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能”（Affordance）概念的演化
——诺曼设计心理学理论中的Affordance词用考析①

占 炜 宋 武（华侨大学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唐纳德·诺曼（Donald A. Norman，1935—）在首部设计心理学（1988）著作中就开始使用的“示能”（Affordance）一词原为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 Gibson，1904—1979）用以建构视知觉生态进路理论而创造的。这个概念自诺曼引入后，在设计界开始流行。然而，作为一名在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长期从事实验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学者，诺曼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与吉布森主张的具有现象学色彩的生态心理学观念相差甚远，因此，诺曼一直不能接受吉布森理论中的“直接知觉”“信息拾取”（information pickup）等观念，其对Affordance 概念的解读与吉布森的原意也大相径庭。

西方学者曾对诺曼与吉布森二者的Affordance 概念差异做过一些讨论，但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该词的名称指代上，如玛格内尔（Joanna McGrenere）认为，诺曼的Affordance 指代着产品的“有用性”（Usefulness），而吉布森的Affordance 指代着产品的“可用性”（Usability）。[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诺曼在设计心理学中引入的Affordance 概念为设计解决了诸多语汇问题，[2]很多学者在引注Affordance 概念时会将诺曼的概念和吉布森的概念并置阐述，但较少对二者的概念内涵进行学理考析，而因诺曼的设计心理学（系列）著作传播面广、影响力大，且其具有实用性的概念主张更为接近现有的、普遍的设计研究范式，使得大部分学者沿用诺曼的Affordance 概念进行设计阐释和展开研究，而忽视吉布森Affordance 的概念原意和生态心理学的理论思想。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在梳理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的原初内涵和理论特征的基础上，考证诺曼设计心理学理论中对Affordance一词的引入、阐释和澄清等使用情况，分析二者的本质差异与理论分歧，并对诺曼设计心理学理论中Affordance 词用所体现出的实用主义思想以及一些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一、“Affordance”的词源与理论特征

吉布森认为，有机体赖以生存的环境自身就是一种资源，行动者与其周围环境中的目标进行交互时可以“直接拾取”到事物的意义，甚至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拾取，这种直接知觉理论有别于“以心理表征‘信息处理’为核心概念建立起来的间接知觉理论”。[3]为了解释有机体知觉和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吉布森创造了一个新名词——Affordance，②吉布森首次提出Affordance 概念是在1966 年，参见：James J.Gibson,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Houghton Mifflin,1966,p.285；1977 年，在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一文中，吉布森对Affordance 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参见：James J.Gibson,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in Perceiving,acting,and knowing:Toward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R.E.Shaw,J.Bransford,ed.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77,pp.67-82。此外，该文还被编排在吉布森1979 年出版的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一书中（第八章）。1977—1979 年的概念阐释与1966 年的有较大差别，前者要更为系统和详尽，代表了吉布森理论成熟时期的核心思想，因此，本文在考察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时主要参考其1977—1979 年的表述内容。[4-5]其表述是：

（G1）一个具体环境的Affordance，就是它所给予（offer）动物的东西，是它所提供（provide）和供养（furnish）的东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是某种既能指环境又能指动物的东西，它意味着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6]119

值得注意的是，吉布森这里连续使用“Offer”“Provide” 和 “Furnish”这三个具有“提供”含义的词来解释Affordance，根据词源的差别可以看出，吉布森所说的Affordance 概念应包括环境的主动提供（Offer）和非主动提供（Provide）的互动性以及环境给予动物的价值和意义（Furnish）等内涵。吉布森在关于有机体和环境关系问题时还指出，当我们看物体时，我们所感知到的并不是其物理属性，而是他们的Affordances，这就意味着有机体可以直接感知到环境中事物的“价值”和“意义”。[6]119结合诺曼对Affordance 词用所涉及的内容和议题，这里指出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和理论的三点特征。

其一，正如赫夫特（Harry Heft）所说：“Affordance 概念及理论本身是包含必要的主体性、意图等内容的。”[7]因此，不能简单地将Affordance 视为环境或事物的属性，当然，也不能因为Affordance 与主体的身体尺度等特征相关而认为其存在的意义是主观的。吉布森说：“Affordance 涉及有机体和环境两方面，这意味着意识和物质是不能独立考虑的，感知世界就是感知自己，这与任何形式的二元论都不同。”[6]132-133Affordance 是因有机体和环境二者的关系而存在的生态事实，而这种超越二元论的事物最终会表现在“环境与人的统一和整体性上”，[8]因此，我们应该将Affordance 视为（“人—机”系统的）一种关系属性。

其二，总体上说，Affordance 及其直接知觉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有机体）如何按照生物本身的能力来描述和直接感知到外部世界”。[9]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吉布森Affordance 理论的主体指涉并不局限在人类，而是包含整个动物界，而对于要涵括整个动物界的“知觉—行动”理论，更为基本的“生物能力”就不包括语言。因此，在吉布森的理论中，由Affordance 导致的可能行为更多是“前语言”的，或者说是“前反思层面上基于省体运动非计算的知觉活动”。[10]梅洛- 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认为：“世界总是在反思之前就作为一种不可让渡的在场‘已经在此’，”[11]1不仅如此，主体的这种非反思的生活还为反思行为提供了基础，因此，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主体）最初的、持久的和最终的处境”。[11]11

其三，学界普遍认为，吉布森生态知觉的理论接近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吉布森生态心理学理论的提出直接受益于现象学的成果。[12]众所周知，现象学的发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影响西方几个世纪的机械世界观与二元论（笛卡尔—牛顿）思想，因此，如上所述，Affordance 概念具有明显的“反机械主义和二元思想的特征”。[13]244具体来说，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将身体引入到主体领域，强调身体的“一种意向性和一种含义能力”，[11]244这种“身体—主体”概念暗示了在反思性的意识活动之前，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前反思”的身体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和环境事物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可能行动具有瞬时性与互动性特征”。[14]正因如此，吉布森的Affordance 理论暗含着突出“个体性”价值的生命哲学思想，关于这点，吉布森提到，Affordance 是“相关于某一特殊动物和该动物身体的一种环境布局（layout）”，该动物所感知的是“这个布局的Affordance，也就是意义”。[6]150

二、诺曼引入Affordance概念的内容及其内涵的差异

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具有联结有机体和环境事物关系这层属性，这一点与诺曼力图建构“人与产品关系”的设计理论多有契合，诺曼便借用Affordance 一词用以阐释和建构自身的设计理论。在1988年出版的《设计心理学》著作中，诺曼主张建构一门所谓的物质心理学（psychology of materials）理论用来解释“物品决定人对该物品的反应”的现象，并认为Affordance 概念可以用来代表物质心理学属性，进而将该概念引入到设计心理学理论中，他说道：

（N1）物质心理学……是一门研究物品Affordance①Affordance 在国内有20 余种译法，其中，在设计界就有10 多种不同的翻译，参见：罗玲玲：《技术与可供性》，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2-3，353-354 页；孙凝翔、韩松：《“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国际新闻界》2020 年第42 卷第9 期，第122-141 页。为避免不同中译名带来的混乱，本文在中文文献的引用中将Affordance 的中译名统一还原为“Affordance” 引用。[15]2-3,353-354[16]的学问，它的重点在于了解一件物品实际上能用来作何用途，或被认为能有什么用途……Affordance 研究人如何观察世界……是内心对于外界事物诠释后的结果。它是根据我们对外界事物过去所得的知识和经验作用到我们对该事物的感觉。我的看法与吉布森派的学者稍有冲突。不过这些心理学界内部的辩论对于我们在这里（设计理论）谈的没有多大重要。[17]

可以看出，诺曼引入Affordance 概念的初衷是想在“使用”（功能）的维度中规范人与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设计师的创造工作和研究分析寻找合适的专业术语。但是，正如诺曼自己所说，他所引入的Affordance 与吉布森的概念存在“冲突”，虽然诺曼并未对此进行解释，但我们可以结合二者的概念表述对此“冲突”稍作分析：

（1）N1 中认为Affordance 是“内心对于外界事物诠释后的结果”，这里对“行为结果”的强调实则是在追求一种“确定性”，①这里说诺曼在设计研究中追求“确定性”，并非指用“理性” 的思维获得确定的（唯一的）设计结果，而是指在设计研究中要有一个确定的逻辑开端，或者说，在设计研究中以这种“确定性” 为目标。这与吉布森关注人与物之间瞬时交互所带来的可能行为不同，或者说，诺曼所关注的是感知到的Affordance（正如诺曼后来澄清概念时所强调的那样，见N2），而吉布森的Affordance首先是比感知到的Affordance 更为本原的可能行为。例如，对吉布森而言，人与门把手的“互动”可以产生推、拉、挂物，甚至是（攀爬时）蹬踏等“无限”多的可能行为，而对于诺曼来说，他希望所设计的门把手是用来“推”开门的（“推”也是诺曼所谓的Affordance——“结果”），并在“推”这一确定的行为之下，展开把手的造型、色彩、结构等具体设计。因此，可以说，诺曼“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论体系中形成了以感知的Affordance 为“本原—目的”的封闭结构。

（2）N1 中强调“过去所得的知识和经验”在感知事物中的作用，这与吉布森的Affordance 内涵存在明显的“冲突”。如上所述，吉布森的Affordance 更多是“前语言的”，是有机体与环境信息直接共鸣而产生的，这种“直观的”行动并不需要依靠过往的知识和经验。吉布森说：“信息拾取理论不需要记忆，过去的经验通过记忆的方式对现在的经验产生影响，这一传统知觉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不需要的。”[6]243需要特别指出，诺曼在Affordance 概念中强调过往经验的作用实质上是源于他“间接知觉”的理论主张，事实上，也正因为诺曼与吉布森在知觉的发生机制这一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导致吉布森意义上的Affordance 概念很难融入到诺曼的设计理论中。

三、诺曼对Affordance概念的反思以及理论的符号学转向

诺曼在引入Affordance 概念时并未遵照吉布森的原意，这也直接造成设计界对该概念使用的混乱，面对批评，诺曼对其设计理论中的Affordance 概念进行了补充说明和重新界定。然而，诺曼澄清概念的思路是将“感知的Affordances”区别于“真实的Affordances”（吉布森意义上的Affordance），而强调“感知的Affordances”，据此，诺曼对Affordance 概念的使用已经明显偏离了吉布森理论的初衷。诺曼和吉布森二者在“知觉—行动”理论上的分野更为彻底的表现是，诺曼最终将Affordance 概念符号化并引入意符（Signifiers）一词来“描述设计师正在做什么”。[18]14

1.诺曼对Affordance概念的反思和澄清

首版设计心理学著作出版大约十年后，诺曼表示令他感到困扰的是自他引入Affordance 后，这个概念便在设计界（特别是图形设计和工业设计领域）开始流行，并造成众多学者对该概念使用的混乱。诺曼承认这是他自己的疏漏，他所提出的Affordance 概念与吉布森生态心理学中的概念完全不一样，[19]该概念在设计界“逐渐以与原来无关的方式使用着”。[18]13因此，诺曼对其Affordance 的概念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

（N2）在产品设计中……有真实的Affordances（Real affordances）和感知的Affordances（Perceived affordances）两种，而这两者并非是一致的……我真正要说的是感知的Affordances……在《设计心理学》（后续改版）中，我将做全面的调整，用“感知的Affordances”来代替（之前的）“Affordance”一词。[19]

在笔者看来，诺曼在N2 中强调“感知的Affordances”与N1 中强调“观察世界的结果”的思路是一致的，仍可看作是对“确定性”的追求，这也与其“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主张是契合的——以用户（的感知）为着眼点分析其与产品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诺曼将关注点明确为“感知的Affordances”后，该概念与吉布森的原初概念还有何种关联？以下加以分析。

如前所述，在生态知觉观念下，有机体以“直接的方式”所感知到的Affordance 是瞬时的和不确定的，或者说，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暗含着“无限性”的特征。诺曼重新阐释Affordance 概念的思路表面看是将Affordance 内部进行划分（图1），剔除其中不能确定的那部分（X），而只强调其中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研究转化为确定性内容的“感知的Affordances”，也因如此，诺曼认为其之前忽略的那部分Affordances（即不确定的那部分Affordances，图1 中的X）是没多大意义的。[19]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诺曼所强调的“感知的Affordances”是“真实的Affordances”的一部分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在直接知觉理论观念下的“无限性”中，其“各个部分”是没有层次关系的——被分隔出来的部分都不是在这个全体之下，而是都在这个全体之中——即，我们不能将椅子的“坐”看成是众多行为中的“之一”，而只能将其视为一种（无限中的）可能，真实的Affordances 和感知的Affordances 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是主体处于不同“状态”（“前自我”与“自我”）下与环境物品互动的行为（可能性）。因此，具有瞬时性、不确定性并具有无限特征的Affordance 是不能如诺曼这样分解的，正如吉布森所说：“不能像在物理学中所测量的那样测量出一个Affordance。”[6]120

图1 诺曼对Affordance概念反思与澄清的思路

在诺曼的设计心理学理论中，Affordance 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演变——从“瞬时交互”到“感知结果”、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从“无限”到“有限”。将“有机体—环境”系统中具有瞬时性、无限性特征的可能行为划归为被感知到的具体行为，这种做法也预示了诺曼已经放弃将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用于解释自身的设计理论，马丁·奥利弗（Martin Oliver）对诺曼的这次概念澄清有十分贴切的评价，他认为：“我们所能获得的都是‘感知的Affordances’，因此，诺曼的这次概念澄清实际上是在暗示‘真实的Affordances’是不可知的，这使得Affordance 概念（吉布森意义上的）在设计分析中显得多余。”[20]

2.诺曼Affordance概念的符号学转向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系的玛格内尔教授等曾指出，诺曼引入的Affordance 概念造成使用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诺曼未能将Affordance 与提示Affordance 的信息区分开。[1]此外，按照诺曼的自述，经过争论和探讨，诺曼接受了里约热内卢信息学院苏萨教授的建议，赞同以符号学理论来分析Affordance。[21]51-53或许是受到这些批评和建议的影响，诺曼开始在其设计理论中引入“意符”（Signifiers）概念用来指代“提示Affordance 的信息”，至此，诺曼的关注点从Affordance 本体概念转向了提示Affordance 的信息（即实现Affordance 感知性的介质），也可以说，诺曼理解Affordance 的视角发生了符号学的转向。在改版的设计心理学（2002）中，诺曼写道：

（N3）（本书）增加了非常重要的内容‘意符’（Signifiers）……Affordance 定义了可能发生的行为，而意符提示人们发现这些的可能性……对于设计者来说，意符远比Affordance 重要得多。[18]序X诺曼在该书中对Affordance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内容为：

（N4）①Affordance 是任何环境之间可能的互动；②Signifiers 则是一种提示……或者说是Affordance 的提示功能，因此，Signifiers 必须是可感知的，否则它们不起作用；③早期其所认为的Affordance 实际上为感知的Affordances，经常表现为Signifiers。[18]11-12

N4 的观点很明确：Affordance 是通过意符感知到的。至此，诺曼将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兜底置换，而被改造后的Affordance 概念和置换了的基础理论恰好能符合诺曼设计心理学的研究理路。诺曼Affordance 词用观与其设计研究方法理路的一致性将在下文中阐述，这里先将“通过意符感知到Affordance”这一概念解释与吉布森理论观念的差异做进一步分析，这样，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诺曼要将Affordance 概念转向符号学理论。先看吉布森的这段表述：

（G2）Affordance 不会随着观察者需要的改变而改变。观察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感知或注意到Affordance……Affordance 并不是通过观察者的需要和他对物体的感知来赋予的。[6]130

对照G2，若按照诺曼N4 的理解，有机体需要通过意符才能感知到“他与环境直观互动中本身就存在的Affordance”——这就会陷入解释上的悖论，显然，符号学理论与吉布森生态知觉理论下的Affordance 概念内涵是迥异的。然而，从诺曼引入、澄清和重新界定Affordance 概念（N1、N2），到最终将该概念符号化（N3、N4）的整个词用过程却可以看出其中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张，即：强调“感知的结果”以及“个人的过往知识和经验在与环境物品交互过程中的作用”（后者也是符号意义发生的基础）。

综上，诺曼设计心理学中对“确定性”的追求使其必然要强调感知的结果，而其所秉持的间接知觉理论则需要拉开观察者和环境事物的距离——将环境事物视为观察者的“主题”和“对象”，因此，诺曼倾向于①之所以说“倾向于” 是因为在诺曼关于Affordance 概念的论述中，大多表述为“某物的” Affordance，但也有少数表述为“某人的” Affordance 的情况，例如，在《未来设计》一书中，诺曼说道：“（沟通）是通过缰绳的Affordance 作用来实现的，在设计一个系统时……要善于利用操作者的Affordance”〔美〕唐纳德·诺曼：《未来设计》，小柯译，中信出版社2015 年版，第54-55 页。[21]54-55将Affordance 视为物品的某种特征属性（图2 左），而非关系属性（图2 右），而且，在这种理论范式下需要进一步说明“人是如何获得该Affordance”的，如此，诺曼Affordance 理论中就需要增加“呈现Affordance 信息”这一内容和环节——诺曼的Affordance 理论则自然发生了符号学转向。

图2 间接知觉理论（左）与生态知觉理论（右）观念下Affordance概念的差异

四、设计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理路与诺曼Affordance词用的实用主义思想

1.从Affordance词用到设计研究方法的理路

诺曼在设计领域中重新界定了Affordance的内涵，并最终将Affordance 概念符号化而彻底置换了该概念的理论基础，诺曼引入、阐释和澄清Affordance 的词用过程，充分反映了其与吉布森在“知觉—行动”观念中的分歧。当时，诺曼对吉布森“直接知觉”理论的“成见”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诺曼的表述，他与吉布森曾有过深入的交流，但二人对“大脑如何处理知觉信息”这一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信息（意义）的给予方式上，诺曼是站在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思考有机体（人）获取、处理信息的机制问题，因此，诺曼一直未能接受吉布森提出的“直接知觉”“信息拾取”等生态知觉观念，[19]而这些主张恰恰是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提出和理论阐释的核心和出发点。

诺曼的Affordance 词用观与其“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研究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诺曼主张将物和他人“主题化”和“对象化”，这样，以此认识论为基础就可以自然地过度到研究方法上——通过洞察“人”（的需求）而达到对物品的“设计”——如此，“他者”（物与他人）成为主体（设计研究者）的思考（意识）对象，设计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统一。具体来说，设计心理学的研究希望通过分析物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确定用户需求的明确目标”，[18]231进而完成产品的功能定义，以此为基础，设计师便可针对这一目标（预设功能）去组织产品的形式和秩序。因此，以“确定性”为基础和目的的设计研究需要排斥个别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而只关注“人—物”交互过程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和规律化特征，如此，在具体操作中也就需要将用户以“群体”和“类型”进行划分（与其形成对比的是吉布森强调“个体性”的思想观念），诺曼说道，设计研究者“需要对……人群做细致分析。日本的少女与成年妇女非常不同……与德国少女也有很大区别”。[18]232诺曼将“他者”视为设计师的研究对象，并将其主题化和对象化，这种追求确定性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主张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这充分体现出美国哲学中以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为主要代表所建立的“理论理性”“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念。

2.诺曼Affordance词用的实用主义思想

诺曼设计心理学中Affordance 词用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诺曼按自身理论需要引入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并因理论的发展（思路的变化）不断修改、调整、重新界定该概念的内涵，这个引入、阐释和澄清概念的过程直接体现出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诺曼所界定的Affordance概念及其引申出的设计研究方法（将“人”群体化，寻求“人—物”关系中的“确定性”内容）则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方法内核。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方面，作为注重效果的实用主义，如其创始人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1839—1914）所说：“一种理论（法则），只有做得出来，清晰而明确地达到了所需要的效果，才是科学的。否则，只是一种虚无。”[22]詹姆士同样秉持“真理都是有用的”观点，并且认为真理是一种“能够吸收、能够生效、能够确认、能够证实”[23]112的观念。诺曼对Affordance 一词的使用首先表现在对行为结果的追求上——人对物品感知的“结果”——只有这样，进一步的设计工作才能得以开展，这充分体现出实用主义追求“实际后果”的特质。实用主义“并不是去看……必然性，而是要注意最后的事物、成果、结果、事实”，[23]33其基本方法就是“力图找出每一种见解的实际后果来说明这种见解”。[23]27当然，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所建构的理论的最终指向就是“工具”。诺曼将Affordance 一词不断改造以“为我所用”，这是实用主义对待理论的基本态度，“理论成为我们可以依靠的工具，而不是解答谜团的答案。我们不要躺在这些理论上，而是要向前推进……实用主义使我们的所有理论变得灵活……使每一种理论都发挥作用”。[23]32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开展设计创新的具体操作中，诺曼“以用户为中心”的基本思路是将“人”群体化和类型化，这种“种属的统一性”是实用主义协调世界“统一”和“多元”矛盾的一种（积极）方式。在实用主义看来，“事物都是以种类存在的，在每一类中都有许多样本，这个‘类’对一种样本包含的意义，也对这一类中每一个别的样本包含同样的意义”，[23]78因此，在诺曼的设计理论中，“个体”被“总体”所取代。这里要指出，实用主义并非没有关注过“个体性”（如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中的主张），而是说，以这种个体性、单独的事物为研究对象，研究者的“逻辑思维”便无用武之地了，詹姆士认为，逻辑的作用在于“断定单独实例具有合适于同类的所有实例的意义”，若以个体性的、单独的事物为对象，思考者就“不可能从过去的经验推论出未来的经验”，[23]78也正因如此，实用主义主张采取实证分析、观察实验、科学推理的研究方法，目的是明确研究对象，探寻、建立结果和原因之间可靠的、确定性的关联（同理，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可以调整相应的变量以实现）。

诺曼对“确定性”的寻求与实用主义以结果为导向的理论具有观念的一致性和操作上的因果性。杜威认为“手段”才能使价值得以实现，并主张“以实际条件和操作去构成关于价值的概念”，因此，在对确定性的寻求过程中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有助于把一切以知行分隔为基础的信仰加以改造，如何发展一个符合现有知识和控制自然事物的各种设施的操作论的体系”。[24]264,267秉持这种“有效工具”的价值观念，对不确定的事物（特别是带有个体意志的感知行为）的研究则要提炼出其中的“结果性”，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从根本上将带有不确定性（瞬时性、交互性）的感知行为转化为清晰的、可分析的对象，而在这种“某些操作产生了某种结果”的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模糊不定的对象变得清晰稳定了”。[24]215-216如此，我们便可理解诺曼在Affordance 概念的词用中为何要强调感知的结果，并极力将Affordance 中的“不确定”因素排除在自己的理论之外。

五、结论与讨论

1.诺曼的Affordance概念与吉布森概念的本质差异

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的提出是以其直接知觉、信息拾取等发生理论为基础的，若只关注该词的名称指代问题，我们便无法准确理解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因此，诺曼与吉布森二者Affordance 概念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该名称的具体指代上，更为根本的是该概念所处的设计心理学与生态心理学二种理论观念上的分野。诺曼在设计领域引入、阐释和澄清Affordance概念反映出他与吉布森在“知觉—行动”理论观念上有着本质差别，或者从根本上说，诺曼并没有“论述Affordance……的生态学意义，只是把吉布森的理论归为物理心理学”。[15]240因此，诺曼和吉布森二者的Affordance 概念差异不仅是“吉布森的定义是决定门能不能被打开，而诺曼的定义则决定的是门应该如何被打开”，[25]二者更为本质的区别在于：诺曼希望他设计的“门”是一扇门，或者希望通过设计使“门”更像是一扇门，然而，在吉布森看来，一开始并没有“门”这一概念，这扇“门”对有机体而言其意义是“无限的”。如此差异下的Affordance 概念指向两个不同的伦理方向：诺曼的“归一”强调理性，体现出美国哲学一贯秉持的实用主义价值主张；而吉布森的“无限”强调感性，体现出法国哲学中（梅洛-庞蒂）注重“个体生命”的伦理思想。

2.吉布森Affordance理论在设计领域的实践——生态设计学

前文论及，在设计心理学中改变了Affordance 原初内涵的做法体现诺曼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吉布森生态知觉观念下的Affordance 概念在设计研究中有何理论价值和思想启示？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日本学者提出的设计生态学理论中进行考察。在设计界，日本学者在吉布森生态心理学观照下提出了设计的生态学理论，并出版著作《设计的生态学》，[26]以深泽直人（Naoto Fukasawa，1956—）为例，他提出的“与行为相即”“without thought”等设计主张皆与Affordance 理论密切相关。笔者在它文中已对深泽直人设计理念的思想基础和开展路径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27]这里仅指出两点：其一，深泽直人是忠实于吉布森生态知觉理论和Affordance 概念原意的，其设计被认为是“灵活地探索着生态心理学最为核心之处”；[28]其二，深泽直人在设计中引入Affordance 概念并非将其作为一个名称术语，也不是要引出一种规范性的设计研究方法，而是意图通过挖掘Affordance 的深层内涵来阐释和深化自身的设计思想，在深泽直人看来，将Affordance 视为一种设计的新手法、意图通过设计步骤来实现的做法是对吉布森概念原意的一种误解。[26]257深泽直人和诺曼两位学者在各自设计理论中对于吉布森Affordance 理论的态度以及相关的设计主张如表1。

表1 诺曼和深泽直人二者设计理论中Affordance 概念的内涵比较

3.融合生态知觉思想的设计研究进路探索

众所周知，20 世纪中期开始，以工具理性以及实证分析为主导的心理科学发展出现了瓶颈，或者按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所说，在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但面对主观性的不清晰性问题却无能为力时，欧洲出现了科学“危机”，[29]这是吉布森生态知觉理论产生的重要背景，生态心理学更加倾向于“研究主体自身参与下形成对世界的创造性建构”。[13]40-48

在我国，诺曼的设计心理学著作及其Affordance概念引入时间较早，且其实用主义倾向的理论范式对具有应用性特质的设计学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诺曼的Affordance 概念在设计界具有广泛的基础，大部分学者皆遵照诺曼的Affordance 概念进行设计阐释和展开研究，此外，学界还存在对现象学及其理论方法的误解和误用等问题，[30]这都直接或间接造成设计研究者忽视甚至误解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原意和深泽直人的设计主张。事实上，诺曼设计心理学和吉布森生态心理学下的Affordance 概念内涵分别代表了西方实用性思维和东方启发式思维，二者在设计研究中皆有自身的理论价值和互鉴意义。不仅如此，“直观”还被认为是符号学理论的出发点，[31]那么，生态知觉和符号学理论之间就存在着“对话”的广阔空间。鉴于目前学界普遍采用诺曼的Affordance 词用观念和理论范式而忽视吉布森Affordance 的概念内涵，笔者呼吁，在设计心理学的研究中，除了建构设计理论的专业术语需要外，应该将Affordance 置于生态知觉思想和现象学观念中深入考察，重新审视生态知觉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设计研究和思维启发中的价值，开启实验心理学和生态心理学的对话，积极探索一条融合生态知觉思想的设计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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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为笔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