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观念变革与角色实现

翟军亮,孙 格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女性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时代,如何让2.68亿乡村女性(1)栾轶玫、张杏:《中国乡村女性短视频的自我呈现与话语实践》,《传媒观察》2021年第7期。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是人口空心化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的充要条件。针对这一问题,现有研究聚焦于外源社会支持和内源性别角色观念两方面。对于前者,学界多将乡村女性群体视为“被救助者”,面临多重阻力和风险(2)黄快生:《妇女参与乡村振兴:制度困境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4期。,需要进行帮扶救助、政策支持和组织支持以重构其主体性(3)汪淳玉、叶敬忠:《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新特点与突出问题》,《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对于后者,学界认为女性往往被贴上了“第二性”标签,处于被支配地位,易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4)刘筱红:《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支持网络的构建——基于“整体政府”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1期。,性别不平等限制了女性发展(5)王维、胡可馨:《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女性生命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这些研究对解析乡村女性有效参与乡村振兴问题提供了借鉴,但在乡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是否发生变化、新时代乡村女性职业成就如何认识、乡村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怎样影响其参与乡村振兴等方面仍要进一步拓深。

(一)乡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是否发生变化

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乡村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现实样态是什么?在现有政治制度为女性解放铺设制度框架的宏观背景下,农村公共性消解与重建、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等制度与环境是否重新定义了乡村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研究显示,扶贫工作提高了乡村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6)高莉、王京鑫、牛乐:《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妇女手工艺生产——临夏州东乡县刺绣扶贫车间调查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随受教育程度提升而趋向于开放和平等(7)王鹏、吴愈晓:《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2期。。这表明乡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或许发生了分化,需要跳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理论预设,探讨新时代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现实样态。

(二)新时代乡村女性的职业成就如何认识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社区工厂”“微工厂”缩短了乡村女性的就业半径,实现了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从事农业生产、挣钱补贴家用等多重目标,重构了乡村女性的时间配置、角色定位与生活意义,为理解新时代乡村女性职业成就奠定了实践基础。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或强调“女主内”所内含的社会性别角色要素而忽视其所蕴含的职业成就要素;或基于乡村女性的弱势地位忽略其职业成就,将乡村女性在家庭领域的责任和贡献天然地视为其“分内之事”。事实上,现有研究为乡村女性粘贴的“被救助者”标签,既包含性别角色内涵,反映了乡村女性在性别社会建构中的弱势地位,也包含职业成就内涵,折射了乡村女性在职业成就方面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实践中,农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职业化引致的社会分工细化正推动乡村女性职业成就摆脱性别角色“阴影”,亟须重新认识乡村女性职业成就。

(三)乡村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怎样影响其参与乡村振兴

现有研究往往建立在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依旧弥漫于乡土社会(8)王维、胡可馨:《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女性生命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这一假设之上,认为性别角色观念限制着乡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9)黄快生:《妇女参与乡村振兴:制度困境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4期。。因此,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困境与路径方面,尚未认识到乡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女性职业成就的实现过程,尚未从职业建构与实现层面来认识这一过程。前者基于“旁观者”的局外视角,后者基于“行动者”的内部视角。两者间的“距离悖论”,可能导致性别角色观念与职业成就间关系的“晕轮效应”,难以深入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在重构职业成就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职业成就与性别角色观念分析框架,选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2017)(10)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17年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感谢此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中的农业户口样本数据来揭示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的影响机制,进而探索如何推进乡村女性助力乡村振兴。

二、职业成就与性别角色观念:理解“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

乡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女性在农业农村工作中建构自身职业成就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于男性,女性的职业成就受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性别角色观念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互动的产物,给个体以与其生理性别相匹配的行为线索,影响个体的职业轨迹。

(一)乡村振兴中乡村女性的职业成就

乡村振兴催生了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重构了乡村社会的职业体系。传统职业转型,新型职业涌现,新就业形态初成,农业产业化、农民职业化加速发展,高活力创新创业空间(11)叶兴庆:《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策略》,《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正在形成,为乡村女性获得自身职业成就提供了良好机会,乡村女性在农业“接二连三”过程中成为主力军、主心骨和领头羊。她们从内部家庭拓展至外部职场,从私人领域拓展至公共领域,其职业成就也得以实现。职业成就主要是指个体由于其工作经历所积累的积极心理、工作结果或成就(12)Timothy A. Judge, et a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dictors of Executive Career Success”, Personnel Psychology, Vol. 48, No. 3, 1995, pp.485-519.。它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产物。家庭手工业经济主导的农业社会中,职业局限于家庭范围内,职业成就意味着职业继承前提下的努力工作和遵守道德行为规范。科层制经济组织主导的工业社会中,职业由家庭范围延伸到社会经济组织,职业成就意味着经济组织内部收入、职位和地位的提升。后工业社会中,基于传统组织的职业逐渐减少,新型职业增多,职业的存在领域得到了拓展。工作的正式性、制度化特征逐渐弱化,非正式性、非制度化特征渐趋强化。乡村振兴推进中的乡村社会兼具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特征,重构了乡村女性的职业成就内涵与要素。乡村振兴既催生了具有传统工业社会特征的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农业组织,也催生了具有后工业社会特征的数字农业组织。越来越多的乡村女性在兼顾家务劳动这一传统“终身职业”的同时,或成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或成为农业工人、农业雇员,或成为跨区作业农机手、专业化防治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农村经纪人、农村信息员及全科农技员,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及乡村公共治理领域,实现了自己的职业成就。

(二)乡村女性职业成就与性别角色观念的互构

性别角色观念是人们归属于特定性别(sex)的含义、价值观和特征,蕴含着社会对个体的期望,这种期望建立在个体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gender)观念、信念基础之上,它规定了特定性别的行为模式。农业社会中,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占主导地位,它强调“丈夫—挣钱—养家者”与“妻子—操持家务者—母亲”的二分角色分工(13)Paul R. Amato and Alan Booth, “Change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Marital 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0, No.1, 1995, pp. 58-66.,将乡村女性行为限定于家庭内部,塑造其内在性,并认为家务劳动具有非市场性。因此,乡村女性对家庭的贡献往往被视为基于婚姻关系的无偿劳动,而非基于职场的价值劳动。工业社会中,性别角色观念转向现代平等主义,乡村女性的职业成就拓展至经济组织内部收入、职位和地位的提升。后工业社会中,女性的职业边界消失,乡村女性职业成就发生了实质性转型,“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成为核心内涵,事业和家庭的比例重构。乡村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的影响往往始于生理性别,终于社会建构,其逻辑为:通过与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经济、政治因素相互作用,先赋性生理性别被赋予了与社会生活情景相适应的角色规范、信念体系、责任体系和期望体系,进而约束着乡村女性的行为体系,影响着她们的职业成就。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乡村女性将职业成就重心定位于家庭,持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的乡村女性能够和男性共担家庭经济责任,并在工作、教育、职业选择、娱乐休闲、政治参与等方面表现更好。当前,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机会已成为社会共识。

(三)“职业成就—性别角色观念”分析框架的构建

为了揭示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乡村振兴中的女性职业成就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类。私人领域的职业成就用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收入等题项来测量;公共领域的职业成就用公共参与题项来测量(见表1)。如此安排测量题项原因有两个。一是乡村振兴强调主体性和公共性的有机融合,催生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重构与生长。二是“主观—客观”路径(14)Timothy A. Judge, et a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dictors of Executive Career Success”, Personnel Psychology, Vol. 48, No. 3, 1995, pp.485-519.和“内在—外在”路径(15)Timothy A. Judge, Robert D. Bretz, “Political Influence Behavior and Career Succ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0, No.1, 1994, pp.43-65.的职业成就界定,均将薪资、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视为关键要素。将工作满意度指标调整为客观指标(即测量乡村女性的客观工作状况和经历),一是因为后工业社会,职业成就的去组织化、去等级化趋势明显,叠加乡村产业发展、城镇化、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二是因为与发达国家较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和家政服务业市场化、职业化水平不同,我国乡村仍旧处于成长发展期,多数乡村女性在不同年龄段往往承担着不同的家庭任务。

表1 乡村女性职业成就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将性别角色观念划分为传统和现代平等主义两个维度(见表2),一是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评估个体所持有的关于男性、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角色及责任来进行测量;二是乡村振兴催生了乡村生态巨变,现有的性别角色观念出现了分化。表2中的因子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一划分的合理性。

表2 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乡村女性职业成就与性别角色观念的表征

根据关键变量对农业户口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得到970份乡村女性样本,涵盖了成年女性的所有年龄段,且大都为汉族(占比为89.7%)。样本中,58.6%的女性拥有小学及以下学历,25.3%的女性拥有初中学历,2.6%的女性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93.9%的乡村女性为群众。受访者年龄(16)以数据发布年份2017年为标准,根据调查对象的出生年月换算而来。最小值为18岁,最大值为96岁,均值为50.0093,标准差为15.8441。受教育程度被换算为受教育年限(17)从未受过教育=0年;私塾=2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职高、中专、技校=13年;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14年;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15年;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15年;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16年;研究生=19年。,最小值为0年,最大值为19年,均值为6.4103,标准差为4.4925。政治面貌主要包括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党员(18)群众=1;共青团员=2;民主党派=3;共产党员=4。。这比较符合乡村女性的真实情况,说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数据分析结果(19)因篇幅所限,数据分析结果表格未呈现出来。若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下文中数据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乡村女性的职业成就和性别角色观念整体上呈现多重转型特征,需要转换既有研究视角,重新审视两者可能的影响关系。

(一)职业成就:传统领域成就巩固,现代领域成就初长

基于样本数据分析,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乡村女性职业成就正处于多重转型之中,在传统领域巩固职业成就的同时,也在公共参与、非农职业等现代领域释放着“她”力量,甚至在家庭收入这一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中也开始展现“半边天”的作用。

1.生活满意度:近乎无差异的普遍满意。生活满意度是乡村振兴的终极“标尺”。分析显示,乡村女性对生活满意的占比为75.98%,且在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段中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党员身份对乡村女性生活满意度在0.05水平上有显著影响。换言之,拥有党员身份的乡村女性比拥有群众身份的乡村女性的生活幸福度高204.8653%(20)该百分比由logit单位换算而来,下同。。实践中,乡村女性拥有党员身份往往表征着其“女强人”属性,意味着其在乡村公共生活中的深度参与以及对家庭生活的主导,因而更容易富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2.客观工作状况和经历:拘囿于务农中的非农转型。乡村振兴有助于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推动第一产业向“接二连三”的大农业转型,为实现职业成就提供平台。分析显示,乡村女性中,具有务农经历的占比为55.0516%,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占比为49.2784%,这表明接近半数的乡村女性依旧拘囿于务农之中。具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占比为42.2680%,表明乡村女性非农转型明显。目前没有工作的比例为37.0103%,从未工作过的比例为8.4536%,这表明乡村振兴给乡村女性提供的职业机会和平台有待增加。以合作社为例,尽管国家在大力推进农业合作社提质增效、规范发展,但农业合作社尚未实质性实现扎根于农业产业和乡村场域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合作社价值增值与分享平台建设能力、乡村女性的参与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3.收入占比:处于“配角”位置但分化趋势明显。收入增加是乡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乡村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值均值为32.8350%,这表明乡村男性依旧是家庭的“顶梁柱”,契合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76.1497%的乡村女性收入低于组内均值(13204.05元),24.4920%的乡村女性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重超过50%,收入占比的最大值为100%。乡村女性的收入占比离散程度较大,收入分化现象严重,这表明部分乡村女性开始摆脱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束缚,逐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然而,这一过程是艰难的,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共青团员身份的影响效应显著。年龄对乡村女性收入在0.01水平上有着显著负影响,即年龄每增加1年,乡村女性收入减少3.3429%。受教育年限对乡村女性收入在0.01水平上有着显著正影响,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乡村女性收入增加8.5347%。共青团员身份对乡村女性收入在0.05水平上显著,即相对于群众身份,拥有共青团员身份的乡村女性收入下降45.4362%。

4.公共参与:异质性和场域性特征明显。公共参与是乡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升华。统计显示,51.31%的乡村女性参与了村委会选举投票。其中,38岁—47岁的占比为18.20%,48岁—57岁的占比为28.83%,58岁—67岁的占比为23.93%。22名女党员中,13名参加了村委会选举投票。结果表明,年龄在0.01水平上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即年龄每增加1岁,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便增加2.4495%。样本年龄均值约为50岁,这契合了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同时,这一结论也表明乡村女性与我国公民投票的行为逻辑具有一致性,即年龄越大,参与投票选举的人数越多(21)易申波、肖唐镖:《衰落抑或转型: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动向——基于3波ABS调查数据的分析》,《探索》2017年第3期。。但是,政治面貌和受教育年限对投票行为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和场域性特征。共青团员系数为-1.1010,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较之于群众身份,拥有共青团员身份的乡村女性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下降了66.7462%。同时,党员身份、受教育年限对乡村女性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影响的系数不显著。该结论与现有研究(22)麻宝斌、于丽春、杜平:《收入水平、政治社会化与参与意愿——转型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不相符,表明城乡女性投票的行为逻辑具有异质性。农村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往往由参与效果来决定(23)翟军亮、吴春梅:《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民行为逻辑研究——兼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推进路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因此,可能的原因是高学历和年轻乡村女性投票效能较低,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虚化、弱化和边缘化等问题,也可能是受到了性别角色观念影响。

(二)性别角色: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

借鉴王鹏和吴愈晓(24)王鹏、吴愈晓:《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2期。的方法,本文构建了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指数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趋向平等和现代。整体上,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均值高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均值(25)两个均值之差的均值为-5.7346。,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将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分为两类的合理性,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呈现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整体趋势。具言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均值随着年龄的增加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表明乡村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日趋向现代平等观念转型。分析结果显示,Welch检验显著性p值为0.000,小于0.05,表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在不同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比较结果显示,乡村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在20世纪40～60年代出生的群体间并未有显著变化,在20世纪70～90年代出生的群体间有显著向现代平等主义转型的趋势。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在不同出生年代群体间未有显著变化。

四、异质性与悖离性: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的影响

基于“职业成就—性别角色观念”分析框架发现,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效应表现出异质性与悖离性特征。一是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效应较为突出,而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效应却不突出。二是性别角色观念往往需要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才能产生影响效应。三是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各要素的影响方向乃至程度具有不一致性,部分影响效应甚至与理论分析相悖离。这需要从全新视角审视乡村女性助力乡村振兴这一命题。

(一)生活满意度:性别角色观念至关重要

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乡村女性生活满意度将下降0.8761%。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每增加1个单位,乡村女性生活满意度将增加0.9343%。性别角色观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不同政治面貌身份、受教育年限的乡村女性也有着不同效应。政治身份方面,群众身份的乡村女性,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生活满意度将下降1.1829%。拥有共青团员身份的乡村女性,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生活满意度会由低到高的方向增加3.9251%。受教育年限方面,对小学毕业的乡村女性而言,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每增加1个单位,其生活满意度会降低1.1335%。受教育年限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交互项的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这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传统观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会增加0.2603%。

(二)客观工作状况和经历: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非农经历影响正向显著

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从未工作过”有显著正向影响,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工作状况与经历的影响未得到证实。对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而言,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乡村女性“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几率增加4.6342%。对于“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从未工作过”而言,这一几率分别为2.8396%和2.1222%。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影响并未随受教育年限的不同而显著不同。对于“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而言,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也未随受教育年限的不同而显著不同,但现代平等主义的影响却与受教育年限关系密切。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持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的乡村女性“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的几率更大,影响程度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的影响效应增加0.3205%。对于“从未工作过”而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从未工作过”的影响效应增加0.4309%,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从未工作过”的影响效应减少0.3594%。

(三)收入: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影响深刻

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收入有显著正影响,即乡村女性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增加1个单位,乡村女性收入增加1.1162%。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指数对乡村女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既有研究认为的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有助于女性增加有偿工作比例的观点不一致。进一步地,通过纳入交互项的方式来分析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和年龄等因素对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收入效应的影响表明,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收入效应并未随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和年龄的变化而显著变化。这两项结果折射出促进乡村女性增加收入是一项复杂性系统工程。结合前文分析结论,即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工作状况与经历的影响未得到证实,可以推测,真正影响乡村女性收入的因素并非乡村女性的个体属性,需要从环境属性中寻找,如乡村社会中提供的工作平台和机会等。

(四)公共参与:性别角色观念的直接作用隐匿

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和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参与选举投票行为的影响未得到数据证实。受教育年限显著影响乡村女性参与选举投票行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乡村女性参与选举投票行为的几率增加3.5206%。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并未因政治面貌不同而不同。但需要说明的是,当考虑政治面貌与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效应时,党员身份对乡村女性选举投票行为有着显著影响,拥有党员身份的乡村女性参与选举投票行为的几率是拥有群众身份乡村女性的3.5648倍。将受教育年限和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效应纳入分析后显示,当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处于平均水平时,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乡村女性参与投票选举行为的几率增加3.6138%。两者的交互效应却对乡村女性的公共参与产生了抑制作用,即随着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的增加,受教育年限对乡村女性参与投票选举行为的影响效应下降,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受教育年限影响乡村女性参与投票选举行为的几率降低0.2597%。将年龄和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效应纳入分析后显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年龄影响乡村女性参与投票选举行为的几率增加0.1001%。尽管性别角色观念对乡村女性选举投票行为的直接影响未得到证实,但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指数的调节作用表明,乡村女性对参与公共事务是有期许和需要的。实地调研也发现,深陷于双重性别角色观念冲突中的乡村女性虽受现代观念的影响,但她们并不愿积极参与到带有现代性的公共生活中。因此,乡村女性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既是“守望者”也是“潜在的参与者”,徘徊于传统束缚与现代解放之间。

五、乡村女性助力乡村振兴的展望

推动女性摆脱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禁锢,不仅是女性解放的历史要求,更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从“职业成就—性别角色”分析框架可知,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和职业成就整体上正处于艰难转型阶段,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和悖离性。上述结论既印证了学界已有观点,即中国社会既认可女性的家庭主妇角色,又认可女性的创收角色(26)Yean-Ju Le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Gender-Role Attitudes: Diverse Patterns Among Four East-Asian Societies, Quality of Life in Asia,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pp. 67-87.。可能的原因,一是乡村振兴使得乡村女性解放的限制性因素消失,她们的职业不再局限于性别分工和性别地位设定。二是乡村女性受“困”的原因更多是基于特定的功能性目的,或是职业成就平台。在乡村振兴中,单纯讨论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及其转型具有局限性,亟须将乡村女性职业成就纳入研究日程,建构乡村女性的职业成就。

本文把乡村女性研究重心从作为“被救助者”致因的性别角色观念拓展到职业成就,分析了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的影响,对延展乡村女性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乡村女性职业成就跳出了现有研究传统,它源于但又超越于性别分工和性别地位,将乡村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从性别角色观念研究中解放出来,并将其视为成就的体现。未来需要将乡村女性“带领家庭成员共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在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等方面(27)《习近平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2/content_5336958.htm。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给予同等权重,形成生活与工作成就、私人领域职业成就与公共领域职业成就“双轮”驱动的良性局面,以彻底重构职业成就,推动乡村女性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

为更好地推进乡村女性助力乡村振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要正确认识乡村社会场域中现代性扩张和公共性重建背景下的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二要强化乡村女性职业成就建设,更新理念,推动性别分工认识与时俱进,重新定义乡村女性家庭责任及其功能与职业成就的关系,正确认识女性的职业化变革。三要构建职业成就孵化平台,推动乡村女性性别角色分工向职业成就转型。随着农村公共政策范式从管理转向治理(28)翟军亮、吴春梅、金清:《基于政策合法性视角的公共政策有效落地分析——以设施农业政策在优成农场的落地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1期。,要加强农村党组织组织力建设和组织效能提升,尤其要通过制度安排强化其公共平台作用,提升乡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效能,克服其有“形”无力的困境。四要提升乡村女性公共参与效能。提升乡村女性教育资源禀赋,以提升其“抗逆力”水平。推动乡村女性参与平台建设,强化政策支持的针对性,引导乡村女性积极参与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