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变探析

朱家萱,邵发军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在脱离青年黑格尔派之后,马克思开始关注和重视政治经济学。经过系统研究,马克思发现,从早期政治经济学以直观自然对象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到斯密和李嘉图透过经济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一般抽象,都蕴含着以客观现实为依据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意识到这一方法论的合理性,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理论构建。厘清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隐含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在马克思科学方法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内涵有积极的意义。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

在早期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蕴含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吴易风认为:“如果说,培根和霍布斯哲学是早期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点的基础,那么,洛克哲学则是以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1]27这种观点指出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源自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物,马克思称他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的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霍布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强调,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比较和实验,古典政治经济学采用这种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成为一门建立在事实与实验之上的科学。然而,从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与西方经验论唯物主义的异质性。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从直观的经济事实中抽象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诸多关系,并承认由人与人之间的实践交往产生的经济关系是客观现实,是一种与人相关的事物性存在。而西方经验论唯物主义者认为,实体性的自然物质存在是观察的主要对象,一旦脱离实体性的自然物质存在,面对难以直观的、隐性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诸多现象,西方经验论者的唯物主义就站不住脚,他们无法认识到社会关系中的复杂经济现象的本质,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错误。早期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运用西方经验论唯物主义直观自然物质存在的方法论基础上超越了西方经验论。

张一兵认为,存在于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唯物主义是隐性的,他将这种隐性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在场称为“社会唯物主义”[2]44。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的演变,不仅体现了不同学派对社会财富的不同认识,也展现了这种以隐性唯物主义为脉络的哲学观点的发展历程。重商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源头,是一个从世俗视角出发的经济学派,重点研究如何使手中的货币变多,进而创造了货殖论,其世俗的崇尚金钱的观点让人们第一次从自然经济中摆脱出来,经济决定一切成为新的统治。不过,重商主义所注重的财富仅仅是具有物质实体性质的贵金属,他们没有看到隐藏于货币背后的生产关系,所以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重农主义是作为反对重商主义而出现的经济学派,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马克思将其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3]15。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魁奈认为,商业的流通和手工业的生产都不产生财富,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重农主义的这一理论定位将重商主义的流通决定财富重新带回到物质生产中,承认了物质生产的基始性作用。由于此时法国经济发展滞后,魁奈自然无法理解工商业发展中产生的社会财富,对财富过于简单直观的理解恰恰是魁奈理论的局限。总之,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产物,但是从中可以发现一种隐性存在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前提。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的新层级,他被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处于手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即手工业工厂下的产业分工和商品交换,斯密透过这种新的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跨越。首先,斯密肯定财富是社会存在中的国民财富,是一种以商品为基础的财富,而劳动是人们获取财富的唯一手段。斯密所说的劳动不同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视域中的具体劳动,而是从劳动具体规定中抽象出的劳动一般。其次,手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下广泛分工的出现,促使生产专门化,人们为获得需要的商品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完成。斯密观察到交换促成了财富的实现,从而成功地从商品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正是源自于一般劳动。在这个基础上,斯密认为社会中各个部门的劳动都可以创造财富,由此,斯密确证了客观存在的一般的社会劳动,这是斯密理论在哲学方法上的巨大进步。斯密的这种理论具有明显的社会唯物主义色彩,他从分工与交换的角度出发,抽象出现象背后难以直观的经济范畴。然而,斯密所处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交换并不是普遍客观化的存在,更多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这一点难免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产生矛盾,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和劳动实现商品价值之间的冲突。交换市场中的需求具有随机性和主观性,在实际交换中,难免会出现高价换物的现象,商品实际价格又变成了为获得此物的劳动量和努力,而斯密提出的交换价值是生产此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这之间的冲突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交换的过程中失效,因此,斯密的理论具有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缺陷。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肯定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进一步提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从这一理论出发,李嘉图的观察视域直指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生产领域,面对多种类型的财富形式和复杂的经济关系,李嘉图抛开一切事物的表层现象和事物之间多余的联系,直达事物发展的最深处,即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下社会生活的本质,那就是已经完全客观化事物化了的生产关系,这种科学抽象的方法实现了剥离众多现象而抵达本质的“一”。李嘉图科学抽象出新的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点,这种具有社会历史观逻辑层面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正是马克思1845年哲学方法论革命性转变的批判起点。李嘉图的理论体现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完全事物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居于统治地位,经济关系中原本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主体性的交往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取代,资本家的主体性也被抽离,成为事物化资本的人格表现。李嘉图颠覆了斯密从主体性出发的思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从客体出发的事物化的社会经济结构。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超越了斯密,他在斯密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同样具有缺陷:第一,在解决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双重价值冲突时,李嘉图以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为原则,把没有阐明的经济范畴界定为事实,然后用外部的经济范畴和现象进行验证,这种方法无法深入把握经济范畴的内部关系,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第二,李嘉图在分析普遍竞争中的商品价格时,过分强调因竞争引起的商品数量化价格变动,他没有对创造商品价值本身的劳动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是通过对数量关系维度的表层抽象,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特殊性;第三,李嘉图和斯密一样把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对经济关系缺乏历史发生学方面的分析,所以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社会唯物主义的终结。

无论如何,从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一般唯物主义到斯密、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隐性社会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所呈现的尊重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方法论,都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隐性唯物主义方法论线索

《巴黎笔记》是马克思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摘录笔记。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在宗教神学批判中关于人的类本质异化和赫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交往类本质异化的思想,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关系的全方面异化的现实,实现了经济学和人本主义哲学批判的结合。从经济学的方法层面看,马克思经济异化思想的生成是从交换领域到劳动生产再到异化劳动思想的递进,这种递进关系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交换到生产的理论逻辑相一致,这无疑是超越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地方,并直接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写作过程中。

孙伯鍨认为,《手稿》中存在着两条逻辑,即“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4]177。《手稿》由三个笔记本组成,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从劳动出发,进一步拓展了《巴黎笔记》中的异化劳动思想,形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即人与劳动本身相异化、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从人的主体现象层面逐级提升,最终揭示出市民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颠倒现象。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一切,但在现实中,人的权利被自己所创造的对象物统治,人的异化劳动创造了敌视自己的对立面——私有财产。在其理论构建中,人和人的类本质作为一种先验式的价值悬设成为理论前提,即人的本真的社会类存在“应该”,而现实中存在的人和人的类关系是一种不应该存在的“是”,这种从“应该”到“是”的发展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异化过程,通过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复归,从而使人回到彼岸的“应该”。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为在笔记本Ⅱ中具体批判政治经济学所准备的哲学方法论前提,这一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此时深受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影响,在政治立场上坚决否定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个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理论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过渡性话语。

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中的客观现实,并开始无意识地从人本主义哲学批判话语中脱离。在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的逻辑话语中,可以发现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经济哲学批判里生发出关注客观现实的新视域。

其一,论及地租问题,马克思开始关注农业、土地、不动产和工业、生产关系、动产之间的历史关系,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灭”[5]106。工业和资本的发展解放了固定在土地上的劳动,使其成为自由的劳动,而工业和资本本身摆脱了土地和自然的限制成为自由的动产,工业资本家取代土地资本家,封建社会的奴隶变成工业社会的雇佣劳动者,这种历史性的差异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进程。马克思开始有限度地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客观进步性,这与马克思此前用“非人”的异化理论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有显著的不同,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中客观现实的关注,认识到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推动人的解放的作用,这正是此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转变的出发点,然而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还是受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一线索依然被错过了。

其二,论及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马克思通过对重商主义到斯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研究,对财富和劳动有了新的看法。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学派,他将重商主义对财富聚焦于贵金属的认识转移到生产领域,但是重农主义只承认源于土地之上的生产才是创造财富的劳动。马克思认为斯密理论的意义在于“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以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5]115,从而打破了重农主义对劳动的具体性规定,从各部门的劳动中抽象出创造财富的一般劳动,工业作为完成了的劳动形态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又一次从客观现实中看到了社会的进步。

其三,论及哲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批判了当时主流的共产主义思潮普遍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企图通过对私有财产消极的理解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方式的本质是在承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通过改良私有制实现财产平均地被每一位公民享有。马克思则认为,应该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保留之前所创造的财富,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复归。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显然和其他的共产主义思潮之间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这体现了马克思已经将革命的实现放置于社会历史的考虑层面,而不是通过笔记本Ⅰ中有关异化劳动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进行理论构建。此时,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私有财产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因而它的产生和灭亡具有历史必然性[6]。私有财产的存在,不是没有被异化的人的理想状态下的“应该”所对应的那个坏的“是”,而是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是”。马克思此时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发生是历史的结果,他认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7]186,所以才极力证明对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是革命的实现路径。

总之,此时的马克思还处于无意识的探索阶段,两条相悖的理论逻辑穿插其中,从中不难看到马克思越来越向客观现实靠近。虽然在《手稿》中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是作为统摄性的存在,但这种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隐性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自笔记本Ⅰ被马克思否定之后,再次在笔记本Ⅱ、笔记本Ⅲ中被马克思无意识地肯定而接受,在峰回路转之后,马克思将要拨开迷雾,取得其人生中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三、哲学新视域中的方法论超越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将政治经济学中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科学方法论上升到哲学层面。《提纲》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的错误,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存在着根本上的异质性。马克思在《提纲》中用科学的实践和历史的规定性彻底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哲学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对于实践的规定已经摆脱了非历史的抽象的实践,这已经不是赫斯那种简单地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感性的人的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通过实践进入到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发展之中。在大工业时代,工业创造了特有的世界市场和经济关系,工业的生产力让人们摆脱了依附于自然的从属关系,人第一次拥有了自然并改造着自然,人和自然通过工业这一中介形式再一次实现统一,而工业就是人历史性、创造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为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提供条件,人们通过工业所创造的条件,不断地掌握自然中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的实践并不是从哲学上抽象出来的非历史的范畴,而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具有革命性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这种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实践本身,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踏上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对实践的界定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更是对自己在《手稿》中建立的人本学异化史观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借此,马克思实现了对旧哲学一切逻辑本体论的否定。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7]501,宗教是欧洲中世纪发展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借助宗教提出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口号,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不懂得“‘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7]501。费尔巴哈把宗教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到头来只能将人的类本质搬出来救场,人的类本质与资产阶级所提出的“爱”共同被论证为永恒的,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501在社会历史进程中,随着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有一定的生产力,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现实的人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运用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终于浮出水面,这种变化不仅仅来自马克思对哲学方法论的革新,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从客观现实的视角进行实证观察的方法之认同。马克思理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隐性存在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并超越性地将这种方法论提升到哲学层面。由此,马克思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武器,让他与以往的一切旧哲学划清界限,历史唯物主义的雏形在此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得到完整的诠释。马克思认为,一切旧哲学都是围绕着观念解释世界,但是哲学家们意识不到观念本身就是一定的社会的产物。所以,不论这种观念以何种形式被哲学家们借以使用,都是非历史的抽象概念或范畴。马克思认为,想要真正触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以此改造世界,首先“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8]262,即作为一个现实的个人从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观察一切。此时,马克思发现斯密和李嘉图远比德意志的哲学家们要高明得多,他们是真正直面客观社会现实的人。这种由马克思基于经济学和历史学所创建的新的科学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伴随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方法论转变而实现的,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实现了从《手稿》中受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统摄下的对政治经济学的伦理价值否定,到《形态》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保留的接受,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发源地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哲学。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同于以承认物质条件为基始的社会唯物主义,而是在部分接受的前提条件下对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政治经济学所宣扬的“自然”中,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观念。资产阶级是从此前的封建专制中解放,自文艺复兴以来,改造宗教中对人的限制成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借助天赋人权和自由放任的口号营造出一种完全符合规律和人性的“自然”状态,这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永恒性的论证。马克思揭示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口中的“自然”是非历史的,这只是社会物质生产历史进程中特有的形式。第二,斯密和李嘉图已经从客观物质生产的背后抽象出现实存在的经济关系,这是社会唯物主义的前提。在复杂的现实经济关系运转中,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起统治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注定成为过渡时期,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将这种在社会生活中表象上存在的经济关系上升为永恒。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拜物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根源所在,这种假象式的现象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扬为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永恒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对资产阶级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存在历史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就不存在了,所以,社会唯物主义从本质上仍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规定的人的历史性存在规律就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状态是永恒的,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进程是永不停止的,人的社会物质生产永远是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性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实现了对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

四、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基于经济学和客观历史现实双重视域下实现的革命性理论构建,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反映了青年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不断思考和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求科学理论依据的不懈努力。马克思思想上的转变离不开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最终马克思理解并有条件地接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隐性存在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正是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社会历史现实的考察,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使其成功突破了一切旧哲学,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哲学向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