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我是中国人”手迹里的家国情怀

崔贻彤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法学家、原民盟中央主席，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抗战时期，沈钧儒等先生勇赴国难，为争取民族团结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南京市博物馆藏有一份沈钧儒手迹，为我们了解那段峥嵘岁月、感悟先贤家国情怀提供了见证。

一、“我是中国人”手迹的缘起

南京市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沈钧儒‘我是中国人手迹”写于1942年1月，篇末落“衡山”篆书阳文钤印，全文如下：

这五个字，是戈公振先生临逝只剩一丝丝口气后，若断若续中吐出留在世间的一句话。五年前在上海，某夜读韬奋先生所为哀悼文，至此非常感动，因拟作五绝句以记之。三首就，第四首先写一句，即用戈先生语，竟不能续，再写，仍为此五字，到底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一句重一句，几于声嘶极叫。当时写毕，泪滴满纸，但不自承为诗也。行知先生见而许之，并嘱书。此三十一年一月。沈钧儒记。

手迹所提戈公振先生是我国著名新闻学家、爱国报人，曾任《时报》编辑，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等学府任教，后加入《申报》。九一八事变后，戈公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联合邹韬奋等7位报人在《生活》周刊登载《援助东北义勇军之实际办法》，呼吁各界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1932年，戈公振冒险随国际联盟组织的李顿调查团赴沈阳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在《申报》连载《东北之谜》长篇通讯，并应邹韬奋之请，在《生活》周刊发表《到东北调查后》。1934年，戈公振赴苏考察期间与邹韬奋在莫斯科会面，两人就世界大势的观察研究多次长谈。应邹韬奋之邀，戈公振1935年10月15日回国重办《生活日报》，却不幸于22日病逝，[1]弥留之际他对前来探视的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邹韬奋在《悼戈公振先生》中悲痛地写道，“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虽在极端疲乏之中，眼睛突然睁得特别的大，语言也特别的激昂，但因太疲乏了，终至力竭声嘶，沉沉地昏去”[2]。11月25日，沈钧儒夜读此文，甚为触动，随即提笔作诗，并在题记中说：“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仍为此五字，再写，仍为此五字，写竟，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诗曰：

一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

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二

苏州有胥门，炯炯悬双睛。

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三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四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绝句前两首化用勾践兵败臣吴，归国后“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伍子胥奔吴遭馋毁，被逼自杀前愤而说出“挂吾目于门，以观吴国之丧”的典故，表达踔厉奋发、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沈钧儒之女沈谱、长孙沈人骅所编《沈钧儒年谱》[3]及沈老诗集《寥寥集》均指此诗写于1935年11月25日，且题记内容与手迹相印证，但据手迹所示此诗写作时间应为1937年，考虑到1942年时沈老已67岁，“五年前”或为沈老记忆有误。

1942年1月，正在重庆呕心沥血建设育才学校、招收战争难童、培养热血青年的陶行知，看到沈老的这四首绝句，想到戈公振壮志未酬身先死，逝世前仍在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同志们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令人感慨万千，便建议沈老题写墨宝，于是有了这幅手迹。

二、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参与的抗日救亡运动

沈钧儒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经常与陶行知、邹韬奋等在一起讨论抗日救亡工作，酝酿筹组救国会等事宜，由于沈老德高望重，救国运动经验丰富，很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牵头起草并发起征集签名运动，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出“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做殊死战”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4]12月27日，沈老与邹韬奋、陶行知等9人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沈老慷慨陈词，“我国现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我国民，均应自动奋起，以负救亡图存之重任。文化界为国民之先导，更应悉力赴难”[5]。

1936年5月31日—6月1日，沈钧儒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邹韬奋等40余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陶行知等14人当选为常务委员。沈老致开会辞：“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实在有大家团结起来的必要。同时，我们一定要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各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国。”大会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以往在政治上放弃民族革命的任务，现今对外放弃民族共同的大敌，孤注一掷只图铲除异己的政策，表明救国会愿以中介人立场，全力保证各党各派忠实履行共同抗敌纲领的决心，得到中共积极回应。为更好地巩固救亡联合战线，中共派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找到流亡在港创办《生活日报》的邹韬奋和出访欧美途经香港的陶行知交换意见，并安排胡愈之负责救国会事务及起草公开信《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陶行知参与修改，初稿经邹、陶两人签名后，由邹韬奋赴沪交给沈钧儒、章乃器最后修正并签名。7月15日，4人联名以《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为题发表，详细阐述了联合救亡的立场，并对各党各派提出希望和要求，后被印成10万余册发往全国，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6]

沈老等人的救国活动日益激起国民党的忌惮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邹韬奋等7位救国会领袖在上海被非法拘捕，陶行知被通缉。数日后，赴海外参加欧洲世界新教育会议、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世界和平大会的陶行知得知“七君子事件”十分愤慨，他一面受救国会委托，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四处奔走宣讲中国救亡运动实况，参与筹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寻求外国政要名流的支持，一面联络华侨发起《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游说老师杜威联合爱因斯坦、孟禄、罗格等学者16人致电南京政府，积极营救“七君子”。[7]被關押8个多月后，7人终于被蒋介石下令“交保释放”，沈老等出狱时坚定地表态，“当不变初旨，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斗争”[8]。

1939年沈钧儒寓居重庆时，为遏制日趋严重的国民党反共“摩擦”事件，与邹韬奋、陶行知等向国民参政会提案要求组成“华北视察团”奔赴华北各战场“传达中央及本会对国内团结之意旨”，巩固团结抗日大局，却反被国民党借机用来搜集材料以归咎于共产党，沈老等人也被排除在视察团名单之外。[9]1941年，获悉“皖南事变”实情的沈老等对国民党破坏团结深感失望，对共产党的正义自卫表示同情，在国共两党之间反复磋商斡旋，竭力谋求折中转圜之法，在最终看清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后，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坚定宣布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与中共共进退。[10]

1942年1月，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等人以救国会成员名义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们继续为实践民主与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掀开崭新的一页。

三、手迹蕴含的家国情怀

1942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异常艰难的时期，也是国共力量此消彼长的转折期，时局复杂。沈老等人深知内战阴霾对全民抗战大局的危害，对国民党反动派将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行径深感痛心，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忧虑。想到从上海、武汉到重庆，无数像戈公振一样的仁人志士已经为抗日救亡、民族团结献出宝贵的生命，愈发意识到全国各界人士团结抗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是中国人”短短五个字，平凡之中体现了一代先贤深厚的家国情怀，代表着不甘做亡国奴的亿万中国人民的战斗誓言。他坚定地呼吁各方力量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激励全体中华儿女生死与共，以钢铁般的意志守护山河无恙，振奋了全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表达了至死不变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激荡着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革命力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戈公振等先生始终从民族大义出发，以筆为枪，襟怀坦荡，宠辱不惊，勇毅前行，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身陷囹圄也不改初衷，以一身正气和傲骨书写了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涂鸣华，王小杰.戈公振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97，302-305，331，344-346.

[2] [5] [6] [9] [10]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6，118，123-132，197-199，210-212.

[3] [8]沈谱，沈人骅.沈钧儒年谱[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140，187.

[4]周天度.沈钧儒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9.

[7]周毅，向明.陶行知传[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237-246.

作者单位：南京市博物馆