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英烈与伟大建党精神

沈斐

摘 要：中共中央在沪十二年见证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全过程。大革命失败后的淬炼是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建党精神形成的显著标志和物质载体，上海龙华是一处典型时空场域；龙华的考验是伟大建党精神真正形成的试金石。正是经历了“北大红楼—上海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龙华”这一系列的时空转换和实践淬炼，伟大建党精神完成了从“基因孕育”到“血肉丰满”的真正形成。龙华英烈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格化代表。在他们身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仰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文人气节同时迸发出最强光芒。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龙华英烈；中共中央在沪十二年；“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8伟大建党实践铸就伟大建党精神。一般认为，从1921年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但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与建党工作完成并不完全同步。伟大建党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献身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习近平指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以成大器的。”[2]525对人来说是如此，精神的形成也是如此。研究建党精神的生成，向前，可追溯到北大红楼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上海渔阳里的理论传播和建党准备；向后，更应延伸至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上海龙华所经历的磨砺与考验。甚至可以说，正是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烈火淬炼、大浪淘沙，建党精神才称得上“伟大”，才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淬炼：伟大建党精神

生成逻辑不可或缺的环节

有研究已充分注意到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的“前端”，指出建党精神形成有四个关键点——北大红楼、上海渔阳里、中共一大、中共二大，认为二大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节点，也标志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正式形成。[3]本文进一步探究建党精神生成逻辑之“后端”。本文认为，“精神”不同于理论本身，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精神的形成也不同于理论创新，它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活动范围内党在艰难革命斗争中迸发出的“精气神”，是在严酷革命考验中升华而成的“浩然之气”。沿“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路径，我们发现，大革命的淬炼是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不可或缺的环节，大革命失败后的考验是偉大建党精神真正形成的关键一环。

（一）从“北大红楼”到“上海渔阳里”：植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基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道路探索中，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公开论战中，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基因。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之前，已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振兴中华上下求索，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过议会制、总统制等多种形式，但国家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面貌并没有改变，人民苦难屈辱的悲惨命运也没有改变。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号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人。随后，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其时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又在他轮值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4]紧接着，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留日学生李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撰写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留美学生张闻天撰写发表《社会问题》等，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据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如饥似渴地搜寻并阅读这些共产主义书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5]131

与此同时，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也在激烈展开。1919年8月，李大钊针对胡适的挑战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指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6]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也坚定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驳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陈独秀指出，我们不能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而应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7]建党先驱们还针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批驳。李达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已经“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8]34毛泽东则揭露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9]2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红楼内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①并于8月成立党组织。关于党的名称，他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至此，从“北大红楼”到“上海渔阳里”，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了社会，由外来的理论逐步转变为引领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基因在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内心深植。

（二）从“树德里”到“辅德里”：担起“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重任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上写下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在党的第一个章程中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肩负起“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重任。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樹德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性质定为“无产阶级政党”，奋斗目标确立为共产主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至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用革命手段实现共产主义。[10]14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被确立下来。

党诞生在上海是历史的选择。第一，五四运动后上海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马克思主义从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后，越来越难以在军阀专制统治下的北京立足。不仅陈独秀等人被迫迁回上海，其他城市的先进分子也被“赶”往上海。而上海“一市三治”①的独特社会结构为政治活动留出一定空间，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相形之下，广州虽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但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大本营。同年8月，谭平山等受陈独秀委托在广州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团组织很快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此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两位俄共（布）党员创建广州革命委员会，结果9名委员中的7名是无政府主义者。②1920年底，陈独秀去广州解散了这个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二，上海已经具备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土壤和阶级基础。上海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从戊戌变法失败后轰动一时的“上海《苏报》案”，到民主革命重要团体光复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先后在上海成立，再到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革命党人领导江浙革命党人光复南京，正如孙中山指出的，“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11]218同时，上海也是中国工人人数最多的城市。据统计，到1920年，上海工人已有30万，占上海城市人口的20%。[12]201，203-204上海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展示的强大力量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第三，上海是中国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政党。上海经济繁荣，出版业发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各国革命者的聚集地。共产国际、俄共（布）曾设想把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把上海作为推进东方国家革命的重要基地。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的辅德里625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将其作为党的最低纲领，从此“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二大还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响亮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③

至此，从“树德里”到“辅德里”，从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到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行动纲领，从确立党的最高纲领为实现共产主义，到拟定党的最低纲领为反帝反封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已经坚定、明晰。有了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还要扎根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如是才能步步趋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可以说，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体现“目标”与“手段”的实践逻辑。在两个名称仅一字之差的上海弄堂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铭刻下“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誓言。

（三）大革命时期与大革命失败后：锻造“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锤炼“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发动群众运动，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但面对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突然袭击和残酷屠杀，他们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遭致惨重失败。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中国共产党人锻造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锤炼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

1923年京汉铁路罢工失败，让刚创建起来的党认清一个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工人阶级仅靠自身不足以抵御各种强大反动势力；中国革命要想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阶层，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会议最后一天，全体代表伫立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由瞿秋白、张太雷领唱，全体齐唱《国际歌》。三大闭幕后，1923年8月1日出版的《先驱》第24号刊印《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文件以三句口号结尾：“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打倒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军阀！”“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连续的惊叹号表明中共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经过一年来的探索实践，已经衍化出更为坚定和切实的组织原则和行动策略。此后的三年多里，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建立国民革命军，掀起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大革命。

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9]21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爱国运动，全国约1700万人投身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运动，掀起大革命高潮。1926年5月，中共党员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出兵湖南，拉开北伐序幕。在中共领导下，北伐军所经之处，湘鄂赣工农群众运动高涨。在农村，农民组织农会、建立武装，同封建势力斗争；在城市，工人组织工会、建立武装纠察队，同帝国主义斗争。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大革命浪潮由南向北席卷全国。1927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汉口、九江群众收回英租界事件，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上海工人接连发动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个在大城市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尽管只存续了24天，但让中共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

从中共一大到大革命，在短短6年里，中国共产党由一个58人的小微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7.8%，女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8.27%。[13]49

然而，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步步相逼的限共、反共活动，年轻的共产党人还显得经验不足。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14]230他被反动派杀害时是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而从容就义的，年仅38岁。在同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对此，毛泽东后来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像一篮鸡蛋”，“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15]292在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夏明翰、周文雍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產党员，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鼓舞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也赢得了国民党左派的尊重和同情，让刽子手们胆战心惊。

出钢必有渣。正如精炼与除渣同时进行一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16]231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党员忠诚度受到严峻考验，党内的投机分子开始恐慌动摇。“武汉许多同志公开宣布脱离党，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地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17]265这批人的脱党给党内带来很大混乱，白色恐怖气氛被“拉满”，脱党、叛党成为很多党员自保的方式。李维汉回忆：“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刊登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18]168一时间，中共党员人数由五大时的近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19]78经过了大革命的历练和大革命失败后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犹如烈火中飞出的凤凰，鸣音更清，身形更矫。尽管人数暂时减少，但队伍更精干、更纯洁了，立场更坚定、对党更忠诚了。至此，“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才真正形成，完成了百炼成钢的磨砺与淬炼。

二、上海龙华：伟大建党精神形成

的典型时空场域

龙华素有“上海雨花台”之称。作为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显著标志和物质载体，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龙华是建党精神形成的典型时空场域。与南京雨花台相比，大革命后在龙华牺牲的共产党员级别更高、牺牲时间更密集。②在1927年至1931年的短短4年间，就有11位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委员在龙华牺牲（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42位中央委员中，7人在龙华就义，占1/6；牺牲的8位中央监察委委员中，4人在龙华就义，占1/2）。正是经历了“北大红楼—上海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龙华”这一系列的时空转换和实践淬炼，正是经历了“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的心灵震撼和精神升华，伟大建党精神完成了从“基因孕育”到“血肉丰满”的真正形成。

（一）龙华是国民党逮捕和杀戮共产党人的“清党”“屠场”

“三月三，上龙华，看桃花。”龙华不仅是上海民众踏青赏花之名胜，也曾是上海西南区域的军事重镇。它曾经是晚清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龙华分局（1917年4月更名为龙华兵工厂）所在地，也曾经是上海地方最高军事首脑机关的驻地。设在这里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历来被视为国民党关押屠杀中共革命志士的“魔窟”，内设令人闻之色变的专政暴力机器——军法处和看守所（亦称龙华监狱）。鲁迅曾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写道：“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20]351-352

1927年3月，白崇禧率部占领龙华，组建上海警备司令部（1928年4月更名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虎被任命为司令。随后蒋介石来到上海，先以军队控制上海，驻兵南市、闸北等地，发布《战时戒严条例》。4月初，蒋介石纠集亲信骨干在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前敌司令部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议清除共产党。4月12日晨，蒋介石下令突缴工人纠察队员全部武装，占领各据点，枪杀并逮捕共产党人，发动四一二政变。其间，杨虎率军队袭击了上海总工会，查获共产党员大部分名单及秘密文书，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龙华成了“政治犯”的集中地。据《晨报》《益世报》的报道，“凡在沪共产党要人，被逮捕者极多”，[21]以致“龙华监狱收容被捕者，已有人满为患”。[22]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陷入白色恐怖，龙华成为白色恐怖的“心脏”。1927年6月26日，杨虎再次率军队破坏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中共江苏省委及总工会秘密机关，逮捕多人，其中就包括陈独秀的长子、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1928年4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开设军法处，办理审判案件。据统计，军法处成立之初的4、5、6月间，每月开庭人数依次为152人、322人和192人，合计666人，判决人数分别为26人、95人和109人，合计230人，[23]90，92可见办案之频率与强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罗亦农处决案。罗亦农于4月18日被捕，3天后就被蒋介石要求“就地处决”。由于罗亦农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社会影响力很大，一时间中外报纸纷纷刊登他被捕处决的消息，充满了所谓“首要已擒，共祸可熄”之类的狂嚣。[24]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关押和牺牲在龙华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数千人，至今还有很多牺牲者无法确认姓名。

大革命失败后的龙华，不再是赏桃花的名所，也不再是一般军事机构和治安意义上的监狱，而是国民党大肆逮捕和杀戮共产党人的“清党”“屠场”。“桃花”，作为龙华革命者流血牺牲的一个喻体，以诗化的形式成为建党精神形成特定时空中的一个鲜明标志。吴玉章后来在缅怀龙华烈士赵世炎时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25]64①赵世炎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狱中仍然记挂着生活有困难的上海退休工人。而在当年的龙华看守所里，狱中难友创作的“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26]“墙外桃花红十里，长留颜色照英灵”[27]222等诗句，更是脍炙人口、广为传诵。英雄热血化作漫天桃花红雨，这一刻骨铭心的审美意象，让“桃花”成为建党精神形成时空中的显著标志和精神象征。

（二）龙华的考验是伟大建党精神真正形成的试金石

“‘龙华作为一处特殊的场域，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腥风血雨，革命者血染龙华。”[23]401931年7月，中共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农民部副部长杨匏安在龙华写下《示狱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28]159他在诗中连用“张俭”“褚渊”一褒一贬两个典故，表达爱憎分明、视死如归之志，并把诗交予“狱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罗绮园保存。据说罗绮园被捕之后，情绪低落。杨匏安诗中的“相期一节全”其实为双关语，既以诗言志，也是教育和争取同志。但这位“狱友”不久还是叛變了。龙华究竟出了多少叛徒？无法确知。但一首狱中流传的“告诫叛徒诗”，让后人可以窥见当时叛变的情况并不少见：“劝告新朋友，切勿去自首。如有此行为，丢尽人间丑。就是自首后，也不会长久。既不能做人，也不能做狗。”[25]30这首打油诗，道出龙华革命者的几多达观、几多无奈。

求生还是求死？这是每一个龙华革命者需要直面的选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昔日的“革命同志”向他们举起了屠刀。这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意味着赴死；反之，放弃真理、放弃理想就能存活。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毋须出卖同志，只要登报发布脱党声明就能够体面地活下来，享有功名富贵。但他们拒绝了生还机会。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部长的杨匏安，面对蒋介石的两封亲笔劝降信和三度派出的劝降者，淡然回绝道：“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29]36殷夫在题为《别了，哥哥》的长诗中写道：“在你的一方，哟，哥哥/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殷夫的大哥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但殷夫拒绝了抚养他长大的兄嫂的庇护，决然表示：“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30]80-83

龙华英烈面对生死考验所作出的选择，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而非“一腔义勇”。他们大多是在经历了牢狱考验之后，冷静、乐观地走向死神。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慷慨长歌、视死如归。1933年前后，龙华的狱中难友曾自发组织了一个“扪虱诗社”。“扪虱诗社”的成员创作出100多首诗作，其中一首《囚歌》写道：“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过/我们都是从那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黄饭和枯菜，蚤虱和蚊蝇/瘦得了我们的肉，瘦不了我们的骨……失败是成功之母/胜利已经是在等候/努力吧！前进！勇敢！奋斗/总有一日红旗随着红日照遍全球！”[27]223-2241951年《文汇报》曾刊登过关于龙华烈士伍仲文和蔡博真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文章。文章写道：“干革命工作的人对牺牲并不陌生”，“如果死，也应当死得年青一点，在这里，他们竟强迫死神做一次月下老人，死神也不能不低头了”。[31]

这种生死考验，是对革命忠诚的考验，是对如何选择、如何坚守革命道路的考验，是对理想信念、政治立场、政治品质的考验，是伟大建党精神真正形成的试金石。可以说，正是这些革命者出于理性选择的流血牺牲，滋养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基因，彰显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情怀，凝聚起“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浩然正气，锻造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本色。

三、龙华英烈：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格化代表

如果说龙华英烈①的诗歌、书信、日记等，可以被看作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载体，那么，龙华英烈这一群体本身，则可以被看作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格化代表。有研究指出，伟大建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滋养。②而龙华英烈，恰恰是这样一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他们是在伟大建党实践中接受锻造的一批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仰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文人气节，同时迸发出最强光芒。

（一）龙华英烈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上海是中国近代文化高地。戊戌变法时期，上海有新型知识分子约1200人，1903年增加到3000人，1909年上升到4000人。[32]他们大多了解世界新知，反对旧制度，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各地和海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汇聚于上海，上海一下涌现出大大小小80多家出版社宣传进步思想。1919年至1922年，中国出版的89种马克思主义书籍中，有59种是在上海出版的。[33]499-503

龙华英烈是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杰出代表。龙华的革命者大多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又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仅从事出版、翻译、教育等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就有80多人，其中近半数有留学经历。例如：杨匏安、彭湃、李汉俊、安体诚等，早年曾留学日本；蔡和森、赵世炎、任光等，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孙炳文等曾赴德勤工俭学；向警予、奚佐尧、佘立亚、陈延年、陈乔年、颜昌颐等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后又赴莫斯科学习；汪寿华、罗亦农、糜文浩、龙大道、恽雨棠、罗石冰、蔡博真、伍仲文、费达夫、蒋光慈、孙小保、张宝泉、张锡瑗等，也都在莫斯科学习过。他们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与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为民”情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探寻国家和民族的救亡之路；他们在救亡图存的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实现了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二）龙华英烈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格化代表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首次概括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同时也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内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曾说过：“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34]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建党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那么，在龙华英烈身上，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中国文人的气节风骨的内在统一。

这是一群为真理而斗争、为理想而牺牲的人。他们认准了真理、认定了道路，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个人的生死、进退、得失、荣辱则被置之度外。“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的何孟雄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一生5次入狱，留下“从容莫负少年头”[35]66①的诗篇。他是党内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人，被称为“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36]213却因此受到错误处分，党内职务一降再降、一免再免。但他没有屈服，而是更深入地调查研究，于1930年9月向党组织提交《政治意见书》，以12条意见系统地批评“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遗憾的是，何孟雄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他反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和“隐藏在党内的取消派暗探”。[37]敌人获知此情，在审讯时对他进行恶毒嘲讽、挑拨离间，妄图瓦解他的意志、摧毁他的信仰。但他坚如磐石。在龙华狱中，他以党的事业为重，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主动与狱中秘密支部取得联系，以书信形式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问题，继续向党谏言。何孟雄牺牲后，仍然受到党内“左”倾集团打击，被开除党籍，一直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才被平反。②这一时期，不少龙华革命者也受过类似的委屈与误解，如1927年11月杨匏安被冤枉参加“第三党”，1927年12月罗亦农、陈乔年等被错误处分，1931年初邓中夏受排挤被责令去上海接受审查，等等。但他们胸怀坦荡，不受挑拨所惑、不被利益所动、不为挫折所屈，坚定地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斗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用生命践行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

这是一群勇于自我革命、自觉改造自己的人。他们走出书斋，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自觉磨砺自己、改造自己，把知识分子对人民朴素的个人感情上升为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里保存着建党先驱俞秀松烈士的一本日记。在1920年的一篇日记中，俞秀松写道：“从前我以‘学者自夸的人，我底父亲、我底朋友，也都以‘学者期望我的。今年到北京一去，总算把这个‘学者的念头打破了，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38]317俞秀松还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在上海厚生铁厂做工的经历，表达了立志观察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心。1920年8月，俞秀松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他发动厚生铁厂和附近几家工厂的工人，创建起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大机器工业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革命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9]543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大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果说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经受磨砺，是自我革命；那么，以这样的自我革命精神投身“重建社会的工作”，就是社会革命。自觉地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这就是龙华英烈的革命精神。陈延年在广州街头拉黄包车、宣中华为印刷工人办文化补习班、邓中夏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龙华革命者主动接受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锤炼“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精神。

这是一群前仆后继斗争、书写无悔青春的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先后牺牲了3位年轻的中央委员——29岁的陈延年、26岁的赵世炎、26岁的陈乔年。1927年4月13日，陈延年在极其危险的情形下“逆行”赴上海，随即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6月，中央决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6月26日上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陈延年出任江苏省委第一任书记，但就在当天下午因交通员叛变而被捕。陈延年被捕后，赵世炎挺身代理，但仅6天后就因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韩步先叛变出卖而被捕。陈延年、赵世炎身受酷刑，先后血洒龙华。③1928年1月，陈乔年接过战友未竟的事业奔赴上海，一个多月后在主持江苏省委秘密召开的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被捕，6月6日于龙华就义。江苏省委在上海的7年半时间内，遭敌人反复破坏，重建、改组达16次之多，牺牲在这个机构里的省委书记和省委委员有10余人。[40]62-80但革命者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41]1036今天，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展陈了257位烈士的英雄事迹，他们之中20岁以下的有23位，21岁至40岁的有188位；当时被上海总工会表彰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的“商务七烈士”，年龄最大的26岁，最小的17岁；“龙华二十四烈士”中的欧阳立安，13岁做党的交通员，16岁入党，17岁就义；工人运动领袖顾正红牺牲时年仅20岁。龙华英烈的生命大多定格于青春之年，他们用最美好的年华浇铸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

这是一群忠于党和人民、勇于创造历史的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42]110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有人认为农民“保守、散漫、难以加入革命运动”。龙华“军委四烈士”之一的彭湃，是党内最早下决心深入农民去做艰苦工作的人之一。1922年，彭湃在故乡海丰及附近地区组织农会，发动农民减租运动。农民不明白什么是农会，他就把农会叫作“贫人党”，告诉农民农会就是贫苦穷人的党。农民爱戴他，叫他“湃哥”。正是这个“湃哥”，当众烧毁祖父留給他的两箩筐田契，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骨干，组织农民武装，于1927年创建起我国第一个工农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大革命时期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为后来的土地革命作出重要准备。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曾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43]651同样，我们可以说，没有抽象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只有具体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就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敢于担当作为、勇于创造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古老中国再次迸发出磅礴伟力。

（三）龙华英烈是“中共中央在沪十二年”奋斗与牺牲的缩影

“中共中央在沪十二年”是一个泛指，即1921年党正式成立至1933年初党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的这段时期。其间，党中央机关除3次短暂迁离

外，于1921年7月—1922年11月、1923年2—4月、1923年7月—1927年4月、1927年10月—1933年1月驻扎上海，共计126个月左右。[44]这一期间，党中央开展革命活动的足迹遍布上海大街小巷。除了为人熟知的中共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四大会址外，还有中央机关的许多工作处和联络点。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1927—1928年），中共中央联络点（1927—1928年），中央特科机关（1927—1931年），《布尔塞维克》编辑部（1927—1928年），中共中央联络处（192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1931年），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1928年），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1928—1933年），中共中央军委机关（1928—192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1928—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1929—1930年），等等。[45]这些红色足迹，承载着“中共中央在沪十二年”的奋斗与牺牲，承载着一批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革命成长。

“中共中央在沪十二年”见证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全过程。这十二年，是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这十二年，中共中央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既反右又纠“左”，领导全党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考验；这十二年，中共中央领导人民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艰难斗争，不屈不挠、英勇无畏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这十二年，中共中央努力宣传进步思想，培养革命干部，逐步恢复各级党组织，不断探索革命道路；这十二年，中共中央积极指导红军创立和建设革命根据地，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原则主张；这十二年，中共中央筹建和领导中央特科，有效开展白区斗争，极大保证了自身安全；这十二年，中共中央积极领导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不懈努力。正是这十二年的奋斗与牺牲，让伟大建党精神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与淬炼，最终完成了从“基因孕育”到“血肉丰满”的真正形成。

习近平曾经强调上海对于建党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意义：“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46]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谱系的起始一环，是红色血脉的根与魂。它如普照之光，照亮了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精神风范和政治品格。今天的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承继伟大建党精神，让流淌在城市血脉中的红色基因赓续相传，是光荣，更是责任；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风貌，是担当，更是使命。

参考文献：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忻平，韦博.论中共二大与伟大建党精神的正式形成[J].苏区研究，2023（1）.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J].新青年，1919，6（5）.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1919（35）.

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1920，8（1）.

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孙中山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1840—1949）：第1卷（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李忠杰.从百年征程看初心使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周楠本，编注.鲁迅文学书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共产党员充满龙华监狱[N].晨报，1927-04-24.

上海继续拘捕共产党龙华监狱有人满之患[N].益世报，1927-04-25.

左大鹏，薛峰，马学强，主编.正道沧桑：上海龍华烈士纪念地专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共党罗亦农昨日枪决[N].申报，1928-04-22.

方国平，王菊如，毛和利，编著.龙华千古仰高风：龙华烈士陵园[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张恺帆.龙华狱中诗的由来及其他[J].党的生活，1980（3）.

龙华烈士纪念馆，编著.开启龙华红色的记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龙华烈士纪念馆，编.杨匏安画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孟庆春，陈冠任.红色中枢[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殷夫.孩儿塔[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黄芝冈.永难忘的二月七日晚：纪念柔石、也频诸兄[N].文汇报，1951-02-25.

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J].近代史研究，1997（4）.

田子渝，蔡丽，徐方平，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N].新中华报，1939-04-28.

吴志平，吴晨.从容莫负少年头·何孟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曹仲彬.何孟雄是最早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坚强战士[J].求索，1988（4）.

俞秀松烈士日记（1920年6—7月）[J].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刊）.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1919—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姜楠，忻平.中共中央驻沪时间考[J].史林，2023（2）.

姚霏.中共早期组织/中央机关在沪的空间分布——以上海红色旧址信息数据库为基础的研究[J].史林，2022（2）.

习近平.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J].求是，2021（11）.

[责任编辑  张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