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联结与身份互动
—— 晚明徽商吴廷的书画交游之路

2024-03-05 10:29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北京100102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4年1期

董帅（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102）

在波谲云诡的晚明时局，徽商吴廷（约1555—？）①吴廷的生卒年没有明确记载，左昕阳根据汪砢玉《珊瑚网》、王肯堂题跋、吴廷纪年最晚题跋以及吴其贞《书画记》等所记载信息，推断吴廷应该生于1549 年之后，卒于1635 年之前。参阅左昕阳著《明末清初歙县西溪南吴氏书画鉴藏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07 年，第15—16 页。傅申考证吴廷大约生于1555 年，似乎是董其昌的同龄人，参阅田洪、颜晓军、徐凯凯编《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58 页。“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于书画流转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乃至于“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1]可是，目前囿于文献的缺载，学界对于这位富于书画名迹收藏的徽商，尚未深入了解。本文将结合新近研究成果，尝试揭示晚明时期围绕徽商吴廷、文官董其昌、武将刘承禧三者之间的一种跨越地域、跨越身份的书画交游现象。

一、吴廷何人？

在《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和《新安歙西溪南吴氏统宗志序》中均有记载庞大的徽州吴氏家族，[2]而吴廷便是其中最富有书画收藏盛名的一位。吴廷，原名吴国廷，字用卿，号江邨（村），徽州歙县丰南（西溪南）人，主要活动于晚明万历年间。署款常用“吴廷”“用卿”“江邨（村）居士”“余清斋主人”等，而晚明文人一般尊称其为“吴太学”，与其署款有所差异。常用印章有“廷”“吴廷”“吴廷之印”“吴廷私印”“吴廷书印”“吴廷书画之印”“吴廷用卿氏余清斋宝藏法书”等，其中“吴廷”印章可分为“左右”与“上下”刻字两类。今有吴廷羽绘《吴国廷画像》（图1）存世，许承尧（1874—1946）曾诗赞：“石渠宝笈斑斑在，名印纵横发古馨。身往昔年书画舫，曾经馋煞董华亭。”[3]董其昌（1555—1636）对于吴廷所藏十分歆羡，甚至“恨梁摹白麻纸真迹，为新都吴太学所有”。[4]622

图1 明吴廷羽《吴国廷画像》安徽省博物馆藏

明万历年间，徽商群体发展繁盛，可同晋商群体在市场中分庭抗礼。“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5]意即长江以南最富的商人来自徽州，长江以北最富的商人来自山西。吴氏徽商多以典质为业，而致家富，“走陇蜀，而与朝家为市”“有短押小铺，专收此等穷人微物，或以银押，或以酒米押，随质随赎”。[6]不少晚明徽商依托于家族财富，收藏大量珍贵古物，如“挟资豪游江淮吴楚间，斥买重器，珍藏法书名画”的吴守淮（约1538—1587），“储古法书名画，琴剑彝鼎诸物，与名流雅士鉴赏为乐”的吴希元（1551—1606）等人。[7]154通过吴其贞（1606—约1678）的文字回忆，亦能想象当年徽州收藏之盛况：“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所得皆为海内名器。”[8]46

据万历30 年壬寅（1602）刻本《新安西溪南吴氏世谱》可知，新安吴氏一脉的祖先为徙居休宁的吴少微（695—743），而其六世孙道隆次子光公，于唐咸通庚辰年（860）再迁居歙西，为西溪南吴氏始祖。吴廷与李维桢（1547—1626）交善，在吴母去世之时邀请李氏为其母撰写《吴节母墓志铭》一文，其中述及吴廷“以好古闻士大夫，从之游者甚众”，[9]父吴尚钧，母亲田氏，家中兄弟三人，兄长吴国逊，吴廷排行老二，还有一弟吴国旦。“国逊字景伯，与弟同负博雅名”，[10]吴氏兄弟均热衷书画收藏，他们一同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以“余清斋”为号的古玩店，[7]158流转巨资经营书画，扮演一类中间交易商的角色。如今，在《余清斋帖》所集录的部分晋唐法帖之后，亦见钤有“吴国逊印”“吴逊之印”。

《余清斋帖》刻于1596—1614 年，此帖延请董其昌、陈继儒（1558—1639）评鉴遴选，杨明时铁笔勒摹上石，并以斋室命名，董其昌亲自为其题额。当时此帖颇受好评，对于徽商多有讥讽之态的沈德符（1578—1642）亦称“近日新安大贾吴江村名廷者，刻《余清堂帖》，人极称之”。[11]658不过，董、陈二人为何愿意协助身为一介商贾的吴廷，去完成这一集帖任务呢？

二、吴廷与董其昌之间的书画交游

明代中后期的私人刻帖事业发展繁荣，伴随着吴门书派、云间书派的崛起，文人书家刻帖的需求量陡然增加，对于明代私人刻帖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时徽州所属的南直隶和浙江布政司，刻帖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12]充当了明代后期帖学发展的重要“引擎”。吴廷延请董、陈二人为其遴选编修《余清斋帖》，在争取他们赏鉴品味的同时，也自然会形成一种“名人效应”，便于刻帖的市场售卖。正如此帖中显露的晋唐意趣，延续了董其昌《戏鸿堂帖》（完成于万历31 年）中的崇古之趣，符合晚明嘉万时期“重古蔑今”[13]398“玩好之物，以古为贵”[11]653“所藏必有晋唐宋元名迹，乃称博古”[14]的审美风尚。

吴廷的特意延请之举，无疑是双方利益的一次置换。董其昌身为晚明新一代江南文人领袖，已然在书画领域颇具影响力。吴廷敬邀具眼为其把关，增加了刻帖的含金量，继而提升了市场流通性。董其昌曾试图借助仿古手段，在自身话语建构的正统脉系中，成为画坛规则的重新制定者。[15]晚明文人习帖之风渐起，掌握刻帖系统，则成了一条在书坛树立自身权威的有效途径。董氏所刻《戏鸿堂帖》在当时市场中无疑是成功的，正如沈德符所言：“董玄宰刻《戏鸿堂帖》，今日盛行。”[11]658依凭经验，董氏完全可以帮助吴廷复刻这一盛况。不过，《戏鸿堂帖》由于质量不佳，亦被沈德符、王肯堂（1552—1613）、王澍（1668—1739）等人不留情面地予以批评：“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迹对校，不啻河漠。”[11]658“双钩亦甚草草，石工又庸劣。”[16]“惜刻手粗恶，字字失真，为古今刻帖中第一恶札。”[17]董其昌应当有所听闻时人评语，或许其趁机观摩名帖之余，更是为了弥补旧时自身刻帖的一份遗憾。而身为董氏好友的陈继儒，更是一位古帖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其在《岩栖幽事》中专门论及“古帖五益说”，①“古帖五益说” 内容为：“衰访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别六书宗派，二益也；多识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贤风流韵态如在笔端，且可以搜其遗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钩榻，日与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参阅（明）陈继儒著《岩栖幽事》，明万历绣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籍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为广大文士收藏品鉴古帖提供了正当的、甚至稍显天花乱坠的理由，进一步助推了晚明市场的刻帖制作。不知是否受到陈氏言论的影响，吴廷在题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之时，不仅表达了自身对于此帖的喜爱，甚至还表示“偶病闲，细阅数次，神采焕发”，[18]10可见其对于陈氏观点的认同与附会。

《余清斋帖》的集编工作，亦可理解为吴廷通过书画收藏这一途径，投其所好、攀附董、陈二人的一种手段。董其昌曾到徽州地区进行交游活动，其在《容台集》中多次提及“吴太学”，可知两人知交甚密。《歙事闲谈》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吴廷）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19]627董氏以公事为表，积极在外寻求观摩书画的机会，[20]293不过他之所以特意到徽州进行交游，不仅仅是因为徽州地区有着众多像吴廷一样的商贾藏家，满足了董其昌对于书画名迹的观摩需求，更是隐藏着仕宦层面的重要考量。如果结合董其昌的仕途生平来考虑，主因便显而易见。董其昌于明万历17 年（1589）中进士，正是由于当时主考官文穆公许国（1527—1596）的提携，才得以开启自己的仕途生涯，而许国恰恰正好是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渐江资料集》载：“玄宰为许文穆国主试所得士。万历中，文穆以少傅谢政归。玄宰偕陈仲醇继儒屡游新安，师友周旋，互相观摩，四方向风。”[21]作为董其昌恩师的许国，无疑成了其欣然前往徽州的关键人物因素。而董、陈二人前往徽州时，经常住在吴廷斋室，“董玄宰、陈眉公先后至歙，俱主西溪南吴用卿余清斋”。[19]414

吴廷与董其昌何时开始交游？据汪世清先生考证，万历庚寅（1590）春，吴廷和董其昌相交于北京，时两人年均逾壮，相交或始于此，[7]159傅申先生亦赞同此说。[22]直到天启丙寅（1627），两人年逾古稀之际，依旧存有交往，书画交往时间达三十余年之久。[7]160学者程渤指出两人相交最早的一条文献证据，[23]50见于青浮山人《董华亭书画录》于《潇湘白云图卷》条所载吴廷一跋：“余庚寅之春入都门，得与董玄宰太史周旋往还。”[24]诚然，董其昌《容台别集》中记载的另一条跋文，亦可证明此时间节点：“赵千里设色《桃源图》,昔在庚寅,见之都下。后为新都吴太学所购。余无十五城之偿,惟有心艳。”[4]698除赵伯驹《桃源图》与《余清斋帖》之外，结合学者左昕阳的研究，[25]梳理出以下作品也曾历经吴廷收藏，并得到董其昌题跋品鉴，为如今研究两人交游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兹录如下（表1）：

表1 董其昌对于吴廷所藏书画的部分题跋

从《董其昌临十七帖卷》中董氏自跋可知，吴廷曾大方地送给董其昌《馆本十七帖》，以供其临写。万历己酉（1609）中秋，董其昌在自己临摹的《兰亭序》题跋中声称天历本兰亭序“得之吴太学，每以胜日展玩，辄为心开”，其认为此本为褚遂良所临，“笔法飞舞，神采奕奕，可想见右军真本风流”。[4]615庚戌（1610）九月初七，在董其昌没有新帖可临之时，“今日捡旧时书，忽友人吴太学出以相质”，[31]77吴廷又会出手相助，董氏所临《米元章评纸帖》《右军官奴帖》皆是源自吴廷所藏。[7]160许多书画藏家一般都有专属“书画船”，吴廷也不例外。甲辰（1604）五月，董其昌与吴廷一同泛舟于西湖，并从吴廷那里获得了自己钟爱的米芾《蜀素帖》。此外，吴廷还会特意制造与董其昌相遇的机会，如两人经常会在苏杭江南一带会面，在相见寒暄之余，出示书画名迹，供董其昌进行赏鉴题跋，甚至会直接携《兰亭序》《王蒙具区林屋图》等书画至董其昌画禅室，同一众文士观摩。

学者程渤注意到从董其昌对于吴廷从“徽人吴江村”到“友人吴太学”的称谓变化，可体察出两人交游关系由生疏至熟稔的微妙变化。[23]51-52在《余清斋帖》集刻完成之际，吴廷在书画圈中的权威人脉已然不止松江一条，他有时也会前往嘉兴拜访闲居在家的李日华（1565—1635）为其赏鉴书画，如《味水轩日记》所载万历四十二年七月初三“为新安吴太学尔，瞻图便面仿梅沙弥”。[13]431或许，吴廷尝试借助书画收藏这一途径去牢牢把握书画权威的人脉关系，试图跻身于当时的士绅名流圈，同时也希望为自己的书画收藏之业赢得风雅之名。

三、吴廷与刘承禧之间的书画交游

麻城刘氏父子——刘守有（约1540—1604）、刘承禧（约1560—1622），是晚明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收藏家。刘守有，字思云，曾任左都督、太子太傅、锦衣卫都指挥使。刘承禧，字延伯，明神宗万历8 年（1580）庚辰科会魁，即武状元。①刘守有生子二，承禧、承祐。参阅《麻城刘氏宗谱》（卷15），民国33 年刻本。明万历朝对于武举十分重视，《黄州府志》称刘承禧官至锦衣卫指挥。参阅王鸿鹏等编《中国历代武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2 年版第213 页。麻城晚明时期隶属黄州府。刘氏家族自元末跟随高祖起兵而“官同知，赐田麻城，因家焉”，[34]714家世宗族由此显赫，跻身于麻城四大名门望族之列。刘氏祖上世代为官，族中人才辈出，至刘守有、刘承禧父子一辈之时，家财累积颇丰，在麻城建有奢华别墅。[34]90尽管刘氏父子不是传统的文人身份，刘氏家族却在麻城地区声望很高，不仅与徐阶（1503—1583）、梅国桢（1542—1605）等名臣联姻，还凭借着自身对于同党友人的忠义，赢得了众多时人赞誉。刘守有在担任锦衣卫都指挥使期间，与官僚收藏家文肇祉（1519—1587）、王世贞（1526—1590）、王世懋（1536—1588）和董其昌；书画鉴赏家詹景凤、莫是龙（1537—1586）、陈继儒和李日华；思想哲学家李贽（1527—1602）、袁宏道（1568—1610）和胡应麟（1551—1602），以及戏曲剧作家屠隆（1542—1605）、汤显祖（1550—1617）和冯梦龙（1574—1645）等一众交好，[35]32这为其书画收藏活动构建起了良好的人际网络。

自从明代嘉靖年间“贵极人臣，富甲天下”的权臣严嵩家世败落之后，其家资书画珍玩全部被朝廷籍没。由于明代宫廷不重视收藏历代法书名画，[36]故严氏所藏书画大部分都被充当岁禄分发给了大臣，大量书画被赏赐给了朱希忠（1516—1573）、朱希孝（卒年约1574 年）以及韩世能（1528—1598）。而朱希孝曾经赠画给刘守有，如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中提到“画册二部”条下“团扇便面二则”时，说此作“原为朱都督箑庵家物，朱病笃以贻刘子大”。[37]刘守有从朱氏府邸攫取了不少古画，其中不乏张僧繇、王维、李公麟等名家之作。另外，刘守有在冯保（1520—1583）、张居正（1525—1582）等被抄家之时，亦具有私藏书画的重大嫌疑。其凭借在京为重官的便利，贪污获取了不少珍贵的内府书画作品，许多书画都是在明万历年间，暗自流入刘氏府邸。

比如，曾经一度“代王行政”①“代王行政” 一词，是张居正在《被言乞休疏》中对于自己工作的评语。在《归政乞休疏》等奏疏以及与友人通信中，张居正多次提及“归政” 一词。参阅（明）张居正著《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501、563 页。的张居正，早已引起万历皇帝的不满。在张居正逝世之后，刑部左侍郎丘橓（1516—1585）立刻奉旨查抄了这位权臣的家产。由于刘守有与张居正同为楚人，受惠于张氏的官职提拔，“刘（守有）故大司马谥庄襄（天和）之孙，为江陵（张居正）爪牙，故特擢之”[11]536“时掌锦衣麻城刘守有，故江陵所卵翼，驯至贵显”。[11]464所以，刘守有尽管冒着欺君之罪，也要秘密地协助张氏子嗣转移家产，并从中获利私藏了一大批书画珍宝，这无疑是其书画收藏的重要来源。[35]24-45

在“明官俸最薄”[38]的情况下，家族世袭武职的刘守有也开始热衷于书画古物的收藏，以充实家产。刘氏收藏主要以晋唐墨迹和唐宋绘画为主，形成了与吴门之风对比鲜明的不同收藏序列。比如，学者徐凯凯注意到詹景凤曾在湖北麻城有过宦游经历，在《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刘守有曾经收藏过的一些书画：张僧繇《观碑图》、孙过庭《孝经二章》、王维《山水》、韩幹《圉人戏马图》、周昉《仕女》、韩滉《田家移居图》、苏汉臣《戏婴》、宋徽宗《雉鸡图》、赵伯驹《石勒问道图》、赵孟頫《六体千文》《临董北苑小景山水》《临董源团扇小溪山》等。另外，在《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钤有“刘守有印”的一些书画作品，亦可被视为刘氏书画藏品。[39]

当刘守有去世之后，家族的书画藏品被其子刘承禧继承。刘承禧延续了其父对于书画收藏的爱好，并进一步扩充府邸收藏，广泛搜收书画珍玩，收藏了不少王羲之、王维等晋唐名家之作。刘承禧去世时留下遗书：“吾儿不学，不足嗣吾志，敬以诸珍答谢知音。”[40]遂将部分家藏珍品赠予好友吴廷。长时间身居麻城的刘承禧，与经常活跃于徽州、北京等地的吴廷有着跨越地域的密切联系，如今透过《快雪时晴帖》后吴廷所书的一段长跋（图2），可以抽丝剥离出这层鲜为人知的交游关系：吴廷曾与刘承禧“知交有年，博古往来甚多”，《快雪时晴帖》原为吴廷所藏，在一次吴廷与刘承禧结伴前往松江之时，此件法帖被刘承禧借至麻城展玩。在听闻刘氏去世之后，吴廷前去吊唁，缅怀之余，问其亲人此帖之下落。所幸好友刘承禧在临终之前，将珍贵所藏之物列出清单，请麻城令君用印封存，托付汝南王思延②刘承禧所托付的汝南王思延，亦属董其昌交游圈之内成员，董氏曾专作《送王思延归赴嵩山》一诗，表述自身“崇洛梦”。参阅（明）董其昌著《容台集》，邵海清校点，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年版第27 页。将军代为转交，最终又将此帖归还给了吴廷。吴廷被刘承禧的信用所感动，感慨“临终清白，历历不负，可谓千古奇事”。

图2 《快雪时晴帖》吴廷跋

刘承禧生前十分珍重此帖，留有跋语称赞：“天下法书第一，吾家法书第一。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此外，《快雪时晴帖》后还留有明代王稺登、文震亨的题跋,他们都在题跋中提及吴廷与《快雪时晴帖》的关系。王稺登言：“此帖卖画者卢生携来吴中，余倾橐购得之，欲为幼儿营负郭，新都吴用卿以三百锾售去，今复为延伯所有。”（图3）文震亨言：“徵君游道山后，余从用卿所复时得展玩。”（图4）根据王稺登、文震亨以及吴廷的三则题跋，不仅可以发现吴廷的书画交游范围甚广，在江南文人圈颇有名气，而且还可以得知《快雪时晴帖》曾两次经过吴廷之手。学者万木春在通过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考察晚明嘉兴地区书画流通状况时，曾指出“嘉兴地区的书画流通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41]而吴廷至少两次收藏过《快雪时晴帖》，同样可证明此种书画循环往复的收藏现象在晚明十分常见，这与当时的社会阶层关系、家族变动、鉴藏意识、市场偏好等众多因素息息相关。

图3 《快雪时晴帖》王稺登跋

图4 《快雪时晴帖》文震亨跋

吴廷于万历年间至少两次偕刘承禧至松江。[42]而董其昌与麻城刘氏有着姻亲关系，[43]两人亦有密交，董其昌曾从刘承禧处得观不少书画，如其题《宋元名家画册》：“赵大年对幅，得之刘金吾禧。”[18]1207而在题倪瓒《设色雨后空林图》时表示平生所见云林设色山水仅两幅，其中一件便被“太常之婿刘金吾得之”。[26]209清初杜浚（1611—1687）在《赠汪有风序》一文中明确记载刘承禧曾延请董其昌至麻城家中，观摩书画古器各类藏品。①参阅（清）杜浚著《变雅堂文集》（文集卷5），清光緒20 年黃冈沈氏刻本.相关内容兹录如下：“长孺同里又有刘延伯（刘承禧）先生，收藏书画古玩几与人主埒。世所传右军、右丞真迹，皆其秘阁中物。董宗伯尝至其家，请留一月，然后得窥其半，故宗伯题跋中每称西陵刘延伯云……至于他古器服玩，言之令人咋舌，摇手不肯信。”可见，三人之间互有往来，彼此熟稔。

值得注意的是，吴廷、董其昌、刘承禧三个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会欣赏同一书画。如马和之《陈风》（大英博物馆藏）卷中不仅留有“吴廷之印”“用卿”“吴廷书画之印”，而且在每一开的文图接纸处均钤“刘承禧印”，[44]后纸有董其昌作于万历壬寅（1602）除夕前一夕的跋语。《陈风》为严嵩旧藏，在严氏被抄家之后，又于隆庆年间作为官方俸禄赏赐给韩世能（画卷中有韩世能、韩逢禧父子诸印），后于万历年间流入刘守有手中，[35]31传至其子刘承禧。或许，正是董其昌至麻城刘承禧家中才得观此卷，而在刘承禧去世之后，此卷交由吴廷代为保管，三人的缘分也在《陈风》卷中被长久地保留了下来。

四、区域竞争：晚明书画收藏活动中的地域联结与身份互动

吴廷是一个精于书画经营的商人，董其昌是一个善于书画赏鉴的文官，刘承禧则是一个好于书画收藏的武将，原本没有交集关系的三类阶层身份的人士，竟然通过书画这一媒介建构起了不俗的人情交际关系。三者之间互有往来，知交多年，形成了一种跨越地域的“三角交游”关系。对于此种交游关系的发现，或许可以修正晚明地域收藏文化的惯性认知，书画收藏不仅在苏州、松江等地兴盛繁荣，亦通过书画商、鉴藏家的交游脉络，深入到长江流域腹地，已然在徽州、麻城等地衍生出多元化的书画格局。

晚明的地域争胜意识十分显著，士绅们会通过打造地方景观的方式，形塑文化记忆，凝聚乡梓情怀，各种“八景”的塑造便是提升地方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学者石守谦曾谈及书画圈层中“区域的竞争”问题，[20]19-24中国古代文人阶层造就了一种“主流文化”的印象，此类现象在晚明尤为明显。事实上，在地域联结和身份互动之外，晚明书画收藏领域也存在激烈的区域竞争关系。松江、苏州、嘉兴、徽州等知名的书画鉴藏家们，都各自以文化繁荣的家乡为阵地，群雄逐鹿，竞相风雅，吸引了不少跟风赏鉴的追慕收藏者。如果延续石守谦对于区域竞争“都会型”与“非都会型”的两种划分，松江、北京、苏州、嘉兴、徽州这些地区自然属于“都会型”，而像偏于内陆地区的麻城则属于“非都会型”，即使没有名流巨擘的地缘性引领，武将出身而痴心书画的刘氏父子依旧交游于各大地域书画收藏文化圈层之中。书画权威通过自身的话语权力造就了经典的书画史内容，可是绝不能忽视边缘性知识。明代时期文化层面的区域竞争，远不止从杜琼、沈周、文徵明到董其昌的一个“江南”范围，反而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江南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张发展的过程，偏于精英的文人绘画是如此，雅俗共赏的书画收藏亦是如此。即使这与当时文人画争取“正统”发展的道路方向有所矛盾，但正是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竞争关系，避免了书画发展“一元性”的桎梏。

自文徵明之后，吴门书画鉴藏的权威性受到了来自松江、北京、嘉兴、徽州等地区新兴鉴赏家的挑战。[45-46]虽然晚明时期的吴门依旧是书画流通的重要阵地，也涌现出像文彭、文嘉以及王世贞、王世懋这样的新一代鉴赏家，可是他们的话语影响力早已被其他地域的新兴权威所削弱。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吴门周边地区文化发展的跟进，涌现出了许多徽州籍的新一代书画鉴藏家，如詹景凤、汪砢玉等人。除“赏鉴家”之外，也形成了众多官员和商贾参与的书画收藏群体，比如汪道昆、汪道会等人。伴随着市场利益因素的持续渗入，鉴藏群体的身份亦趋于多元化，尤其是以吴廷为代表的徽商群体，他们在关注藏品本身艺术风格与内容意涵之外，逐渐把目光偏移到藏品的经济价值方面。[47]

不过，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使用“好事者”这样的称谓来形容徽商群体，他们既携带家族世代经商的传统，又热忱专注于书画收藏买卖，依托于强大的社交能力，甚至在时风中扮演着重要“操纵者”的角色，如王世贞（1526—1590）就曾认为晚明一度流行的“变宋化元”②关于“变宋化元” 的讨论，参阅郁文韬著《变宋化元——明代中后期绘画鉴藏取向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7 年。之风，以及元代倪瓒绘画的价格在市场中暴涨的原因就在于徽商：“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48]

时风易转，世事难料。在16 世纪末至17 世纪初，倪瓒“平淡天真”的画风迅速流行，并在当时许多书画赏鉴家眼中成了一种典型的“逸品”指征。甚至，明末清初的士人以能否收藏有倪瓒、弘仁这样平淡风格的绘画，成了评价一个人雅俗与否的客观标准：“（弘仁）善仿云林，遂臻极境，江南人以有无定雅俗，如昔人之重云林。”[49]江南各地的文化名流竞相购买倪瓒之画，吴其贞便记录了自己曾经在扬州张黄美家，观摩过两件倪瓒的绘画——《江亭山色图》与《空斋风雨图》。[8]115康熙14 年（1675）7 月28 日，吴其贞在扬州张黄美家一共观赏了10 件宋元绘画，其中他对于倪瓒的两件绘画描述文字最多，这也能够间接反映出当时倪瓒绘画的确风靡一时、颇受重视。而倪瓒画价暴涨由“徽人导之”，想必倪瓒画风之流行，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徽商群体“炒作”而成，文人画的崛起也借此“红利”，可谓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以吴廷为代表的徽商群体，成了精英文人理念的践行者与宣导者。或许，董其昌在与王世贞、陈继儒、韩世能（1528—1598）、王鉴（1598—1677）、王时敏（1592—1680）等不少文化界与政界知名人士交善的前提之下，[50]愿意去贴近吴廷这样的徽商人士，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宣扬自身的文人书画观念，为自身权威立于书画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宣传契机。士商阶层观念的趋同融合，这何尝不是一种隐藏的身份互动？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在明清士大夫的作品中，商人的意识形态已浮现出来了，商人自己的话被大量地引用在这些文字之中……更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士商相杂’，有些士大夫（特别如汪道昆）根本已改变商人的观点来看世界了。”[51]而精英文人的身份，不仅吸引着商贾，亦吸引着世袭武将的刘氏父子。他们均希望通过书画这一媒介，努力地向文人精英阶层的审美风尚靠拢，企图实现一种新兴文人阶层的身份跨越。或许，透过徽商这一研究切口，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好地审视晚明诡谲变幻的书画格局与阶层变化。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