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视域下“两个结合”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李 刚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提出后，随着党的创新理论发展，愈发成为国内理论界和思想界的热点话题。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方式，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及基本规律的认识与理解，但对“两个结合”的底层逻辑，比如“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研究相对不足，本文拟从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研究“两个结合”，旨在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方向和路径。

一、“两个结合”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科学方法的哲学意蕴

“两个结合”的核心范畴是结合。如何理解结合？这是把握“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有何区别的关键。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结合是人或事物间发生的密切联系。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就哲学意蕴而言，结合是标志着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范畴。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看，结合是普遍事物与特殊事物、特殊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有机统一的过程。

结合是普遍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有机统一。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反映。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中研究事物的发展。也就是说，矛盾内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其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即事物，普遍事物就是普遍矛盾。但各种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矛盾都有特殊性，特殊事物存在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间关系不断变化发展的特殊性，所以认识事物就要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认为，由于特殊的事物与普遍的事物是联结一起的，每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我们研究事物时就应去发现“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上体现了普遍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有机统一。

结合是特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有机统一。这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反映。特殊事物之间的结合在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中是常见的现象。在自然领域中的结合，表现为诸如物质之间的物理反应或化学反应、细胞或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现象；在社会领域中的结合，表现为诸如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组织之间的结盟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结等现象；在思维领域中的结合，表现为诸如概念之间的相互组合、思想之间的交流融合等现象。因此，“第二个结合”在理论与思想上体现了特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有机统一。

结合既是我们党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亦是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进步的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分析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程度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毛泽东在这里所强调的结合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8-319页。。因此，“两个结合”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科学方法，是特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不是别的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范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体”，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用”，目的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既拓宽实践向度又丰富理论维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次又一次的理论创新，为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伟大的辉煌成就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第一个结合”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向度。“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遵循的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蕴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理论，而中国具体实际是不断发展的具有特殊性的个别事物，二者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拓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向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满足中国的客观需要、社会需要和人民需要，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只要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充满强大生命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一帆风顺，否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出现挫败。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并强调：“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他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并强调：“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1页。因此，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强调：“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7)《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如果不能科学回答好“四个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8)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2022年第13期。以上我们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拓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向度，不但要满足来自实践的客观需要、社会需要和人民需要，而且要科学回答“四个之问”，否则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就可能会一场空，就难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开放性、实践性和人民性。

“第二个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维度。“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不同的理论与思想之间的彼此契合、融会贯通。“第二个结合”不是事物之间的机械拼凑，而是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维度。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还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并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用了大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用《礼记·礼运》中“小康社会”形象比喻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汲取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国并存的“一国两制”。江泽民在外交场合充分运用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思想，强调“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10)《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胡锦涛充分吸取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精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和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习近平在2019年3月22日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意大利期间，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提出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重要论断，当时的谈话要点先后收录进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其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难发现，其中“人民”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无我”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将二者有机结合，生动诠释共产党人“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科学诠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和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是“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1)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我们必须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把魂脉和根脉相结合。

二、“两个结合”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展现的世界观

“两个结合”的前提与结果不管是内在契合或相互成就，都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并充分说明“两个结合”不仅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而且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因此，“两个结合”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展现的世界观，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立根中国看待世界和人类发展的实践观、民族观和文化观。

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观，主要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实践的主体和实践的客体以及激发实践的动能等根本问题。实践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思想的显著特征。首先，正确认识和把握实践的主体，就是要弄清楚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究竟是谁？是伟人和英雄，还是人民和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确答案是人民群众。因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意志和目的从事着实践活动，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沿着绝大多数人意志的合力方向前进。每个人的意志和目的如同平行四边形的一条边，而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如同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伟人英雄的意志和目的不过是一条长边，只能在对角线方向产生影响，但不能起决定作用，最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无数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总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因此，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页。。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在农村，农村的绝大多数人是贫农，因此，中国的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谁解决了农民问题，谁就赢得革命胜利，从而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次，正确认识和把握实践的客体，就是要弄清楚实践的对象和方向。从现实层面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实践的对象和方向。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了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面对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所带来的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实践对象和方向。最后，激发实践动能，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把绝大多数人组织起来，这是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最关键问题，也是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那么，如何把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理论与抓住人的根本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激发实践动能的关键。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并认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一项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8-1322页。因此，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激发实践动能的关键在于善于调查研究，经常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答案，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的各项工作实践要走好群众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也要走好群众路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16)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坚持“两个结合”的民族观，主要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根本问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始终坚守的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主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将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陷入“灭国亡种”的灾难和危机，不少先进分子开始寻求救国救民和民族复兴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顺势而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进而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迈进，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四个伟大成就。现在和将来，我们面临着世界性的“复什么样的兴”的宣示和说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向全世界明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使命任务，并立足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探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及其需要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做出清晰阐释。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到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1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习近平这些重要论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中华民族、现代化、人类文明三者相结合，以守正创新和胸怀天下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坚持“两个结合”的文化观，主要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根本问题。文化关乎国本和国运。首先，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有着5 000多年文明史，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方法。从自古以来逐步淬炼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汲取养分，比如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奋斗精神，以人为本、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这些已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躬身践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工作，2013年首次提出“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8页。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指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思想精髓同文化精华有机融通，“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21)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在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传统美德”变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性。其次，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对“中国特色”的正确阐释问题，从装“搞不懂”东西的筐，到“与西方不同”的点，所有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和消极被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化被动为主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他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因此，习近平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用“文化”增赋宣传思想工作新意，就文化建设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理论是非、指明奋进方向，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三、“两个结合”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运用的方法论

在人的现实性上，世界观与方法论二者是同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两个结合”在党的理论创新中展现出来的世界观，在方法论层面就是“六个必须坚持”的科学运用。因此，“六个必须坚持”也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在理论创新过程中环环相扣、首尾相连，生动而又具体地体现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科学方法。

坚持人民至上与自信自立相结合。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让绝大多数人真正回归到实践的历史主体地位，这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重要体现。坚持自信自立，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如果说坚持人民至上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整体立场，那么坚持自信自立就是让人人当家作主，体现了个体立场。把人民至上与自信自立相结合，就能有机地把整体立场与个体立场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的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共同体逻辑关系使然。因此，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关系来看，坚持人民至上是坚持自信自立的政治条件，坚持自信自立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精神动力。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是坚持自信自立的政治条件。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在当家作主中不断自信自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就是让“绝大多数人”从“少数人”的“物的依赖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真正回归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回归是一个社会解放和自我解放、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彻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来不断推动前进。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定信仰，牢记使命，不断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解放和全体人民当家作主，正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自信自立提供了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坚持自立自信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精神动力。信心、信念、信仰对于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十分重要。人若没有信心、信念、信仰，如同行尸走肉。人民有信仰，民族就有希望。只要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四个自信”，就一定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磅礴力量。

坚持自信自立与守正创新相结合。坚持自信自立，就必须自强不息、不断发展，而要发展就必须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是以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根本目的是在保证不迷失方向的前提下推陈出新。因此，只有通过守正创新的发展才能增强自信自立，同时坚持自信自立又进一步为守正创新的提供了精神保障。一方面，守正才能自信自立，守正是自信自立的来源。守正回答的是“信什么”的问题，守正的内容即“信什么”的答案。“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民族历史的积淀，又是民族精神的标识。因此，守正，一方面守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另一方面守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为党和人民的信仰提供了来源，回答了“信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创新，才能自立自强，创新是自立自强的动力。创新回答是“怎么立”的问题，创新的方向就是“怎么立”的答案。创新就在于“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而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国两制”“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的创新，才不断推动社会能够稳定地向前发展，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构成了自立的动力和底气。

坚持守正创新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就是用矛盾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找到了矛盾，就找到了实践前进的突破点、理论创新的生长点。从发现问题到分析问题再到解决问题，体现了矛盾从潜在到显露再到解决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守正创新的过程。一方面，矛盾的同一性揭示了为什么要“守正”的问题。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性质，规定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矛盾双方之所以会存在着同一的状态就在于矛盾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引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各个国家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当中寻找有利于自己国家发展的有利因素，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矛盾的斗争性揭示了为什么要“创新”的问题。矛盾的斗争性规定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为矛盾双方的转变创造了条件，是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变的决定性力量。矛盾双方之所以会存在斗争就在于矛盾是具有特殊性的，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是不同的，如果将两者不同的矛盾放在同一个统一体中，必然会使得两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从而为新事物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生产力发展程度等特殊性就决定了各个国家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创新发展，才能取得成功。

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相结合。系统本身就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具有稳定的功能和结构的有机整体，系统思维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系统之中各要素的普遍联系，以促进系统能够稳定、平衡地发展下去。而坚持系统观念就是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能力去分析和处理问题，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加强对问题的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习近平强调：“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坚持系统观念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只有从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角度出发，才能从方向上找准解决问题的关键。坚持系统观念提供了怎么解决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一个方面出现问题会导致其他与之相关的方面都出现问题，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一方面出现问题要及时止损，以避免由此而产生其他更多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问题要面面俱到，不能留有隐患。其次要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问题的出现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需要全面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分清楚哪些是主要原因、有利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不利原因，才能正确把握解决问题的主要原因，通过自觉的努力，消除不利原因，以便成功解决问题。最后要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因为事物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性、长期性、全局性的角度出发，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规律，以不变应万变，找准潜在的问题，做到防患于未然。

坚持系统观念与胸怀天下相结合。坚持胸怀天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格局，生动地诠释了坚持系统观念的深刻内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不仅为无产阶级谋解放，更要为全人类谋解放，而这种关于革命事业的理想信念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系统观念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基因。坚持胸怀天下是站在世界的立场，将整个系统扩展到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完整系统，从而从战略性、前瞻性的角度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进行谋划。而马克思早在自己的时代就已经预见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因此，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将整个世界都看作一个系统，只有从世界的立场出发才能不断扩宽胸襟格局，才能更好的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从而更好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既体现了关于“天”“地”“人”三者相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为世界谋大同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天”“地”“人”三者相通表现着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一个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个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之和谐共生。自然为人的生产提供了物质资料来源，是由全世界人民共同享受，同时也应该由全世界人民共同保护。而当前出现的全球生态问题不仅是自然系统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解决人与自然的失衡首先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失衡，各国之间应该以“共赢”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才能在人与人之间达成共识，共同担负起全球生态问题的重任。只有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各国才能以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出发点，以推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进步为落脚点，从而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坚持胸怀天下与人民至上相结合。坚持人民至上，包括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绝大多数人，既涵盖中国人民，又涉及世界人民。坚持胸怀天下就是强调心系天下，谋求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发展，是人民立场在国际社会的充分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胸怀天下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又可以看作是坚持胸怀天下。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和平、发展、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9页。。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想要做到共谋发展，就必须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找到符合各个国家发展利益的共同点。而人民群众是变革历史的主体力量，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利益共同点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正确选择。“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而“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2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1-52页。就从根本上揭示了国与国之间的相处的契合点应该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只有这样才能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找准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做出更多有利于全人类向前发展的有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