库精确把控不同生长周期的畜牧品种在制剂配比和饲料添加中摄入量。与此同时，着手打造冷链物流信息平台，提高环境设备监测调控水平和农产品冷链物流利用率，根据温控监测系统提供的信息按照保鲜要求划分产品种类，并给予适合的包装贮存建议、制定合理的冷链配送线路，促进农村冷冻物流链的完善进度与服务范围。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赋予农民群体更充裕的经济权益，守护好农民生存发展的安全屏障。土地是农民创收的根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鼓励土地流转主体在法律条文规定范围内，采用自主协商模式将流转期限、交易价格等事项以书面合同的形式进行签署确认，确保承包农户为最终收益的所得者。除此之外，还要不断上调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保障金一部分资金来源可以从土地流转补偿款中划拨至保障金账户，另一部分由地方政府财政直接补贴，将农民利益的损失率降到最低。鉴于此，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共建共融，以完善的服务设施和规范的制度保障细则为农业现代化稳中向优的发展态势保驾护航。

（二）促进农民职业素养和科技应用诉求的共存共融

农民不仅是农业生产前沿的一线工作者，也是农业发展队伍的核心劳动力。促进农民职业素养和科技应用诉求的共存共融是扭转农民专业知识与实用技术“不适应、难匹配”的有力举措。一是要健全农民职业培训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各地根据区域农业主攻的发展类型，精准开设与农民对口领域知识和技能的课程培训，由基层政府领导牵头，完善培训机制中的组织管理机制，将提高职业农民“质量”作为根本目的，科学设定培训内容和考核制度，并设定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机制和再培育机制，根据农民培训掌握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进行综合考察，依照考核结果划定不同的级别，考评不及格的学员不能通过退出机制，而应过渡到再培训机制中，以确保农民“职业型”的务实性。二是要加强农业从业者对现代农业知识、智能农业设施和农产品市场趋势的正确认识、尽力消解科技成果转化的难度，理性预判农业未来发展趋势，将职业性农民的“学以致用”落实到位，促进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生产经营体系的紧密衔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 年的54.5%提高到2021 年的61.5%，增长了7 个百分点”[16]1。由此可见，科技在农业领域的普及应用是提升综合生产效率、优化产品供给源结构的关键引擎。政府应发挥领航人的作用，将科学研究所、涉农高校以及涉农经营者共同纳入到智能科技的应用体系中。由中央财政拨款、科研单位制定农业技术推广方案、涉农高校组织人员实地考察调研，进而规范涉农人员技术应用标准。在此期间，着手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竞争激励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制定科学可行、合理公平的衡量指标，针对科技人才取得的创新成果给予物质奖励、精神鼓励、发展晋升等方式，强化激励效果。例如，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农业科技人才评级的主要指标，针对在前沿技术领域研发创新和推广应用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可破格评定技术职称。由此，深刻领会“科技赋能于人，人赋权于科技”的价值意蕴，为农业现代化培育新的增长点。

（三）强化人才资金资源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共促共融

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将资金、人才、土地等生产要素与机械化、智能化、集约化的发展要求深度融合，建立高效精准的科学经营模式。据测算，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最大值为8.2324，最小值为0.2279，均值仅为1.9871[17]7。当前，由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在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分配中呈现不均衡性。因此，应重塑由市场主流引导、政府辅助支持的城乡一体化联动机制，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和公平交易的原则。一方面，强化以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加速市场要素流动。地方政府在出台有关城乡空间规划、公共服务建设等弥合城乡发展差距的举措中，务必重视决策的“行之有效”性。将资金、劳动力与技术分配至改善乡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每一关键节点，打通城乡空间壁垒，扩大先进资源在产业集聚、土地利用、劳动力回流、技术应用中的增量效应。重塑城乡空间联动布局以及现代化农业产业配套布局，加强资源在分配、流动、应用领域的信息披露，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透明度。另一方面，落实以市场要素流动助力产业融合发展，驱动数字金融普惠服务的增量扩面。聚焦多业态与多功能产业融合方式，依靠数字技术作为普惠金融深入农村农业发展的“助力器’，加速低成本信用贷款的下沉速度，加大低成本信贷资本的投放规模、缩短金融业务审批流程、放宽信贷利息还款时限，尽力消除普惠金融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水土不服”。基于此，强化优质要素在城乡区域间流动，以共促共融的联动模式深度挖掘农业现代化的多元价值。

（四）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空间治理的共赢共融

增强环护意识和循环再利用的认同感有利于实现绿色持续发展与生态空间治理的双向互促。水土环境资源是农业现代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应将保护耕地和水源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第一要义。畜牧养殖农户及企业应有效防治高污染项目，具体可以通过废弃物再回土地的方法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在草场承载的合理范围内进行畜牧活动，切实减轻草场压力，强化土地修复与再生能力，保障土地的生态治理修复再生力的良性循环[18]157。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农业现代化的每一环节，需鼓励农业从业者积极参与，增强小农户的绿色生产理念和绿色技术应用能力，消解粗放式农业中存在的“高耗高污”难题，进而提高小农户嵌入农业现代化机制的粘性，强化绿色低碳生产内核。另外，将绿色发展理念扩延至维护生态平衡的具体范畴，例如，农田土壤的前期开发、中期条理和后期养护不仅能够践行农业绿色发展理念，还可以兼顾保护土壤资源和促进农民增收同步实现。另外，还需深化产业融合，为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营造更适宜的发展环境，始终以高标准环保要求作为打造生态空间治理格局的价值遵循。地方各级以资源属性和区域特色为坐标轴，探索多元化的产业合作路径，推动产业间功能和价值的融合，以“交叉”服务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延长农产品“前期生产—初步加工—精深加工”无害化农业产业链，让“绿色”成为农民规避生产质量隐患和市场运营风险的保护色。由此可见，环境保护和绿色理念的共赢共融能为农业现代化规划出平衡发展、长效增收的发展路线。

四、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和发展实践下的必然之举。着眼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短板，需冲破土地要素体系和金融供给体系的建设困局、弥补农业全产业链和农村物流冷冻链的弱链环节，强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粘性。将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政策作为农业现代化战略布局的落脚点，通过提高农民职业素养与科技应用诉求的匹配度作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硬指标，以优化资源要素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作为打破农业现代化瓶颈的突破口，将农业绿色发展与生态空间治理共赢作为指引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基于此，拓宽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与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须统筹谋划、全域联动、一体推进，形成互融共生、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