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扉轻启

张健

自元代以来，无论是风云人物、文人学士，还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都曾或长或短地住在北京四合院中。他们生活其间，做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决定，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也因他们演绎出无数辉煌篇章。今天，重扉轻启，这些王府遗存和名人故居大方展示着生活在府门、宅门与院门之内的人们和他们亲身经历的风云往事，吸引现代北京人和八方游客回望这些院落、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过往的历史变迁。

府门内的跌宕传奇

据统计，北京尚存王府1 9座，包括1 5座亲王府和4座郡王府，此外，北京还保存有公主府等其他清代贵族的宅邸。放眼中国，就保存王公贵族府宅的数量和规模而言，没有哪个城市能与北京相比。府门之内，曾属于一个人、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的传奇故事依旧动人心魄。

是寺也是府

见风云 数往事

明清历史的见证者不只有故宫。故宫以东，坐落在南池子大街和普渡寺前巷交叉口的普渡寺，也曾以“小南城”和“睿亲王府”的身份参与明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成为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见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大军南下攻掠明朝边境，明英宗朱祁镇受太监王振的蛊惑御驾亲征，结果明朝军队指挥混乱，被瓦剌军队击溃，明英宗被俘。1450年，瓦剌当权者将朱祁镇送还明朝廷。朱祁镇回京后，他的弟弟明代宗朱祁钰将他软禁在小南城，也就是现在的普渡寺。但朱祁镇不甘心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太上皇”，他于明景泰八年（1457年）纠集心腹党羽，趁明代宗病重，复夺帝位，明史称之为“夺门之变”。而作为废帝的朱祁钰旋即被明英宗逐出紫禁城，软禁在小南城。病入膏肓的朱祁钰很快就去世了。

清朝定鼎北京后，睿亲王多尔衮选择明英宗当年被软禁的小南城建造府邸，即睿亲王府。顺治皇帝福临继承帝位时年仅6岁，大清权柄由立下无数军功的皇叔多爾衮独揽，他的府邸也成为清朝初年的实际政治中心。据史书记载，睿亲王府殿宇之宏伟，甚至超过了皇宫。王府门前，大小官员往来穿梭和车水马龙的场景，让诗人吴梅村慨叹：“七载金縢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

不过，享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荣光的睿亲王多尔衮，在死后仅仅两个月，生前所获一切封号就被剥夺。气势磅礴的睿亲王府，也随着主人家族的没落而慢慢变成了杂草丛生之地。直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其睿亲王封号才被复还，旧睿亲王府也得以修葺扩建，被赐名“普渡寺”。

睿亲王府就此完成身份转变。其昔日英姿，如今在山门殿和正殿等普渡寺现存主要建筑上依稀可见。普渡寺大殿名为“慈济殿”，殿内原有乾隆题额“觉海慈航”。大殿坐北朝南，一直供奉象征神力、武功和财富的摩诃迦罗，和几百年前稍有不同的是，殿内原有佛龛现藏于雍和宫万福阁。

万福阁是延续唐宋天宫楼阁形制的佛阁，其最大特点在于伸出飞廊，有如左右双臂搭肩。这种建筑多见于古画，实物传世甚少。在雍和宫的建筑中，它的来历尤为特殊。史书记载，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世达赖为感谢乾隆派兵平定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叛乱，从尼泊尔购得一棵罕见的白檀木，制成一尊巨大的弥勒佛像。为安置这尊佛像，景山明代寿皇殿建筑群中的万福阁被移建到雍和宫里，而原收藏在普渡寺大殿中的佛龛也被转移到雍和宫。

把世间华贵珍宝尽数迁移到雍和宫，不仅在于这里曾是乾隆皇帝出生的地方，这座王府大宅满是他童年的美好记忆，而且这里还是出了两位皇帝的“龙潜府邸”。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传奇也只在雍和宫发生过。

据史书记载，雍和宫原是清康熙皇帝的四皇子胤禛的贝勒府。胤禛被封为雍亲王后，府邸按照亲王府的标准扩建为雍亲王府。胤禛即帝位后改王府为行宫，赐名雍和宫。在中国，舍宅为寺的传统古已有之。据说，距今180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为表达自己的虔诚，礼佛敬佛的达官贵人往往会捐出宅子改为寺庙。为纪念笃信佛教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效法古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舍雍和宫为喇嘛庙。

在北京的寺院中，雍和宫独具特色。与一般寺庙不同，这里的建筑格局仍然保留了王府的规制。除万福阁外，在雍和宫长约4 0 0米的中轴线上还依次排列着七进院落。七进院落南疏北密、层层递进。雍和宫南半部增建于乾隆时期，入口处的三座木牌楼和影壁构成华丽的前庭。穿过一条狭长的甬道，从昭泰门开始是原先的雍亲王府部分，主要建筑与王府格局具有清晰的对应关系。雍和门、雍和宫殿和永佑殿分别由王府大门、正殿和寝殿改建而成。最后面的法轮殿、万福阁两进院落利用了王府的后殿区域，楼宇密集巍峨。来到这里游览祈福后，同时，放慢脚步观赏这座完整保留下来的有清一代最著名的亲王府，欣赏它的建筑规制，也会有一番别样的体会。

是宅也是家

写人生 改命运

除雍和宫外，另一个完整保留王府格局且可以前往参观的是恭王府。这座王府主要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其规制在清代王府中属于最高级别。其中，府邸建筑分东、中、西三路，每路由南自北都以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多进四合院。

恭王府的前身是乾隆皇帝宠臣和珅的私宅。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与乾隆最钟爱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奉旨成婚，和珅宅第成为和孝公主府。古代住宅以东为尊，公主地位高于和珅家族，因此居住在东路院落，现存建筑上仍然保留有凤纹和玺彩画。东路的前院正房名为多福轩，厅前有一架两百多年的藤萝，至今仍长势良好，极为罕见。

中路最主要的建筑是银安殿和嘉乐堂，殿堂屋顶采用绿色琉璃瓦，显示了中路的威严气派，同时也彰显了亲王身份。

西路的四合院院落小巧精致，主体建筑为葆光室和锡晋斋，是王府里的日常生活区。

这三种不同风格的建筑自成一体而又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清朝王府的极高品质格局。

花园与府邸呼应，也有中、东、西三路。中路以一座西洋建筑风格的汉白玉拱形石门为入口，以“福”字碑为中心，前有独乐峰、蝠池，后有绿天小隐、蝠厅，布局精妙。“福”字碑是如今恭王府里人气最高的地方。石碑上刻的“福”字，据说是当年康熙皇帝亲笔所写，被誉为“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写法上暗合“子、才、田、福、寿”的字形，寓意“多子、多才、多田、多福、多寿”，来到恭王府的人都喜欢到这里看一看“福”字碑，沾一沾福气。

东路的后进院落正房名为“乐道堂”，是这座大宅门的第三代主人奕？的起居处。奕？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死后，奕？联合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助力慈禧太后执掌清朝权柄，清王朝的历史命运就此改写。

与恭王府第三代主人奕？凭着一己之力改写了清朝的命运不同，和敬公主因受父母宠爱而改变了个人和清代公主们政治联姻后远离父母的悲惨命运。

据史书记载，和敬公主是乾隆皇帝与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所生之女，自幼就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和敬公主16岁，乾隆皇帝将其嫁给蒙古科尔沁部的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并赐给公主府邸，让他们留住京师。按照清制，出嫁蒙古的公主不允许长住京城，而是追随丈夫定居。公主远嫁，意味着再难见到父母。和敬公主深知其苦，自然不愿离开父母及京城，乾隆与皇后也不愿自己的掌上明珠远居蒙古，所以，公主便被“特旨”留京，陪伴皇帝，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也一直陪公主在京长住，其子也在京成家、任职。

由和敬公主始，清朝创造了一项先例—出嫁蒙古的公主与额驸及子孙长居京城。后来，出嫁蒙古的公主如乾隆第七女和静公主，嘉庆帝的第三女庄敬公主、第四女庄静公主，道光帝的寿安公主等四人，均与额驸长住京城。这一公主远嫁却可以长留在“娘家”的惯例，就起始于和敬公主。

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色布腾巴勒珠尔继承了祖父的王爵，和敬公主府则按王府规格重修。从《乾隆京城全图》上看，和敬公主府坐北朝南，分为中、东、西三部分，府门三间，主要建筑上的脊兽为望兽。府邸的规模依然保持着皇家气派。

按清制，當皇室所赐府第和原封爵位不相符时，若皇室需要，可以用他处抵换收回，也可允许其后人继续居住。和敬公主府一直为公主后人所使用。

今天，来到张自忠路7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大红门和两侧精致雕花的影壁，四个门簪上悬有硕大的牌匾—“和敬公主府”。不凡的府门，正是这位清朝公主传奇人生的映射。

是邸也是院

俯时代 瞰深情

沿着和敬公主府大门往西走，不远处就是改写中国时代命运的伟人孙中山在京离世时所居的宅院。

清王朝灭亡后，王公贵族们丧失了昔日的特权和财富来源，日益窘困，北京城中的无数豪府名宅因此换了主人。1 9 2 2年，参加完华盛顿会议后，风光无限的顾维钧回国述职，很快就因其不凡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而被任命为外交总长。进京以后，顾维钧和夫人黄蕙兰在寻找居所时，一眼看中今张自忠路23号。这处名为增旧园的府邸，由围墙环绕，一连串优雅的厅堂院落，每一处都用不同颜色的屋瓦盖顶，分布在蔚为大观的花园里，主要的院落都由带遮檐的回廊连接。回廊每一转折处都可以看到山石飞泉、池塘花树，点缀其间，赏心悦目。顾维钧出资买下增旧园后，加以翻修改造，使其焕然一新。

1924年顾维钧离京，此宅闲置。同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扶病进京，共商国是。段祺瑞政府向顾维钧商借其宅，为孙中山北上做行馆，并同意预付租金。顾维钧答复称，能将自己的房屋作为孙中山的行馆是“无上之光荣”。然而，进京途中，孙中山的肝病加重，因此，当他在1924年12月31日抵京时，并没有选择这处距离段祺瑞执政府颇近的豪华行馆作为自己的住所，而是住在与协和医院相邻的北京饭店。

1925年2月18日，孙中山移至行馆西院二进院的正房接受中医治疗，直至1925年3月12日逝世。他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从小小的病榻，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孙中山逝世后，顾维钧决定将西院的37间房屋捐出，作为孙中山先生行馆遗址。不久，这里被改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

1 9 8 1年，在辛亥革命胜利7 0周年之际，孙中山行馆在重新修缮之后对外开放。这是当年北京城中的一件大事，同年发生在北京的另一起历史性事件是宋庆龄在后海北沿46号逝世。

后海北沿46号原是醇亲王府西花园。1962年，周恩来总理亲临已经荒芜的醇亲王府花园，一个由他主持改造的幽静院落破土动工。小院虽经改造，但基本上保持了王府花园的原有布局，花园占地两万多平方米，南、北、西三面为山丘环绕，四面有水。园内亭台楼榭样样俱全。第二年，70岁的宋庆龄搬进这里，从此再没搬过家。

东门甬道上的龙眼葡萄架和园内10株桶栽石榴树，是宋庆龄亲手栽种的。庭院西南角有两件宋庆龄钟爱的珍宝：一件是形如鹤发老人的3米高太湖石“长寿石”，上面刻有楷书“岁岁平安”四字，据说是花园故主成亲王永瑆所题；另一件是一株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清代老石榴树盆景“老寿星”。宋庆龄生前常与来访的外宾在这两件珍宝前拍照留念。南楼前临水处有两株夜合花，是清康熙年间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居住在此时亲手种植的。

醇王府时期的大戏台处被改为大客厅，北面的“畅襟斋”成为大餐厅，西厢房后建仿古二层小楼，楼上是宋庆龄的卧室和书房，楼下是小客厅和小餐厅，是宋庆龄接见及宴请外国政要和亲密朋友的地方。小客厅东墙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宋庆龄会客时总是坐于像下左首的位置上，以示怀念和尊敬。这对革命伉俪的感情一直很深厚。孙中山逝世后，陪伴其侧数十载的宋庆龄感到非常难过。回忆当年情景，她曾说道：“我伤心极了，那段时间里，我连阳光也不愿见，把窗帘全部放下，以后凡是孙先生逝世日或他的生日，我默默地在家中怀念他，太伤心，引起我许多回忆。我不愿在这个日子里外出或接待任何人。”

从权贵府邸到伟人纪念地，无论是张自忠路23号还是后海北沿46号，承载的不仅有几百年的时光，还有在院落里永恒定格的伟大精神和深厚情谊。

宅门里的书香雅逸

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设为特别市，古都不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然而，民国时期的北京始终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文艺界、教育界等杰出知识分子和文化名流云集于此，他们在自己的四合院里生活和创作，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擘，引领时代潮流，延续北京文脉，影响深远至今。当下，故人虽已远去，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名人故居，却从他们当年生活的场域中诞生，成为后来人凭吊时代解读经典的重要去处。

有 志 也 有 智

谈理想 展抱负

提起菜市口，无人不知，这里曾是闹市，也是有清一代公开行刑的场所。清咸丰末年（1861年）“八大顾命大臣”之一的肃顺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六君子”都是在菜市口被杀害的。闹市公开行刑，血淋淋的场景曾让目睹行刑现场的沈家本感到极为不适。因此，他疾呼公开行刑不符合现代法制文明的要求，应把闹市公开处决死刑人犯变为特定场所秘密执行。沈家本的呼吁受到了重视，残酷的闹市处刑最终因他而终结。

沈家本是何许人也？从菜市口第一个主干道路口往北，就是金井胡同。胡同1号原是吴兴会馆，而吴兴（今浙江湖州）正是沈家本的家乡。1901年，已经61岁的沈家本在经过8年外放后调回京城，回到刑部，升任刑部右侍郎。他买下已经废弃的吴兴会馆，简单装修后便住进这座坐北朝南的三进四合院。100多年过去了，沈家本故居的建筑格局基本没有变化。

2018年，沈家本故居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故居第一进院正房为穿堂三间，西耳房三间。东耳房扩展成五间二层小楼，为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建筑，这是沈家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建的藏书楼，他亲自题名“枕碧楼”，楼上藏书5万余册，楼下是会客厅。枕碧楼的修建，使这座四合院融入南方庭院元素，这正是院落格局不同于老北京四合院的地方。

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沈家本锐意改革《大清律例》，并主持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从事现代法制教育的京师法律学堂，这对中国法律近代化和中国近代法学之兴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遗憾的是，还没有看到自己起草的法律实施，这位对中国法制进程有着深刻影响的法学家和爱国知识分子便在对国家面临重重危机的担忧中去世。时间永远定格在了1913年7月12日。

在沈家本去世3个月后，初出夔门的郭开贞北上天津，参加天津军医学校的复试。发榜前三天，他因考题荒唐而放弃入学资格，转乘火车来北京找他的长兄郭开文。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踏进京城大门。郭开贞在北京住了50天后，郭开文决定送弟弟东渡日本求学。1913年12月30日，郭开贞从正阳门东站出发，前往日本。几年之后，在异国的郭开贞以郭沫若的笔名，掀起突进狂飙，震撼了中国文坛。

郭沫若在北京居住了将近30年，可以说，北京是郭沫若文化生涯的归宿，又是郭沫若辉煌成就的起点。1 9 6 3年1 0月，郭沫若告别西四大院胡同5号，迁居到前海西街18号，直至1978年6月12日逝世，他在这座坐西朝东的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15年。1988年6月，郭沫若逝世10周年时，故居敞开了大门。从此，京城又增加了一座20世纪文化巨人的纪念馆。

这位百科全书式人物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在诗歌、书法、剧作、翻译等众多领域成就斐然。他创作的历史话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是中国现代话剧的经典，至今仍在演绎。他撰写的《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更是为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郭沫若的最后一部著作《李白与杜甫》，完成于前海西街18号。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叙述两人的从政经历，通过对当时政治风云的剖析，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进入郭沫若纪念馆，沿着参观路线前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观就是“妈妈树”。这棵高大的银杏树是郭沫若1 9 5 3年在夫人于立群因身体不适离京治疗期间，带着孩子一起从大觉寺移植到当时的住处的。为寄托对夫人的思念并祝愿她早日康复，郭沫若给这棵树取名为“妈妈树”。从西四大院胡同5号搬到前海西街1 8号时，郭沫若坚持把这棵树一并移植过来。对“妈妈树”的特殊情怀，不仅体现在生活中，更深深根植于他的作品里。创作《李白与杜甫》期间，每当他“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

有 雅 也 有 韵

求纯粹 为快乐

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进大门，迎面是青石砖瓦的大影壁，下边种着一排常绿的竹子。南房前是一棵大梧桐树。走进绿色屏门，是一座木质小影壁，前面摆着四个雕有云纹的小石墩，中间是一个留有“万”字纹饰和“喜”字的长方石质水池。主人生前曾在里面养有金鱼。东、西、北房三面筑有穿廊，朱漆圆柱，彩绘“蝠缘寿庆”的廊沿。院落里栽植柿树、苹果树、海棠树，寄予着主人渴望“事事平安”之意。整个院落虽然不大，却古色古香，典雅整洁，犹如它的主人梅兰芳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

今天，在这座典雅的四合院里游走，仿佛是在和梅先生“共处”。梅兰芳纪念馆的展映厅里，反复播放着梅兰芳先生在自家小院练习的影像。梅兰芳在这处居所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年，这里留下了他对艺术孜孜不倦追求的身影。即使是梅兰芳最拿手的戏《霸王别姬》，每次演出前，他也要在院内柿子树下练习几遍舞剑。1957年庆祝北方昆曲剧院成立時，梅兰芳先生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韩世昌合作演出《游园惊梦》。为更好地演出此剧，两位艺术家常在院中影壁后排练，有时直至深夜。平时梅兰芳还挤时间在室内外给子女和徒弟们说戏及教练身段。

1 9 5 1年，梅兰芳迁入此院后，家中的宾客总是接连不断。有时客厅坐满了人，只好把至近亲友请到书房甚至卧室接待。当时梅家的厨师说，这里的饭桌上经常摆着饭菜，每天开几桌，无固定次数。这是梅兰芳一贯热情待人的表现。

梅兰芳待人真挚的态度，也给国画大师齐白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应酬宴会中，齐白石因衣着寒酸无人理睬，向隅独坐。梅兰芳进来后，顾不上与众人寒暄，径直朝齐白石走来，深深鞠了一躬，并亲切问候，让宾客们震惊不已。众人得知这就是齐白石，方围过来。齐白石对此感念不已，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赠给梅先生，题诗云：“记得先朝享太平，草衣尊贵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后来梅兰芳拜齐白石为师，画艺大进。两位大师之间惺惺相惜的故事，至今仍广为传颂。

自古以来，中国的艺术家大都是忧郁的，他们遗留下来的诗篇和画卷，或激昂，或感伤，或孤傲清高……多少都有一股“到底意难平”的气息。而齐白石则把简单的快乐反映在中国绘画中，成为一种稀缺的中国艺术表达。1922年春，陈师曾携中国画家作品东渡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齐白石的作品引起轰动，200多幅作品在三天内被高价一抢而空，连观展的法国人也抢购了不少齐白石的画作拿去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不久，琉璃厂“南纸店”的老板们发现，平时不太被人关注的齐白石作品，突然被一群老外追捧。他们把齐白石的画价提高数倍、数十倍，仍然满足不了这些远方来客的胃口。于是，画商们纷纷涌到齐白石的家门前。

齐白石故居位于西城区跨车胡同，这条胡同在辟才胡同和西单北大街交界的路口东北侧。现在的辟才胡同东邻西单商业区，已经拓成极宽的马路。跨车胡同只剩几十米长，住户也只有13号一处。曾经的隔壁邻舍，现在变成了侧面的高楼马路和后面的街头绿地，唯有门前的几棵大树，因为齐白石故居而得以幸存。齐白石故居是一座不十分合乎格局的四合院，由南院与正院组成，正院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齐白石生前就住在三间北房里，中间的一间是会客和吃饭的地方，西间是书房兼作画室，东间是卧室。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于跨车胡同家中。据说，齐白石去世前一年，中国另一位画坛宗师张大千在法国会晤了毕加索。当时毕加索抱出五本画册，每册有三四十幅画作，竟然是他使用毛笔水墨作的“中国画”，且都是仿齐白石的画风。毕加索说：“齐先生画水中的鱼儿，没用一点儿色、一根线去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

今天，走进两位大师的故居，看生活原貌和展览陈设，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纯粹和快乐。

有 迹 也 有 忆

过生活 写情趣

东四往南，穿过几条胡同，拐进一条僻静的小街，即“内务部街”。虽说叫街，其实不过是一条胡同，胡同的原名叫“勾栏胡同”，后来因为清朝将内务部设在这里，人们改称其为“内务部街”。街道两旁，一溜儿灰墙，一色青砖平房。39号院在这条胡同里并无特殊之处，不过，若说起它的主人—梁实秋，大部分文学爱好者和美食家应该都耳熟能详。

与大部分北京文化名人故居不同的是，北京梁实秋故居是梁实秋的出生地。梁实秋出生在殷实之家，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优渥的家境，培养了梁实秋不俗的生活情趣，尤其是说到“吃”，他的《雅舍谈吃》简直是一本经典的关于“吃”的教科书。梁实秋对北京的“吃食”可谓如数家珍。至今，这本书读起来还让人垂涎三尺，恨不得立马放下书亲自去品尝一下老北京的这些美味佳肴。梁实秋在他的散文《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中，曾经深情地回忆起这座他出生、成长的院落，院门外的“高台阶”，门前两侧分列的上马石凳，院子里深邃的佛堂，内院的大鱼缸和假山石，以及盛开时节满树柔花的西府海棠和夏季之初带来满庭芬芳的丁香……所有这一切，在大作家的笔下，不仅鲜活生动，更凝聚他着对故乡深深的思念与怀想。

梁实秋笔下的老北京风情风物令人向往，然而，更多人知晓梁实秋，也许是因他与鲁迅之间曾有过轰轰烈烈的论战。梁实秋比鲁迅小22歲，一少一老，都与北京、与北京四合院，有着不解之缘。

1919年，梁实秋离开内务部街39号，旧居成为他深深的眷恋。7年后，鲁迅出走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这座宅院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鲁迅居所。

今天，步入鲁迅博物馆宽敞的大门，穿过横跨东西的藤萝架，左边有一个汉白玉石拱形圆门，圆门的横额上写着“宫门口西三条旧址”几个端庄秀丽的鎏金楷书。走进拱门，前行数步，会见到一个小小的黑色双扇院门，这就是鲁迅故居。跨入院内，是一条短短的通道，迎面是一道连接东房山墙的“影壁”。在通道和“影壁”之间，有一道朱红门楣，绿色门扇的四扇开门。进入这道绿门，一座青灰砖墙、朱红门窗的小院便一览无余。鲁迅在此处生活了两年多。这座简朴的小四合院里最出名的是“老虎尾巴”。“老虎尾巴”是起居室后面接出的一间小房子，面积不过六七平方米，鲁迅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创作，先后完成《华盖集》《彷徨》《朝花夕拾》《野草》，为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0月19日，这座用于主人及其家人日常起居的普通四合院成为供人们瞻仰、怀念鲁迅的纪念馆。关于鲁迅的记忆，从此不再只属于文字。北京名人故居开放的先河也就此肇始。同一年，作家老舍自美国回到北京，购置丰富胡同19号小院作为住宅。

小院面积不大，有正房三间，其中两间为客厅，东侧一间为夫人胡絜青的画室兼卧室。正房两侧接耳房各一间，东耳房为卫生间，西耳房为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或许因为在外漂泊得太久，老舍对这座新居呵护有加。故居北房现均按原貌布置，步入其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具陈设和布置，以及大量老舍先生在这里生活的照片，都能让人感受到这位作家对生活的一腔热情。故居讲解员告诉人们，在这里生活的17年时间里，老舍先生“坚持早起早睡，早起练拳，上午写作，下午办公或接待来访，写作间隙，他养花、养猫、玩牌，收拾屋子，把玩藏品”。

老舍一生住过很多地方，很多城市都建有老舍纪念馆，在北京老舍故居基础上布置的老舍纪念馆无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已经成为北京的文化符号。诞生在这个小院里的《龙须沟》《茶馆》等作品，全景式呈现人力车夫、穷艺人、妓女、巡警、手艺人、小公务员等底层人物在北平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对于童年老舍来说，也曾是天大的事。出身穷苦人家的作家，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书写下关于北京的文化记忆。循着这份记忆，至今仍有无数读者寻找到老舍纪念馆。

北京是一座卧虎藏龙的城市，曾经居住在旧院中的人物，曾经发生在古宅里的历史事件，至今仍深刻影响着这座城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走进那些充满故事的宅邸、院落，所感知的历史分量和文化内涵截然不同于书籍阅读时所得，也能让更多的人更为直观地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也许，这正是北京大力推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