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应对网络舆情的路径探究

2024-03-25 08:00孔蕊刘康郭鑫昊
新闻研究导刊 2024年1期
关键词:主流媒体舆论导向网络舆情

孔蕊 刘康 郭鑫昊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量大幅增长,因此新媒体时代也被称为信息爆炸时代。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广度大幅提升,主流媒体以及官方渠道不足以覆盖所有人群,但人们对新闻消息有迫切的知情需求,因此部分网民主动或被动地从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获得信息。特别是当社会热点事件發生之后,网友们会纷纷聚集在社交平台发表意见和看法,各类言论在网络中交织汇集,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力极易形成网络舆情。这不仅给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带来了难题,同时也影响了网络环境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对此,主流媒体必须主动出击,积极发声,在网络中把好意识形态关,以理性声音引导网络舆论;善于利用各类网络平台,提高网络话语权;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保证舆论引导的正确性;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坚持内外统一,积极进行外宣报道,提升世界音量。这不仅是主流媒体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工作重点,更是应对网络舆情的关键路径。

文章以这五条策略作为探讨重点,利用列举分析法进行论证,通过列举近年来主流媒体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优秀案例,充分论证其在实际舆论引导工作中的应用方式,为主流媒体今后的舆论引导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主流媒体;网络舆情;舆论导向;舆论宣传;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2.63;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4)01-0085-03

在新媒体技术的赋能下,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大幅提升,主流媒体和官方渠道无法覆盖所有人群,因此部分网友只能从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获取信息[1]。特别是当热点事件发生后,各类言论在网络中交织汇集,导致网络舆情发展呈现出速度快、面积广的趋势,对网络环境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潜在威胁。对此,主流媒体在面对网络舆情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引导工作。

一、主流媒体要把好意识形态关,善于利用理性工具

实现主流媒体的高质量发展就要始终坚持党管党办原则,而意识形态是媒体引导舆论时需要坚守的红线。当网络中出现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甚至企图颠覆我国意识形态的言论时[2],主流媒体要及时出击予以驳斥,向民众传达正确的价值观,从而达到舆论治理的目的。

2021年2月19日,《解放军报》首次披露2020年6月中印冲突中我方的伤亡情况。具体情况公布之后,网友纷纷悼念为国牺牲的戍边战士,但网络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网友“蜡笔小球”就在网络中肆意散布诋毁英烈的言论,在网络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此,《解放军报》“钧正平”发声:“为国戍边,岂容诋毁!”强烈谴责了这种侮辱英烈的行为。《解放军报》的评论实际上就是在以公信力和权威性对冲网络中不负责任的言论,同时也向民众传达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保证了网络舆论的正向发展。

主流媒体除了要坚守意识形态红线之外,还要运用理性工具来对冲网络舆情[3],始终将舆情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2023年3月,微博账号“北极鲶鱼”在个人微博内高调炫富,引起网友质疑。此后该账号又发布了多条贬低国人的不当言论,引发网友愤慨。随后深圳市交通局发表声明称“将对此事进行核查,将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然而直到2023年8月25日,有媒体对此事进行采访时,深圳市交通局工作人员却表示“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面对网友的质疑,深圳市交通局于9月10日发表声明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公开”。

此声明发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网友们纷纷表达不满,央视也对此事发表评论“不予公开,无法服众”;中国新闻社官方微博发表评论“‘不予公开无法服众,消解公众质疑唯有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这些媒体的及时发言都是以理性工具来应对网络舆情的经典案例,值得其他主流媒体学习。

二、主流媒体要善于利用各类平台,提高网络话语权

新媒体的技术赋能,使信息传播进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在此环境下,主流媒体不再是信息的主要来源[4]。同时,主流媒体的网络话语权也被网络平台、自媒体、网络大V分散,他们凭借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在网络舆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反观主流媒体,对新媒体平台应用的滞后导致其在舆论引导时落入下风。要提高网络时代的话语权,主流媒体必须善于利用各类网络平台,加强对话语权的掌握[5]。

首先,主流媒体可以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借助平台的传播力进行舆论引导[6]。比如每当有网络舆情出现时,《人民日报》都会在其官微上发表“微评”,及时引导舆论走向。另外,《人民日报》还在其抖音官方账号中定期发布短视频,在引导舆论的同时传播正能量。截至202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抖音号粉丝数高达1.2亿,获赞60亿次,从这组数据中可窥见其强大的舆论引导能力。

其次,主流媒体可以利用自有平台构建信息传播矩阵,应对网络舆情,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其一,构建信息传播的权威渠道[7]。要想拓展网络渠道,首先要向民众输送真实权威的信息,只要发布了真实、权威的信息,网络舆情就会迎刃而解。比如《人民日报》客户端就主要用来发布权威信息,当有舆情出现时快速进行应对。

其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渠道[8]。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媒体应对网络舆情的主要策略之一。比如学习强国APP就经常推送正能量、有温度的内容,在打造和谐清朗网络环境的同时,强化人们的精神力量。

其三,充分发挥新闻评论的力量。在舆情发生之后,主流媒体要敢于发出权威声音。比如央视的“主播说联播”、《解放军报》的“钧正平”、《人民日报》的“任仲平”,他们发出的声音往往能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9]。

由此可见,主流媒体只有善于利用各类网络平台,才能掌握网络话语主动权,提升媒体舆论引导力。

三、主流媒体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导向的正确性

实事求是不仅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基本准则。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确保导向正确,起到凝心聚气的作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如果导向偏离,就会人心涣散,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10]。

在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媒体要秉承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保证导向的正确性。此外,主流媒体还要抓好舆情中的关键点,以此来更好地引导舆论[11]。

比如人民网于2020年3月4日发文《在抗疫斗争中锤炼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从服从党的领导、以群众利益为上、谨守政治纪律三个方面提出了打赢抗疫斗争的政治要求,同时还从强化制度意识、直击防控问题、勇于创新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治理能力的具体要求。

人民网发布的文章抓住了我国政府在抗疫工作中的体制优势和制度优势,帮助群众树立起打赢抗疫斗争的信心。这些报道有效引导了网络舆情正向发展,不仅在特殊时期激起了群众的效仿动力,还有效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四、主流媒体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履行舆论监督职责

舆论监督是政府依法执政、从严执政的重要保障之一,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工作显得愈发重要[12]。虽然舆论监督是媒体的重要职能,更是媒体的职责所在,但媒体在发挥舆论监督权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为了监督而监督、为了批评而批评,更不能为了一己私利乱监督、有偿监督等。

媒体应以正面宣传为主,将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有机结合。比如,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问政山东》栏目就将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有机结合,开辟出一条媒体舆论监督的新路径[13]。

2020年6月,《问政山东》栏目曝光了青岛市一处人才公寓建设用地与业主落户地域不同的怪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公共资源舍近求远的诸多不便。而且,这些问题持续时间长,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由此山东省展开了一场涉及16市的电视问政活动,针对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各项问题,各地市负责人都积极予以回复。自此之后,不仅人才公寓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社会中一些其他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由此可见,舆论监督的重点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媒体只有敢于说话,并且做到说实话、说真话,才能促使各方合作解决问题[14]。媒体还要注意不能将监督当成审判,不能在未明确事件时就对事件盲目定性。同时媒体还要明白舆论监督是党和国家以及群众赋予媒体的权力和武器,媒体不能有偿报道或有偿不报道,不能将舆论监督当作牟利的工具。

五、主流媒体在宣传时要内外统一,积极进行外宣报道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世界政治环境愈加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以各种方式对抗中国、诋毁中国,企图抹杀中国对世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这样的环境下,外宣工作成为我国主流媒体的工作重点之一[15]。在具体工作中媒体要注意宣传工作的内外统一,如果内外不统一,则可能会给反华势力抹黑我国的机会。

比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我国疫情防控的质疑声不断,称我国的隔离政策“侵犯人权”。但在不久之后,英国、意大利等国家也开始采取隔离措施,而美国媒体在此时却纷纷噤声。西方社会的“双标”在此事上展露无遗。对此,我国媒体从抗疫工作、复工复产、群众日常生活等角度进行报道,用事实驳斥西方媒体的污蔑言论。如CGTN就推出了英文抗疫纪录片《武汉战疫纪》,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是如何抗击疫情的,CGTN采用的这些素材都是真实的,可以说做到了外宣的内外统一。

六、结语

新形势下,主流媒体要担负起责任,敢于发声、勇于发声,以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正能量引导社会舆论,发挥好网络舆论场中定音锤的作用。主流媒体还要善于利用各类平台,提高网络话语权。媒体在舆论引导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正面宣传的原则,保障导向的正确性,避免发生舆论导向失范的情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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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涛.网络舆情生态视角下次生舆情的科学治理研究[J].中国广播,2021(1):28-33.

[3] 马翔飞,阮一帆.重大疫情应对中的网络次生舆情治理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2):15-17.

[4] 徐志武,陈怡.新型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中国编辑,2020(11):21-24.

[5] 王舒锡.融媒体时代下主流媒体如何引领舆论导向[J].记者摇篮,2020(10):96-97.

[6] 王明珠,郭林江,刘怡君.考虑网民心理因素的网络舆情干预时机研究[J/OL].中国管理科学,2023-10-27. https://kns.cnki.net/ kcms2/article/abstract v=TzO8JwpG6uiqwciDHuhqkeH4KhRsI-E2Z-7INgedGuX1Ikzml6Sk9C0PDWEfNBQujpRDYbnFjYWm-1bcFca788oFxnInnuXBM2R7dLNnwr3IfG5BOWTQuN-p3ibLgFd09SCIyZbtuvt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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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华,罗玲,乔晶.网络舆情突发热点事件风险模糊综合评价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3(11):126-132.

[13] 闫绪娴,刘霁,陈秋霏,等.话题共振视角下自然灾害次生舆情形成路径研究[J].灾害学,2023(4):7-12,28.

[14] 刘泳诗.基于协同理论视角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J].思想理论教育,2023(6):95-99.

[15] 张筱荣,郭圳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及其治理[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33-140.

作者简介 孔蕊,助理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类。 刘康,助理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类。 郭鑫昊,助理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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