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理论视域下新时代大运河水文化传播研究

张杰,王迪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水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利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22年1月,水利部出台的《“十四五”水文化建设规划》指出,水文化建设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水文化传播存在弘扬方式方法创新不够等问题,与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2]。水文化具有强大的价值导向作用,能够增强人民围绕水文化产生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推动其进行有效传播,传承弘扬水文化为新时代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京杭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纵贯三大平原,融合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淮扬文化等数个历史文化,形成了内涵深厚、千姿百态的大运河文化。与其他运河文化遗产不同的是,大运河在岁月沧桑中不改其水利工程本质,至今依然发挥着取水、灌溉、航运等原始功能,且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孕育着新的文化。在“申遗”成功和南水北调工程实施背景下,尤其是“四个自信”的深入人心,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运河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探索和弘扬受到广泛重视,大运河水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本研究基于认同理论,从传播学视阈重点考察大运河文化传播实践,对其水文化传播模式进行分析,对现存问题及传播策略进行探讨,以期为大运河保护与传承、我国水文化有效传播提供可行性思路。

一、大运河水文化内涵与传播价值

(一)大运河水文化内涵

学界普遍认为,水文化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说”[3]。《中华水文化概论》将广义水文化概括为人们在水事活动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和成果的总和[4]2,狭义的水文化则指向观念形态文化。水文化研究者从各自学科关注的问题出发,从与水有密切关系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成果等方面给出界定。郑大俊等从水利高等教育研究角度出发,将其界定为“以水利人为主的社会成员在处理人水关系的实践中创造的以精神成果为核心的各种成果的总和”[3]。陈松平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将水文化限定为以水为核心构建的文化体系,认为长江水文化是“流域人民以水和水事活动为载体,在认识、治理、开发、保护长江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5]。

本文在广义水文化概念基础上,将水文化载体限定为京杭大运河,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大运河水文化概括为人们通过开凿、利用、管理及保护运河等社会实践,与大运河产生互动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和成果的总和。具体而言,大运河水文化既包括或壮丽或秀美的水域自然景观、水利工程等沿岸人民依水生存并改造利用水环境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包括沿线城镇设计规划、民风民俗等折射出的运河对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精神层次的影响。大运河水文化不仅是历史的文化,更是发展的文化,其内涵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人文环境的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治水理论的发展完善和治水实践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6]。

(二)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价值

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大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大运河已经历2 500余年变迁,留下了无数历史文化宝藏。据不完全统计,运河沿线现有文物遗存1 562处,包括运河水利工程遗址143处、古建筑类遗址819处(其中古建筑群4处)、古墓葬类遗址100处、古遗址100处、石刻类遗址143处、近现代遗迹247处和其他遗存10处[7]293。新时代,党和政府提出建设运河文化带,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水利工程的技术文明价值[8]。

二是践行新发展理念,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运河水文化的有效传播,能大大提升群众爱水、惜水、护水的意识,引导人们积极思考生态环境与人类实践、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刻领会“人水和谐”的发展理念,从而推动城市及相关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促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

三是促进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大运河凭借其航运功能成为联结南北经济、文化和生态的重要廊道,孕育出既有共同文化基因、又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沿线城市。统筹好大运河积淀而来的生态、航运等资源,促进区域间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营造开放多元、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借鉴样本。

四是打造地方城市品牌,促进对外交流与合作。大运河水文化的传播有助于沿线城市形象的建构,让受众通过区域水文化感受城市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大运河曾享誉世界,《马可波罗游记》等国外著述曾对其繁华的经济、高超的水利技术有所记载[9]。在当今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的格局下,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性愈发凸显。抓住契机推动大运河水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可为中国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起到积极作用。

二、认同理论视域下大运河水文化的传播现状

“认同”是对“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认可,包括其自身统一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这一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同一性”[10]。一直以来,“认同”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层面内涵均十分丰富,围绕该命题的学术源流多元且路径复杂、概念丛生[11]。弗洛伊德最早在心理学研究中将认同解释为“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范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2]38。经过库利、米德、帕森斯、哈贝马斯等学者对相关概念的拓宽与深入,认同的研究视野逐渐由个体层次的“自我”认同,转向社会层面的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归属、依赖和联系情况。由于认同具有社会性、互动性、选择性和多元性等特点,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认同并非一成不变[13]69,而是分化成了属于特定实践活动的多重认同且一直处于动态的建构过程之中[14]。认同往往遵循着从思想认知、情感同化再到实践行动的内化规律。本研究按照认知—情感—行动的思路重点分析新时代大运河水文化在实现传播价值过程中构建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实践路径。

(一)开展多元活动,强化认知基础

一是以学界为主体的大运河水文化研究活动。学界主要从历史、社会变迁、民俗三方面,以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水利遗产、著名治水人物为依托,开展流域和区域的水文化研究[15],包括河道变迁、运河工程、河政管理、运河城镇带的形成、因河而兴的产业结构变化和文化交流等[16]。近年来,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大运河沿线城市形象建构、运河文创产业规划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二是政府牵头举办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大运河水文化展陈活动。以扬州市为例,2021年6月建成开放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展厅,以“5G+VR”的形式全景展示大运河历史沿革以及当代运河沿岸情景、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除此以外,还设有“世界知名运河与运河城市”“运河湿地寻趣”等六个专题展、“河之恋”数字化沉浸式展览、展演传统戏曲的小型剧场等展厅。这些展厅运用传统与现代展示手段,以多样化的展示形式展现大运河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科技面貌。

三是专群结合传授大运河水文化知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大运河水文化建设。各级各类学校探索有效的水文化教育模式,在中小学、高校等课堂传授水文化知识。统筹利用大运河水文化的历史遗存、革命文物、水情教育基地等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水文化研学实践和科学普及活动。如河海大学等水利高校通过以水文化为载体而设立的教学课堂、素质拓展课堂和实践课堂体系传授水文化知识,使水利院校成为传承和弘扬大运河水文化的重要阵地。洛阳市率先打造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3.0版本,实施了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回洛仓遗址在内的保护展示工程,高质量建设“东方博物馆之都”。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海内外朋友在“东方博物馆之都”沉浸式感受“行走河洛、读懂历史”的文化魅力。

(二)建构象征符号,凝聚情感共鸣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书中指出,文化认同之中的一个维度是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析和浮沉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大运河文化的源头与核心是大运河水文化。正如张开教授所述:“若不是运河对于南北水陆交流的有机联动……中国南北文化难以沟通,南北饮食、戏曲、经济等层面的交流不会如此兴盛,中国文化的向心力也不会如此强大。”[17]14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自然景观叠加文化景观,形成了一个富有鲜明指涉意义并不断进行建构的象征符号体系。大运河水文化凭借这些象征符号凝聚的共同文化内涵在传播过程中激发受众情感共鸣,增强地域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以苏州为例,古代苏州依托大运河成为国内物资集散地和思想文化的碰撞地。伴随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有7条河道5个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构成了大运河水文化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象征符号。2021年1月,苏州市委、市政府围绕“做美大运河苏州段第一印象”启动苏州“运河十景”建设工作。“运河十景”包含如桥梁、河道、水闸、驿亭、桃花坞年版画、苏绣等体现人类文明、可感可触的物化象征符号,也包括如昆曲、评弹、吴歌、相关诗词典故等的标注具有深层理念意义的感觉象征符号,还包括如水陆盘门历史遗迹、近现代工业遗产等体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社会象征符号。各种类型象征符号交织糅合,建构历史悠久、经济繁华、文化昌盛的古今苏州城市形象,并由此引申出苏州人在外地人眼中兼容并蓄、开放交流的地域印象。在对外传播中,通过对苏州运河水文化象征符号表现出的有关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等意义的传递,城市形象和隶属的中华文明更容易被欣赏和认同。综上所述,大运河水文化象征符号通过各种媒介传播,帮助人们产生对特定时空的回忆或想象,从而唤起中华文化基因中的集体记忆,受众从中感悟出共同的历史命运、文化脉络,民族身份得到肯定与强化,群体荣誉感和归属感得以培养。

(三)整合媒介资源,动员广泛参与

在新媒体和社交平台广泛应用背景下,大运河水文化传播开始向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转变。把现存水文化遗产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融合,可以有效发挥媒介整合功能,突破时空限制,增强水文化传播效果。首先,大运河水文化传播的基础是保护好、传承好相关水文化遗产。除了继续推动运河沿线城市加快相关水文化遗址保护、国家文化公园等公益性事业建设外,党和政府还在已出台的一系列保护规划中作出明确部署,要求各地结合智慧水利建设,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水利遗产普查、遗产认定管理、水文化传播等领域的应用,推动各地水文化数据互联共享,打造水文化管理智慧平台。其次,发挥各类媒体作用,增强传播效果。现阶段的大运河水文化传播除了利用具有较强价值导向和教育功能的传统媒体,通过制作纪录片、专题深度报道等形式进行宣传外,还利用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范围广、交互性强的特点进行及时推送,依靠人与媒体间的互动促使运河相关信息精准有效传播。最后,加强文旅融合的政策推动。随着各种措施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媒介对大运河水文化产生正向认同,愿意参与到大运河水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来。

三、大运河水文化传播困境和路径探索

(一)大运河水文化传播困境

1.传播话语权困境

话语权即控制、影响与引导公众舆论的权力,这里指传播主体在大运河水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力、感染力和引导力。当前水文化传播话语权面临普遍困境。一方面,当前传播环境具有传者去中心化、大众生活社交媒体化、信息飞沫化的新特点[18]。“媒介赋权”使得普通公众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信息生产和传播不再被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垄断,信息的来源和属性也愈加多元。各种自媒体层出不穷,微信、微博、短视频应用等社交媒体占据社会空间,悄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都直接冲击着水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水文化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的价值宣传,对大运河水文化传播构成挑战。另一方面,接受主体的话语权尚未得到充分实现。由于水文化专业性较强,要求传播主体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官方传播主体在资源和渠道上被赋予更多优势甚至处于垄断地位,其他传播主体和作为受众的广大人民群众在资源利用和渠道上处于劣势,当缺乏强有力的媒介整合时,“去中心化”的水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呈现碎片化、浅层化特点,不利于形成广泛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制约了水文化蕴含之时代精神指导实践作用的发挥。

2.传播内容困境

大运河水文化传播内容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水文化认识不统一,部分内容同质化严重;二是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价值与实际需求错位。《“十四五”水文化建设规划》明确指出,水文化传播中存在“水文化认识不统一,各地水文化工作基础差距较大”的问题。这既存在大运河里程长、流域广、历史底蕴深厚,各地发展不平衡、研究重点不一致的客观条件因素,也存在各地水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一、各机构“自说自话”形成“九龙治水”格局的制度性因素。另外,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中存在形式主义、应景式、作秀式传播等通病。敷衍式、同质化的内容传播不仅对传播效果无益,还会影响其媒介形象的建构。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价值与实际需求错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运河水文化时代精神之探讨与传播针对受众群体来说生活嵌入度不足,现有价值传播侧重于任务政策性宣传及专业指导,过分挖掘其旅游、文化产业等经济价值,将大运河水文化价值历史化、狭隘化,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二是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不够凸显,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形成的文化带,因各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城市区域的急剧扩张,致使大运河沿线地区的民众出现了大规模流动,大运河水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较低,不能形成联通南北、沟通古今的文化网络。

3.传播渠道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提出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但当前媒体深度融合仍处于探索阶段,面临技术与制度发展不协调、话语形式创新度不高等困境。大运河水文化传播各主体虽然已经注意到了新时代媒体环境的新特点,也正在进行媒介资源整合,但同样面临在媒体融合进程中的突围困境。水文化官方传播主体还存在宣传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完善、宣传资金投入力不从心等现实困难,使得水文化有效传播的渠道愈加受限。除此之外,构建大运河水文化有效传播渠道还需要打破地域、部门之间的资源界限,形成资源合力。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割据和竞争,加上资源的高度垄断、竞争体制的缺失,导致各种传播主体难以实现有效整合。许多大运河沿线城市如苏州市、扬州市、镇江市、杭州市等陆续创设了有地域特色的大运河文化线上平台,但各地平台同质化严重,存在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现象,各平台影响力不能有效聚合,形成规模效应。

(二)大运河水文化传播路径探索

1.以人民为中心,优化话语权结构

在当前复杂多元的传播环境下,大运河水文化的有效传播需要形成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最大合力。

一方面,水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官方传播主体不可动摇的文化主导地位。官方传播主体应发挥主导性作用:一是充分认识到只有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19];二是统筹规划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布局,依托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行业媒体及网络新媒体,结合水利工作重要时间节点,抢抓重要水利政策出台的契机,以刊发专题报道、组织主题采访活动和定期发布等方式,宣传水利重大成就和典型经验、水文化阶段性成果,向社会公众传播水利好声音。把握融媒体传播规律,提升传播策划能力,努力向现代媒体思维转换,水利行业报、刊、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将水文化传播作为重要内容,全方位引领水文化传播。

另一方面,释放民间传播主体的力量,打造全民化的传播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拓展活动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渠道,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大运河水文化宣传建设的积极性。一是组织形式多样的大运河水文化主题活动,如主题阅读、主题健身、主题观光等活动,让大运河水文化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二是支持运河沿线城市因地制宜举办水文化主题活动,如“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江苏最美水地标”等。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丰富话语形式、拓展传播途径,将大运河文化及其精神融入公众的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其认知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增强其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

2.构建积极认同,优化传播内容

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符号,携带着丰富多元的历史灵性与文化基因,应建构适合当下文化语境的记忆之场,使“看不见”的国家变得可见,形成民族国家积极的认同空间。

针对当前大运河水文化传播内容困境,首先,应当做好大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继续推进水利遗产调查、认定和申遗工作,鼓励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机构广泛开展各类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专项攻关,探索大运河水文化建设创新路径。其次,探究大运河水文化的精神内涵,提炼出与时代精神相关联的价值内涵。整理提炼大运河历史价值,重点挖掘大运河水文化中治水方略的哲学精髓。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到天下为公的世界观,从以民为本的治世之道到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20],为构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提供基础和动力。最后,讲好运河故事,将大运河水文化的传播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可借鉴北京市、苏州市、扬州市等城市的成功经验,研究挖掘历史治水人物的相关治水事迹、治水理念、治水方略、治水精神,推广宣传“历史治水名人讲堂”“历史治水名人有声故事”。繁荣水利文学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生动通俗的形式,传播治水名人故事,传承弘扬科学治水理念和为民治水精神,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将大运河水文化与运河沿线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城市生态建设等融合,构建新时代全方位的特色传播体系。对内,用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水文化凝聚人们对民族自身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共识,让大运河文化真正活在当代;对外,“以河为媒”推进水文化交流,用水文化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平发展的时代精神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文明的大国形象。

3.顺应融合趋势,优化传播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21]优化大运河水文化传播渠道,需要顺应新时代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构建立体多样的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体系。一是重视水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相关人员的媒介素养、水文化素养。厘清不同媒介、媒体的优势和不足,实现优势互补、共融共通。找准大运河沿线城市自身水文化特色和受众定位,针对所宣传的水文化内容、不同地域受众特点进行精准传播,摒弃千人千面、大水漫灌的传播思维。二是在分析各媒体平台的资源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打通不同媒体、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平台壁垒,整合和连接不同媒介终端,打造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传播生态格局,形成主干业务与延伸业务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新媒体矩阵[22]。三是新技术赋能媒体融合,借助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完成对水文化传播流程和逻辑的改造。在大运河文化数据互联共享、水文化管理智慧平台等技术领域展开应用实践,实现媒体技术与主流价值的深度融合,不断拓宽、优化传播渠道,构建立体多样的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体系。

四、结语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发挥水文化构建认同、引导实践的作用,是新时代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研究从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价值出发,基于认同理论视角对大运河水文化传播的实践经验、现实困境进行考察,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其传播实践面临话语权不足、优质内容传播不足、传播渠道失灵三重困境。针对目前的困难和挑战,应优化路径提升大运河水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一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形成传播主体合力;二是构建积极价值认同、优化传播内容;三是顺应媒体融合趋势,构建立体多样的大运河水文化传播体系。当然,新时代水文化传播是一个新课题,水文化如何能够有效传播以实现其应有价值,需要各学科不断补充有益视角,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