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数字化转型对A股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邹美凤 郝国蓉 张跃飞

（1.太原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2.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山西 忻州 036301）

一、研究背景

笔者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宏观层面的绿色信贷政策、环境规制、财政分权及排污费制度等，微观层面的董事会治理、高管特征和高管绿色认知等均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数字化转型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源泉，企业能够广泛利用数字化技术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优化生产流程，有效降低信息障碍及资源错配，实现更好的资源利用和节能减排。数字技术的运用还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和追踪环境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关系。此外，笔者发现，现有研究尚未结合管理者能力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管理者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者和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对企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考虑管理者能力去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缺憾的。基于此，本文将从管理者能力的视角出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效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为企业提供新的能力、促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1]，而且数字化转型作为技术创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将为企业带来绿色创新的机遇。从企业内部而言，数字技术不仅可以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信息共享水平、推动企业资源研发和知识整合，还可以有效地优化绿色研发资源的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水平提升[2]。从企业外部而言，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3]，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助力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从而助推企业绿色创新。数字化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实践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4]，同时提高企业形象和利益相关者满意度，从而实现双赢。可见，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环节。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管理者是企业运营的关键主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等战略决策都需要管理者进行落实和把控。管理者可以使用数字化工具和技术来管理环境绩效，例如使用物联网（IoT）、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来评估和改进企业的能源效率、减少废物产生和碳足迹等；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管理者对数字化技术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支持绿色创新；管理者还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和方法来促进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并帮助员工更好地了解如何在不同行业中实施绿色创新[5]。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6]，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管理者能力从而促进绿色创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会因企业规模大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相较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大规模企业初始禀赋较强，拥有更强的风险抵抗能力，人才、技术、设备等也更充裕，因此，大规模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可能更强，也更有条件利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绿色创新赋能。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大规模企业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还可能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国有企业由国家出资或者控股成立，与政府关系密切，普遍实力雄厚，因此，国有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融资，或者从政府获得一定政府补助；同时，国家实施一些战略计划时也更依靠国有企业进行落实；此外，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也就更有动力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绿色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4：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样本为2009年至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了确保回归结果不受异常值的干扰，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双侧1%的截尾处理，剔除了非正常交易（如ST、ST*和PT）以及数据严重缺失的数据。本文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多个数据库。

参考吴非[7]等的研究，通过统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总出现频率对数字化转型进行度量。借鉴黎文靖和郑曼妮[8]的做法，选择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ginv）度量绿色创新质量，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guma）度量绿色创新数量。选取企业年龄（Age）、持股比例（Institution）、货币资金占比（Cash）、盈利能力（ROA）、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Concern）及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并设置行业（IND）和年份（year）虚拟变量。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现构建模型（1）：

其中，Y表示绿色创新水平（包括绿色创新总量，绿色创新质量以及绿色创新数量），DIGI表示数字化水平，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θ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μ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残差项。

为检验管理者能力在数字化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的机制作用，现构建模型（2）：

其中，Man表示管理者能力，采用DEA分析和Tobit模型的两阶段模型估计得到，其他变量与模型（1）相同。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在不同企业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之间异质性影响，将样本按照企业规模大小、国企与非国企进行分组回归，回归模型与模型（1）相同。

四、实证结果

（一）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表1汇报了回归结果。第（1）至（3）列仅控制了固定效应，第（4）至（6）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其中，第（5）列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的系数为0.014，且显著性水平为1%，第（6）列表明企业数字化（DIGI）系数为0.011，且显著性水平为5%，从表中可以看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支持了研究假设H1。

表1 数字化发展对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

（二）数字化转型通过管理者能力促进绿色创新的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DEA分析和Tobit模型的两阶段模型来评估管理者能力[9]。表2给出了管理者能力作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管理者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验证了研究假设H2，说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管理者能力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提质增效。

表2 管理者能力在数字化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的机制分析

（三）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分析

1.不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受不同企业规模的影响。大型企业一般资金充足，抗风险能力强，因此，这类企业更有能力利用数字化转型为绿色创新赋能。按企业规模大小进行分组回归，从第34页表3可知数字化转型对大型企业的影响高于中小企业，验证了研究假设H3。

表3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2.不同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需要广泛的资源，而国有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源、技术和人才，这使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技术能够与原有优势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按照产权属性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更显著，验证了研究假设H4。

表4 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五、结语

本文基于2009年—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通过管理者能力路径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及质量。这从动态能力理论的角度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为数字转型通过提高管理者能力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