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放学后的未来
——日本小学课后服务发展制度、模式及特征探析

首新，熊致墨，刘杨

（1.重庆师范大学科技教育与传播研究中心，重庆 401331；2.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3.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在2007 年联合制定了“放学后儿童计划”战略，为一体化课后服务的目标定位、学习导向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1]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池本美香直言，课后服务是“孩子放学后的未来”，为了使双职工家庭不受工作与育儿时间冲突的困扰，课后服务作为一项放学后儿童关照对策，体现尊重儿童、体谅家长的理念。[2]日本小学课后服务项目主要由厚生劳动省负责的“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和文部科学省负责的“放学后儿童教室”组成，现已形成运营主体多样，服务内容丰富，资助力度较强，与正式教育平行发展、协同共生的教育服务体系。

一、日本小学课后服务发展背景

（一）双职工家庭数量丰盈

随着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性别角色意识也逐渐转变，不再维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结构，双职工家庭数量逐渐增多。日本总务省统计局调查显示，1980—2022年双职工家庭数由614万户增至1262万户。[3]随着双职工家庭数量增多，逐渐出现一种悖论：父母都外出工作，孩子放学时间与父母工作时间相冲突，无人接送和照顾孩子；久而久之，又会导致双职工家庭中的一方（通常为母亲）不得不辞去工作，重新成为全职母亲照顾孩子。面对如此矛盾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建立课后服务场所开展相关活动，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孩子的困境。

（二）扭转“少子化”现象

“少子化”现象是日本面临的社会困境，“少子化”愈演愈烈会对国家经济实力、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老龄化”前奏。日本总务省统计局调查发现，日本人口于2008 年（12,808万人）达到顶峰，2011年以后人口一直在减少。[4]为扭转这种情形，日本先后修订了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20年修订版《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指出，对多子女家庭进行经济支持，提供儿童津贴、儿童医疗补助等；支持地方公共团体建立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等课后服务机构，帮助父母解决工作与育儿的时间冲突问题。[5]日本当局期望扭转“少子化”现象，提高适龄男女的生育率，为放学后儿童提供多样而开放的课后服务，确保日本能延续人口红利。

（三）放学后儿童安全存在隐患

日本警视厅调查显示，针对小学生的伤害、拐卖、凶杀等恶性事件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段是下午3—6点。[6]该时段正是儿童放学后独自回家或外出的时候，被称为“遇见恶魔风险最大的时段”。放学后危害儿童安全的恶性事件频发，如何杜绝此类事件发生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事情，对于幼小生命遭到伤害深表愤怒，必须要保障学生的安全”。由此，日本便加强在放学后时间提供校内外课后服务，以小班化管理、集体活动的形式使学生在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固定人员的监护下进行学习、生活、游戏等。如此一来，学生在课后时段有安全的地方可去，可以有效防止儿童伤害事件的发生。

（四）在国际学业测评中表现欠佳

在国际学业测评中日本学生表现不容乐观，在其国内引起较大轰动。如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中，日本学生的数学成绩虽然在总体表现上趋于稳定，但是2018 年的PISA 数学成绩相比于2015 年仍有所下滑。而科学与阅读成绩更令人担忧，科学表现波动较大，2018年显著低于前两次，平均成绩下降18分[7][8]，高学业成就学生持续减少；阅读表现极不稳定且有显著下滑趋势，2012—2018年间猛跌34分[9]。同样，在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项目中日本学生成绩面临停滞不前的危机，2019年的数学、科学排名相较于1999年都只上升一名。[10][11]日本在国际学业测评上的成绩下滑或停滞不前，促使当局决定重新调整教育政策，抛弃“宽松教育”，推崇“去宽松教育”，如在增加小学课时量的同时增强课后服务学习与文化活动，设置跨学科学习活动、创客课程、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等。日本希望以课后服务作为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提升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养，扭转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同龄学生表现不佳的局面。

二、日本小学课后服务相关政策与制度

日本小学课后服务是一项持续性的教育保障项目，涵盖日常放学后、周末以及寒暑假时间，已发展成与正式课程并行的教育服务体系。梳理日本小学课后服务相关政策与制度，其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课后服务正式纳入法律体系

日本邻保馆是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前身，于20 世纪20 年代出现在主要大城市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邻保馆有多种儿童活动设施，以保育为主，二战后日本女性就业率上升，急需能托管和辅导孩子学习的场所，课后服务需求量增大，于是，20世纪40年代衍生出真正的课后服务。1948年，大阪市今川学园率先开展课后服务[12]，随后课后服务事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为实现课后服务的系统化管理，文部省（2001年更名为文部科学省）于1966年至1971年实施了“留守家庭儿童会补助事业”，随后厚生省（2001年更名为厚生劳动省）也开始实施“都市儿童健全育成事业”。1994年，日本文部省等四部门共同出台《关于今后育儿支援政策的基本方向》，发起“放学后儿童对策充实”战略[13]，课后服务事业建设逐步有序化。针对少子化、双职工家庭增多、儿童安全令人担忧等社会问题，日本又出台了《儿童福利法（1998年）》，其中第六条对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建设作出要求：各地应为10岁及以下儿童提供放学后活动的福利设施、游玩和生活场所，使其健康成长。课后服务被正式列入日本法律体系中，并被命名为“放学后儿童健康培养事业”，课后服务机构被命名为放学后儿童俱乐部。

（二）整合期：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与放学后儿童教室一体化建设

21世纪以来，课后服务逐渐进入日本民众视野，小学校内的课后服务如火如荼地开展中，而社区课后服务却停滞不前且不尽如人意。于是文部科学省在2004 年开始推进为期三年的“社区儿童教室推进事业”，鼓励社区志愿者、退休教师、居民等参与社区育儿活动。2007年，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联合制定《放学后儿童计划》，由教育委员会牵头，统一处理市町村的课后服务事务，各市町村与各福利部局合作，原则上在所有小学区推进课后服务场所建设，将“放学后儿童教室推进事业”和“放学后儿童健康培养事业”整合或联合实施。[14]作为实施主体的都道府县为了有效推进课后服务工作，设立了推进委员会和运营委员会，共同策划放学后儿童计划、活动内容、项目评估、支援员研修计划等。为了进一步细化课后服务运行机制，厚生劳动省在2008年还制定《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指南》，详尽规定放学后儿童俱乐部营业天数、设备标准、学生规模、开放时间等。2012年又出台《儿童·育儿支援法》，明确规定中央政府要根据该法下发育儿支援补助金，与都道府县、市町村逐级深入合作，支持地方课后服务事业稳步发展。[15]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必须跨越所谓的‘小学1年级壁垒’，请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首席大臣下村博文、田村宪久给予协助，探讨放学后政策的一体化运用、学校教室的彻底活用等”。2014年，厚生劳动省与文部科学省便联合制定了《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旨在稳步建立一体化的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和放学后儿童教室[16]，明确学校设施使用责任主体，尽量在同一所小学实施两个项目，供学生自由选择。

（三）成熟期：“五年计划”推进课后服务常态化

日本自2014 年实施《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以来，虽然课后服务业绩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仍不能满足双职工家庭儿童数量的增长需求，亟待追加建设更多的课后服务场所。2015年，日本内阁府启动“儿童·育儿支援”新制度，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支持全社会的育儿。2018年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联合发布为期五年的《新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计划五年内新增可容纳30万学生的课后服务设施，到2023年末放学后儿童俱乐部配备能容纳152万人的设施；力争所有小学整体或联合实施“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与“放学后儿童教室”项目，小学内一体化课后服务机构有1万处以上；力争在小学内新开设约80%的课后儿童俱乐部，充分发挥其课后服务作用。[17]2020年，两部门又联合发布《新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的进一步推进》，指出要加大对学校设施的利用度，并引进各类人才加入课后服务中。《新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日本课后服务事业数量上的增加、质量上的提升，课后服务逐步常态化。

截至2022年，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注册儿童”约为139.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约4.4万人，创历史新高。[18]随着相关政策和制度的逐步完善，日本课后服务正迈向成熟阶段，形成“中央管辖监督、都道府县推动落实、市町村建设施行”的制度体系，课后服务机构的运营标准、师资要求、时间安排、服务内容等不断细化，同时也留有空间支持各地区放学后儿童事业的特色发展。日本课后服务已成为社会福利制度与儿童政策法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日本小学课后服务的基本模式

（一）目的

无论是前期单独实施的课后服务政策，还是后期联合实施的一体化课后服务计划，日本小学课后服务的目的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减轻家长的压力。家长工作时间与学生放学时间冲突，难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课后服务能较大程度上释放家长时间，为双职工家庭提供便利。第二，保障学生安全。如前所述，日本放学后儿童伤害事件屡见不鲜，将儿童集中并提供安全场所开展益于其个性化发展的教育服务，能有效杜绝该类事件的发生。此外，支援员会实时为家长分享学生活动状态，便于搭建信息互通的链条。第三，培养身心健康发展的未来人才。日本课后服务不仅是一项福利事业，而且是与学校正式教育相辅相成的教育事业。课后服务提供个性、开放、持久的学习环境，通过开展多式多样的活动课程，不仅能促进学生社会性、自主性、创造性的发展，而且还能为日本培养未来人才，为“去宽松教育”助力。

（二）类型

日本课后服务包括“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和“放学后儿童教室”两大类。“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由厚生劳动省管辖，不同地区也有地域性的名称，如文京区的培养室、新潟市的向日葵俱乐部等。“放学后儿童教室”由文部科学省管辖，在当地社区、居民、大学生、退休教师等支援员协助下，于放学后或周末开展面向所有适龄儿童的学习、体育、文化活动。

其一，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根据运营主体的不同，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有公立和民办两种。公立俱乐部的运营主体为政府运营或政府委托民间团队运行，目前日本约有70%是公立公营、公立民营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使用人数众多。[19]公立俱乐部课后服务场所主要是小学富余教室、儿童馆、公民馆等，使用费较低，但有名额限制，超过当年规定人数就会停止招生。民办俱乐部由运营委员会、社会福利法人、公益法人（非营利民间团体）、非营利组织法人、公益性株式会社等成立运营，是非营利性质的课后服务机构。民办俱乐部场地多开设在校外，使用费相对较高，但可使用至晚上八点，提供接送孩子、学习指导、兴趣活动等可选服务。家长可根据工作时间、收入状况将孩子送入不同类型的俱乐部。

其二，放学后儿童教室。放学后儿童教室多为地方政府、小学运营，场所多为富余教室、体育馆、运动场等，具有公益性质，但为了保障项目正常运行也会向家长收取少量活动费用。放学后儿童教室开放时间不固定，随需求不定时开放。如青森县东北町小学放学后儿童教室主要以1—3年级学生为服务对象，以当地9间富余教室为主要活动场所。埼玉县埼玉市针谷小学则利用大学生和退休英语教师等地区人才，为学生提供英语学习、科学实验探究、烹饪技巧等活动。针谷小学的放学后儿童教室项目还会不定期进行问卷调查，听取学生和家长建议改进教育服务活动。

（三）内容

两类课后服务项目主要功能有所不同，“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偏重于在游戏、社交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注重在玩乐过程中发现学生天赋，发展学生特长。“放学后儿童教室”则偏重于对正式学习的补漏，帮助学生形成学科知识框架，同时通过体验当地文化艺术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国家认同感。

其一，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以游戏、社交活动为主。因各地区需求不一样，各俱乐部的服务内容也有所不同。以大阪市为例，有以烹饪游戏（如制作年糕、巧克力，烤地瓜）、集体活动（如万圣节派对、圣诞晚会、生日聚会、社交聚会）、户外活动（如赏花、摘葡萄、园艺、玩泥巴、远足）等社交项目为主的川口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与田边学童保育俱乐部；也有以桌面游戏（如黑白棋、扑克牌、将棋）、体育游戏（如剑玉、陀螺、和弓）、社团活动（如音乐社、手工艺社、历史社、昆虫社、英语社、手语社）等游戏项目为主的吉野学童俱乐部与小毛驴儿童俱乐部；还有以身体锻炼（如体操、游泳、接力赛）为主的拥抱儿童俱乐部，涉猎体育、科学实验、集体活动、手工制作等多种活动的西区千代崎俱乐部与茨田友好学童保育所。丰富的课后服务活动能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使他们在游戏过程中学习、体验、尝试正式课堂未接触过的新事物，丰富课余生活。部分俱乐部还设有亲子运动会，邀请家长参加，以增进与孩子的情感交流。

其二，放学后儿童教室以学习、体验活动为主。以岐阜县羽岛市的“放学后儿童教室”为例，其放学后儿童教室均以小学名称命名（如竹鼻小学放学后儿童教室），服务活动主要在学校教室、体育场、功能室等。当地政府规定放学后儿童教室的服务时间、类型、内容等。其活动涵盖五类：一是学习活动，课后支援员提供作业辅导，学生也可以自由阅读或是利用教室信息化设备进行线上学习；二是文艺活动，如体验日本太鼓、了解茶道、学习插花艺术等，让学生了解日本传统文化，探其渊源，培养人文精神；三是传统游戏，学习之余可以开展纸牌、绘画、将棋等游戏；四是体育活动，“放学后儿童教室”项目非常注重儿童体育，使用率最高的学校设施是体育馆，提供各类体育项目供学生选择；五是科学活动，如开展科学小实验、科学调查等，课后科学活动自主性更强，学生可以组队开展科学探究。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和“放学后儿童教室”活动侧重点不同，但活动类型都十分丰富。为了让学生都能体验到两种课后服务项目，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联合发布的《放学后儿童计划》提出，要在学校内建立一体型的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和放学后儿童教室，增强放学后儿童事业的黏合性。一体型放学后儿童事业可在生活支援、学习支援、艺体活动、体验活动等多种项目中满足儿童需求，且开放时间充足，家长不用再担心在非一体型课后服务中托管时间过短的问题，其一体化范例见图1。日本政府为促进课后服务一体化，向各市町村提供一体化的示范案例，专门为一体化课后服务发展欠佳的区域提供合作性示范案例，供其参考，以支持其完善一体化课后服务事业。

图1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和“放学后儿童教室”课后服务一体化范例

（四）评价

2014年，厚生劳动省制定的《放学后儿童健康培养事业设施和管理标准》指出，课后服务主体有自觉开展自我评价并接受公开评价的义务。后续进一步出台《放学后儿童俱乐部运营指南解说书》与《关于放学后儿童健康培养事业的第三方评价标准指南》等，对课后服务项目自评和他评提出一整套评价基准。

其一，课后服务者进行自我评价。课后服务项目自评主要面向组织者和管理者，自评内容主要包括课后服务理念、经营状况、实施过程、计划完善、地区交流等。厚生劳动省一方面会向地方政府提供课后服务“自我评价检查”标准，以便运营主体和课后服务支援员等在进行自评时能够灵活运用 ；另一方面，还要求自我评价遵循持续的“计划—实行—评估—改善”周期，并不定期开展自检。如福岛县根据课后服务指导方针和自评标准制定了详细的放学后儿童俱乐部自我评价表[20]，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在课后服务福利方针和组织方面，将其理念、基本方针记载在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宣传媒体（小册子、主页等）上，确认理念和基本方针非常熟悉并有可持续改进措施等；在经营状况方面，收集课后服务学生数量、家庭情况以及潜在使用者的相关数据，分析所在地放学后儿童特征变化，将相关状况和改善措施告知支援员等；在计划制定方面，中长期规划要体现课后服务理念和基本方针，年度计划应分解为切实可行的具体内容等；在地区交流方面，树立区域课后服务项目共享交流意识，并形成可执行的书面文本，支持课后服务协助提升地区教育质量等。自评是课后服务项目评价的主要形式，能促进管理者和组织者自觉反思、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进而推进课后服务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福利部门进行第三方评价。为最大化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后服务理念，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日本政府还引入了以福利部门为评价主体的第三方评价制度。日本福利部门是指掌管日本福利六法相关事务的行政机关。福利部门下设5 科2 室，负责课后服务第三方评价的是其生活福利科下属的“全国/地方社会福利协议会”。厚生劳动省于2004年就公布了通用《“关于福利服务第三方评价事业的指南”概要》，包括福利服务的基本方针、组织运营管理、落实福利服务等评价内容。[21]“地方社会福利协议会”会基于评价指南制定具体的课后服务项目内容评价基准，如2021年福岛县根据评价指南制定的第三方评价基准（见表1）。[22]

表1 福岛县福利部门第三方评价基准（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版）

四、日本小学课后服务的师资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运营指南》规定，只有取得放学后儿童支援员资格才能参与相关教学工作，后续《儿童支援员研修工作实施纲要》进一步对课后服务师资培训进行规定。“放学后儿童教室”项目的师资要求则相对宽松，退休教师、大学生、社会团体、社区协调员等都可以加入其课后服务活动中。

（一）课后服务支援员资格认定研修

第一，研修条件。成为“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支援员，应完成各都道府县规定的资格认定研修且获得资格证书。《放学后儿童健康培养事业设施和管理标准》规定了参与研修成为课后服务支援员的条件，根据从业经验研修学员分为不需要从业经验和需要从业经验两类。学员只要持有保育员资格证、社会福利士资格证、基础教育阶段任一学科教师资格证，或大学、研究生修读社会福利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艺术学、体育学任一专业，均不需要从业经验就具备研修资格。没有上述资格则需要具有一定从业经验才可参与研修，根据学历的不同，需要的从业年限也不同：一是高中以上学历，在儿童福利事业（如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托儿所、儿童园、儿童福利院、儿童发展支援工作、放学后日间服务）从业2年以上；二是高中以上学历，在与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类似的事业（主要指放学后儿童教室）中有2年以上从业经验并受到市长、区长、町长、村长的认可；三是不论学历，在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拥有5年以上从业经验，受到市长、区长、町长、村长的认可。[23]

第二，研修课程设置。具备支援员研修条件后可申请学习专业课程。课程由6个领域16个科目(1个科目学习1.5小时)组成，学员可根据所持有的资格免除部分科目的研修。课后服务支援员资格研修课程内容见表2。

表2 成为支援员前的课程学习内容

（二）课后服务支援员工作职责与薪资

《放学后儿童健康培养事业设施和管理标准》规定，课后服务支援员的工作职责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孩子的支援。课后服务支援员首要工作就是照顾儿童，包括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漱口洗手、收拾卫生等），关注孩子身心发展状况，搭建能帮助其独立完成作业和自主学习的环境，与孩子成为玩伴并教其游戏规则与技能，努力预防与及时发现欺凌行为并作出积极反应，保持环境卫生、检查孩子安全情况等。第二，对父母的支援。支援员要在课后服务中记录孩子行为，向家长反馈孩子当天学习情况并及时回应家长的询问，与其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第三，建立支援关系。支援员不仅要照顾俱乐部的孩子，而且还要与教师、当地社区志愿者等课后服务事业热心人士开展合作，拓展课后服务场域、类型、方式等，通过积极维系与教师、社区志愿者和居民、专业人员等的交流，建立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适应小学课后服务发展境况，日本课后服务支援员有全职、兼职、临时三种。截至2023年7月，日本临时与兼职支援员平均时薪分别为1248日元、1067日元；全职支援员平均年薪为331万日元。[24]根据日本2022年薪资结构数据，普通劳动者平均年薪为374万日元。显然，放学后儿童支援员年薪较低。课后服务支援员资格门槛高与工作薪金低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日本课后服务常态化可持续开展的突出问题。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日本政府从2017年启动“职业晋升待遇改善项目”，规定工作经验与工作补贴成正比，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扶持措施，课后服务支援员的待遇也在提升。

近年来，对“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支援员的资格要求愈显专业化，对“放学后儿童教室”支援员的吸纳则显得多样化。成为“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支援员既要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特征，又要知晓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相关法令、支援内容、相关儿童家庭福利政策等。“放学后儿童教室”则秉承吸纳多种人才加入的原则，当地社区居民、专业人士、大学生志愿者等都可参与其中，担任学习指导员或安全管理员。因为政府、组织者、社区、支援员等群策群力，目前日本课后服务活动形式多样，课程种类繁多，师资已基本满足学生课后学习的需求。

五、日本小学课后服务特征

（一）课后服务支援制度依法健全化

二战后日本便开始推动小学课后服务活动，小学课后服务制度逐渐健全。至今已出台《儿童福利法》《社会福利法》《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等法律条令，厚生劳动省与文部科学省接连开展“留守家庭儿童补助事业”“都市儿童健全育成事业”“放学后儿童健康培养事业”“社区儿童教室推进事业”等，制定《放学后儿童计划》《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新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等，建立可以查看全国教育和保育设施信息的“儿童·育儿支援信息公开系统”，方便家长寻找离家近、价格合适的课后服务机构。同时，各福利部局、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对残疾儿童家庭、单亲家庭、多子女家庭提供“儿童津贴”，减免教育、住房等税务，使所有儿童都能享受到课后服务福利。为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厚生劳动省与文部科学省还制定《放学后儿童健康培养事业设施和管理标准》《儿童支援员研修工作实施纲要》等，对课后服务设施、运营、从业人员资格、研修培训等都作出规定。逐渐完善的制度保障稳步推进日本小学课后服务成为与正式教育并行的教育体系。

（二）课后服务联合“家校社”一体化

作为政府大力支持的教育福利事业，日本小学课后服务整合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如人力资源（放学后儿童支援员、社区各类人才等）、财力资源（放学后儿童教室的费用由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分别承担1/3，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费用由家长承担1/2，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分别承担1/6）与场地资源（富余教室、儿童馆、公民馆、公园等）。同时，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课后服务不仅能拓展正式教育，而且可形成课后特色活动，充分挖掘学生兴趣爱好，夯实文化素养。如青森县东北町的“放学后儿童教室”就是以延伸课堂学习为主，致力于达到“无论其家庭经济如何，为愿意学习的儿童提供学习机会”的目标。家长也是丰富儿童俱乐部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援员还会定期与家长协商课后服务内容，联合家长委员会不定期推出亲子活动，积极探求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如“东京都文京区驹本育成室”与家长委员会就策划了育儿交流会、夏令营、篝火晚会、圣诞晚会等亲子活动。课后服务将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促进儿童发展的教育合力，增强课后服务的教育效果。

（三）双重评价机制走向可持续化

日本小学课后服务经费来源广、经营主体多、开设数量大，为了监测实施现状、改善课后服务水准、保证课后服务高水平，日本政府从2004 年便开始关注课后服务评价，到2019 年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评价体系。日本小学课后服务机构不仅要不定期进行自评，而且还要每年接受福利部门下属生活福利科的第三方评价。2022年，放学后儿童对策专门委员会第11次会议详细讨论了课后服务自评和第三方评价方案，指出自评具有以下四个方面优势。第一，课后服务运营者可以掌握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实施情况，了解儿童支援员的想法等；第二，根据评估结果与支援员进行讨论，可以提升课后服务运营水平；第三，通过公布自评结果，展现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工作情况，推进与儿童、家长和地区的持续对话，进而建立合作关系；第四，为第三方评价作基础，通过采用与第三方相似的评估标准进行预先自我评估，可以加深运营者对第三方评估结果与建议的理解。另外，通过第三方评价，以客观视角对课后服务机构进行监督与检查，将优质、需改进的课后服务机构公示于众，供家长参考，增大课后服务机构的竞争性，为儿童课后学有所得谋取最大利益。

（四）课后服务师资专业且多样化

为提升小学课后服务师资的“质”和“量”，日本采取由部委领头，各市町村组织的课后服务师资筛选制度。一方面，“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建立了严格的师资审查与研修制度，已形成丰富且专业的支援员供给链，且发展出专任培养制、教师轮岗制等课后服务工作链，最大限度地促进师资的流动性与教育的公平性。另一方面，“放学后儿童教室”广招各方面专业人才充实支援员队伍，探索出学校-社会联合师资培养机制，吸纳由社区居民、退休教师、青年志愿者等组建成的支援员队伍，调动其教育积极性，发挥其专业所长，在课后服务过程中既实现自我价值，也帮助孩子学习发展。日本政府已意识到办好课后服务事业对儿童未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注重提高课后服务支援员薪资，扩大招募数量，推进课后服务师资水平走向新发展阶段。

六、结语

日本小学课后服务最初是为了解决二战后大量女性就业而无法照顾孩子的问题，经过几十年发展，已形成政策制度健全、活动丰富且一体、双重评估标准客观、师资准入严格且多样、与家校社多方联系的立体结构，体现其教育服务本质。目前，日本小学课后服务正以“五年计划”稳步推进，基于前文所述内容，仍值得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课后服务是国家教育基本事业，各级政府有义务建设好，同时也是社会福利事业，所有儿童有权益享受。日本小学课后服务已写入《儿童福利法》《社会福利法》《儿童·育儿支援法》等基本法，对课后服务目的、性质、服务对象、责任主体、实施场地、师资要求、财政投入等具有指导性，保证了课后服务义务与权益的统一。第二，课后服务并非课后辅导，仅依靠学校教师会导致课后服务功能窄化、形式单一，形成多元主体课后服务供给机制，并且制度化，更有助于实现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日本除了政府开设的课后服务机构外，还包括非营利性福利机构、民间团体、非营利组织、公益性株式会社等承担民营课后服务运营，为公立课后服务机构减轻运营负担。这需要政府与社会资源协同合作，搭建课后服务实施主体与课后服务资格的完整框架，并形成课后服务活动与学生需求的基本对应关系。第三，明确课后服务师资定位，课后服务并非专业性教育，也非辅导作业为主的影子教育，仍是一种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教育形式，因而日本课后服务师资既有准入基准，也表现出对兼职/临时专业人员的需求。日本想逐步证明的是，课后服务是专业化的活动，需要有专门资格准入制度，同时课后服务仍是为了满足儿童发展需求，需要热心的专业人士成为支援员，进行专业化的教育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