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引进、继承与创新:近代中国工业发展脉络中的特点

朱荫贵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机器工业开始兴起,到1937年为止,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是在一个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中心的、具有几千年自成一体的文明体系而又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诞生和推进的。在外有先进帝国主义列强欺压,内有传统封建顽固势力阻挠的情况下,历经艰难困苦的奋斗,到1937年时,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新的生产力诞生,新的生产领域、生产方式相继出现,并获得程度不等的发展。

对于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评价,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工业化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中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1)参见[日]久保亨著、王小嘉译:《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0—11页。根据笔者的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37年前已经达到的状况是:法律法规渐成体系,近代大机器制造业已经兴起并形成数十个企业集团,铁路轮船为标志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规模,邮政电讯业提供的快速信息服务和银行业为首的金融融资结算体系已经建立,证券市场和保险公司等金融工具已有相当的发展。与此同时,经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此前中国极为混乱的币制基本得到统一。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为止,中国的关税主权也基本得以收回。再加上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的发育发展等,都显示这时的近代中国,一方面已经构建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构架和标志也逐渐形成。(2)参见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体现》,陈慈玉主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术月刊》2012年7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始于何时?》,《经济学家茶座》第6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在此期间虽然历经多种障碍、战乱、天灾人祸乃至政权更迭,但站在宏观和更高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像一条奔腾向前的大江,中间虽有回旋、逆流和低潮,甚至包括支流和岔道,但工业化发展的主流依然向前奔腾难以阻遏。显然,从这个角度观察和分析,其中的主体脉络是存在的。如果抛开主客观因素和价值评判等尺度,特别是从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进行观察的话,可用开放、引进、继承和创新这四个关键词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体脉络进行概括和总结。以下就以这几个关键词为中心进行论证。

一、开放与引进

毋庸讳言,在近代中国,开放就是要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系交流和往来。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开放就是以开港为标志。当然,近代中国的开港包括被动开港和主动开港。被动开港,是西方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为开端。主动开港,则是以中国自主开港的方式进行。

被动开港以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始,战争结果是《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这五个开港城市都成为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和贸易口岸,以及香港被英国强行租借占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放天津、烟台、汉口等商埠,加上此前中俄设立的陆路口岸,共开辟 18 处商埠。此后,天津很快成为继上海、广州后的第三大港,并成为华北贸易的枢纽, 汉口也成为内地贸易的枢纽。

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在意识到“兵战”力有未逮难以成功的情况下,郑观应等思想家从七十年代提出的“商战”主张在1898年左右开始诉诸实践,由此导致了“自开商埠”的出现。截止清末,已有36个自开商埠分布于中国南北东西,到1924年,更增加至52处。到 1930 年广东中山港开埠,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 104 个开放商埠,4 个租借地,加上香港、澳门两个外国的殖民地,可供外国人贸易的口岸达到 110 个。(3)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页。

开港,不管是被动开港还是主动开港,都具有两个明显的演变趋势,一是从地域上看,是从沿海沿边向内港内地延伸,并且彼此之间形成联系并逐渐构成网络,影响遍及整个中国广袤的国土。二是随着开港,外国大量的机制洋货进入和中国的国货流出。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外国机制工业制品进入而中国的土特农副产品随之流出。在此过程中,除了赚取商品的价值增值外,能够增加税收也成为此后自开港口的重要考虑之一。这一点,正如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4)《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

近代中国,与“兵战”时期相比,“商战”是更多的常态化时期。与列强进行商战,重要之点在于减少外货流入和增加本国商品输出,其根本点在于 “进口替代”,也就是采用本国自己的生产品取代流入的国外工业制品,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需要引进外国的制造之器和技术,以此来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奠定和打下使得中国能够实现“进口替代”的基础。因此,“引进”和随后兴起的“进口替代”,就命定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和脉络。

“引进”和随之而来的“进口替代”,主要分军用和民用两大领域。

首先在军用领域开始的“引进”,导致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兴起。兴办军用工业的出发点,正如李鸿章在兴办苏州洋炮局时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函中所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此,他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5)《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4—10页,转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1—262页。这是李鸿章兴办苏州洋炮局时的出发点,也是晚清整个军用工业引进和兴办的出发点,贯穿于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等一系列军用工业之中。

在兴办军用工业之外,引进行业更多,兴办数量更广的工业行业则是各种民用工业。1874年李鸿章在向清廷所上的《筹议海防折》中,点出了这一时期引进和兴办外国工业产业的状况以及引进的目的,他说:“丁日昌拟设厂造耕织机器,曾国藩与臣迭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6)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清末刻本,第20页。李鸿章在这里说的“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这些话,清楚地点出了处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下,晚清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的动机和出发点。

此后,近代中国开放和引进的另一个大的转折点,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制定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导致政权更迭后工业化发展进一步出现了新的面貌。

体现在法律法规方面,辛亥革命后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7)南京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公报》第36号,1912年3月11日编印本,第1—2页。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近代国家宪法的形式宣布主权在民,中国国民具有保有财产和经营的自由权利。此后,被任命为民国政府农林工商(后改为农商)总长的晚清状元和实业家张謇,在任期内主持制定了有关全国工商矿业、农林业、渔牧业等的政策法规二十余种。这些政策法规涉及保护民族幼稚工业,招商顶办官营企业,统一度量衡,统一铸币权,改组商会、减免稅厘以及引进外资,兴办实业等多个方面。(8)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许多法律法规和施行细则填补了此前中国工商法律的空白,初步构筑了近代中国工商实业方面的法律体系,对中国民族工商实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

有了法律法规的保护,加上鼓励和兴办企业的政策支持,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间,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在民国政府提倡鼓励和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中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据农商部统计,仅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国新成立的工厂数就分别达到2001家和1249家。到1916年全国的工厂数已达16957家,1918年全国工厂资本数达一亿五千万元以上。(9)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14页。

此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经济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快速崛起。也因此,这段时期被中外研究者称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同时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些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方式中,有首先从事一种行业,取得成效后逐步扩展,最终形成横跨纺织、燃料、建材、采矿、火柴、运输、金融等多种行业进行多元生产和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如大生、周学熙、刘鸿生企业集团等;有重点投资于面粉、纺织两业,并使两业齐头并进,最终形成较大规模的资本企业集团,如荣家资本企业集团;有重点投资于某一行业并兼及其它行业的企业集团,如以纺织行业为主的裕大华企业集团、以烟草行业为主的南洋兄弟烟草企业集团、以轮船运输业为主的民生企业集团和以化工行业为主的范旭东企业集团及吴蕴初企业集团等;还有从经营商业入手,然后投资于工业而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如郭氏家族的永安纺织企业集团等。这些企业集团大多数起步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大部分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已经形成。

这些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均通过市场获取和销售,通过金融市场融资,部分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市,通过保险系统投保。这些民间资本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某些典型的重要特点。

另外,这期间以铁路轮船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以银行为中心的现代金融业和证券、保险、信托业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近代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与此时期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的发展相互呼应,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经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此前中国极为混乱的币制基本得到统一。这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为止,中国的关税主权也基本得以收回。这些都为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法律法规初成体系,工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快速发展,是开放和引进构筑起来的最主要的骨干行业,这些骨干行业为主构建的近代经济体系,大大推进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和发展趋势,使得近代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大为提高以及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并初步成形。

在此进程中,开放和引进起到了关键和根本的作用,也是其中最明显的脉络主线。从开放的角度看,不管是被动开放还是自主开放,开放的港口都使得此时期的中国人打开了视野,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潮流,明白了自己的落后。于是,在不甘屈辱奋起直追的爱国强国信念下,承继几千年优秀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经商传统,中国开始了改变过去千百年形成的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转向工业化道路,形成和走上了向先进学习、融会贯通、并进一步形成自己优势的工业化发展之路。在此进程中,引进在其中占据了根本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工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技术、设备和管理等各种条件的配合,否则工业化无从谈起,而这些条件中特别是技术、设备和管理等方面的东西,都是此前传统中国所缺乏的东西,因此,引进是这期间中国追赶先进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必然前提。

二、继承:减少社会成本和扎根本土的捷径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优秀因素有很多,大体可分精神方面和具可操作性方面的传统两大类。“精神”方面的传统很多,但首要的是“爱国”。在近代中国走向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爱国强国,与列强进行商战,努力跻身世界民族之林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也是这个时期具有的鲜明时代特色。这里我们可以举三个来自于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的例子以作说明。

首先是过去奉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读书人,这时放弃传统读书人科举考试做官的正途而去下海经商办实业,与外国列强进行“商战”,发展工业化以图救国强国。其中,创办“大生”系列企业集团的南通状元张謇,可作为传统士人的典型。他在讲述自己走上经商办实业这条道路时的动机就具有代表性。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消息传来,张謇在四月初六日的日记中录入“和约十款”的主要内容,并特地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10)张謇:《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他对《马关条约》准许外商在中国内地设厂制造感到极大的忧虑。他在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定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写道:“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他深知如此一来,小民仅存之“一线生机”也将失去,为此,他在奏疏中强调必须迅速提倡“工政”以进行对抗。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11)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1895年),《张謇全集》第1卷,第30、37、38页。张謇认为下海经商,发展工商业是一条实在的爱国救国道路,“不仅为御侮计,御侮自在其中矣”一句,道尽了他对此的认识与投身实业的动力。

来自海外华侨郭氏兄弟的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的招股简章弁言,则将兴办实业与爱国强国直接联系:“我国物产饶富,冠绝瀛寰,夫以己国之物产供己国之需用,本足自给而有余。无如制造不良,工业窳败,外人乃竟以我之原料加以改造,复输入我之市场,而棉布市场,为数尤巨。利权丧失,骇目惊心。苟不急起直追,亟谋挽救,则国穷民困,恐未有已也。”接着该招股弁言的文字,则给人兴办实业以刻不容缓的感觉:“年来有志之士,对于纺、织两业,先后奋起,粹励经营,生机勃发,实为复苏之兆。然产额尚少,供不应求,此有心者所应光而大之。且欧美列邦现今方整顿全神,振刷其工商各业,此后竞争搀夺,正方兴未艾也。时乎不再,其间不能容发,倘不急起直追,行必愈趋落后。同人等本此微意,爰有本公司之组织”。(12)《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8页。

再如创办一系列企业的本土人士“火柴大王”刘鸿生在总结与外国火柴业主进行商战的经验时说:“吾国火柴业在瑞商竞争之下, 风雨飘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自弟发起荧昌、中华、鸿生三厂合并为大中华之后,对内渐归一致,于是对外始有占优势之希望……足见合并一事,为吾火柴业今日谋自立之要图,非此即无从对外而维持其生存也……当此对外竞争剧烈之日,自应群策群力,团结一致,厚植我之势力,以与外商相抗,始能立于不败之地。”(1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除精神传统方面的因素之外,在继承可操作的传统方面,同样可以举出许多事例。如近代中国工商企业在资本筹集运行方面事例尤多。在兴办实业走上工业化道路之前,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立国的传统国家,当近代中国向工业化转型时,因为本身没有经历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社会资金比较贫乏,机器大工业需要的资本数量巨大,且多采取股份制资本组织方式,这种资本组织方式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尚是一种较陌生的组织形式。因此,如何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创办这种新型的工业企业,是一个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激发社会大众的投资意愿,筹措兴办企业的资金,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创办者们继承了一种传统中国社会中企业分配方面的制度,就是在企业结算时,保证按照一种固定比例给股东进行分配的被称为“官利”的制度(14)参见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通过这种保证有固定利润可分的制度,来吸引社会资金和兴办新式工商企业。

这种制度的特点在于:其一,不论该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只要购买了企业的股票成为股东,就享有从该企业获取固定利率——“官利”来分配利润的权利。其二,这种固定的官利利率一般以年利计算。利率虽因企业情况和行业领域不同而有差异,但大体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年利一分,清末一般在八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降低到六厘。因为必须支付官利,所以企业年终结账,不是从利润中提分红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后结算营业利益。不足,即谓之亏损;有余,则再分红利(红利在这里被称为余利或直接称呼红利)。其三,只要股东交付股金,官利即开始计算。虽工厂尚未建成开工,铁路尚未建成开车,官利也需支付。(15)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张謇全集》第3卷,第209页。

但是,这种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分配方面的一种制度,并非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创造,而是早在中国前近代如“合伙”“合股”等经济组织中就已存在的一种分配方式。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昭和十六年(1941)出版的《中支惯行调查参考资料》第一辑之后,附有晚清及民国时期中国民间经济往来的借据、分家书和合伙合股契约等文书资料。其中,按原文格式和内容附录的民间合股合伙经济组织成立时订立的契约文书有10件。这些文书的订立年代从同治四年(1865)一直到民国八年(1919)。每份文书中都有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的有关官利分配制度的记载。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部门编撰的《中国朝鲜文书史料研究》中,除收录了与上引满铁调查资料相同的文书外,还收录了一些其它的文书资料。其中,成立于丁卯年(1867),在上海经营粮食业的同盛号合同文书的分配方式的条文规定中,同样载有官利制度。(16)根据很多传统商事习惯文书的记载,都证明了在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成立之前,“官利”分配制度普遍存在。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部门编:《中国朝鲜文书史料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版,第42页。其内容与满铁调查资料收录的文书资料的规定和方式一样。这些文书证明了“官利”分配制度是早就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商业习惯(17)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是1872年设立的轮船招商局,这些文书中刊载的 “官利”制度的时间,都比轮船招商局设立的时间早,可证这种制度早就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是中国社会中成熟、影响广泛并被普遍接受了的制度。也就是说,当近代中国人兴办新式工商企业时,企业的分配制度中出现官利分配的规定,是股份制企业的创办者继承沿用了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对自己创办企业有利的传统,因为“不发官利,则无以动投资者之心”(18)张謇:《向国务院提议奖励工商业法案》,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第18页。之故。因此可以说,近代中国在筹集资金开办新式企业走上工业化道路时,改变传统中国社会中资金流向,转投和兴办新式工商企业时,所继承的官利制度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另外有企业直接面向社会吸收储蓄存款作为企业营运资金的现象。这种现象长期和广泛地存在于近代中国工商企业之中,构成近代中国企业在资金筹措和企业运行方面的又一个明显特点。

从近代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情形看,经济发展中现代工商企业借入资金的来源,不外是通过商业信用、银行放款、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数种方式筹集。但是在近代中国,情况却有很大不同。这时期,吸收社会储蓄,并非银行业的专利,而是众多行业具有的共同权利和特点。其中,普通企业商号和工厂吸收社会储蓄存款作为营运和周转资金,从明清以来已经具有几百年的传统,并发展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不成文方式。(19)参见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

对于这个特色,当时就有学者认为,“我国公司企业之资本构造,与欧美先进国家显有不同”,其中,“尤以收受存款一项为唯一之特色”。中国近代“普通之公司商号皆自行吸收存款,以为资金之调节”,其历史悠久基础厚实者,“存款在运用资金中所占之地位亦更见重要”。(20)王宗培:《中国公司企业资本之构造》,《金融知识》第1卷第3期。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0、59页。例如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后,“十余年来,统计每年年终结欠庄款及绅商存款,常有百余万两之多。”(21)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影印本,第177页。其中“绅商存款”这句话,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主要不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渠道借入资金,而是面向社会大众直接吸收存款,甚至发展出像银行一样的储蓄部,面向社会发放存折吸收社会零散资金以供企业作为营运资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金融特点的继承和延续,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是近代中国民间金融活动极为活跃,工商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上海荣家企业,在吸收民间存款发展自身方面,就是典型案例(见表1):

表1 荣家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及储蓄部各年底存款余额(1923—1933年) 单位:千元

统计表1中的数字,证明在荣家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各年均有百万元以上的资金被以储蓄的方式吸收进入荣家企业,1933年旧式存折和新式储蓄部吸收的存款合计达到754万余元以上,占此期荣家企业资本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不言而喻,吸收社会存款这种方式,对于荣家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帮助很大是确定无疑的。

1940年,有学者对1932—1939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及香港等地的10个行业100家企业的资本构成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借款及个人存款在这些企业中的构成情况及所占百分比如表2:

表2 1932—1940年100家企业自有资本与借款及存款之百分比

从表2可知,借款及存款在各个企业中普遍存在,不仅数量大,接近于企业的自有资本,而且与企业的行业和资本额的多少没有明显的关系。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是多种原因所造成,其中经济比较利益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否则,这种现象不可能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得以存在。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新式工商企业相对于此前的中国经济组织是一种制度创新,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有社会成本,任何推进制度创新的行为主体都追求收益最大化。因此,制度创新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对于制度创新本身的成败起着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社会中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习惯和制度,即使只是部分采用甚至是借鉴,也必然能减少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社会阻力和交易成本,同时降低社会文化心理在适应新制度时的抗拒和排斥心理。这是近代中国走向工业化道路时继承传统获致发展的因素之一。同时,开放、引进和继承原有的传统,也必然会在学习先进的同时推动本身出新,进而推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创新: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十九世纪中叶,自中国向西方学习,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之后,历经几代中国人的努力,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产业和行业陆续诞生并有所发展。在此过程中,人员大范围流动,新的城市兴起,中西交流和吸收融合等现象大量出现,进而导致各种新事物不断出现,各种新的产业和新的品种诞生,社会经济面貌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贯穿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创新。这里我们以宁波商帮在近代上海的发展为例,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从1843年开港之后,上海逐渐成为四方荟萃中外杂处的中心地,吸引了各方人员和资源的汇聚发展。宁波商人也大量进入上海,并在近代上海工商企业的投资中占比逐渐加大。从宁波到上海,从晚清到民国,宁波商帮一直都处于中西交汇的中心地带。甲午战争后,实业救国的浪潮经久不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宁波商帮以上海为根据地,从引进外国商品、技术到逐渐自己吸收技术设厂制造,走上进口替代的道路,进而在与外商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中国本土优势,走出创新之路,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到20世纪20年代,一大批宁波商人企业“在工业制造、轮船航运、内外贸易、金融服务、文化产业、建筑房地产、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领域脱颖而出,其中一批工业制造企业的成功创办尤为引人注目。宁波人在近代棉纺织工业、火柴工业、日用化学工业、制药工业、电器工业、造纸工业、电力工业以及橡胶工业等领域,创办了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有的还发展为企业集团”。(22)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申报宁波帮企业史料》,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航运界的虞洽卿、西药和娱乐业的黄楚九、钱庄业的秦润卿、银行界的宋汉章等,都是业中翘楚,且不少人都横跨多个领域进行经营,称得上一时之盛。五洲大药房在项松茂的主持下,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医药、医疗器械、医疗用品、日用化工生产销售集团;大中华橡胶厂则是一个能生产胶鞋、汽车与脚踏车胎等系列产品的国内首屈一指的民族橡胶工业企业集团;鲍咸昌、鲍国昌等参与发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

兴办这些产业的中国工商业者,因为大多是这些产业在中国最初的拓荒者,在他们的创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学习、引进,并且克服许多技术、知识、管理、资本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同时还要面对外资激烈的竞争,因此,必然在开放吸收和融合外来技术及管理经营等方面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进而改革、创新,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他们倡导“国货”、主张“商战”、抵制外货的倾销和垄断,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产业,其中,特别是“创新”无可避免地成为推动他们产业发展和应对各种挑战的最重要武器。他们在制度、行业和产品等多个方面进行的创新,是他们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手段。

面对强大的外资压迫和本国封建政府掠夺的不利环境,这些创业者采取各种打破常规的创新手段,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尽快扩展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就是其中之一。刘鸿生在上海创办的企业资本集团,是包括鸿生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绒纺织厂、中华煤球公司、华丰搪瓷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在内的跨行业经营的企业集团。其中,火柴工业是支柱产业。1920年,刘鸿生企业集团的第一家火柴厂鸿生火柴厂设立,此后经过十年发展,到1930年时,刘鸿生主持将鸿生火柴厂与上海浦东荧昌火柴公司、 南汇中华火柴公司合并为大中华火柴公司。1931年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合并九江裕生厂、汉口燮昌厂, 后又收买扬州耀扬火柴厂,承租了芜湖大昌火柴厂,合并杭州光华火柴厂,规模不断扩大。1936年又成立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中心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这一销售联合体,刘鸿生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火柴大王”。(2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143—144页。

但是要在激烈的中外商战和同行间的竞争中胜出,根本的一点,还在于要创制出名牌产品和树立起品牌意识,最好是能够创出独家优质品牌。因为只有产品过硬,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之道。这里以五洲固本皂药厂为例进行观察:五洲大药房最初只有人造自来血等不多的产品,“自1921年盘进固本皂厂后,才增制肥皂,嗣后陆续添制新品。”“到20世纪20年代,该厂的皂类产品计达三十余种,分家用块皂、家用条皂及各种香皂、药皂等,以‘五洲固本’‘荷叶荷花’等为商标;药类有补益及内外科各种药剂,其中家庭成药220种,药典制剂527种,化妆品23种,原料药品10种,共计780种,以地球牌为主要商标。各厂的产量,药类及卫生化学等用品,每年约值200余万元;皂类以家用皂为大宗,平均每天可出3000箱(30年代中期),年销约值300余万元。皂类专销国内,药类广销暹罗、吉隆坡、三宝垄、纽约、小吕宋、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自1904—1935年,五洲皂药厂及附属厂所产药品、皂品共获美国旧金山巴拿马运河纪念会、农林部、美国费城展览会、首都流动展览会、浙江省政府、上海五国货团体展览会等国内外各种机构颁发的优等、最优等奖项48次”。(24)李瑊:《上海的宁波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4、155页。

要创制出名牌产品,需要有相应的人才。五洲固本皂药厂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他们延聘了一批专家,精心研制和创新技术,才能够制作出精品来的。这些专家中,包括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化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叶汉丞被聘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厂长,全面主持该厂制药制皂两部;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专家,一直在政界盘桓难以酬志的徐佩璜被聘为该厂制造部主任兼总技师;此外,还有张玉麟等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也相继被聘任要职,同时留用了两位在德商经营时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此二人贡献所长,协助技术人员攻克了不少生产技术难关。“五洲厂的技术人员在掌握了制造技术要领以后,把原来并无生产基础的国货肥皂推上精品水平,一举打垮不可一世的英国‘祥茂皂’,在中国工业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25)李瑊:《上海的宁波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4、155页。

以创新思维经营和发展企业,并不仅仅限于宁波商人,而是在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均有。正是这些中国人的努力,使得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给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脉络打下了特色鲜明的印记。

结 语

如上所述,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这种成效的外在表现,首先体现在商品市场的扩展上。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的研究,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还很慢,九十年代起开始显著,迅速扩大是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韩启桐先生根据海关原始货运单编制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一书的数字支持了吴承明先生的论断。根据韩启桐先生的统计,1936年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四十个海关输出总值(指输往国内各关者,故等于各关输入总值),“为十一亿八千四百七十余万元”(26)韩启桐:《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1年版,转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但这仅仅是通过轮船运输的贸易值。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没有统计,在三十年代,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大约是轮船运输量的三倍,如果就“以三倍计,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际贸易额约达四十七亿余元,比之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约增长四十三倍”。(27)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7,269—270、281—282页。

其次体现在市场的商品结构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工业制品的明显增加。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粮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为盐、茶、丝织品等。鸦片战争后,开始发生变化,“到1936年,在埠际贸易统计中,占第一、第二位的都已是工业品,粮食退居第四位,盐、丝等更在二十位以下了”。 “若就全部埠际贸易流通额论,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商品的主要流向,是工业品从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副业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工业商品到达内地城市后,大部分还要分运下乡;而农产品则要从农村运来。在此过程中,主要的都市成为商品的中转地。例如1936年上海运出机制“棉布九十六万八千余公担,分走二十三个商埠”;运出棉纱“九十六万余公担”,“直接运往三十一个关埠”。(28)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7,269—270、281—282页。

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并非仅仅体现在一般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上的变化,而是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这时期的经济,已经不是此前完整意义上的传统经济,不再是以维护封建皇朝为主的以农业结构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而是改变为以“市场”为中心、以进口替代为主,以工业产品为主力进行的商品流通和交换。很明显,这期间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和配置资源的经济成分大大增长,并在不断推进和完善中。此时,经济法律法规为工业生产的推进扩大提供了法律法规的框架和边界;交通运输业的演进和发展为工业产品的流通提供了运量大范围广时间短的运输工具;电讯邮政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产品市场所需的快速信息;新式金融体系和传统金融体系相配合,共同为工业产品的资金结算和资金融通汇兑提供了便利。可以说这些变化,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并已初步形成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