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就业优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逻辑、难点与优化路径

杨 芸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长沙 41020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脱贫攻坚、全面小康都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庄严承诺。当前,我们离共同富裕目标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与共同富裕息息相关。就业影响着每一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个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1)赖德胜:《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人口科学》2022年第6期。,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就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就业优先战略,“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实现比较充分和高质量就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页。,2018年和2020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分别提出了“六稳”与“六保”目标,稳就业与保居民就业均位列首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并指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7页。。可见,就业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对于稳经济、保民生均有重要意义。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党和政府始终将就业问题置于民生领域首位,着力构建更高效的就业市场和更完善的就业促进机制。通过梳理我国在推进就业优先战略过程中的政策导向,可以发现三个主要的转变趋势。一是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政策咨询、职业介绍、用工指导、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等政策工具通过灵活组合有效提升了就业政策的精准性。二是由就业“提质扩容”目标下的推进政策逐渐转变为健全就业市场高效有序运行的完善政策,利用考核与评估机制、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不断完善我国就业市场的制度建设。三是越来越重视困难群体、低收入群体等弱势人群的福祉与利益,帮扶政策对不同类别群体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不断提高,例如,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强调,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着力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困难人员就业。总之,就业优先战略的推进以更完善的制度建设为背景,以更精准的政策工具为指引,同时赋予弱势群体越来越大的权重。

就业问题与全体劳动者息息相关,不仅是低收入群体的“急难愁盼”,更关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群体数量,这意味着就业问题与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业优先战略的推进不仅深刻体现了共同富裕人民性的发展思想,也是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底层逻辑,更是推动共同富裕由理念到落地的行动抓手。本文在论述就业优先推进共同富裕理论逻辑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若干特征化事实,分析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推进就业优先战略的现实难点,据此提出以就业优先为抓手更好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与优化路径,为更高质量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参考思路。

二、就业优先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就业优先战略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为就业优先在理论层面构成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进而通过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将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充分体现在了政策实践与路径选择之中,使就业优先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

(一)就业优先是体现共同富裕人民性的实践逻辑

共同富裕旨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其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业优先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政策选择,将富裕性和共享性提升到同等重要的程度,充分体现了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政策选择的人民性“底色”。就业优先基于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致力于解决我国发展中共享性不够、收益不平衡问题,彰显了中国化当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具体来说,就业优先就是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将推进就业工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行通盘考虑。就业优先关注的焦点是人民的利益所在、需要所在,充分体现着人民性的中心思想:就业优先强调经济发展的就业导向作用,有利于增强就业的稳定性与适配性,增加就业者的劳动收入,通过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兼顾富裕性与共享性,推动广大劳动者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尤其在当前发展阶段下,构建更加完善的“提低”制度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4)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就业优先有利于将中低收入群体更好地纳入劳动力市场,赋予低收入群体更多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形成造血式的良性发展路径。

(二)就业优先是实现包容性发展以更好推进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

共同富裕是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共享的有机统一,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韧性与包容性。经济基础决定就业基础,就业规模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容量和韧性,因此,就业的提质扩容归根结底仍是经济系统的提质扩容。就业优先并非仅仅着眼于短期就业问题,而是旨在优化劳动力市场效率的长期政策导向,实现该目标有赖于整个经济系统的优化调整,从而能够将更多企业和更多劳动者纳入经济发展的良性轨道之中,最大化地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以此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推动就业优先不仅要解决就业市场需求与供给的数量问题,更要解决其结构性问题,避免结构性错配。从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看,一是着眼于将我国的“经济蛋糕”不断做大,推动各行各业快速发展,以产生更多岗位需求;二是引导企业不断创新,重塑生产结构与生产过程,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从而对更大数量、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产生引致需求,这一过程往往还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劳动报酬不断提高的推动力。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侧看,以满足行业需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尤其是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还要注重劳动力市场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匹配效率,推动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的发展,逐步缓解就业的结构性失配问题。

(三)就业优先是推动共同富裕理念落地的行动逻辑

就业优先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的有力抓手,以就业为总体目标有利于锚定并解决阻碍劳动力市场有序运行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体制机制、提高市场效率,切实有效地推动共同富裕。以就业优先为抓手解决共同富裕有赖于解决三大体制机制障碍。一是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公共服务,完善配套服务,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的信息优势增进劳动力供需间的有效衔接,提升就业质量与就业满意度。二是畅通劳动要素流动渠道。只有打破劳动要素长期存在的区域分割、城乡分割、体制分割,消除阻碍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起充分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才能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人尽其才(5)洪银兴:《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经济学家》2020年第2期。。三是规范并优化薪酬体系和保障体系。通过充分激发人才活力,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夯实收入分配改革基础;健全社会保障,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在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下,通过公共服务与信息化平台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合理的薪酬体系有效地反映市场供求、劳动贡献和人力资本,以价格机制引导劳动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有效保障低收入群体利益,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逐渐缩小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三、共同富裕目标下推进就业优先的现实难点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几大典型特征。一是由产业变革与技术进步引发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替代(6)郭贝贝:《劳动力供给与结构性就业矛盾:特征、冲击与纾解》,《当代经济管理》2022年第12期。(7)张彬斌:《就业扩容提质 促进共同富裕——以加快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抓手》,《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造成技能需求结构、行业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的扭曲,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二是数字技术变革重构了多种新型经济形态基本范式(8)李海舰、李燕:《对经济新形态的认识:微观经济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2期。,催生出了各类新形态就业模式(9)王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新就业形态:内涵、影响及发展对策》,《学术交流》2019年第3期。,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就业形态的特征和吸纳就业的独到优势。三是在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引导下,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但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状(10)刘易昂:《我国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割及经济效益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减缓技术创新进程(11)周正柱、周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研究综述与展望》,《劳动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在此背景下,以共同富裕作为根本遵循推进就业优先面临若干现实难点。

(一)新就业形态下的隐性失业

新形态就业模式在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方面弹性较大,就业者的自主性与选择空间相对较大,但收入存在不稳定性,尤其是在应对外部风险冲击时表现出较弱的抗风险能力。新就业形态背后可能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极易被忽视,尤其是隐性失业问题。2012年以来,城市低保人员中灵活就业人员占比基本稳定在20%(12)根据2013—2021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说明灵活就业群体收入低下、保障缺失问题较为普遍,而隐性失业则是背后的重要根源之一。隐性失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就业不充分。诸如外卖骑手、滴滴司机、家政服务等灵活就业劳动者是“零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工作的临时性和非固定性,工作量取决于即时的市场需求,劳动者的工作量易受市场需求端的冲击从而在工作时间上表现出较大波动性,导致灵活就业者或超量工作,或工作时长不足。任何来自市场需求侧的负面冲击都将进一步挤压劳动者的就业空间。这类问题本质上仍是就业质量低下,但却无法在当前的就业统计数据中得以体现,造成隐性失业问题持续化。二是被灵活就业所掩盖的失业问题。部分失业人员为获得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会选择个人缴纳社保,在当前的社会统计工作中这类人员都会被纳入灵活就业人员范畴,从而掩盖了该群体的失业问题。以大学生群体为例,2021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中灵活就业占比达16.25%(13)樊未晨、叶雨婷、张茜:《灵活就业成大学生就业新形态》,《中国青年报》2022年1月17日。。但事实上,部分被归为灵活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并未真正就业,仅仅是以灵活就业的身份提高了学校就业率,识别和解决以灵活就业掩盖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同样迫切而重要。

(二)重点群体困难群体就业难题有待精准帮扶

随着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重点群体与困难群体的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一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农村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就业难问题突出,若就业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有效改善,必然造成部分劳动者丧失就业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我国人力资源的损失。二是残疾人员、大龄或长期失业者、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低学历低技能劳动者等在内的困难群体就业处境进一步恶化,作为就业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在因病因残等自身因素和就业歧视与就业排斥等外部因素的共同挤压下,该群体的就业空间不断缩小,收入来源难以保障,长期徘徊在贫困边缘势必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的切实推进和全面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7页。,旨在为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提供就业帮扶。就业帮扶要从根本上解决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发展制约,避免造成“依赖性障碍”,实现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发展”的转变。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精准帮扶,无论是重点群体还是困难群体,其构成都是多元的,致困因素也是因人而异、因群体而异。因病因残、技能低下、信息缺失等诸多因素或单独、或叠加地影响着个人的就业机会和就业选择,只有明确症结、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改善就业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当前,灵活就业群体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已超过20%,并且规模仍在不断扩大。数字技术进步、创业创新活动、“职住行”压力以及人口结构变迁是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15)魏国学:《灵活就业兴起的动因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21年第8期。,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的结合又进一步造就了广泛的灵活就业机会(16)戚聿东、刘翠花、丁述磊:《数字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优化与就业质量提升》,《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1期。。灵活就业劳动者是从传统就业模式中分离出来、区别于传统雇佣关系的非典型劳动关系,许多就业者呈现“无雇主”“多雇主”或隐性雇主等雇佣关系新形式。由于法律与制度层面尚未对这类新型劳动关系给予清晰的界定,从而在涉及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方面存在模糊性与争议性,造成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不足,尤其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社保个人缴费部分金额过高,造成灵活就业劳动者被迫“断保”“弃保”。灵活就业群体以自费的方式参与社会保障,为了缓解收入压力往往选择最低档次参保,且难以保证逐年缴费、连续缴费。二是灵活就业者往往不了解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具体险种,没有意愿参加社会保障相关项目。灵活就业者既缺乏单位组织,也缺乏自组织,还缺乏第三方组织,加上对社会保障基本认知的缺乏,造成了灵活就业劳动者暴露在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的真空地带。三是社保制度存在异地缴费和断保接续缴费困难。若就业地与户籍地分离则无法以灵活就业者身份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17)关博:《加快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和社保制度》,《宏观经济管理》2019年第4期。,一旦断保还将面临接续缴费的衔接问题,存在灵活就业劳动者社保参与率和缴费水平“双低”的现实困境。

四、就业优先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就业优先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性,以就业优先为抓手还能够有效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劳动报酬、增强社会保障,从而构成了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本节围绕这一现实逻辑阐析就业优先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实现机制。

(一)提升共享性,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就业优先通过引导高质量充分就业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经济红利的分享面,从而实现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业优先提升经济共享性主要体现为4个方面。一是提高就业共享程度,就业优先将引导政府实施支持就业扩张的宏观政策导向,促进企业提升就业吸纳能力,使就业政策、就业岗位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同时以灵活就业与自主创业的形式从“量”上扩大就业水平,拓展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分享发展成果的渠道。二是提升信息共享程度,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推动数据分析、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程度的提高,不断畅通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信息流动,提升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与管理效率。三是提高公共服务共享程度,表现为以促进就业为目标的一系列公共就业服务及其制度规范,包括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失业登记等,充分发挥“政府促就业”的公共职能,为劳动力市场的有序运行提供有益补充。四是提高培训资源共建共享程度,在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下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并整合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资源,有效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发展潜力,更好实现就业目标。

(二)增进富裕性,改善劳动者生活质量

就业优先能够帮助劳动者以创造社会价值的方式获取合理的劳动报酬,通过鼓励勤劳致富提高劳动收入水平和劳动收入份额进而切实推动共同富裕。就业优先可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更好提升富裕性水平:从需求侧看,逐步提升用人单位的需求质量,为就业者提供更满意的劳动报酬、更优质的工作环境、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从供给侧看,不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充分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转变,以此提高就业匹配质量,以高质量就业替代低质量就业,不断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从个人层面看,提升了收入水平以及收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干中学”的方式有效积累人力资本,还将鼓励职业流动、区域流动和创业活动,畅通社会流动渠道,防止阶层固化;从社会层面看,更高的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了人力资本收益,持续、稳定地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不断提升。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帮扶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防止返贫的重要措施,对脱贫人口要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强化保障性,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就业优先牢固构筑了社会整体保障水平的坚实基础,就业在劳动者个人层面和整个社会层面强化着社会保障力度。在劳动者个人层面,用人单位有法律义务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58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具体的征缴与分摊比例在《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失业保险条例》《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等政策条例中进行了规定。根据相关规定,养老、医疗与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分摊,生育与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承担,这意味着劳动者通过就业的方式实现了社会保险费用与企业的分摊,从而获得了更高水平、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提高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参与率。在社会总体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序运行主要依托于社会保障基金以收入再分配的方式进行,其中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构成是用人单位与个人社保缴费。因此,就业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就业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水平和承载能力,影响着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和保障力度。同时社会保障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18)王延中、龙玉其、江翠萍、徐强:《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从而间接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就业优先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见图1),表明就业优先对于共同富裕的推进既有必然性,也有现实性。必然性体现为就业优先能够践行共同富裕的人民性思想、强化共同富裕的包容性发展目标、推动共同富裕理念落地,在就业优先的政策理念中充分体现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现实性体现为就业优先作为目标明确、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抓手,能够通过扩大就业总量、提升信息共享程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培训资源共建共享,进而提升经济系统共享程度;能够通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以及劳动收入水平,提升社会富裕程度;能够通过强化个人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提高国家社会保障承载能力,强化经济系统的保障性程度,从而切实有效地推进共同富裕。

图1 就业优先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机制

五、创新就业优先的路径选择

针对当前面临的现实难题,在推进就业优先过程中必须合理选择优化路径,统筹解决劳动力市场现存的关键性问题,不断优化市场运行与评价机制建设,打通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堵点、痛点与难点,不断提升困难群体、低收入群体等弱势人群的劳动权益和福利保障,更好实现提升共享性、增进富裕性、强化保障性的目标。

(一)统筹解决短期与长期的关键性就业矛盾

统筹解决就业推进过程中的现实难点,需要在短期层面与长期层面、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共同施力,既要妥善解决短期内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就业难问题,也要循序渐进地推动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性优化,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1.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就业精准帮扶。建立并完善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就业支持体系,通过就业帮扶政策消除择业过程中的现实障碍以实现精准帮扶。一是准确、细致地识别致困因素。注重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和发展潜力的独特性,不能以群体特征简单概括致困根源。对于大学生、低学历低技能劳动者、农业转移人口等不同群体,就业制约因素差异极大,信息不对称、技能低下、丧失就业信心、待遇要求过高等都可能造成失业问题,多因素混淆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充分利用信息平台与数字技术对重点群体、困难群体的致困因素进行科学识别是有效实现就业帮扶目标的重要前提。二是针对不同的致困因素进行有效的政策匹配,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方案,对于多因素致困等较为复杂的情形,还要创新性地运用帮扶政策组合,综合使用就业咨询、创业支持、技能培训、岗位推荐等支持政策,推动重点群体、困难群体顺利就业。三是对帮扶效果予以科学评估,评估应落脚到是否解决了帮扶对象的就业困难以及是否提升了帮扶对象的发展能力。可以建立重点群体、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档案,对受帮扶群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长效评估,以此不断优化帮扶政策的施策方向。对于特殊困难群体,还应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以兜底保障为主要目标,通过就业安置、资金帮扶等政策措施满足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

2.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步推进。在宏观层面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不断凸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是畅通劳动力流动通道,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化和可及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各地常住人口数量挂钩,通过财政支持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尤其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医保异地结算、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方面。二是高等教育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对接。通过定期的企业实践、调研与座谈等方式及时了解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行业的人才需求,进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淘汰陈旧的知识概念与方法技术,建构符合产业与社会需求的知识体系,探索“校企共同体”等模式,不断深化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方式。三是建立并逐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市场。不断完善多层次、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教育,构建正规、有序的职业技能培训市场。鼓励社会资本加入职业技能培训,形成职业技能培训的多元供给体系,以市场化机制为引导,准确感知就业市场需求并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技能培训。四是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制度。健全新就业形态下的职业种类,强化等级认证的权威性,推动技能等级在区域间、行业间的互通互认。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在引导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方向的同时,提升人力资本回报水平。

(二)完善就业市场评价与监测体系

通过更完善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感知劳动力市场动向,在此基础上整合区域性劳动力市场资源,构建全国性劳动力供需监测平台,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构建就业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完善兼顾数量和质量的就业市场测度体系。我国从2018年起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并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调查失业率数据基于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的劳动力调查,通过入户访问方式对劳动者的基本信息、就业信息和工作信息等内容进行数据采集,但还需建立健全体现就业质量的权威指标。为了更好推进就业优先战略,要以高质量就业的内涵为核心,因应当前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从职业结构、薪资水平、工作时长、工作环境、就业满意度、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构建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充分体现新就业形态的典型特征,反映新型职业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定期发布我国就业质量评估报告。就业质量评估有利于政府和相关决策部门更多维地掌握就业市场现状,更科学地预测就业市场发展趋势,也有利于发现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典型性就业问题,以此瞄准我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为不断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优化就业市场调整方向、制定更具针对性、更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政策措施提供思路。在就业质量评价与分析过程中,还应着重关注灵活就业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趋势性变化,警惕在就业推进过程中出现以降低就业质量换取就业数量的现象。

2.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劳动力供需监测平台。基于信息与大数据技术,在对现有地方性劳动力市场监测平台和数据进行充分整合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劳动力供需监测平台,有效引导全国统一劳动要素大市场的构建。劳动力供需监测平台可对用人单位的就业规模、劳动需求缺口、技能要求、薪资水平等信息以及劳动者的求职意愿、学历技能、流动轨迹等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及时捕捉劳动力市场供需动态,通过劳动力供需双方匹配实现精准的就业信息推送。全国性劳动力供需监测平台的构建一是可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和利用劳动力资源,有效缓解现存的区域性“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难题,不断改善结构性就业问题;二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更好实现劳动力的供需匹配,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倒逼阻碍劳动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速破除;三是依靠大数据技术精准把握劳动力市场的增量变革,尤其是在技术升级、创新创业引领带动下的就业提质扩容,以此科学判断经济发展的活力以及预测劳动力需求的转变方向。大数据平台还可以有效整合当前绝大多数的公共就业服务项目,包括失业登记、培训报名、就业与创业补贴等,集成式的数据平台不仅能打造出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同时也保证了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灵敏感知就业市场最新动向。

(三)积极探索就业推进创新模式

激发新就业形态下的创新活力,把握数字经济转型机遇,既要开拓产业数字化的创新思路、探索现代服务业的创新模式,探寻产业创新、融合与发展的优化路径,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也要逐步探索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模式,通过厘清权利义务、优化保障体系、创新分摊机制等方式,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

1.探索“数智经济”赋能稳就业、创就业新路径。把握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普及信息服务、缩小数字鸿沟,为产业数字化的推进创造有利条件。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过程中,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不同行业积极探索如何将行业自身特征与数字技术有机融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扩张。当前农村许多地区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的优势,积极推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电商直播形式不仅帮助这些地区打造出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同时还推动了产业链条延伸,加速产业融合发展。电商平台带动下的产业融合发展,将原本单一化的产业发展路径推向多元化,带动了包装、仓储、物流乃至文旅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种“企业+农户+电商”的经营新模式不仅带动了就业,还吸引了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带货主播作为一类新兴职业也成为许多求职者的就业选择。利用数字技术大胆探索和实践产业融合与创新创业模式,为稳就业、促就业、创就业提供新动力。

2.探索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模式。伴随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吸纳就业最为主要的部门。通过创新引领与产业融合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激发就业需求、稳步提升就业质量的关键。一是推动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与业态模式加快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拓宽其广度与深度,提升其专业化与精细化程度,提高优质服务供给质量。二是不断推进产业融合,尤其是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将个性化、制定化理念融入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围绕“产业链”打造“服务链”以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推动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纵向延伸或者横向拓展,形成高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态势。三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消费性服务业发展,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宗旨,推动教育、健康、餐饮、娱乐、养老等领域服务性活动的扩容发展。鼓励和支持更加多元化的市场供给主体,创造出更多高层次、高技能需求的服务型就业岗位,加大培育新兴消费性服务行业的高素质服务型人才,延伸服务链条,优化服务质量,从而创造更大的就业市场需求空间。

3.探索灵活就业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模式。探索灵活就业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障的优化机制,持续有效缓解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症结。通过渐进式的试点与改革,探索灵活就业劳动者社保参与的优化方向。一是对灵活就业等新型劳动关系在法律层面予以界定,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划定灵活就业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就业地参保。三是进一步探讨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保缴费标准,灵活就业劳动者社会保险需个人全额缴费一定程度上造成该群体参保意愿低下,合理设计灵活就业者参保缴费的新模式和新标准有利于扩大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四是探索灵活就业者与用人单位的社保缴费分摊机制。设计满足用人单位与灵活就业者需要的激励相容机制,对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合理分割,体现并落实就业相关者的“利益—责任”平衡原则。五是精准定位低收入灵活就业者,探索差异化社保缴费分担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兜底性作用,使共享与发展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