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形旁类化再研究

吴继刚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文字受自身形体或者相邻文字结构的影响,在思维类推作用下,产生的非理性形体类推,增加或者改变其中一个字的构件或偏旁,这种现象称文字类化,由类化产生的文字,称类化字。类化字是异体字的一个重要类型,它以西周金文文献、战国秦汉简牍、东汉以来的石刻、敦煌卷子、明清地方文书等写本文献为主要生存环境。

俞樾、唐兰、刘钊、张涌泉、黄征、毛远明、黄文杰、孙建伟等前贤时彦,先后对不同文献材料里的类化字进行研究,揭示了类化字的基本面貌和特点,推动了类化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因研究材料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学界对类化字的内涵与外延、分类等问题的看法依然见仁见智,加之以形旁类化对字词关系的影响阐释不足,这都说明汉字形旁类化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今从上述几方面梳理汉字形旁类化问题,为字词关系、汉字史的研究提供资料,并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类化的内涵与外延

(一)类化的名称与含义

“类化”,《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可洪音义》《读书杂志》都曾多次指出过这种用字现象,认为是不对的;俞越始称之为“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1)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146页。;唐兰称之为“同化”(2)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15页。,其后蒋善国(3)蒋善国.汉字形体学[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第229-277页。、王凤阳(4)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第775-776页。等因之;刘钊(5)刘钊.古文字构形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张涌泉(6)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5。、黄征(7)黄征.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第40-41页。、毛远明(8)毛远明.汉字形旁类化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第173-177页。、黄文杰(9)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郭瑞(10)郭瑞.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类化现象分析[J].中国文字研究,2011(1),第128-137页。等称之为“类化”。各家对类化字小类的划分也有同有异。在此基础上,孙建伟(11)孙建伟.从聚合与组合视角看汉字的“类化”与“同化”现象[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1),第163-167页。用索绪尔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理论,区分“同化”和“类化”,认为“同化”是文字符号组合关系的结果,“类化”是文字符号聚合关系的结果;学界所谓的“类化”应称为“同化”,而“按义加形”“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才应该称为“类化”。孙文将“类化”“同化”文字现象区分开来是对的,它看到了这两类文字现象本质上的不同;孙文对“同化”(即今“类化”)现象的归类也是合理的。因此它推动了文字类化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名称上看,采用目前学界通行的“类化”名称可能会更好,因为学界已经约定俗成;从范围上看,孙文所述的“类化”类型——“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按义加形字”,不属于类化字的范畴,应当区分出去。

关于“类化字”,毛远明是这样定义的：“文字受自身形体或者相邻文字结构的影响,以及受使用环境中相关词汇语义的沾染,在思维类推作用下,产生的非理性形体类推,增加或者改变其中一个字的构件或偏旁,这种现象称文字类化,由类化产生的文字,称类化字。”(12)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335页。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类化字包含几个构成要素：一是文字类化的条件：文字形体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文字自身形体,或者相邻文字结构;或者词义的影响——使用环境中相关词汇语义的沾染。二是文字类化的动因：思维类推作用。三是文字类化的方法：增加或者改变其中一个字的构件或偏旁。毛远明所说的“文字受自身形体或者相邻文字结构的影响”,“在思维类推作用下,产生的非理性形体类推”,意思是“类化”就是把本不属于同类的事物变成同一类事物,使其在特征的某一方面趋同起来。表现在字际之间,通过添加或者更换形旁的方法,让相邻字在类义上趋同起来;表现在字内,就是某一构件变成了另一构件的样子。如上所述,毛远明的定义里“以及受使用环境中相关词汇语义的沾染”宜分离出去,这类字属于“按义加形字”。

下面讨论“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按义加形字”的归属问题;同时还要讨论“隶变导致的字形混同”的归属问题。

(二)“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不属于文字类化

“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刘钊称为“受同一系统内其他文字影响而发生的类化”,是指同一系统文字中相近形体之间的“趋同”现象。(13)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100页。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研究秦汉古文字里的“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研究汉魏六朝碑刻文字里的“受优势形旁的影响而类化”“受相似形旁影响而类化”,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研究敦煌俗字里的“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皆是其类。这说明,这种“趋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正惟如此,学界把它归入类化字的范畴。但我们认为,这是汉字异写过程中出现的偶合现象,是低频构件向高频构件的靠拢(当然也有少数相反的情况),而不属于文字类化的范畴。

1.低频构件向高频构件靠拢

2.高频构件向低频构件的靠拢

与低频构件向高频构件的靠拢相比,高频构件向低频构件看齐的情况要少得多。在敦煌文献中,“腸”常写作“膓”。S.76《食疗本草》：“蒲桃：平。右益藏气,强志,疗间宿水。”“腸”本从肉、昜声。“昜”为“太阳”的“阳”的本字,从“昜”得声的字很多,如“楊、揚、煬、暘、瘍、鍚、瑒、敭、愓、婸、崵、禓、諹、輰、鰑”等;“”实为“昜”叠加而来,从“”的字,《说文》中仅“傷”、“慯”(傷)、“觴”、“”(觴)、“殤”“”六字,后世字书所收从“”的字,“塲、鬺、摥、”为《说文》未收字,“漡”(湯)、“膓”(腸)、“”(塲)、“”(踼)、“”(暢)、“”()、“”()“”(禓)、“”(楊)则为后起异体字。

今天小学生学写生字的时候,依然会出现这种情况：生字里被写错的构件往往是新学的构件,这些构件或为全新的构件,或者笔画更为繁复,使用频率更低,小学生往往会用已学过的常用构件,来替代这些新构件或笔画更为繁复的构件,从而导致讹误字。

(三)按义加形字不属于文字类化

按义加形字,张涌泉称为“受构形法影响的类化”(14)张涌泉.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J].敦煌研究,1995(4),第71-79页。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第162页。,黄征称为“部首类化俗字”(15)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前言第22页。,毛远明称为“受文字使用的具体语境语义的影响而产生的形旁类化字”(16)毛远明.汉字形旁类化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第174-175页。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348-350页。,认为这是类化字的一个类型。从形符来源、形符的表意作用、加形后对字词关系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看,它与文字类化现象不同,不属于文字类化的范畴。

1.形符的来源不同

从表意的指向来看,按义加形与文字类化的形符来源不同。

2.形符的表意作用不同

从形符的表意作用来看,按义加形与字形类化不同。

3.加形后对字词关系的影响不同

按义加形和文字类化对字词关系的影响各不相同。文字类化会形成一大批临时异体字,部分还会形成同形字,产生一批联绵词,导致词义沾染,对原字的构意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又形成新的构意。这一点我们放在第三标题中具体讨论。

按义加形,这种现象首先大规模地发生在文字假借阶段后期的战国时期,这样就分化出文字记录的假借义,分化了文字的兼职功能,使得春秋时期还在使用的假借字如“辟”,到东汉《说文》时代,已经被“避”“壁”“臂”“闢”“襞”“躄”“僻”“嬖”“譬”等字替代,这使得字词关系一一对应起来;同时,渐次为某字的本义加形造新字,或为某字的引申义加形造新字,再次凸显本义或某一或某几个引申义。战国以降,简牍文献里出现大量的加形异体字,虽使得文字形体叠床架屋,不断繁复起来,出现“多形字”(1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154-156页。(即现在所说的“双形符字”“三形符字”等),却从不同层面强调了词义。

由此可见,按义加形发生在汉字的不同历史阶段,尤其是假借字阶段后期和战国以降,滋生了大量的新生形声字,维护并巩固汉字的表意体系及理性发展方向,是汉字孳乳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所以裘锡圭说：“有大量形声字是由于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而形成的。”(19)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150页。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字增加或者更换形符,其形符直接体现词义的类属。虽然有时叠床架屋,但从表意的角度不断地对汉字系统作出调整,使得汉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能够较为准确地记录汉语,保持汉字的表意体系。所以,按义加形字也不属于类化字。而类化则是异体字产生的重要途径,类化字是异体字的一个重要类型。

(四)隶变导致的字形混同不属于类化

由此可见,“泰、秦、奉、奏、春”五字,是笔画变异、字形省简、结字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字形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是不约而同的结果,而非简单地向某一构件靠拢的结果。隶变是汉字简化过程中的一环,它使现代笔画得以形成。从原理上说,隶变有多种可能性,但最终可能选择的还是最简省的形体。而且,在“春”字的隶变过程中,为结字的需要,类化的方法也被用上。况且,汉字不同字体构件的数量都是有限的,产生同形现象很正常,关键是要探究其成因,而不能笼统地称为类化。

总之,隶变和类化迥然不同。不能因为隶变后的一部分字有相同的构件,就认为是字形类化的结果。其结果有相同的一面,但成因不同,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事情,不能因为有类似的表象就把两者混为一谈。

二、类化字分类(23)沃兴华《类化字及其训诂法》把类化字分为主谓、动宾、偏正、并列等四种关系类型。具体见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2-316页。

“类化”把某字的一个构件与邻字的某一构件变得相同起来,或者把本字内的某一构件与另一构件变得相同,使其在字形的某一方面上趋同起来。根据字际或字内关系,类化字可分为三类：

(一)字际类化

(二)字内类化

(三)受潜意识影响的类化(26)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5,第66-68页。

三、字形类化对字词关系的影响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中的词的,语言的类型对文字的类型及其发展起到决定作用;反之,文字的发展变化也对字词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字形类化会形成一批异体字、产生一大批无法分释的联绵词、导致词义沾染等。

(一)形成一大批异体字

类化字里的临时异体字,往往是历代规范文件规范的对象。历代字书往往以“非”进行按断,宋元以来的字样书往往对这些字形进行辨析。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上册)“文字”一章研究纠正错别字的问题时认为,有些错字是受上下字影响(部件同化)而产生的,如“编缉(辑)”、“按(安)排”等。(32)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第177页。这说明我们今天写字时也会出现类化问题。

(二)产生一大批无法分释的联绵词

一部分类化字还会导致联绵词的出现。这些联绵词最初有的是复合词,如“蝴蝶”“蜻蜓”;有的是短语,如“踌躇”;有的是跨层结构,如“涟漪”“螽斯”,但大多数还是复合词。

“蚯蚓”,最初称“螾”。《说文·虫部》：“螾,侧行者。从虫,寅声。蚓,螾或从引。”《荀子·劝学》：“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杨倞注：“螾与蚓同。”《孟子·滕文公上》“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汉赵岐注：“蚓,丘蚓之虫。”因蚓生活在土中,故加“丘”字。《尔雅·释丘》：“非人为之丘。”即自然形成的土山。《吕氏春秋·孟春季》：“蝼蝈鸣,丘蚓出。”《淮南子·时则训》：“(仲冬之月)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螾结,麋角解。”因“丘蚓”连用,加形类化作“蚯蚓”。《礼记·月令》：“(孟夏之月)蝼蝈鸣,蚯蚓出。”又：“(仲冬之月)蚯蚓结。”“丘”形类化加“虫”作“蚯”,从形旁上彰显“蚯蚓”虫属的类义,但“丘”的土义被掩盖。

“螽斯”,《诗·周南·螽斯》：“螽斯羽,铣铣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毛传：“螽斯,蚣蝑也。”马瑞辰通释：“螽斯盖柳斯、鹿斯之比,以斯为语词耳。”“斯”,结构助词,相当于“的”。《诗经》篇名,毛亨传：“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则子孙众多也。”后用为多子之典实。因“螽斯”连用,类化作“螽蟴”。《全辽文》卷六辽《韩橁墓志铭》：“今夫人张氏,左监门卫大将军知檀州军州事崇一之女,承太皇太后赐也。虔弘内则,靡人外言。贞庄雅讽于螽蟴,令淑絜羞于苹藻。”黄侃《癸丑纪行六百八十八韵》：“罥丝捎蠛蠓,动股惊螽蟴。”锺觉民《昆虫分类图谱》“有翅纲目”：“十、直翅目”：“一、螽亚目”：“1.螽蟖科。”“螽蟴”构件位移作“螽蟖”。“螽斯”,又作“斯螽”。《诗·豳风·七月》：“五月斯螽动股。”毛传：“斯螽,蚣蝑也。”加形类化、换声作“蜤螽”。《尔雅·释虫》：“蜤螽,蜙蝑。”“斯”类化加“虫”作“蟴/蟖”,从形旁上彰显“螽斯”虫属的类义,但“斯”的“的”义被虫旁掩盖。

还有一些联绵词,先是初形的一字被按义加形或换形,继而另一字被类化。“朦胧”,其初形为“蒙笼”,义为蔽覆貌。《文选·扬雄〈甘泉赋〉》：“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掍成。”《文选·张衡〈南都赋〉》：“下蒙笼而崎岖。”李善注：“《孙子兵法》曰：‘草树蒙笼。’”引申为模糊貌。唐白居易《眼病》诗之一：“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屋上一重纱。”《慧琳音义》卷五四：“蒙笼,谓不明了也。”按义换形作“蒙胧”。唐杜甫《牵牛织女》诗：“神光竟难候,此事终蒙胧。”再文字类化作“朦胧”。唐徐昌图《临江仙》词：“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说文新附·月部》：“朦,月朦胧也。”又：“胧,朦胧也。”《广韵·东韵》：“朦,朦胧,月下。”从“蒙笼”到“朦胧”,先是按义换形,继而类化加形,按义加形、类化的因素都有。此外,“蒙笼”也会类化作“蒙茏”,或先按义换形作“蒙眬”,再类化作“矇眬”,或直接按义换形并类化作“曚昽”。在词汇发展史上,很多联绵词的形成与此类似,即发展过程不仅有类化的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同时还有按义加形的因素在起作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因描写或修饰的对象不同,也会加上不同的形旁以示义。

由上可知,因字形类化,一部分复合词的某一语素义被记录文字的形体遮蔽,从而形成联绵词,其记录字形的形旁往往只能体现词的类义。

还有一部分联绵词,往往有多种记录字形,如“犹豫”有“犹预”“犹与”“冘豫”“由豫”“游豫”“由与”“冘疑”“犹疑”“犹夷”“犹移”“游移”“与与”“就就”“讎夷”“讎眱”“夷犹”“夷由”“容与”“溶与”“踊移”“勇伊”等词形。(33)徐振邦编著.联绵词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498-499页。这些词形,“字本无义,以声取之”(34)黄生.义府[M]//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40页上,b面。,即借字记音。所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指出：连绵字合二字以成义,“凡绵连字不可分释”(3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58页。。王念孙也认为：“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36)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弟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26页。正惟如此,有清以来学界普遍反对《尔雅》《颜氏家训·书证》、孔颖达、颜师古等对“犹豫”所作的分释。

直到现在,联绵词的构词理据依然是词源学乃至大型历时词典编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分析类化字的成因及其形成过程,可以探明一部分联绵词的形成过程,从而最终恢复其构词理据,对其构成要素作出恰当的释义。(37)苏宝荣.联绵词(字)的义界及其二字分合的历史考察——兼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联绵字研究[A].苏宝荣.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80-188页。

(三)导致词义沾染

从文字形体上看,字形类化导致词语的两个构成要素的形旁一致起来;从字义上看,其中一个可能还会放弃自己的意义,变得和另一个意义一致起来。

“涟漪”,本作“涟猗”,源自《诗·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尔雅·释水》“河水清且涟漪”陆德明释文：“漪,本又作猗。”邢昺疏：“漪,辞也。”《诗·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漪”马瑞辰传笺通释：“漪,汉石经作兮,漪即兮也。”王引之曰：“‘猗’犹‘兮’也。故汉《鲁诗残碑》‘猗’作‘兮’。”(38)王引之.经传释词(第四卷)[M].道光七年丁亥(1827)刻本,卷四第13页b面。因“涟猗”连用,加形类化作“涟漪”。意义也发生变化。《慧琳音义》卷八十一“玄漪”注引毛亨《毛诗传》：“漪,重波也。”其后《玉篇·水部》：“漪,波动皃。”《慧琳音义》卷八十二“连漪”注引《考声》：“漪者,细波也。水之異名也。”可见,因类化加形,至汉初毛亨时,“漪”已词义沾染作“水波”理解。其后,西晋刘逵注左思《三都赋》“刷荡漪澜”：“漪澜,水波也。”唐代吕延济注陆厥《奉答内兄希叔》“及尔泛涟漪”：“漪,水文也。”

“螃蟹”,最初称“蟹”。《广韵·唐韵》云：“螃,螃蟹。本只名蟹,俗加螃字。”《易·说卦》：“离,为蟹。”《荀子·劝学》：“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周礼·冬官·梓人》“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贾公彦疏曰：“仄行,蟹属也,今人谓之旁蟹,以其侧行故也。”这既是“旁蟹”的最早用例,同时也是阐释“旁蟹”的构词理据。清人翟灏则引用宋代雅书《埤雅·释鱼》云：“《周礼·梓人》疏：蟹谓之螃蟹,以其侧行者也。按：语义当正作旁,今字从虫,疑是后人率加。《埤雅》云：蟹旁行,故里语谓之旁蟹,可证。”《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四十三《吴南唐》卷上《酒令》：“‘先吃鳣鱼,又吃旁蟹,一似拈蛇弄蝎。先吃乳酪,后吃乔团,一似拈脓灌血。齐丘继声曰略。时朝廷方草创,用度不给,倚江表为外府,故齐丘及之。左右以令逼使之太甚,相顾失色。使者雅叹焉,故归朝而间行。’今按：齐丘卒于宋立国前一年,此条所记恐有误。李□李□,李中之舍弟,名未详。”因“旁蟹”连用,“螃”被类化加形作“螃”。唐元稹《江边》诗：“绿柚勤勤数,红榴个个抄。池清漉螃蟹,瓜蠹拾螌蟊。”《南唐书·严续传》：“听用多非其人,不能称职,或作《螃蟹赋》讥切之。”这时“螃蟹”成为联绵词。笔者的家乡徐州市邳县(今邳州市)称说“螃蟹”时,往往单说“螃”,如“那个螃太小了。”“你做的螃不好吃,太咸了。”等。很明显,“螃”就是“蟹”。因“旁蟹”连用,“旁”字不仅被类化加形,而且被语义沾染,放弃了“边,侧”义,具有“蟹”义,可以作为单音词使用,在当地方言里,“螃蟹”成为并列式的合成词。

当然,没有形成联绵词的,也会因连用而词义沾染,如“媳妇”。因“息妇”连用,加形类化作“媳”,后感染上“妇”的词义儿子的妻子,既可以单说,也可以合用,“媳妇”也从定中结构变成联合结构。(39)毛远明.字词考释两篇：从“息”、“媳”二字看形旁类化对词义的影响[J].中国语文,2006(4),第377-379页。词义沾染是词义引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相较而言,其数量要远远少于隐喻和换喻两种引申方式。

结 语

本文在梳理类化字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从类化字的内涵与外延、分类以及对字词关系的影响三个方面对类化字展开再研究后认为：(1)依据文字类化将前后邻近字加上或改换成相同形旁的特点,将“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按义加形”“隶变导致的字形混同”从类化字里区分出去,“受形近字的影响而导致的类化”为异写造成,是低频构件向高频构件靠拢的结果;“按义加形”实为汉字形声字孳乳的最重要方式;“隶变导致的字形混同”由隶变造成,是省简带来的必然结果。(2)依据文字类化将前后邻近字加上或改换成相同形旁的特点,可将类化字分为字内类化、字际类化、受潜意识影响的类推等三种基本类型。此外,类化字还包括隔字类化、构件位移类化等特例。(3)作为异体字的一个重要类型,字形类化对字词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形成一大批临时异体字,部分沿用至今,部分形成同形字;产生一批无法直接分释的联绵词;导致词义沾染等。

当然,出土文献虽是类化字最主要的生存环境,但传世文献里尤其是刻本文献里也存在一定数量的类化字,而且不同的文献里的类化字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对字词关系的研究,对于大型历时字典的研究、编纂和修订,具有重要的资料支持作用。这说明类化字的研究是汉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很值得我们着力探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