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甘肃旅渝同学会述论

2024-04-25 05:05刘俊伟
陇东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桑梓同学会学子

刘俊伟,耿 磊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清末民初,留学风气渐开,青年学子背井离乡,怀揣梦想,赴国内外大城市求学。值抗战国难之际,青年学子赴国外求学路径受阻,国内留学人数陡然增加。热血青年以自己所学报效桑梓,为抗战贡献力量。各省赴外求学学生纷纷组织同学会,联络乡谊,集聚智慧,以实际行动为抗战和国家建设建言献策。1939年8月,“寇机纵横,烽火连天的时候”,甘肃旅渝同学会“应着时代和环境的需要”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成立,其使命是“怀着火热的心情,愿尽所有的力量,在抗战建国的原则下,去为桑梓为国家效力”[1]31。关于甘肃旅渝同学会的研究只有部分论著有所涉及(1)主要有:尚季芳《再造“西北”:民国时期旅外学人对西北形象的重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尚季芳《民国时期国人的甘肃观与旅外学生之应对》,《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王劲、杨红伟《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王苳《〈陇铎〉杂志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均未深入考察。本文将利用报刊资料对其运行机制、主要活动、会员构成等进行梳理研究,认识抗战背景之下青年群体力量的家国情怀的表达方式。

一、同学会的成立、运行机制及会员构成

清末民初,留学风气渐开,国内外各学校为联络乡谊成立同学会,到抗战时成立同学会已经蔚然成风。作为甘肃旅渝学子概莫能外,联系乡谊成为成立同学会的初衷。自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大中学校相继迁往,甘肃在重庆的学子日益增多,苦于乡谊无所联系,“遂决定征求政校中大警校等校甘籍同学拟组甘肃同学会,发起之后极得赞同,经过一月的筹备功夫,同学会便粗具规模了”。迁往的重庆各学校大都在郊区,交通不便,联络不畅。1939年8月,恰逢“中大复旦两校的甘籍同学,来到南温泉夏令营受训,趁着时机,就在南温泉政校举行成立大会”[2]4。王耀辰、庞敏修、陈筮泰等为主要发起人,被同学会推选为负责人,后来由中央大学陇西籍陈守礼、通渭籍南作宾、榆中籍窦宗仪以及国立边疆学校中学部平凉籍何昌之等担任同学会负责人。时在重庆的甘肃地方官员肃州专员曹启文与天水专员安立绥受邀参加成立大会,敦请指导。甘肃旅渝同学会会址暂设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在1939年8月底正式成立。关于成立时间,有研究认为是1939年10月[3]。这明显有错误,1940年第1期《陇铎》杂志记载同学会成立是在“去年八月底”[2]4,该刊1939年第2期上《甘肃旅渝同学会简章》时间是“二十八年八月”[4]27,与“去年八月底”的说法一致,且成立时间应该不能在次年就会记忆不准确。

同学会作为甘肃在渝学生的组织,有其组织章程规范,其组织结构与其他地方的同学会相似,“包括同学会的定名、宗旨、人员配备、会费缴纳、会议召开以及对有损同学会名誉之会员的惩戒等方面”[5]。关于组织机构,甘肃旅渝同学会“以全体会员组织会员大会,为本会之最高权力机关”,全体会员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员大会之下设干事会,由全体会员公选”干事五人、候补干事二人组成,干事会分设文书、事务、交际、学术、调查五股各股股长由干事兼任;干事会互推常务干事三人,“一处理日常一切会务。二召开各种常会及临时会议。三对外代表本会”。关于组织职权,会员大会的职权有“一改选本会干事事项。二处理干事会议不能决定之事项。三惩戒会员事项。四增减会费事项。五迁移会址事项。六其他属于本会职权以内之一切重大事项”;各股职权如“一文书股,掌管会员通讯,会务报告、会议记录,撰拟文件及典守信事项。二事务股,掌理会计庶务事项。三交际股,掌理会员之招待联络及一切对外接洽事项。四学术股,掌理研究及出版事项。五调查股,掌理本会所需各种材料之调查与统计事项。”关于开会规则,“干事会议出席干事四人为足法定人数即得开会”,“会员大会出席全体会员3/4为足法定人数即得开会”。关于同学会规范,会员必须“一、尊重本会宗旨,爱惜本会名誉,服从本会纪律;二、按期缴纳会费;三、会员彼此应互助互敬团结一致不得作恶意攻击”,如有违反规定,屡戒不改者,提请会员大会经半数通过予以处理[4]27。

根据同学会章程规定,凡是在渝甘籍同学均可加入。但现有资料会员登记只有1941年和1943年两次,因此不能证明在渝甘籍同学皆参加,每年学生学籍变化较大,如正常毕业的或者因其他原因肄业的。从两次会员登记籍贯、就读学校、所学专业的分布大致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从籍贯上来看,在渝甘籍学生遍布全省大部,1941年会员来自46个县147人,1943年来自30个县57人;1941年会员中皋兰籍的和平凉籍的较多,各16人和10人,其余县均在10人以下;1943年武都籍会员6人,而1941年会员仅1人;另外地处民族地区的夏河籍会员5人,均就读国立边疆学校中学部。就读的学校中大学者较少,这与考试要求较高有关;中等学校和中学者人数较多,当时人才紧缺,中学及以上学历者可谋取较好的职位。1941年会员里有大学34人、中等学校63人、中学者60人;1943年会员中有大学9人、中等学校28人、中学者20人。其中中央政治学校、中央警官学校和国立边疆学校的会员较多,这与学生求职考虑和经济状况有关。学生选择政校、警校等毕业后可尽快找上谋生工作,而选择国立边疆学校主要是国民政府法律规定“边疆学生应免收学费,其设有公费待遇者,应依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给与公费”[6]。当时中央大学的甘籍学生奖学金较低,甚至拖欠不发。中央大学甘籍奖学金分为每月按成绩分为“70-60-30”元三个等级,而陕西和广西籍达1000元[7]。专业分布上看,1941年会员中有学地质、经济、水利、医学等,但1943年专业法律、政治、中文、社会事业行政等居多。中等学校者大多学习师范、法政类专业,大学者多学地质、经济、水利、医学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甘肃教育落后,上大学实属不易,大多选择中等学校为将来谋生做准备。

二、同学会主要职责

(一)创办《陇铎》杂志

创办杂志是旅外学生介绍先进文化、启迪新思想、造福桑梓的“心理建设”[8]1的途径。甘籍同人认为仅成立同学会单纯联络乡谊,不免难以表达旅渝学子的“本心”,“决定要出一种刊物,作为会中的实际工作,并期促进桑梓的文化建设”,也作为同学会来日发展的基础[2]4。创办《陇铎》成为甘肃旅渝同学会的主要工作和职责。为什么取名为陇铎,相关史料并没有呈现,据之前甘肃旅外学子创办《陇风》《陇钟》《新陇》等杂志,应该受此影响而定名。铎字的意思为大铃,古代宣教法令用的,亦为古代的乐器,如《说文解字》中“军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司马执铎”,或《淮南子·泛论》中“告寡人以事者,击铎是也”。《陇铎》发刊词中“虽曰富先于教,而民智不进,仍难言乎富也”[8]1。第三卷第一期中“要成为陇上青年的木铎,陇上人的喉舌”[9]。因此,陇铎应为传播新文化、启迪甘肃人民之意。《陇铎》杂志“以输送实用之智慧,传播现代思潮,并以宣告本省状况于外界”,旅渝同学会尽微薄之力“使我义轩桑梓,峙立于现代潮流,不致不能适存也”[10]33。旅渝同学会以创办杂志为载体,感念桑梓培育之恩,表达在外学子浓浓家国情怀。《陇铎》从1939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中间经历了很大的波折,旅渝同学会的同人以抗战之精神克服困难,勉强维持刊物的运转。杂志经费仰仗同学会同人们的向外募捐,甚至在“敌机滥炸,人心惶惶的当儿,不惜一切,来往奔波,为本会募集了不少经费,使陇铎得以问世”[1]31。“陇铎是在校同学办的,他们即无报酬,又少人安慰,课余之瑕,全以服务桑梓精神,牺牲精力来办,因此一般人均表爱戴,只有那些少数不明大义的同志,难免冷嘲热讽。”[2]4《陇铎》初定为月刊,但由于经费、交通等诸多因素时常不能按期出刊,同学会同人也深感无奈。如二卷八九期“因为轰炸和同学暑期星散的关系”延迟出刊,第十期“因经费的拮据,能否延期出刊,更属没有把握,深盼爱护本刊的地方贤达,多予以界助使能继续维持”[11]。

(二)联络甘籍各界人士

同学会成立的初衷联络在渝甘籍学子的乡谊,创办《陇铎》杂志因经费问题向外募捐,多方联络甘籍各界人士获得关心同情和捐款无疑成为同学会的重要职责。同学会举办欢迎宴会联络来渝出席会议或公干的甘籍人士,宣传《陇铎》杂志,表达同学会报效桑梓之情,以期获得政府人员的宣传和支持。1939年11月,同学会在重庆市生生花园欢迎参加第四期党政训练班受训毕业的甘肃同乡,欢迎会上“同学会以最近出版之《陇铎》月刊创刊号,分送各来宾请求指正,各来宾甚为嘉许,咸允反甘后,当尽力为刊物募集基金”。出席欢迎会的甘肃政府人员有高抱诚、田澍普、马继周、李天民、边固、马呈祥、范沁、薛兴唐、王维墉、詹世安、安立绥、李毕芳[12]。欢迎会的举办宣传了《陇铎》,争取到政府人员的支持和社会名流的捐款。如1940年第一期刊登马鸿逵和谷正伦各捐款1000元,1941年政府补助包括国民党中宣部发放3-8月补助费,每月50元,省政府补助三次共1600元[13]19。联络甘籍人士写稿也是同学会的职责。《陇铎》杂志上的稿件中除同学会同人撰写外,亦请社会名流写稿增加刊物知名度,如田炯锦《对于〈陇铎〉及甘肃青年的希望》《在甘从政二年之回忆》《甘肃知识分子之进修与责任》等,马鸿逵《西北回汉问题之解剖》,青年学者谷苞《论中日人口战》等。

(三)筹集经费

同学会的经费由会员的会费、杂志订阅费和向外募捐组成。会员的会费每人每年1元,仅靠会费和杂志订阅费维持同学会运转杯水车薪,主要依靠向外募捐和政府补助生存。杂志创刊前两年主要由募捐来维持运行,从1941年开始依靠政府的补助和津贴,募捐数急剧下降。1939年年底向外募捐计1325元,年终结余357元[14];1940年1-4月捐款2570元,会费和订阅费共50.05元,结余1475.91元[15];1941年收入共3975.56元,其中政府津贴补助占多数,而捐款仅253元[13]19。募捐数下降原因在于依靠募捐维持运行和工作开展不是长久之计,加之大后方经济拮据。政府的补助也不能按时足量发放,同学会运行经常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甘肃的奖学金一直以来全国较低,导致甘肃学子难以赴外求学,更谈不上有闲余的钱参加募捐。时人抱怨“每月十数元之奖金,又不能按月发给,往往积欠数月”,生活拮据,进退维谷。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省“对于专科以上学生供给以全部之生活费”,物质生活充足,仅甘肃学生“既不能享受国家之优待,又无其他各省学生蒙当局以尽量之协助”[16]。从《陇铎》杂志上的收支对照表可发现,所有募集经费基本上用于办刊,同人均义务办刊,不见分毫入个人口袋。

三、建设新甘肃的努力

建设新甘肃成为甘肃旅外青年的共识。甘肃旅渝同学会志在抗战大背景下发挥青年的作用,利用《陇铎》传播新思想于家乡父老,同时介绍甘肃给全国大众,扭转国人对甘肃的“偏见”[17],努力建造一个“新甘肃”。正如同学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学,促进桑梓文化建设”为宗旨[4]27,发行《陇铎》杂志“倡导文化,提高民智,阐扬抗战建国理论,融洽西北民族感情。先奠定心理建设之基础,而后促进物质建设实质加速完成也”,努力实现“在三民主义领导之下,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8]1。青年人为何担起这副重担,正如青年人自己所言“因我们有了相当的知识,我们能了解现实,分析现实,同时我们有推动现实改革现实的理想与企图”[18]。同学会期以《陇铎》为载体实现其“促进桑梓文化建设”和“抗战建国之大业”宏愿。简单地说,其目标为建设一个“新甘肃”。具体该怎样建设“新甘肃”,同学会认为先“领导甘肃民众,觉悟起来,动员起来,把我们过去的光荣和弱点,详细的检讨一下。认清时代潮流,把握现在,努力本位的工作,希望走向光明正大的途径!”[19]《陇铎》阵地成为甘肃旅渝同学会实现建设“新甘肃”的主战场,挥洒青春汗水,为抗战和家乡尽力,报效桑梓养育恩。

青年兴,则国兴,这是近代以来国人的共识,建设新甘肃离不开青年这个急先锋。《陇铎》刊发多篇文章呼吁青年振作起来,担当时代赋予的任务,为抗战救国,为造福桑梓贡献力量。如《对于陇铎及甘肃青年的希望》《青年对抗战建国应负的责任》《内地人心目中的甘肃和甘肃青年应有的觉悟》《敬告甘肃青年》《甘肃未来的问题及对于甘肃青年的希望》《今后之甘肃青年》等。文章中有不少激励性的话语,如“在此历史转折的伟大时代降临之今日,吾辈不特应认识吾甘之重要,且急宜确定立场,认清地位,努力知识获得,以接收历史之赐予,使甘肃早日复兴,建国早告完成,此其吾辈青年职责也欤!”[20]“今者寇骑纵横,中原沦丧,吾人为三陇子弟,缅怀列祖列宗之盖世功业,能不愤然兴起哉?”[21]甘肃政要田炯锦撰文勉励“甘肃青年中若能有千百个社会上需要的人,则现状必可改善,前途必会光明”,“希望励志不投机,不侥幸,而仅为自己一人求出路,应下定决心为整个省整个民族谋幸福”,担当大任“重现西北之繁荣”[22]。抗战国难之际的青年被寄予厚望,担当甘肃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任,表现出甘肃青年应有的价值,为抗战建国的胜利贡献青年智慧。《陇铎》同人的文章激励青年“参加到抗战各项工作里去”,担负起“创造建国的责任”,“促进文化建设的责任”,“发扬神圣的使命,抱定必死的决心,和勇往迈进的精神,去从事抗战建国的各种直接间接的工作……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大业”[23]。

旅渝同学会的同学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撰文为甘肃建设贡献智慧,助推“新甘肃”建设。《陇铎》杂志计划刊出甘肃建设专辑,但由于约稿数量有限便办成特辑,其中就有同学会的文章。如陈守礼《甘肃的水利建设》、孙汝梓《甘肃产业经营论》、王耀辰《明日之甘肃教育》、庞敏修《繁荣甘肃的大动脉-交通》和南作宾《建设农村经济的途径》等,这些同学多为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利用专业知识进行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甘肃的水利、产业经济、教育、交通、农村经济等方面,研究的均为甘肃急需解决的问题。每个研究的问题皆基于甘肃现状,提出具体的发展方向和问题的解决办法。如陈守礼文中指出甘肃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为本省食粮问题,应速兴水利;为想移民西北以兴工业,更应该速兴水利,所以水利在西北,不但是帮助农业发展的大动力,而且是兴建工业的大基础”。提出甘肃水利发展的三个途径,即增加灌溉完成“变三百万亩旱地为水田”宏愿,开发水力,水运业的发展。可能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如经费可以靠政府补助,人才问题应该国家统筹分配予以解决[24]5-7。再如南作宾文中先分析甘肃农村经济溃败的三类原因:政治力破坏(战争、苛捐杂税、工役兵役),经济力的破坏(高利贷、种植鸦片、洋货侵入),自然力的破坏(自然灾害)。基于甘肃农村的现状,他提出甘肃农村经济建设的途径:倡导农民运动、政府借贷,推进农村合作社事业、农村仓库、农村副业[25]。这些文章不乏真知灼见,今天看来仍然很有说服力,关于农村经济溃败原因之间的关系的分析逻辑很强。但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些方法属于治标不治本,没有从这些现象发生的根本找原因,如陈守礼所言“因为我只是纸上空谈”[24]7。但可以肯定的是旅渝同学会的同人报效桑梓的家国情感和“体念桑梓父老之疾苦”[1]31实践行动。甘肃的建设离不开知识的输入,旅渝同学会的同人发挥专业所学,为甘肃的建设贡献智慧,为“新甘肃”建设增添力量。

四、结语

同学会是以地缘和学缘关系建立的旅外学子联络乡谊的组织,是旅外学子家乡情感归属的表征。一群背井离乡,求学在外的学子之间在学习、生活上互帮互助相互砥砺的精神家园。甘肃旅渝同学会成立于抗战国难之际,一群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青年学子创办杂志宣传甘肃于国人,输入新文化于陇原大地,使甘肃不至于边缘化。甘肃旅外学子言:“回顾我梓乡,长夜漫漫,暮气沉沉,用是不摆丑陋,勉为其赈;欲以输送实用之智慧,传播现代思潮,并以宣告本省状况于外界。庶乎稍尽绵薄,能补万一,使我义轩桑梓,峙立于现代潮流,不致不能适存也。”[10]33甘肃旅渝同学会不仅联系在渝甘籍人士,更重要的是把千里之外的甘肃与长江边的重庆相连。基于报效桑梓家国情怀,甘肃旅渝同学会克服困难,冒着重庆敌机轰炸的危险往来奔波,多方筹措资金,课余之时义务编辑杂志,尽量出刊奉献给关心同情甘肃发展的各界人士。《陇铎》担负着甘肃旅渝同学会建设新甘肃的重要使命,同时维系着陇原大地和长江边的旅渝学子。甘肃旅渝同学会以《陇铎》为主阵地,传播新文化,启迪新思想,实现内地与西北内陆的双向互动。旅外学子在抗战国难之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用知识和青春建设新甘肃,把抗战救国与桑梓之情合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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