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2024-04-25 05:05
陇东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互助合作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胡 杨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20世纪20年代,西方合作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被中国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在其影响下,国内政治与社会领袖将各自理解的合作主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致力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倡导以合作制模式改造农村社会,这是中共主张合作主义的滥觞。经过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合作实践,到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实施的合作运动,合作经济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资料的整理

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而广受关注,当时编辑出版了有关合作经济的文献,以总结经验并推广合作运动。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编的《边区的劳动互助》系统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农业合作经济的建立与发展。1946年出版的《晋察冀边区的劳动互助》反映了1944年该地生产合作的内容。同年,冀南书店印行了《晋绥边区关于变工互助的几个问题》。1947年,太行根据地整理了合作社发展的历史和典型材料,编成《合作运动与合作英雄》。1948年《劳动互助论集》一书出版,汇集了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劳动互助的经验介绍。1949年出版的《新民主农村的劳动互助》,汇集了抗日根据地典型的农业合作组织情况。同年,《怎样组织起来——各解放区劳动互助经验介绍》出版。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形成的考察记日记中都涉及合作经济。赵超构《延安一月》中描写的“变工队和合作社”,是关于合作经济的重要内容。金东平的《延安见闻录》,对延安的变工队、扎工队持否定态度。张文伯的《陕北纪行》,包含了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内容。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和解放区》记录了陕甘宁边区变工队合作的情景。根室·史坦因(Gunther Stein)《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描述了合作社的内容。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Forman)的著作《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报道》《中国解放区见闻》等均包含中共合作经济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关于互助合作的综合类资料广泛出版。史敬棠等主编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合作经济的资料。包括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根据地农业合作的实践资料。《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二辑收录的是1928-1949年期间中共各根据地合作社的资料,依据合作社的方针政策、章程条例、组织管理、宣传教育等进行分类。《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中的“互助合作”收录了陕甘宁边区互助合作的资料。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的《陕西省农业合作重要文献选编》《陕西省农业合作典型材料选编》《陕西省农业合作大事记》收录了陕西地区农业合作资料,其他根据地资料还有《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等。

二、海内外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的研究成果

(一)国内研究

完备的资料体系为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经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5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学术界对合作经济的研究主要为了解释社会主义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合理性,并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与集体经济建立寻找经验。萧鸿麟的《中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道路[1]。张水良探讨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作用和意义[2]。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在革命史、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内对农业互助合作的性质,以及合作运动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刘大可关注到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保持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后农村阶级关系的稳定,但又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集体劳动与分散经营的矛盾,农业生产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才是最终归属[3]。刘宏总结了晋察冀边区的劳动互助,并认为这些经验成功指导了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够为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4]。

21世纪以来,多元化视角和多学科的交叉是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特点,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的研究突破了农业互助研究的限界,拓展了研究空间,呈现出多维度的研究成果。根据其侧重点不同,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社会动员的视角,考察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与中共革命的关系。魏本权以1929年至1949年中共领导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革命动员、资源动员与经济动员的策略之一[5]。赵泉民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的互助合作视作革命动员策略,从利益的实现和信念的构建,以及二者与社会动员的互动关系方面分析了互助合作的动员机制[6]。贺文乐主要考察了晋西北区域的互助合作,从动员机制、组织模式,民众心理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动员民众参加农业互助组织的[7]。张俊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化思想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实践情况[8]。

第二,分区域考察互助合作,及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黄正林从“政府—农民”互动关系的视角,对陕甘宁边区传统农业互助组到新型农业互助合作社之间的冲突、背离和融合进行了探讨,认为“旧瓶装新酒”是二者之间的真实表现[9]。耿磊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互助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10]。马冀探讨了陕甘宁边区农业合作组织对乡村经济,农民文化方面的影响[11]。张玮考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中农业互助的情况[12]。苑书耸研究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发展情况[13]。俞小和通过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区域研究,从农村社会财富流动、农民生活水平等几个方面说明互助合作运动是对乡村社会的调整与变迁[14]。刘璐淼以晋察冀边区的合作社为考察对象,认为该区域的合作社在乡村变迁中重在推动了经济单位的变革,并且推动农村经济结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变[15]。孙启正以华北根据地的农业互助为研究中心,认为中共以“组织起来”改造农民互助合作传统产生的效率表象很难解决面临的诸多困难问题,此现象又成为中共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策略根源,最终演化为改造华北乡村社会的程式[16]。吴云峰考察了苏北盐阜抗日根据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农业互助的开展情况[17]。

第三,对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研究。李祥瑞从经济史角度考察了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情况,探讨了合作社经济与边区经济建设的关系[18]。闫庆生、黄正林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发展阶段、组织形式和历史地位[19]。李金铮对1938—1949年华北地区合作社的借贷情况进行了研究[20]。张永刚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和工商业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情况[21]。马广荣、王涛以延安南区合作社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边区党和政府的执政经验[22]。杨双利、高石钢梳理了边区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阶段、组织形式[23]。王智考察了陕甘宁边区运输合作社的发展脉络[24]。李蕉、任梦磊对中国共产党与“工合”合作的渠道、方式与动因进行了研究,并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援助与被援助”,而是经济共建中的互助过程[25]。房桂枝考察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发展情况,认为抗战时期该区域合作社已具有现代股份合作制的特征[26]。贺文乐从革命动员的角度,梳理了晋西北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情况,认为抗战时期该区域合作社的发展是革命化的过程[27]。乔子瑜对陕甘宁边区“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特点贡献进行了考察[28]。董佳以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合作社为中心,认为该区域合作社的发展是革命逻辑下的转化,也是合作社中国化的过程[29]。刘强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消费合作社的发展脉络[30]。

第四,对中国共产党合作制度与合作思想的研究。冯开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经济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说明其在组织和发展中的局限性[31]。梅德平从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互助合作组织,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合作制经济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巩固和促进革命根据地稳定与发展的同时,因受到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自发组织行为的约束,导致组织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即组织规模不经济[32]。温小雁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合作社思想脉络[33]。苏晓云研究了毛泽东关于农民合作组织的思想,认为这是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确保农业社会主义方向和走农村现代化之路的正确方针[34]。董佳研究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思想是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形态[35]。

第五,国共合作运动比较研究。台湾学者赖建诚对近代中国不同时段和区域中的合作运动做了综合阐述和比较,时间涉及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区域包括国统区,沦陷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36]。李玉敏将中共根据地与国统区的合作运动纳入国共关系研究中的经济关系范畴,认为国共双方在合作政策的阶级属性、发展路径等方面均有差异[37]。赵泉民、侯德彤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对国共双方合作运动的建立机制进行比较,认为国民政府采取“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则多属于“自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38]。与以上观点有所差异的是徐畅的研究,他认为国民政府的合作运动客观上顺应了小农经济向社会化生产经营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并为台湾合作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中共的农村合作在新中国成立前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后一味强调生产关系变革,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39]。

(二)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共合作运动的研究集中于以西方理论范式解释中国革命,因此多将互助合作运动纳入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范畴,从革命运动的视角考察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合作运动,试图寻求中国革命成功的钥匙。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史学界走出麦卡锡时代的对华态度,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取向、解释模式均发生变化,开始强调中国革命成功的内源性因素。马克·塞尔登提出了中国革命中的“延安道路”这一经典命题。在其著作中,对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互助和合作运动分别做了宏观论述,认为中国共产党合作制经济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边区农业互助组而不是合作社[40]。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瑞典学者达格芬·嘉图对不同阶层进行的互助合作问题进行考察,指出合作运动过程中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对合作经济在发展根据地经济,以及推动农村变革方面的作用给予肯定[41]。法国学者冯崇义甚至认为中共领导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构建全能民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42]。日本学者内山雅生以华北农村为考察区域,提出“共同体”的概念[43]。美国学者尼姆·韦尔斯的书中谈到了工合延安事务所的情况[44]。新西兰学者纪保宁详细论述了陕甘宁绥德分区延属分区在合作运动中的差异性,指出所谓的“延安道路”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45]。美国学者席兰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组织进行了研究,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形态定义为“游击经济”[46]。澳大利亚学者波林·基廷从道德、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陕甘宁边区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的心理与动机,主要还是认为合作社是中共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有力载体[47]。

三、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的研究趋势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抗日根据地合作制经济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无论从研究视角还是书写方式来看,对于该论题的研究都是一个从泛化趋同走向细化反思,从宏观综合研究走向微观多元考察的过程。已有研究成果对研究区域内互助合作宏观上的发展脉络、发展阶段都做了梳理和论述,也将观察的视角不断拓宽,关注到战争时期边区的合作组织负载了革命动员、经济建设、社会变革、政权建设的多重功能。但从以下几个方面看,该论题仍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

第一,从考察对象来看,农业互助合作始终是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研究的主要议题,研究者不仅对农业互助本身的发展进行了探讨,而且以农业互助运动为切口来探讨根据地社会变迁问题。但对合作社的研究则脉络梳理多,问题探讨少,也未将农业互助与合作社视为合作经济的整体来考察。事实上,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经济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主题,它涉及乡村农业、副业、商业、金融业等多个领域。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合作经济整体是如何看待的,合作社与农业互助二者的关系如何,都有值得探讨之处。

第二,从研究区域来看,合作经济研究涉及有陕甘宁、晋西北、山东、淮北根据等多个根据地,但已有成果从制度层面的探讨多于实践层面的研究,如此一来,便产生了各区域的合作制经济完全是整齐划一的“假象”,区域性研究成果呈现出诸多的相似性。但作为中共中央确定实施并着力推行的重要政策,地域的客观差异和基层实践的主观差异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无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予以贯彻执行,在互助合作实践中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如何呈现区域差异性值得继续思考和研究,应注重对合作实践过程的进一步细化研究。

第三,已有研究中虽提及了合作制经济对乡村变迁产生了哪些影响,但主要是在合作社或农业互助的意义中简要叙述,未深入分析背后之原因。传统乡村的生态环境、宗族制度、土地关系、经营方式、风俗思想等无一不影响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的实践,因此将眼光深入战时乡村,从自然村庄考察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变动,乡村经济精英权势转移与阶层流动,对于合作制经济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影响是怎样产生的,影响路径如何,影响之大小等问题亦可作更深入的探讨。

猜你喜欢
互助合作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
《陕甘宁边区实录》与中共自我形象的重构
闽北革命根据地从这里走来
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
热爱合作?快乐习作
互助合作式班级管理模式探索
幼儿互助合作能力的培养
中共根据地反缠足依据的演变(1928—1949)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拥军工作的述评
徐向前重视川陕根据地有线电通信建设的回顾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