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动因、路径与挑战
——基于知识生态学的分析

胡昳昀，李子彤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数字技术促使传统工业产生深刻变革，进而引发对人才需求的根本性变化。职业教育具有更贴近经济生产与社会实践的特质，因此为适应数字化转型、更好地融入全球财富转移的过程，巴西政府自2020 年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知识生态学主要研究知识密集型复杂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强调知识主体、技术与环境的协调。该理论为研究知识系统的演化动力、运行机制以及关系结构等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被广泛应用于知识管理学、组织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知识生态学的主要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诠释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路径和挑战。

一、知识生态学视域下巴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

（一）知识生态学的主要内容

21世纪初，基于对自然生态学的理解，知识生态学先驱乔治·波尔（George Pór）将生态学理念引入知识管理领域，创建“知识生态学”，从关系与社会的角度研究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知识生态学包括知识生态系统模型、知识生态系统的演化与功能等内容。乔治·波尔认为，知识存在于生态系统中，信息、思想和灵感在知识生态系统里融合且相互滋养。[1]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构建了知识生态系统模型。乔治·波尔基于知识、知识主体与技术三要素构建了知识生态系统三元网络模型。[2]田庆锋和常镇宇将环境系统引入知识生态系统模型，并将知识主体进一步细分为知识群落和知识种群。[3]叶培华认为，知识生态系统由知识环境和知识主体构成，知识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知识主体由知识种群和知识群落组成。[4]总体来看，知识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知识主体、环境系统与技术系统，知识生态系统是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自组织系统，强调知识主体间、知识主体与环境间以及知识主体与技术间的良性互动。知识生态系统处于不断的演化中，知识生态系统受内部变化的“自源过程”和外部环境刺激的“异源过程”驱动实现整体演化。[5]同时，知识生态系统是个动态功能单元，发挥着推动知识、物质和价值流动的功能，从而完成个体或组织对知识需求和使用的任务。[6]

（2） 随活化基质中碳源含量的升高（15～30 g/L），酵母菌的产气能力，对低pH值、高SO2、低温的耐受性，以及有氧条件下絮凝性和厌氧条件下的乙醇耐受性升高；生物量、有氧条件下乙醇耐受性则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蔗糖质量浓度为22 g/L时最大。

（二）知识生态学在本研究的应用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具备知识密度高且流动性强的特点，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知识生态系统。由于知识生态系统模型众多，本文主要根据乔治·波尔与田庆锋、常镇宇所构建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结合知识生态系统的演化、功能等思想构建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见图1）。第一，该模型将数字化演化的动因分为“自源”与“异源”的双向驱动，具体表现为外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内部职业教育的内生发展需求共同驱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第二，该模型由知识系统、技术系统和环境系统组成，三者良性互动，以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在知识系统的内部合作方面，由于职业教育具有显著的“政—企—校”知识跨界整合的特征，知识系统中的政府知识群落、职业学校知识群落与企业知识群落，须有序合作。在知识系统与技术系统的互动方面，数字技术改变了职业教育的知识传递与生产方式，职业学校须推动数字技术与教学和管理的融合，包括建设各类数字基础设施、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等方面。在知识系统对环境系统的调适方面，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无法静态独立于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须向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变革保持开放，对其进行及时追踪，并通过调整专业、课程与培养方案等适应环境系统的变化。第三，该模型中的知识流动、物质流动和价值流动三个功能的发挥影响着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职业教育公平、高质量发展，这为研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风险提供了思路。

图1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

二、巴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巴西职业教育的知识系统在数字化转型中受外部环境刺激的“异源过程”和内部变化的“自源过程”共同驱动。其中，“异源过程”表现为数字社会与文化变迁、数字技术革新驱动向其施加外部“压力”，“自源过程”为职业教育知识系统产生的内生发展需求。

（一）“异源过程”：巴西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技术革新的驱动

生态系统的进化受地质、气候等外部环境长期变迁的作用，这一过程被称为“异源过程”。[7]与之类似，巴西职业教育知识系统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受环境系统中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技术系统中技术革新的驱动。在社会文化的变迁方面，教育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创造出特有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特征，文化因素决定了人们对数字技术的总体态度和行为，从而影响教育系统的平衡。[8]巴西政府致力于推动社会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将其视为“数字技术在社会、环境、政治和经济实践中广泛使用所引发的文化变革”[9]。由于21世纪前十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巴西曾被视为“拉美最引以为傲的成功典范”[10]。然而，随着201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巴西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国家竞争力持续下滑。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巴西政府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契机，于2018年发布了《巴西数字化转型战略》，正式将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涵盖了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字教育、数字法律保障、数字公民意识等多项议程。[11]然而，亚马逊的调查显示，巴西3/5 的受调查劳动者认为自己的数字技能难以应对未来的挑战。[12]巴西工业联合会指出，劳动者数字学习能力和综合信息素养的缺乏已经成为巴西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最大挑战。[13]职业教育与市场结合最为紧密，巴西国家工业培训服务组织总干事拉斐尔·卢切西 （Rafael Lucchesi）强调，“职业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传统的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能更快地回应市场需求”[14]。

在技术革新的驱动方面，巴西政府自2016年起加紧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布局，颁布了《2016-2022年国家科学、技术与创新战略》。此后，巴西又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出台了《国家物联网计划》《巴西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对国家数字技术创新进行更周密的部署。在上述战略的指导下，巴西数字技术的创新实践十分活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巴西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和拉丁美洲最为活跃的数字技术创业创新集群地之一。截至2018年，巴西共有约1万家数字技术初创公司。[15]但是，巴西数字化人才培养与其数字技术的发展却不匹配。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对100个国家的未来生产准备程度进行评估，包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国际投资与贸易等多项指数。结果显示，巴西的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第45位，而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仅为第74位。[16]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重要阵地，巴西亟须加快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加紧数字人才培养，以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

（二）“自源过程”：巴西职业教育知识系统内生发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巴西完善教育管理系统，创建并完善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同职业教育治理深度融合。首先，优化数字平台，为教育管理部门、职业学校、企业和学生等职业教育主体间搭建数字化沟通渠道。自2021年起，巴西教育部对职业技术教育国家信息系统进行升级。该系统创建于2009年，是巴西职业教育领域最权威的信息服务与管理平台，为职业教育各主体提供学校认证、学生注册、学历认证等多项服务。然而，随着公众对职业教育信息需求的增加，系统在信息共享性、沟通流畅性、数据安全性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31]鉴于此，教育部于2021年从信息公布与查询、学历认证、机构监管三方面对系统进行数字化升级，并计划于2024年完成平台的升级工作。[32]其次，巴西利用数字平台加快职业教育各主体从 “经验决策”到 “智能决策”的转变，为各主体决策提供及时、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持。2020年，教育部开发了“前进平台”，该平台提供“机构发展规划”和“机构风险管理”两项工具，为职业学校提供数字化转型规划指导，并提供项目的风险测评与规避咨询服务。

三、巴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巴西政府自2018 年起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全面布局，于2018 年和2022 年先后颁布了中长期规划《巴西数字化转型战略2018-2022 年》和《巴西数字化转型战略2022-2026年》，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视为社会数字化的重要领域之一。作为对以上政策的回应，2020年，巴西教育部下属的职业教育秘书处制定了“世界4.0职业教育计划”和“新路线计划”。“世界4.0职业教育计划”涵盖数字教学基础设施建设、职业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培养等内容。“新路线计划”从促进各类职业学校的协同合作、建设职业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建立校企合作育人机制三方面开展行动。依据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分析，巴西从促进“知识系统内部的合作”“知识系统与技术系统的互动”以及“知识系统对环境系统的调适”三方面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一）知识系统内部的互动：搭建多元主体合作的治理架构

另一方面，巴西利用数字平台加速职业教育课程与企业需求的匹配。2018年，经济部开发了“超级技术”数字平台，通过政府、职业学校和企业共建，采用订单式服务模式，实现了校企精准对接。目前，该平台已开设了39门课程，涵盖通信、能源、健康、农业、交通等领域。

第一组实验的运动轨迹是“Z”字型。可以看到，算法用Hough变换提取出质心的标准投影序列，并能够提取出运动轨迹。

在政府管理层面，巴西推动教育部、经济部、工业部等联邦部门的部际间合作，并将公司代表、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等民间主体纳入战略决策议程。为切实推进《巴西数字化转型战略2018-2022年》，巴西于2018年成立了数字化转型部际委员会和数字化转型咨询委员会。前者由联邦共和国总统府、联邦共和国总统秘书处、经济部、教育部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部等组成，主要负责国家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制定、规划、服务和监管工作；后者由经济、教育、技术、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公司以及民间组织代表组成，致力于推动数字化转型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

2.提升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数字素养

新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提出的“双基础”“双功能（双体系）”“双分录”“双报告”的管理特点是新的医院成本核算体系建设的坚实基础。结合此情况，对新的医院成本核算体系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表1 巴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体及其培养层次

在企业层面，巴西本土企业以及华为、微软、亚马逊等国际企业与巴西职业学校展开深度合作，实现现代化的产教融合。由巴西教育部、通信部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部联合建立的巴西工业创新协会推出“培训4.0计划”，资助联邦职业和技术教育网络学校、国家工业培训服务组织开设的职业学校与巴西中小企业合作共建，围绕巴西重点扶持的软件开发、移动数字设备、智能汽车、智能能源等13个领域，分别在13 个州创建创新中心，联合培养数字时代所需求的人才。该计划已投入1500万雷亚尔，计划至2025年培养1万名学生。[26]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巴西数字人才的缺失导致用工荒问题愈发凸显，华为、微软等国际企业也纷纷与巴西职业学校开展合作，如华为的“ICT学院”开设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课程，微软、亚马逊也联合国家工业培训服务组织的职业学校推出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在线课程。

在欧盟食品安全监管中，安全管理局为主要的权威机构，其能够向社会公开评审，存在明显的独立性，基于先进的食品科学理念作为引导。工作职责是对当前的食品领域进行积极探索、收集和总结，保证为食品领域的安全性提供有效依据；通过自身行动，对存在的风险进行描述，增加委员会和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并在期间实现风险的评估、管理；还需要对影响食品安全生产的技术因素、科学因素等进行有效分析，结合各个成员国的要求，为其提供更大的技术支撑，保证提出的意见更为有效[9]。

（二）知识系统与技术系统的协同：夯实数字底座与提高教师数字素养

知识生态学关注技术在人类互动过程中的作用。[27]新兴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改变了组织和个体的行为方式，这要求使用新兴技术来支持新的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互动方式，从而有效释放集体智慧，推动系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28]为实现职业教育知识系统与数字技术系统的协同、促进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巴西夯实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底座，并积极提升职业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

1.夯实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底座

巴西从加强职业教育数字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教育数字管理系统两方面入手，夯实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底座。一方面，巴西加强职业教育数字教学基础设施建设。自2019年起，巴西教育部与通信部合作陆续开展了“北部联通计划”“东北部联通计划”和“亚马逊联通计划”，提升上述3个地区包括职业学校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的网络速度与互联网安全。此外，自2019年起，巴西教育部在联邦职业和技术教育网络学校搭建原型实验室，配置了笔记本电脑、智能电视、多媒体教学设备、机器人、3D打印机等数字基础设施。截至2021年，教育部已投入约1550万雷亚尔，在39所联邦职业和技术教育网络学校创建了113个原型实验室，并完成60个原型实验室的升级扩建工作，计划到2026年覆盖联邦职业和技术教育网络的全部学校。[29]同时，绿色能源为巴西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领域，巴西从2019年起为联邦职业和技术教育网络学校购置绿色能源课程所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计划创建20个绿色能源实验室，预算约为577万雷亚尔。[30]“S系统”也致力于打造优质的数字教学基础设施，开发使用增强现实技术的3D数字教材资源和虚拟实验室，创建数字教育资源平台，以“微学习”为理念，通过whatsapp、播客等社交软件为学生提供可随时随地学习的数字内容。

生态系统的进化同样受生物群落内部力量的影响，即新物种的形成和出现所引起的内部变化，这一进化过程被称为“自源过程”。[17]用生态学的知识进行隐喻，职业教育知识系统内生发展需求是推动其向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巴西职业教育发展滞后，面临着数量少、质量低、普职融合度低等多重难题，难以满足巴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助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现。在数量方面，巴西职业教育入学率低且地区发展不均，南部和东南部地区职业教育发达，中北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落后。2019年，巴西南部中等职业教育的入学人数占中等基础教育入学人数的23.5%，而北部地区这一数据仅为12.5%。[18]在质量方面，巴西职业教育质量亟待提升。2015年，有学者选取了包括巴西和中国在内的37个经济和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对其教育竞争力进行排名，巴西的职业教育竞争力指数和职业教育的贡献指数排名均为倒数第一。[19]2017年和2018年，巴西分别只有46.9%和48.2%的职业教育学生在预期时间内完成了学业。[20]巴西的职业教育质量低还表现为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相脱节、定位不明、社会认同度低等问题。在普职融合方面，虽然巴西从20世纪70 年代便开始在普通高中阶段引入职业教育内容，但是由于职业教育师资缺乏、资金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加之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同度不高，普职融合政策于1997年被迫中断。后虽又恢复，但至今普职融合政策依然难以真正落实。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倒逼巴西职业教育进行数字化转型。

当用户通过手机得知相应的情况，根据相应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后，警报系统会撤销相应的警报命令。当用户回到家中，想撤销安防系统时，可通过遥控撤防模块，给单片机主机发送相应的撤销安防系统的命令，单片机主机接收到遥控撤防模块命令后，给传感器模块发送撤销启动信号，传感器暂停工作，整个系统恢复不启动状态。

巴西高度重视数字时代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针对公立职业学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巴西教育部推出“教育+项目”，提升公立职业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的数字素养。该项目启动于2022年，目前开设两类课程。第一类课程面向公立职业学校的管理层人员，培养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创新型管理人才。第二类课程面向在职职业教育教师，为具有本科学历的公立职业学校教师免费提供“数字技术教育”的研究生课程。该课程包括数字时代的教育心理学、教育创新、教学方式变革、教学评估与反馈以及教学中的数字媒体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使用等内容。截至2022年底，已有1500名教师参加了该研究生课程。[33]此外，推动数字技术和绿色能源技术融合创新是巴西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领域之一，巴西还特别针对联邦职业和技术教育网络学校能源专业的职业教育教师开展数字技术相关的培训，涉及能源效率、光伏太阳能、电动汽车、电气现代化等新兴领域。

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体层面，巴西职业教育分为初级和继续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3个层次。巴西职业学校体系庞杂，公立和私立并存（见表1）。2019年，公立、私立职业学校人数占巴西职业学校学生总人数的36.16%和63.84%。[22]联邦职业和技术教育网络是公立职业学校的“领头羊”，2019年其学生人数占公立职业学校学生总人数的28.2%。[23]私立职业学校以“S系统”最为著名，“S系统”包括国家工业培训服务组织等9个组织，由巴西工业、商业、农业等领域的行会管辖，因各组织的首字母都为“S”，所以被称为“S系统”。2016年，巴西开始允许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开设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此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体还包括普通高中，2017年，巴西教育部在普通高中推行“新高中计划”，修改高中课程标准，并增加职业教育学时，自此普通高中也成为重要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体。在巴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引导下，各职业教育培养主体开启了数字化转型进程。公立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于2021年推行了 “技术启动项目”，开设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相关的课程，鼓励学生进行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创新项目的开发，并对具有潜力的项目进行投资。[24]国家工业培训服务组织等私立职业学校也开设了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课程，并推出了“学徒4.0”新模式，支持学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进行实践，深入了解数字技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25]

私立职业教育学校也加紧对教师数字能力的培养。如“S系统”内的各组织纷纷为系统内的职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作为“S系统”成员，巴西国家工业培训服务组织是全球前五、拉美最大的职业教育集团。该组织向其开办的职业学校教师免费提供数字经济相关的在线课程，这些课程不仅包括介绍工业4.0的发展、工业流程的数字化、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创业和劳动者技能等数字经济的概览性课程，而且还包括区块链、物联网、精密制造、3D打印等数字技术专业课程。

在瞬息万变的环境系统中，知识系统必须转向更灵活的“惊喜预期”（anticipation of surprise）模式。[34]一直以来，巴西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导致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不能完全匹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加剧了巴西劳动者技能与数字经济需求间的错位问题。对此，巴西加强关于数字经济对职业教育影响的追踪与评估，适时调整专业和课程以适应外部变化。

（三）知识系统对环境系统的调适：加强对职业变化的追踪与适应

其三，通过细心观察发现相应的问题。利用多媒体等使学生在直观的观察下发现相应的问题，其中最值以及点的运动流程都可在图中发现与掌握，同时对于分类讨论情况的研究与探索有着较为有利的帮助。

2021年，巴西工业发展署开发了“职业监视器”，实时追踪数字经济背景下各地区职业结构、职业技能、工资等方面的新变化，以帮助职业学校、企业和学生个人了解市场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在此基础上，巴西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专业的调整。一方面，巴西对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进行审查与更新。更新前，指导巴西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是2014年颁布的《国家技术专业目录》（中职）和2016年颁布的《国家高等技术专业目录》（高职）。为满足数字经济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巴西在2020年对这两个专业目录进行了全面修订。首先，为尽可能打破专业边界，巴西将原有的专业重组为13大领域：环境与健康、自动化工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管理与经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军事、食品生产、文化生产与设计、工业生产、自然资源、安全以及旅游休闲，并拓宽各专业的职业选择范围，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其次，增设并调整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职业教育专业。增设了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社交媒体、自动化网络系统设计、教育数字系统开发等专业，将软件开发专业的最低学习时长由1000 小时增加至1200 小时，并更新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数据管理等专业的培养内容。[35]再次，巴西将数字技能纳入多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如在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26个工业工程管理类专业中，明确规定了“学习并使用该领域的数字和创新技术，以满足该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需求”；自然科学实验室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增加了“学会使用管理和监测实验室运转的数字技术设备与软件”，个人形象设计专业增加了“使用数字媒体工具进行市场营销”等。[36]

知识生态学引入知识主体，强调知识主体间社会网络的搭建，知识生态系统因知识种群和知识群落的多样性而繁荣。[21]为了更有效地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巴西搭建了以数字化转型部际委员会为引领、以公私立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为培养主体、企业广泛参与的三层治理架构，形成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元主体合力。

四、巴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知识流动、物质流动与价值流动三个功能的发挥为知识生态系统的演化提供了保障，然而知识流动、物质流动与价值流动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产生预期之外的结果。[37]巴西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面临知识系统内部的知识交流不畅、资金协调困难等挑战，同时数字鸿沟、数据泄漏等风险也阻碍了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公平、良性发展。

（一）知识流动：知识流动的效果难以得到保障

知识流动，指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知识在不同知识主体间的转移、交换、共享与应用，从而使知识处于不断增值的动态过程。[38]这一过程超越了简单的知识交换，更强调知识交换的“效度”和“信度”，即将共享知识转变为集体行动，并保障共享知识的科学性与可靠性。[39]

企业作为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商行业中不论是电商平台本身，还是物流企业及其相关供应链条企业都应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无论是在商品包装上的二次利用效率还是快递运输服务等涉及社会公众服务与利益的环节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